第2章 《风云际会》：第一才子
宰相之死
大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春，正月。
这天一大早，京城的百姓发现皇城内外清水净街、黄土垫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满了内府的官兵。
看到这一阵势，人们都远远地望着，谁也不敢靠近。
熟知官府规矩的百姓当然知道，这一定是有大事情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
未到申时，只听得几声炮响，皇城中门大开，从里面缓缓走出一支打着黄罗伞的队伍。
围观的人们这才明白，怪不得一大早就戒备森严，原来是皇上要出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惊动贵为九五之尊的皇上呢？人们交头接耳地纷纷议论着。京城的百姓虽见多识广，但也有些纳闷儿，却谁也不敢多言。
皇上已经很久没有出过皇宫了。
没有什么重大事情，皇帝是不会轻易出宫的。
虽说前些年一直在打仗，但近几年时局还算平和。自从和辽国修下百年和好的盟约以后，西夏也在十几年前被打得俯首称臣。尽管西川路不时有人造反，但那都是些小祸小乱，没几天就镇压掉了。
难道北边又打仗了？有人猜测。
这一猜测是有道理的。北宋时期，大宋和辽国、西夏一直保持着不太稳定的邦交关系。
应该不会，马上有人反驳道。
有人最近看见过朝廷颁下的旨意，说是要征调人力去并州开荒，这说明北方没有打仗。
那就奇怪了。既然北方也没打仗，皇上为什么要突然出宫呢？
好热闹的人们既想近前，又不敢靠得太近。正议论纷纷的时候，有消息灵通的人最先传来消息：是晏丞相死了。
晏丞相死了？
报信的人说，有人一大早就看见晏府门外挂起了白纱罩着的灯笼，而且，昨天晚上就听到府内传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
听到这里，看热闹的人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总比要打仗强得多。
这些年，人们打仗都打怕了。
突然之间，人们又都觉得挺难过的。真是晏丞相死了？那么好一个人，早就听说他身体不好……如果真是晏丞相死了，还真是件值得让皇上亲自出宫的事。
在宋朝，宰相去世，皇上一向有亲去吊唁的惯例。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晏丞相就和他一起读书，那些年晏丞相一直陪在皇上身边。因此，皇上一向待晏丞相不薄。就在前段时间，听说晏丞相病重，皇上先是专门派了太医住到晏府给他治病，后来，还准备亲自登门去看望呢。诚惶诚恐的晏丞相不敢惊动皇上，回了一封奏折，说是自己病已经好了，不必劳烦皇上牵挂。没想到好端端一个人这么快就死了。
真是好人不长命啊！
百姓们又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
晏相爷可真是个大好人啊，人们摇头叹息着。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和气的人，即使身为宰相，却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不管对谁，他都和和气气的，从没见他害过谁，也没见他说过谁的坏话。如今，像他这样官当得大、脾气好、文章还写得好的人真是不多了。
人们慨叹唏嘘着，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心中的惋惜。
正如京城的百姓所说，有宋一朝，晏殊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好人。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大文人、大名人。在能人辈出的北宋，晏殊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同时在文坛和政坛笑傲群雄的顶尖人物。这一说法，无论是在多年以前还是在千年以后，均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围观的人们一边叹息着，一边四下散去。
散去的人们还在三三两两地说着什么。很快，关于晏大丞相生前的件件奇闻逸事，于街头巷尾再次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传说起来。
神童家族
请你一定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存在，尤其是一些人精彩的人生传奇。而且，遇到类似事情，请你一定要相信只有更神奇，没有最神奇。
有宋一朝，生活在江南西路抚州临川的晏家，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这个家族的神奇，在于同时诞生了两个不世出的绝顶神童。
重文轻武的北宋，神人辈出，最不缺的就是神童。
作为历朝历代津津乐道的话题，神童一向是封建帝王奖拔人才的最爱，特别是重文轻武的大宋，它的第三任皇帝真宗尤好此道。
据统计，真宗时期是大宋朝进行童子举次数最多的朝代。那时候，神童的选拔办法称“童子举”，大概类似今天的大学少年班。获得神童身份的人，无须参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只需通过专门考试，便可以直接获得进士的身份。
真宗皇帝是大宋朝最强的神童星探，他不但频繁下令鼓励开办童子举，还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奖励发现神童的伯乐。因此，他在位期间不但开设的童子举多，而且挖掘出来的人才也多。
史书记载，历朝历代通过童子举名留青史的人物一共有四位：杨亿、宋绶、晏殊和李淑。除了杨亿之外，其他三个人都是宋真宗一手发掘出来的。而唯一例外的杨亿，虽然未经真宗皇帝发掘，却是由他一手提拔并培养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神童的发掘和培养上，真宗皇帝真是功不可没。
说实话，一个孩子，到底能有多少货真价实的学问呢？究其本质，神童不过是个噱头，不过是一些早慧的孩子一时间的灵光闪现罢了。凡神童者，多是靠人吹捧浪得虚名。一个人，靠儿时的聪明获得官方的认可，虽说不易，却也能够做到。而最终能因此成才的，既少之又少，又难上加难。
但晏殊兄弟却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外。
噱头未必只是金玉其外。比如以上四位，都是神童成才的杰出代表。而晏殊兄弟是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能够做到始终闪光的那类人。
话说当年。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因为真宗皇帝的热衷，当时涌现的各类神童比比皆是。临川晏家更是有着如同神助般的神奇，他们家不但同时诞生了两个名震一时的神童，而且这两名神童均得到了朝廷、皇帝和士林的认可。可以说，这弟兄两个一个比一个出色，一个比一个精彩。
说晏殊之前，我们先说说他的弟弟、听起来更加神奇的晏颍。
晏颍，一个神到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皇帝亲封为神仙的人。
晏殊这个弟弟小他三岁，不但成名早，而且名气大，十几岁就屡获皇帝的赏识。跟他天才般的文学才华相比，更为传奇、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神仙般的人生归宿。
史料记载，晏颍以奇才异类屡被召试，文章做得呱呱叫，十五岁获赐进士，却于十八岁这年离奇逝世。
关于晏颍之死，民间流传着许多神奇传说。《临川县志》记载：
（听说朝廷赐自己进士）颍闻之，走入书室中，反关不出。其家人辈连呼不应，乃破壁而入，则已蜕去。
离奇。
更为离奇的是，晏颍恰恰死在朝廷赐予他功名的时候，死得还异常平静，这不但给世人留下了不恋世间功名的美誉，同时也让人们产生了无限遐想。不知这一传说是一种巧合还是人们刻意为之。据说，晏颍离开人世时如同蝉蜕般平静，这份平静为他的死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这份神秘跟晏家祖上的传说有关。
晏家先祖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宰相晏婴。后来，先人由山东迁至临川，选择住所时，懂风水的先人特意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临终时先人留下遗言，说一定要把自己葬在他生前的床下，而且要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下葬。
不懂规矩的工作人员为他下葬时多挖了一锹土，结果挖出了两条白鳝。人们大惊失色，尽管拼命补救，最终一条白鳝还是受伤而逃。
据说，这两条白鳝就是后来的晏殊兄弟，而那条受伤而逃的白鳝便是晏颍。与传说对应的是，晏颍临死时在书案上留下一张草纸，纸写有两首诗。其中一首诗写道：
兄也错到底，犹夸将相才。
世缘何日了，了却早归来。
另一首诗写的是：
江外三千里，人间十八年。
此时谁复见，一鹤上辽天。
虽然这只是个传说，而且这两首诗也许只是后人编的，但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并验证着先人预言的神奇。
在故事中，晏颍本为仙人。举凡神仙，大都不恋人间烟火，更不会把将相之类的俗职放在眼里。很明显他就是受伤而逃的那条白鳝，因为不恋尘世才蜕化而去。
祖上的传说和现实结合在一起，够神不？
更神的是，真宗皇帝听说此事，惊为天人。既惜其才又叹其神的真宗皇帝不但亲封晏颍为神仙，还亲书“神仙晏颍”四个字赐给了临川晏家。
谁更神奇
有史以来，能被皇帝政权承认并正式封神的人有哪些呢？翻遍了相关资料，也只有关羽、韩擒虎、妈祖等寥寥几个名字。
如果你认为晏颍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足够传奇，对不起，你错了。
有一个人比他更神。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哥哥晏殊。
仅说一点，晏颍15岁获赐进士，那年哥哥晏殊早已获得进士身份，他获得这一身份时只有14岁。
比神仙还神？
没错，就是比神仙还神。更神的是，获赐进士以后，晏殊一生都在延续这种让人羡慕的神奇。
关于晏殊，后世普遍认为，即使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加在他身上，都不足以形容他神奇而伟大的一生。像什么天赋异禀、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心善人厚、富贵荣华、四海承平、桃李满天下……这些词语在晏殊面前都太普通。
更容易让人们记住的，既不是晏殊伟大的才华，也不是他有如神助般的好运，而是他的平民出身，以及他通过努力完成一段段精彩人生的传奇经历。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生于大宋淳化二年，即公元991年。晏殊自幼聪慧，5岁能诗，7岁文章冠绝江南。14岁经安抚使张知白举荐，获朝廷破格录用。入仕以后，通过不断努力，步步高升，最终身居两府、位极人臣。
与此同时，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后世尊其为“北宋倚声家初祖”。他既善于填词又工诗善文，史称其文章能“为天下所宗”。
临川晏家并非名门望族。
虽然后人更多地把临川晏家说成是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婴的后人，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晏殊出生时，他的父亲只是政府一个普通的小官吏，上追三代晏家也没有一个有史可查的大人物。一个小吏的儿子，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无论在哪个朝代都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大宋朝宰相很多，能让人普遍追忆和怀念的也有很多。跟那些有出身有背景的人相比，平民出身的晏殊的奋斗史和他所完成的人生传奇更值得人们怀念。
官当得够大，文章写得够好，是晏殊两个最显著的人生标签。因此，晏殊在北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存在，他的人生被士林学子们视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
在重文轻武的北宋，朝廷对文人的格外重视，使得步入仕途的竞争更加激烈。没有任何背景的晏殊能够脱颖而出，不但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而且能够将荣华富贵保持一生，这一点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得到这一切依靠的只是两个字：才华。即便是在北宋这样的时代，这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晏殊之死在民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其实，那一天皇帝出宫并没有真正给京城百姓带来多大影响。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新鲜两三天也就过了。新鲜过后，该种地的种地，该卖菜的卖菜，该读书的读书，该打酱油的还得去打酱油。天大的事情，只要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没什么关系，人们总是很快就把它们忘到了脑后。
那一天，人们目送皇帝的行舆缓缓地从宫内出来，缓缓地从大街上走过，缓缓地驶入晏府，最后又缓缓地起驾回宫，整个过程就结束了。仪式端庄而威严，晏府上下哭声一片，悲恸之声响彻云霄。随后，整个京城一切归于平静，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第一神童
如果说晏殊是大宋神童第二，相信没一个人敢称第一。
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千年以后的今天，是一个人们普遍认可的事实。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盛行的宋代，靠读书博取功名是所有士林学子的人生目标。寒窗之苦人所共知，能否金榜题名也非定数。因此，成为神童在当时成了一种趋之若鹜的捷径。只要你能成为一名神童，一旦得到重要的人物推荐，不需要寒窗苦读你就可以直接入朝为官。因此成为一名神童是当时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梦想。
机会难得，竞争必惨。
当时，北宋第三任皇帝真宗爱惜人才，尤其喜欢神童。
纵览史册，神童年年有，就是宋朝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大有原因的。
公元960年，始祖皇帝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马上得天下。尝到这一大甜头之后，太祖皇帝生怕后世子孙被人走自己走过的老路，便在立国之初定下了重文抑武的方略。因此有宋一朝，每位皇帝都老老实实地恪守祖训，无所不用其极地限制着武将的权力，即使是枢密使这一掌管兵权的最高军事长官，也一直由文臣来担任。
这一方略导致文官在朝中的地位高得后无来者。同时，重文轻武成为社会各阶层一种普遍的风气。不管你是官宦子弟还是寒门学子，只要书读得好，走到哪里都能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此同时，朝廷对文人的重视还体现在社会的多个层面，那时候文人不但地位很高，而且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入朝为官。其入仕以后，既可从政又可掌兵，因此宋朝的文人都活得很舒服。
再说说宋朝的科举制度。
在宋朝，科举是朝廷选拔人才最重要的途径。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科举，其实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基本等同于宋代的常科。
在宋朝，常科只是科举的形式之一，是朝廷最常设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
普通人参加常科，需要过解试、省试和殿试三关。三关通过，就可以入朝为官，开始青云直上的人生。
当然，说到这里会有一个悖论，即书读得好坏跟一个人的功成名就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因果关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学霸未必等于考霸，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例外存在。在这些例外中，屡试不第但人生成就很大的人也比比皆是。比如在科举肇兴的唐朝，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句诗，它的作者是一生都没中举的大才子罗隐。在本朝也出了一个大牛人，他就是以万种艳词名闻天下却屡试不中的柳永柳景庄，但他们只是微乎其微的个例。
那时候，常科终归是选拔人才的主流。柳永屡试不第，他初心不改，不但轴而且有志气。他始终没有更新过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且是愈挫愈勇屡败屡战。因名气太大，担心自己为名所累，便改了个名字从头参加考试，最后终于也考中了进士。
柳永的奋斗史是另外一个励志故事，在此我们不重点讲述。之所以在这里说起柳永，不过是想告诉你当时的科举成名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而且有多艰难。
除了常科，北宋录用人才还有很多种，比如制科。制科不同于常选，是一种皇帝下诏才会举办的考试。因此，考试的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最初，应试人的资格没有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而且还允许自荐。后来，参加制科的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需要官员推荐，而且还要先经过地方官的审查。
举荐，即有人推荐。一旦这种举荐能获得批准，一个人就可以略过解试和省试，直接参加最后的殿试。因此，举荐的对象需要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才华和本领，不但推荐人需要有一定的身份，而且要对自己的举荐对象负责。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朝廷真是对文人大开方便之门，我们不得不对“糟粕”的封建王朝另眼相看。
神童要想获得朝廷的认可，必须参加童子举。
童子举是制科的一种。得到录用的少年才俊朝廷会赐给功名和身份，它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特召，等于是绿色直通车。
当时，靠读书成功博取功名的寒门学子比比皆是，谁都想少年成名，谁都想成为神童，谁都想走绿色通道，在这些人中间，晏殊无疑是最出类拔萃而且始终运气最好的那一个。
神奇的人生往往都是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的。
晏殊人生的第一个神奇，就是他不但获得了神童的称号，而且没参加考试就直接拿到了皇帝面试的门票。
当时的神童如雨后春笋，俯拾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得到皇帝的关注。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神奇，晏殊需要隆重地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张知白。
公元1004年，这年江南大旱，晏殊13岁。张知白被朝廷任命为安抚使，去江南赈灾。张知白科举出身，当年也是个寒门学子，对文化人一向有好感。到达目的地以后，张知白住在了洪州官衙。
洪州有个通判，叫李虚己，跟晏家关系非同一般。李虚己不离左右地伺候安抚使大人，顺便也让安抚使大人听到了晏殊的才名。
辛苦地忙于本职工作之余，耳边不断出现晏殊的名字，他决定见见这名天才少年。
张大人并不知道，这些都是李虚己和晏家的亲友团一手操作的，为的就是引起他的注意。后来，李虚己李通判还成了晏殊的首任岳父。
张知白差人将晏殊召到了李虚己府上，考了他几个问题。
张知白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不但神奇，而且不是一般的神奇。无论诗赋还是文章，都绝非一般少年人可比。
张大人惊掉了下巴：晏殊才思之敏，见地之高，皆为世所罕见。
一向爱才的张知白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于是，他不但不遗余力地走程序向朝廷推荐晏殊，而且当面向真宗皇帝详细报告了这一发现。
身为朝廷大员能如此推荐一个少年，让一向听说神童就激动的真宗皇帝两眼放光。于是，兴奋之下他破格下令，让晏殊直接参加那年的殿试。
过程全免。
直接通关。
可别小看这个“直接参加殿试”，即便你是神童，也得一级级闯关才能获得殿试的资格。这些程序在晏殊身上全部省了。
自真宗皇帝做出这一决定开始，这名14岁的神童正式迈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对于皇帝来说，当时做这个决定也许只是想一看究竟，或者只是觉得好玩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这一决定日后会对一个人、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史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在晏殊参加殿试之前，让我们隆重地了解一下他的恩人张知白。
张知白，字用晦，沧州清池人，仁宗朝宰相。
史料记载，幼年时期，张知白随父亲生活，他的父亲在河北西路的邢州担任小吏，一向素有廉名。不幸的是，短命的父亲在张知白9岁时就死了，而且是死在任上。
因无钱安葬，一家人只好将父亲的灵柩暂时安放在一家寺庙。后辽国进犯，大兵过处风卷残云，张知白和母亲只好回到故乡生活。
经若干年的寒窗苦读，张知白金榜题名。中进士后，张知白想起父亲的灵柩还没有下葬，便返回邢州寻访。经历了多年的兵荒马乱，邢州大地早已是荒野千里，那座存放父亲灵柩的寺庙也已经颓垮废弃。凭着模糊的记忆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张知白搜寻到了尚存的寺庙大殿基石。沿着这一线索，他果然找到一座棺椁。打开一看，虽棺椁里面已经不能辨认，但衣物却正是父亲下葬时的葬服。
即使经历了多年的战乱，能凭记忆找到父亲灵柩并安排下葬，张知白这一事迹让人叹服不已。
进士及第后，靠着清正廉明的品格和出众的治理才能，张知白的官职一路高升，并在仁宗年间做到了宰相。
能为父亲下葬让张知白名扬天下，但他最为人赞叹的，却是凭一己之力发现、举荐、提拔并成就了晏殊。
成就一段佳话，识人之明固然重要，但举荐人和被荐人须同时给力才能相互成全。举荐人才这类事情，看走眼的比比皆是。神童之神，往往只是一时的小聪明却不堪大用，比较有名的例子是几十年后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已成为人们识才辨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成见。
破格获得皇帝直接面试的晏殊会掉链子吗？
神来之笔
答案是：不会。
晏殊之所以能成为晏殊，是因为他是晏殊，不是方仲永。
事实证明，晏殊不但是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神童，而且真才实学只是他的特长之一。除了真才实学之外，他还是一个天生就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的人。更精确一点儿说，晏殊属于那种典型的很早就既有智商又有情商而且从来都不会掉链子的人。
皇帝的面试很重要。
举凡能直接推荐到朝廷的优等人才，相信哪个都不是白给的。宋朝的人才如同地摊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如何在其中做到脱颖而出，绝非易事。
这一年，真宗皇帝赵恒兴趣大发，下旨让入选的神童直接参加由他主持的召试。尽管这样，经最终选拔，也仅有两名神童获得直接参加召试的资格，他们分别是抚州人晏殊和大名府的姜盖。
满朝文武心里都很清楚，选神童不过是陪皇帝玩玩儿而已。神童，只是个噱头，因此对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认真，说实话兴师动众地去考一个孩子，只是装装样子，体现一下对人才的兴趣罢了。皇帝喜欢猎奇，这是他的个人爱好，大家也就是站站台，陪着走走过场，没什么大不了的。
谁也没想到，这次召试皇帝是认真的。
当然，晏殊也是认真的。他需要抓住这一可遇不可求的千载良机，一举成名。
晏殊很清楚，跟对手相比，自己没有什么优势。一是这一年他已经14岁了，而对手姜盖只有12岁。既然打的都是神童牌，谁小谁就更有优势，自己首先输人一筹；二是自己是南方人，对手却是北方人。朝廷一向对南方人有成见，不得重用南方人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
晏殊参加殿试的过程我们无法全方位地还原，让我们看看当时的史书是怎么记载的：
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特召试，殊试诗赋各一首，盖试诗六篇。殊属词敏赡，帝深叹赏。
由此可见，对这次召试真宗皇帝不但相当重视，而且进行了特意安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看看两位神童的考题就可见一斑。姜盖的任务是写六首诗，而晏殊却要写一首诗和一篇文章。考题不同看似是个小问题，其实这里面的学问很大。从广义上讲，写文章要比作诗难度更大。这次考试，形式和题目当时是由谁定的我们不得而知，但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根据考生的不同量身定做的。
皇帝能考晏殊一篇文章，体现的是他对晏殊的重视。文章写得好与不好，不但需要文字技巧，而且得有观点。
说白了，皇帝不但想考考晏殊的文才，还想看看他的见地。
答题过程很顺利。
评卷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给了晏殊好评，连皇帝本人都叹服不止。就在这时，一个拦路虎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寇凖。说实话，虽然名气大但寇凖这个人比较怪，有名的狡黠固执。当时寇凖正担任宰相，地位如日中天，他不但对南方人有成见，而且歧视很深。在这之前，他不断在工作中旗帜鲜明地给人贴地域标签，更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不遗余力地黑南方人。
寇凖是老资格的保守派，不但位置高、功劳大、资格老，除了这一身份，他还是太祖皇帝的连襟。
换句话说，他是最名正言顺坚持太祖皇帝观点，反对重用晏殊的人。
关于这桩公案，史书也记载得很是具体：
宰相寇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帝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如前代张九龄辈，何尝以僻陋而弃置邪！”乃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
既然是陪着皇帝玩儿，即便是假戏真做，也总得挑出一名神童来吧。寇凖的意思是选姜盖，因为晏殊是江南人。结果，真宗皇帝没有同意。
置宰相的反对于不顾，由此可见，真宗皇帝从一开始对晏殊就是真爱。
真宗不顾寇凖的反对，坚持赐赏了晏殊“进士出身”。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考的另一名“神童中的神童”姜盖只得了个“同学究出身”，两个人的身份差了不止一个段位。
就这样，召试在有惊无险中过了。
晏殊涉险过关，另一名神童姜盖史书没有再提，因此我们对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亦无从知晓，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从那以后姜盖再也没有过什么出色的人生表现。
你觉得晏殊同学就这样轻松过关了吗？
那你又错了。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也许是觉得一次考试无法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也许是怕自己看走眼，也许是太喜欢晏殊了，过了没两天，皇帝又组织人员，针对晏殊专门安排了一次考试。
既然是专门组织的考试，而且只考一个人，这次考试可以参考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面。
皇帝专门交代，这次考试不但形式要改，而且科目也要改。如此兴师动众地再专门组织一场考试去考一个孩子，大臣们都有点儿蒙。
可惜当时谁也没坐下来，认真地想想皇帝的用意。
晏殊第二次考试的内容是诗、赋、论各一篇，这是针对成年组的考试标准。
而晏殊果然真就不是白给的，面对以皇帝为首的众多考官，他一如既往气定神闲地答题。答到最后，他却出人意料地来了一个神来之笔。
据说，当做到论述题的时候，晏殊看了看题目，将笔一放，起身下跪不紧不慢地告诉皇上说：皇上，这道题我不能答。
真宗一愣：什么情况？
晏殊不紧不慢地说：尊敬的皇上，为了应试我曾不断地刷题。区区不才，您出的这道题我刚刷过，请皇上换道题吧。
皇上傻了。他没想到晏殊会来这一手。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有效：我不想投机取巧。
至于那道题晏殊到底有没有刷过，不管是当时还是时至今日，都已无从考证了，其实真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举动彻底让皇帝刮目相看了。
好感刹那间爆棚。
真宗皇帝因讶生喜，下令给晏殊改了一个题目。
交卷以后，不管形式、内容还是观点，晏殊的文章均得到了群臣极高的赞赏。甚至连贵为九五之尊的真宗皇帝，都一连叫了好几个好才肯停下。
有如神助
通关完成。
下面该考虑的是任命问题了。
真宗皇帝最初给晏殊任命了一个什么官职呢？
既然这么喜欢，虽然不敢说高官显要，至少应该任命他一个比较说得过去的职位吧？
如果那么想，你就大错特错了。
宋真宗给晏殊任命的第一个官职寒酸得说不出口：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
什么概念？先不着急说晏殊这一职务，让我们先说说宋朝的官制。
宋朝官员的正式任命，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一是官阶，二为差遣。官阶是官员的级别或待遇，差遣才是他担任的实际职务。
晏殊的官阶为“秘书省正字”，“秘书省”即国家图书馆，“正字”的工作是校雠典籍，刊正文章，说白了就是负责国家图书馆典籍文章的校雠和刊正工作，官职为从九品。
这一官职有两大特点：一是清水衙门，天天与书为伴；二是品阶低而且俸禄低得可怜。从这一点儿来看，看不出什么赏识和优待呀？
如果这么想，你又大错特错了。各位请牢牢记住晏殊入仕时这个职务，下面的故事很快会派上用场。
再说说晏殊的差遣：“秘阁读书。”
从字面意思理解，秘阁读书就是在皇家藏书阁读书，用今天的话说，晏殊步入仕途第一个角色就是在皇家图书馆公费上大学。
秘阁，指宫廷藏书阁，即皇家藏书馆和宫廷阅览室。端拱元年（988），晏殊出生前的第三年，以倡导“开卷有益”而著称的宋太宗在崇文院置秘阁，收藏三馆书籍真本及宫廷古画墨迹等，并设置了“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职。
这里是皇帝的私人图书馆，能在这里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待遇，你懂的。
看来，真宗皇帝真是太喜欢这个神童了。之所以没任命他显要的官职，一是因为晏殊年龄太小，皇帝很清楚，让这个14岁少年去复杂的官场打拼为时尚早。说白了，皇帝既是拿他当后备人才培养的，更是拿他当自己孩子看的。
也许，这也正是当初他大张旗鼓复试晏殊的真正原因。
能在皇家藏书阁读书，是多少文人士子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刚刚14岁的晏殊，轻轻松松就得到了这一机会。人和人不能比，不服不行。只是，任命晏殊的时候，不食人间烟火的真宗皇帝忽略了一点：神童也要穿衣吃饭，晏殊能领到的工资太低了。这是后话，同时也会引出一个精彩的故事，暂且不提。
这还不算完，任命下达以后，真宗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命直史馆陈彭年视其所学及检察其所与游者。”
什么意思？
派人监督。
仔细分析一下，真宗皇帝追加的这个命令共交代了两件事：一是“视其所学”，即看看他都读什么书；二是“检察其所与游者”，即看他平时都结交什么人，真是赤裸裸的监督并约束哇！
真宗皇帝处心积虑地让陈彭年做这件事干吗？
其实，皇帝的意图很明白：变相派老师。
归根结底皇帝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好好培养，防止跑偏。成名容易的人，往往眼高手低不堪大用，这是聪明人的通病。
这个陈彭年是什么人？皇帝为什么会派他给晏殊当老师呢？
在宋朝，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称作三馆，其官员皆称馆职。这样的官衙虽是清水衙门，但凡进入秘阁或馆阁者都是有学问的人，坐的虽是冷板凳，却“为文臣清要之选”。因为皇帝时常来秘阁读书，这些馆阁官员可以经常见到皇帝，需要为皇帝挑选推荐书籍，皇帝在读书时有什么疑问，还要悉心解答。
在某种意义上说，馆阁官员也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如此一来，君臣之间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在交流中甚至可以捕捉到一些最高层的秘密，更有被天子赏识的可能。而一旦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一步登天的机会就降临了。当时有很多官员都是通过这一平台，后来得以成为宰执大臣的。
再来说说陈彭年。说到陈彭年，这个人可不简单。
在大宋朝，论起学问来陈彭年绝对称得上一位公认的大咖，他最大的成就是编写了规范汉字读音的《广韵》。虽然居官至贵，但陈彭年一直居住在很简陋的地方。据说，他做官所得的俸禄和赏赐全用在了买书上。
后来，陈彭年一路升迁，官职也升到了副宰相。虽然因为奉迎皇帝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他被后人归入了“北宋五鬼”序列。
学问好人品好，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这个陈彭年是晏殊的抚州老乡。同乡之谊，无须多说。
以严谨认真著称的陈彭年对这个小老乡十分赏识，他一面负责地为晏殊做学问领路，一面向皇帝如实地禀告着晏殊的一言一行。
史书记载，真宗听了陈彭年的禀报后，“每称许之”。
一个天子的称赞，从来不会是白白的称赞。进入秘阁读书的第二年，15岁的晏殊便获得了一次召试的机会。这次召试已经不同于原来他参加的童子举，这是晏殊作为官员身份参加的第一次正式召试。
召试，制举的一种，是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特殊方式，即由皇帝亲自将一些特殊人才、重要人才或信得过的人才召来身边进行面试。哪怕是折桂夺魁的状元郎，若要进入内阁也要经过召试一关。说白了，召试即皇帝亲自组织的、有目的的面试，其大概类似于今天的邀请招标。
这次晏殊召试的岗位是“内阁中书”。
宋朝内阁置中书若干人，职事繁杂，如典章法令的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还有宫廷膳食、祭祀礼仪等，皆由中书们各司其职，实际上，这一职务就是皇帝的侍从。
请放心，晏大才子的考试一向没有悬念。
经皇帝亲自面试，晏殊顺利通过。通过以后，晏殊先是担任了太常寺奉礼郎，不久又升光禄寺丞，一个小小的少年，竟在两年之内两获升迁。
有如神助的人生
顺风顺水的人生千篇一律，糟糕倒霉的命运各有不同。
正式步入仕途的晏殊，已经开始在正确的人生路上快速前行。很快，他的机会又来了。
公元1009年，即晏殊18岁这年，晏殊又被破格召试了一次。
这次召试的岗位，对晏殊的一生来说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岗位：学士院。晏殊应聘的具体岗位是“集贤校理”，即在集贤院校理经籍。
走上坡路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的。召试顺利通过，晏殊在集贤校理的岗位上干了两年。两年以后，晏殊又升任著作佐郎。
唐宋在中书省设著作局，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
晏殊进步之快已为世所罕见。从六品上，著作佐郎的级别在官场已经不能算低了。一名神童，在登科入仕之后，仅仅用了五六年时间，年方弱冠就冠冕堂皇地穿上了六品朝服，在一帮头发胡子花白的朝廷大员中走来走去，看来，晏殊还真能对得起当初张知白的举荐。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晏殊在官场初级阶段的牛刀小试。他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因为很快就会有更重要的岗位等着他。
讲到此处，人们不禁纳闷儿，为什么幸运总会落在晏殊头上呢？
弄明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每天都在做什么吧。说起来可能会让你感觉不可思议：晏殊每天只有两件事，除了上朝，就是读书。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那几年天下太平，国家富庶，大宋几乎达到了垂拱而治的境界。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文武百官每日退朝之后都呼朋引伴，宴饮游乐，享受人生的盛筵。
听起来又有些不可思议：文武百官都疯了吗？竟敢公然出入游乐场所大吃二喝？
不是你想的样子。
文武百官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皇帝有命令：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流连燕饮是皇帝特许百官的社会活动。
而晏殊却没有随波逐流。每天按部就班地下朝之后，他便回到家里，或苦读诗书，或与兄弟们讨论学问，凡是有关吃喝玩乐的事情，一概不去参加。
这份定力，不是随便哪个人能有的。
做事光有努力是不够的，做官也一样，必须得到能决定你命运的人的赏识，你才能进步。晏殊人生的幸运，很大一部分要归结于他总能得到这种赏识。而他总能得到这种赏识也是有原因的，一是他自身的出色，二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始终被一个人关注着。
晏殊数年如一日地埋头苦读，在京城的灯红酒绿中坚持着自己的良好操守。很快，他又有机会站到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块跳板上：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即太子身边的陪伴。太子的陪伴……这可真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位置，其炙手可热我们无须多说。史料记载，当时觊觎这一职位的大有人在，跟晏殊相比，背景大的、学问大的、功劳大的人比比皆是。
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有什么资格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果然，当提拔晏殊为太子舍人的想法刚传出来，就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
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就在这时那个重要的人站了出来。他神色淡定地说：“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惟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
说这个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宋真宗赵恒。
理由很充分，再说皇帝一席话，谁敢不听？
结果，太子舍人被晏殊轻松拿下。
虽是这样，力排众议的真宗本人心中却还有疑问：这不合常理呀！晏殊这小子每天除了读书别的啥都不干，难道就没有一点燕游之情吗？他是不是装样子给我看的？
皇帝决定亲口问问。史载，面对皇帝这一问题，晏殊在拜谢皇恩时给出了一个拍案叫绝的回答：
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
各位，当你面对疑问不好解释时，请你一定记起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面对外界质疑，最高明的办法不是直接回答，而是转移焦点，用一个看似相关却不是原因的说法将问题的方向转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不言而辩，又能让对方无话可说。
晏殊给皇帝这个答复简直是一个神来之笔的回答，它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精绝到既无懈可击又面面俱到的答案。
晏殊以一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实话实说，既诚实地正视了自己的内心，又坦诚地正视了人性和欲望。唯有如此回答，才能既打心眼里叩动天子的心弦，又让那些嬉游燕赏的同僚显得情有可原。
我不是不喜欢吃喝玩乐，我也不是不随波逐流，而是我没钱去玩儿。
确实，从入职起晏殊的俸禄一直不高，这也成了他不肯随波逐流最高明，同时也是最无懈可击的理由。
说话做事都不影响别人，是晏殊精明之中的高明，智商之上的情商。
服了。
认真分析起来，真宗皇帝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如果进行解释，解释来解释去，怕是不但解释不清，还会影响到满朝同僚。
标榜自己清高吗？说群臣低级趣味吗？好像流连燕饮本来就是皇帝的命令。
如果这么一说，群臣怎么看？皇帝怎么看？
晏殊的回答真是绝到家了。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混到这个位置，这个少年果然不是白给的。
能给出这样一个精绝的答案，说明他已经练出来了。此时的晏殊不但智商满满，而且已经情商四溢，无论是对天子微妙心态的把握，还是对同僚的兼顾，他都已经修炼得游刃有余、炉火纯青。
这样的人，想不进步都难。
厚积薄发
迁任太子舍人以后，晏殊进入了厚积薄发的沉淀期。年近而立的他，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进步得让人眼红。
这个沉淀期不是太短，也不是太长，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晏大才子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陪太子读书，二是时刻准备应对皇帝的召见。他恪尽职守地认真完成着自己该做的工作，而这一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成功地避开了真宗晚年大臣们争权夺势的旋涡。
不声不响地，30岁之前，晏殊成功地晋升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
翰林学士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即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庶子则为太子侍从官之一种，“以左右庶子分隶之”，官职正五品。
庶子是比照朝廷左丞右相设置的机构，类似影子内阁，以便使太子提前明了并掌握他日后统治的朝廷是一个怎样的政治框架。
真宗皇帝把晏殊放在这个位置，明眼人不会看不出他的良苦用心，皇帝这是在给自己的接班人培养宰相。直到这时，当初面试晏殊的那些朝廷大员才明白，这个局早在十几年前皇帝就已经布下了。
在太子身边工作的时间里，年迈多病的真宗皇帝经常召见晏殊。每次将要召见之前，皇帝都会差人在巴掌大小的纸片上写下他要问及的种种政事，晏殊则用蝇头小楷一五一十地写上自己的意见。答奏完毕之后，晏殊会连同底稿一起将它们密封好，呈交给皇帝。这些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晏殊的谨慎缜密也让真宗皇帝更加信任。晏殊的奏答，很多都被真宗采纳，成为国家的政策。
如此一问一答之间，这个14岁就应召入试的神童终于快历练出来了。
宰相的位置指日可待。
然而，命运和生活却总是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美好。
还没来得及对晏殊启动更大的重用，“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宋真宗赵恒驾崩了。
这对晏殊来说绝对算得上一个重大的打击。
公元1022年，大宋乾兴元年，真宗皇帝赵恒久病不治，于延庆殿驾崩。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真宗皇帝算得上一位和蔼的好皇帝。
尽管在当政的晚年，因重用王钦若、丁谓、冯拯为宰相，生出了伪造天书、五鬼用事这样的方向性错误，同时出现了神道设教、大兴土木的劳民伤财之举，但在他当政的前期，也曾重用李沆、吕蒙正、寇凖、王旦等名相。他一手造就了咸平之治的繁荣，同时也经历过澶渊之盟的屈辱和惊险。虽然其一生作为不大，过失不少，但总体来看，他当政的时代还算清和。
皇帝驾崩，哀荣至极。
而对于晏殊来说，真宗皇帝之死等于直接给了正在上升期的他当头一棒。这件事对晏殊的影响和打击简直太大了。晏殊能平步青云地一路升迁，相信不知有多少人眼红。按照真宗皇帝的部署，即使在有生之年不能把晏殊扶上相位，至少也得进入中书吧。
然而，这一切都没来得及实现，他就死了。
晏殊很难过。
晏殊真的很难过。
他这种难过绝对是真心的。由真宗皇帝的死，他开始回忆往事的点点滴滴。自己当年能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走到今天，所依靠的，说实话只是皇帝一个人的赏识，越想起这些，晏殊越觉得难过得无以复加。
自己能做点儿什么呢？晏殊很茫然。
此时的晏殊，一没有身份，二没有位置。尽管自己是太子身边的人，尽管太子马上就要继承皇位，但没身份没位置就没有话语权。
晏殊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做点儿什么。
他只好茫然失措地等。
就在晏殊没来得及从悲伤中走出来，同时也没来得及想明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时，伴着新皇帝的上任，他的人生便在改元的洪流中被裹挟着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没有了老皇帝的支持，晏殊能在纷繁复杂的朝堂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传位之争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大宋朝前四任皇帝的皇位继承情况。
太祖皇帝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从一名武将突然成了皇帝。也许因为皇位来得太突然，赵匡胤对整个王朝继承人的规划严重不足，以至于自他以后，接连几代皇帝都在皇位传承上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一问题首先出现在赵匡胤自己身上。
按照传统，皇位继承最名正言顺的做法是传位于子。赵匡胤有四个儿子，长子赵德秀和三子赵德林夭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赵匡胤驾崩之前，他的次子赵德昭和四子赵德芳都满面红光，身强体壮。也就是说，赵匡胤当时有两个儿子，而且都有资格继承他的皇位。可惜的是，他这两个儿子不但没能得到皇位，而且没几年全死了。
继承赵匡胤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至于赵光义得位正与不正，烛影斧声和其他纷杂的传说已经太多，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也无法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既是这样，我们只能从史书中了解他接棒哥哥皇位的过程。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宋太宗自己的史官记录的。
史书记载：“冬，十月，帝不豫。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是夕，帝召晋王入对，夜分乃退。”
癸丑，帝崩于万岁殿。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荥泽程德元坐于府门，叩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雪中步至宫。继恩止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之前那些铺垫无须多说，更无须深追太祖的死因，信息量太大，仅从一个“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和“后见王，愕然”便能看出，至少晋王前来即位不是本来的计划和安排。
而晋王即位后是怎么安排嫂子和侄子的呢？
嫂子的境遇不用多说，大家可想而知，而太祖皇帝那两个有资格当皇帝的儿子，没过几年竟然全都死了。看到这里，我们只能呵呵，呵呵。
风水轮流转，当轮到太宗皇帝为自己选接班人的时候，也同样遇到了一些问题。
人在做，天在看，一报还一报是不争的轮回。
本来，最有希望接替太宗皇位的是他的大儿子赵元佐，但年纪轻轻的赵元佐却莫名其妙地疯了，动不动就拿刀子捅人。心智不健康而且不是正常人，太宗当然不能把皇位传给他，于是，他只好将皇位传给二儿子赵元僖。
赵元僖被立为太子以后，宋太宗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对这个二儿子，太宗皇帝怎么看怎么顺眼。吊诡的是，还没活到二十七岁赵元僖竟突然死了，而且死因不明。
没有选择的选择，太宗只得将皇位传给他一直不太看得上眼的、文弱的三儿子，即我们的真宗皇帝赵恒。赵恒当时的名字叫作赵元侃，他最初的本名叫赵德昌，也许为了辟邪，太宗一连为他改过好几次名字。被立为太子以后，生怕再出二儿子那样的意外，太宗又下令给儿子改名为赵恒。
到了真宗这一代，皇位的传承更加被动。虽然后宫一连为他生了六个儿子，但一二三四五却个个夭折，最后只剩下了老六一根独苗。从结果的唯一性来看，这根独苗算得上是一位福大命大的真命天子。可笑的是，这根独苗只知道自己的亲爹是谁，却不知道自己的亲娘是谁，这是另一个故事。
这个老六就是此时将要即位的皇帝、仁宗皇帝赵祯。赵祯初名赵受益，当上太子以后按惯例改名为赵祯，将要荣登大位的他当时只有13岁。
让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执掌一个庞大的王朝，注定会让人不安。
与群臣的不安相比，更让他们担忧的是当时的政局。
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权力的交替，自己能在大洗牌中得到一个什么位置，几乎是每一个朝堂大员当时最关心的事情。
当时主政的宰相有两个人：一个是丁谓，另一个是冯拯。冯拯无能，对什么事情都装聋作哑。丁谓擅权，凡军国大事别人根本插不上话，且早已经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新皇帝上任以后朝政怎么运转？丁谓会不会继续专权？如果丁谓继续专权，接下来该怎么办？各位大臣怎么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国之将兴，必有贤良；国之将败，必有妖孽，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道理。此时的大宋朝，在这皇位传承的重大历史时刻，每个人都无时无刻地不在关注着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争取着属于自己的机会。
实际上，丁谓专权这一局面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形成。
晚年的真宗皇帝体弱多病，唯一的继承人年幼，眼看着皇帝天天在生死边缘等着咽气儿，以丁谓为首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勾结宦官，大肆地排除异己、构陷大臣，就连寇凖这样有名的强人都被他们赶出了朝堂，其他人那当然更不是对手。因此，在真宗执政的晚期，大宋朝堂上下就已经邪正不分、群魔乱舞了。
五鬼用事
真宗晚年的政坛可谓精彩纷呈、好戏连台。
晏殊静静地陪伴在太子身边的那几年，正是北宋政坛臭名昭著的五鬼交通的黄金时期。
北宋五鬼，一个遗臭万年的称呼，尽管这一称呼是后人送给他们的称号，但这仍不足以描述这五个人祸国殃民的事情。下面就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五个名留史册的牛人。
无一例外，这五个人都是北宋官场能力超强的顶级神人，他们全部身居高位，声名显赫。
北宋五鬼第一鬼：王钦若。
王钦若，字定国，江西新余人。王钦若于淳化三年（992）31岁进士及第。入职以后，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寺丞、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刑部侍郎等职。
王钦若深得宋真宗信任，在成为五鬼之首之前，他最出色的表演就是在辽萧太后攻宋的时候，积极怂恿宋真宗逃跑。
当时，辽军刚刚打到澶州，距离京城还有几百里，中间还隔着黄河。王钦若却力主宋真宗迁都升州，也就是今江苏南京。当时战争的形势是辽军虽战无不克，但宋朝在黄河以北有著名的杨家将、折家将，这些人都是抗辽主力，战局结果还不明朗，而且辽军也是孤军深入。而身为参政的王钦若竟然闻声就让皇帝迁都，由此即可见其做人做事的风格。
要知道，迁都在历代都是一件大事，不到危亡时刻或者特殊时刻，根本不会提迁都的事情。王钦若力主迁都，让宋真宗做个逃跑皇帝。如不是宰相寇凖力排众议不让真宗迁都，真宗就成为宋朝的第一个逃跑皇帝了。
除了动员皇帝逃跑误国，王钦若另一项伟大的功绩是曲迎帝意，一手制造了真宗晚年的天书事件，并劳民伤财地建造存放天书的宫殿。这一事件在大宋朝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时间。要知道，皇帝住的宫殿才不过是皇宫，而天书存放的宫殿建设标准要比皇帝住的地方还好。王钦若一手导演的这场政治活动最终把北宋的国库掏空了。
曲迎帝意得到重用后，王钦若大肆排除异己，他谗言挑唆真宗罢了寇凖的宰相，并陷害了多名朝廷重臣。祸乱朝纲，误国害民，任用奸佞，罪魁祸首的王钦若当仁不让地被称为北宋第一鬼。
北宋五鬼第二鬼：丁谓。
丁谓，字谓之，江苏苏州人。丁谓小王钦若4岁，和王钦若是同榜进士，入职后历任户部判官、工部员外郎、盐铁副使等职，后出任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枢密直学士，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工刑兵三部尚书。
丁谓在祸国殃民的成就上仅次于王钦若。五鬼中如果说王钦若是总导演，丁谓则是一名称职而且非常出色的执行导演加后期总导演。丁谓本是博学多才之人，他精通天象占卜、琴棋书画和诗词音律。
一个这样的人，如果好好地干些事情，相信丁谓必会名垂千古。但当官以后，为了争权，丁谓挖空心思，什么事情都肯做而且没有底线，坑害了不少的良臣贤士。比如一代名相寇凖，虽然跟王钦若你死我活地斗，却是被丁谓陷害，最终一贬再贬客死他乡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用词，之于寇凖，王钦若是排挤，丁谓是陷害。虽然都是伤害，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中意思大家自己体会。
丁谓也是天书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他鼓动真宗大兴土木，强征劳力，坑害了无数百姓。同时，脑洞大开的丁谓是工程界不可多得的天才，修建玉清宫时，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体现。
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丁谓负责修建玉清昭应宫。工程规模宏大，规制宏丽，建筑分为2610区，共计有3600余楹。工程除了建设资金以外还有三个难题：一是盖皇宫要很多泥土，京城中空地很少，取土要到郊外去挖，运途很远，需要花很多的劳力。二是修建宫殿需要大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都需要从外地运来。当时主要的运输方式是漕运，京城唯一的漂流汴河在郊外，而且离工地很远，从码头运到工地需要找很多人搬运。三是工程上原有很多碎砖破瓦等垃圾，如果清运出城，同样很费事。经过周密思考，丁谓制订出一套科学的施工方案：首先，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以解决新土问题。其次，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地上的垃圾填入沟内，使沟重新变为平地。
一举三得，不仅节约了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工程原先估计用15年时间建成，而丁谓征集动用数万工匠，严令日夜不得停歇，结果只用了7年时间便建成。
一个如此绝顶聪明的人，他却没将自己的聪明用到正道上。好人的聪明，会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坏人越聪明其危害就越大。史书一向不以聪明论英雄，丁谓光荣地被称之第二鬼，也算是名正言顺。
五鬼第三鬼：林特。
林特字士奇，福建宁德人。林特本是南唐的降臣，经宰相吕蒙正推荐得以受到重用。真宗时期任三司使，主要管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三司使任上，林特加重百姓赋税，敛财有方，仅新茶法一项每年就给朝廷带来茶税数百万两白银。林特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出色地为真宗晚年劳民伤财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林特是丁谓的忠实爪牙，担任监修玉清昭应宫的副使，负责征收百姓钱财，然后交给丁谓去建造玉清昭应宫。
史料记载，玉清宫的修建实际耗时8年，共有两千多区，包含长生崇寿殿及3610间房屋，花费白银近亿两，放到今天折合人民币约200亿元，约为北宋两年岁入。其耗资之巨大，奢华之程度，远超秦始皇的阿房宫。
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这句话是后人对修建玉清昭应宫的总结。秦始皇修阿房宫引起民间起义，而玉清昭应宫对百姓的迫害是阿房宫的数倍。由此可见当时这一活动害民之深，为此活动积极敛财的林特被称为第三鬼。
客观地说，在三司使的职位上林特不得不这么做。但身担此任，必须要有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称他为第三鬼，不冤。
第四鬼陈彭年，字永年，江西南城人。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没错，他就是晏殊入道时的恩师和领路人。
陈彭年本是南后主李煜儿子的伴读，南唐灭亡后，陈彭年科举中进士，得以进入官场。陈彭年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这个人有点儿刻薄，颇有些恃才傲物，而且比较喜欢讽刺人。因为毛病多，所以一直不怎么受人待见，而且因为自己的臭毛病曾先后遭贬好几次。
太宗继位以后，看陈彭年为官清廉，在被贬期间还外出打工赚钱养家，便重新起用了他。后来于真宗时期，陈彭年官至工部尚书、参知政事。
工部是负责土木工程的部门，因为帮助建造玉清昭应宫，曲迎帝意，所以陈彭年也被后世认为是奸邪之辈，称第四鬼。虽然他做过的坏事不多，但是名声很坏。
一个人在一生中有些错误是绝不能犯的。陈彭年做了一辈子明白事，只做了这一件糊涂事，结果还是被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第五鬼刘承珪，字大方，江苏淮安人。刘承珪是一个宦官，这个人非常有作为，曾经平定暴乱、详定权衡法，还主持编写过史书。他对北宋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有一定的贡献，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官员。
但还是那句话，坏人的能力越强危害越大，刘承珪也是天书事件和玉清昭应宫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因为是宦官，他是其他四鬼和皇帝沟通的绿色通道，试着想一下，如果没有他，其他四鬼做起事来绝不可能这么得心应手、为所欲为。
奉迎真宗封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既然有此大过，称他为第五鬼也不冤枉。
结合五个人的经历和当时的政治背景，他们都是一心迎合皇帝封禅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制造迷信事件，大兴土木，搜刮民脂民膏，举国家之力用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同时又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深为老百姓痛恨，因此他们被后人“光荣”地称为北宋五鬼。
真宗皇帝的晚年，正是这五个人倒行逆施大展身手的鼎盛时期。在真宗皇帝驾崩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宋的朝政已为丁谓把持，这一局面也是丁谓努力奋斗的结果，丁谓是打败了众多竞争对手才赢得这一局面的。
在丁谓担任宰相以前，上溯至名相王旦退休之后，在这一时期担任宰相的共有向敏中、王钦若、寇凖和李迪四个人。
能当上宰相，人人都不是白给的。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丁谓熬死了向敏中，赶走了王钦若和寇凖，并将死对头李迪贬出了京城。对手都已经被丁谓干掉，遍视朝堂上下丁谓已经没有对手。
一个多么可怕的局面。
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晏殊能杀出一条血路吗？
让我们再次把关注的目光转回到公元1022年。
祸起萧墙
此时，天书事件和泰山封禅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
从公元1020年2月起，真宗皇帝就因为有病开始不上朝了。皇帝不能上朝，自然不能对称地听到来自各方的声音，因此出现了一些偏听偏信的情况。
真宗皇帝病入膏肓，一代贤相王旦已经去世好几年，他在朝中的影响已日渐式微。老臣寇凖因丁谓陷害，被赶出朝堂，去雷州当司户参军去了。宰相王钦若被贬，另一名宰相冯拯没什么学问，更是一点担当也没有，只是一味地奉承丁谓。在这一背景下，丁谓成了当政的头号人物，他牢牢地把朝政把持在自己手里。以他为首的一伙人诡秘交通，行踪诡谲，搞得举国上下怨声载道。
打遍朝堂没有对手的丁谓好不得意。
真宗皇帝驾崩时，有实力跟丁谓犯罪集团做斗争的大臣几乎一个都没有。
其实，不是没有人敢和丁谓斗争，只不过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赶出朝堂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众臣和丁谓的斗争始于公元1018年。
最先旗帜鲜明地和丁谓斗争的是寇凖。除了寇凖，敢于和丁谓硬磕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咸平五年的状元、山东人王曾，另一位是景德二年的状元、河北人李迪。两位状元郎都是青年才俊，不但识才高远，操守品行也是世间一流。入仕以后，这两个人颇受真宗重用。
最先受到重用的是李迪。
李迪虽然比王曾出道晚，但他比王曾大了10岁。中状元时，比李迪更年轻的王曾只有25岁。因为年龄，李迪却比王曾早一步获得提拔。李迪进入中书是天禧二年，48岁，当时李迪担任的具体职务是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可惜，李迪当时担任的只是集贤相，即排位最低的宰相，位置在丁谓以下，话语权有限。因看不惯丁谓的所作所为，两个人经常针锋相对地互斗。直到有一次，上朝的时候两个人竟当着皇帝的面吵了起来。结果两个人各打五十大板，李迪和丁谓同时被贬出京城。
李迪被贬是真的被贬，他被贬到了郓州担任行政长官，而贬到河南府的丁谓没过几天就大摇大摆地官复原职了。
李迪被贬时，状元王曾刚刚受到重用，开始担任参知政事。因资历太浅，王曾还不具备跟丁谓斗争的实力。
只有寇凖是唯一能与丁谓抗衡的人。
虽然寇凖毛病不少，比如喜欢自以为是，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比如狡黠狭隘，但他总归是一个忠臣。
五鬼用事的时代，老寇凖已经年近六十。他艰难地在夹缝中挣扎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王钦若赶出了朝堂。就在他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的时候，寇凖却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导致自己满盘皆输，甚至把命都搭进去了。
那是公元1020年，当时寇凖还担任着宰相。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打官司，状告刘太后的娘家人抢夺田产：“时帝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帝以皇后故欲舍其罪，准必请行法。”
皇后刘娥的娘家人抢夺别人的盐井，被受害方告了。
对方能量挺大，一直告到了中央。
一开始，因为被告是皇后的娘家人，真宗皇帝不想追究，宰相寇凖却不答应，史载：“准必请行法。”
如果事先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相信寇凖当初绝对不会说这句话。一心主持公道的寇凖严重低估了刘皇后的能量。
刘皇后不是个简单人。她原本是蜀人龚美的妻子，龚美是个银匠，小两口靠银匠的手艺漂居于京城。不知怎的，小银匠的妻子竟跟当时还是太子的真宗皇帝好上了。小银匠的妻子将太子迷得五迷三道，小银匠只好将妻子拱手让出。后来，两个人历尽千难万阻，甚至偷鸡摸狗地隐忍了十五年，最终才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这个女人的心术和手段。后来凭着自己的努力，刘娥竟一步步当上了皇后。敢于挑战一个这样的女人，其后果可想而知。
寇凖不答应，皇后能答应吗？
皇后当然也不答应。
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寇凖跟皇后开始了一场意义非凡的死磕。
以此事为导火索，阴谋、阳谋，栽赃陷害、放虎归山、阳奉阴违、暗度陈仓等所有的手段都被无所不用其极地用上了。真宗晚年这场宰相和皇后这场斗争绝对是一场最高级别的智慧、计谋与手段的斗争。当朝的大臣几乎全部牵连在内，他们精彩的表演在大宋朝的朝堂上下盘旋飞舞，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说到这场斗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当时担任枢密使的曹利用。
曹利用，字用之，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人，北宋大臣、将领，官至宰相。
曹利用劳苦功高，在澶渊之盟时立过大功，曾长年跟着寇凖做副手。曹利用是武将出身，寇凖一直看不上，因此也不怎么待见他。二人共事的时候，只要发生争议，寇凖便斜着眼睛看他，动不动就以权压人。不但如此，寇凖还经常毫无顾忌地告诉别人说：“曹利用一介武夫，根本就不识大体。”
骂人不揭短。武将出身的曹利用本来就自卑，寇凖的蔑视更让他受伤。时间一长，曹利用开始对寇凖怀恨在心。
丁谓对寇凖的恨更不必说。聪明且不安分让他总想取而代之是内因，外因是寇凖也一直看不上他，特别是因为溜须事件被寇凖当众嘲讽以后，丁谓更是对老寇恨得牙痒痒，丁谓无时无刻不想搞掉这个老顽固。
有共同的理想就有共同的目标，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一拍即合。虽同仇敌忾，但两个人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因为皇后娘家人被告一事，丁谓和曹利用发现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寇凖坚持法办皇后娘家人，让丁谓和曹利用同时看到了希望。因为皇帝的一贯支持，刘皇后绝对是真宗一朝任何人都不敢惹的人。不知死活的老寇凖敢跟皇后死磕，他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正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翰林学士钱惟演。
钱惟演不是凡人。
钱惟演是降宋的吴越王钱俶的儿子，出身高贵，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职位，当时他正担任大宋朝的枢密副使，同时还是翰林学士，皇帝的文学侍从。最主要的是，钱惟演的妹妹嫁给了刘太后的弟弟，刘太后是一直拿他当娘家人看的。
除此之外，钱惟演还有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唯一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能进入宰相班子。这些年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而且不择手段。最近，他一直在极力交结丁谓，想让丁谓替自己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好话。
既担任皇帝文学侍从，又是皇后娘家人的钱惟演绝对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
结果，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把寇凖除掉。
虑事不密
你最喜欢的，一定是那个你困了能给你送枕头的人。
刘皇后也一样。
几个送上门来的超级帮手，她怎能不拍双手欢迎呢？
尽管结成了同盟，但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不要急，寇老西儿做事一向粗线条，相信不会没有机会。
当以丁谓为首的几个人密谋怎么利用皇后干掉他的时候，寇凖也没闲着。
寇凖敏感地觉察到，当时的朝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天书事件和修造宫观愈演愈烈，虽然陈彭年和刘承珪已死，王钦若又远贬他乡，朝中只剩下丁谓和林特。但丁谓的权势越来越大，眼见皇帝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老成谋国的寇凖做起了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
有个宦官叫周怀政，是真宗身边的内侍。真宗病重以后，周怀政一直不离四周地在身边伺候。周怀政是个有正义感、很有远见同时也很有担当的人，他也很替皇帝和国运操心。
某日，也许终于感觉到自己来日不多了，真宗竟突然跟周怀政说起了想让太子监国的想法。
身为宦官，周怀政做事一向比较有分寸，不然他做不到这个位置。对于王位继承的事，周怀政不敢多言，但听到这一消息，他在第一时间出宫，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寇凖。
周怀政的本意一定是想让寇凖做好提前准备，太子即位是必然的，如果寇凖能多占一些主动，自己日后的功劳可想而知。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周大宦官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寇凖自然喜出望外。既然皇帝有此打算，机会来了。寇凖迫不及待地上了一封密奏，密奏的内容是恳请皇帝许太子监国。一向不讲武德的寇凖在奏疏中没忘了捅对手一刀：丁谓是奸邪小人，将来绝不能让他辅佐太子，皇帝一定要另择贤良。
接到这一密请，真宗皇帝没有表态。周怀政和寇凖都觉得，既然皇上没反对，就可以理解为默许。于是，寇凖一厢情愿地开始秘密操办太子监国的手续。
这件事情是秘密进行的。皇后不知道，宰相团不知道，以丁谓为首的小集团当然更不知道。一旦密立成功，诏书一下，木已成舟，扳倒丁谓一伙指日可待。
寇凖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太子监国的诏书。杨亿为翰林学士，负责内制。之所以安排杨亿起草这份关键的诏书，寇凖的本意是想让杨亿替代丁谓。
事情过于重大，接到密令以后，杨亿不敢怠慢。生怕事情泄露，直到半夜时分他才敢起床起草诏书。为谨慎起见，起草诏书时杨亿关上房门，让左右家人全部退下，那份诏书是他自己一个人点上灯烛悄悄完成的。
事情做到这一步，看似做得滴水不漏。密诏写好之后，只等皇帝一批，便大功告成，谁也无法改变了。
眼看太子监国的计划指日可待，大功告成在即，寇凖却掉链子了。
古人说过一句话，叫作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一个这么重大的机密，竟被寇凖喝醉酒给说出去了。
这一事件第一时间传到了丁谓耳朵里。
记录这一事件史书用了四个字：“被酒漏言。”
命里一尺，难求一丈。寇凖纵是千算万算，总归不如天算。
因为寇凖的不严谨，他和周怀政密立太子的计划被丁谓摸得一清二楚。丁谓一听大惊失色，忙召来曹利用和钱惟演商量对策，并在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向刘皇后做了汇报。
刘皇后一听也倒吸了一口凉气：怪不得这段时间寇凖老老实实，原来是在背地里搞事情。这还了得！
在古代，类似行为是死罪。
刘太后、丁谓、曹利用和钱惟演在惊恐之余，立即做出了决断。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置寇凖于死地的好机会。
至于几个人是如何进行内外勾结，又怎么向濒死的真宗皇帝汇报的，外人不得而知。
此时的真宗皇帝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不管谁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枕边风往往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刘皇后添油加醋地在他面前说起了寇凖往日的种种不是，同时又总结出寇凖密谋太子监国把持朝政的险恶用心。结合寇凖一向对自己的顶撞，以及自己当下的身体状况，真宗皇帝又翻出了多年之前澶渊之盟的旧账。看来这个寇凖果然一向不把自己的生死当回事。
真宗皇帝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这些年来，澶渊之盟的阴影始终在他心头笼罩着。仔细想想，这个寇凖确实是太不像话了，立太子监国，置自己于何地呢？
真宗皇帝甚至因此联想到了伊尹、霍光、王莽等几个史上有名的操纵废立的大臣。
真宗越想越气，寇凖完了。
自古以来，虑事不密导致翻车的教训比比皆是，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说话做事不严密付出代价。很快，在他政治对手的操作下，寇凖立太子监国计划破产。
接下来的一连串打击，让老迈之年的寇凖已经无力招架了。
至于怎么处理寇凖，好在太祖皇帝定下了不杀文臣的祖训。虽不杀文臣，但已经病入膏肓的皇帝早就忘了自己跟寇凖的约定。皇帝先是批准了丁谓的请求，寇凖罢相。至于下一步怎么处理他，皇帝一时还没有主意，总之先免职再说。
事情过于重大，必须马上处理。而起草处理这一事件文件的过程也颇有曲折。
这天天黑时分，半是清醒半是糊涂的真宗皇帝竟将晏殊召进宫内起草文件。皇帝告诉了晏殊罢免寇凖的原因，问晏殊处理文件怎么写合适。
一听这事晏殊头都大了。他不敢蹚这个浑水，当然他也确实没有蹚这个浑水的实力。急中生智的晏殊小心翼翼地对皇帝说：皇上，臣主外制，负责外官任命，罢免宰相不是我职分。
皇帝想想也对，挥手让晏殊退下，遂命人召来他的超级顾问、翰林学士钱惟演。
作为当事人的钱惟演自然心知肚明，见到皇帝以后，钱惟演便开始历数寇凖多年以来以功臣自居，种种专横跋扈和目中无人的不是，请求皇帝深责其罪。
真宗皇帝此时或许还有一丝垂怜，他没有表态，而是问钱惟演：相位免了，给他安排个什么职位合适呢？
钱惟演举出不久前处置王钦若的例子说：太子太保吧。
真宗皇帝想起了寇凖往日的种种功劳，觉得不能用对待王钦若的做法来对待寇凖，就说，太傅吧。
想了一会儿又说道：在待遇上，一定要优厚一些。
钱惟演说：您看给他个什么封号呢？说着，钱惟演从袖子里拿出君上赐臣子的册子让真宗皇帝看。
真宗皇帝看了半天，在小国中挑了一个“莱”字，寇凖封莱国公的称号就这样定了下来。
封号定下来以后，钱惟演又不失时机地建议说：皇上，这样一来，内阁中书就剩下李迪一个人了，怕是应该再任命一个吧？
皇帝叹了口气，却肯定地说：先这么办吧。
罢免宰相事关重大，又属于被误召，晏殊当晚没敢回家。万一事情泄露，这个责任他可担不起，于是当晚晏殊就住在了学士院里。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寇凖罢相以后，真宗皇帝想让当时唯一的宰相、集贤相李迪当首相。李迪坚决推辞，皇帝没有答应。听说这事儿，有点儿急于上位的皇太子来了个神助攻：皇上您用我的宾客当宰相，真是千恩万谢。
当时，李迪的另一个身份是太子宾客。也就是说，李迪是太子的人。
听到这话，真宗皇帝心里好不是滋味儿，他强作欢颜怪腔怪调地对李迪说：看看，你自己说说这事儿你能推辞得了吗？
一言兴废
虽然罢了寇凖的宰相，但这件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
因妄议朝政，寇凖被免去了宰相职务，降为太子太傅，并加了个莱国公的称号。这一结果不能让丁谓满意，身居后宫的刘皇后也不能满意。
他们都觉得对寇凖处理得太轻了。
很快，机会又来了。
罢相以后，给寇凖报信的周怀政天天坐卧不安，既吃不下也睡不着。虽然事情没追究到他头上，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知道。
越是这样越是不安。
人就怕走进死胡同，一旦钻进死胡同，就只能顺着一个方向走，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在这种反复煎熬中，周怀政铤而走险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杀丁谓，起用寇凖，奉真宗皇帝为太上皇，同时请太子即位，顺便也废掉刘皇后。
政变！赤裸裸的政变。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大宦官周怀政心中竟豁然开朗了。那段时间，周大宦官每天想的都是事成之后的拥立之功，说不定还能弄个名垂青史……真是越想前途越光明。
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想做事就得找帮手，事关重大，周怀政先找的是自己人。他第一个将这一想法告诉了他的弟弟周怀信，兄弟共谋以后，他们又秘密召集了几个信得过的同事，其中有杨崇勋、杨怀吉、杨怀玉等几个人，几个不知死活的人开始商议具体的实施细则。
和周怀政共谋的这四个人的身份我们不用一一解释，平头百姓是兴不起什么风浪的。很快五个人商定好，约定当月二十五日动手。
主谋周怀政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前脚商量好的事，后脚就被人给卖了。
在约定动手的前一天——请注意是前一天——杨崇勋、杨怀吉将这一计划告诉了丁谓。
丁谓一听，慌得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乘上一辆女人乘坐的马车跑到枢密府，找曹利用去了。
丁谓为什么先找曹利用呢？
因为曹利用是枢密使，有兵权。
第二天就是二十五日了。
第二天，文武百官按部就班地上朝。朝堂上，枢密使曹利用当众将周怀政搞政变的事报给了皇帝。真宗皇帝一听怒不可遏：这还了得！
还没来得及动手的周怀政见东窗事发，忙招呼约好的兵丁行动。哪知道他的同党早就被曹利用的人一网打尽了。
真宗脸色铁青，气得说不上话来。
谋逆必杀，刻不容缓。
当众砍了周怀政一干人等，丁谓提出，这件事一定要问责太子。丁谓这么不依不饶，搞得真宗皇帝本人也没有主意了。一是此时他还不清楚太子有没有参与这件事，二是毕竟父子情深，该怎么办呢？
宰相李迪不紧不慢地站了出来：“皇上请您好好想想，您有几个儿子？！”
史载：帝大悟，由是东宫得不摇。
太子没有处理，气昏了头的真宗却余怒未消，他眼前又浮现出寇凖那张堆满核桃纹的老脸和倔强狡黠的表情。盛怒之下，刚刚被罢为太子太傅的寇凖又被赶出京城，降为太常卿、知相州。不但寇凖被贬，连他的女婿枢密直学士王曙也被远贬汝州。
粉碎这次政变以后，真宗皇帝随即对他的内阁班子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据说当时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
砍了周怀政以后，生气归生气，真宗皇帝还算个明白人，他准备好好反思反思这件事。
于是，官场老油条、翰林学士钱惟演应召而至。
真宗皇帝不知道钱惟演早就是丁谓一党，推心置腹地跟钱惟演讲起了自己内心的郁闷。钱惟演认准了“不能让落水狗上岸”的理儿，告诉真宗说：我听说寇凖还不老实。罢相以后，他不断地结交拉拢大臣，一心想让您重新起用他。另外，我还听说他找了一些懂天文的、会占卜的，是不是图谋不轨我不知道，但现在满朝文武，甚至是你身边都有他的人。我怕这些人团结起来混淆视听，早就想着皇上是不是该放他一个外职呢。
听说这话，真宗皇帝虽有些不信，但还是问道：你说这话有什么依据吗？
钱惟演说：听说寇凖本来已经写好了请示想去河中府，可是一见您没任命李迪为首相，又加上有人答应一定会再起用他，他的表章明明写好了，却一直不肯上交。
身体虚弱的真宗皇帝气儿又上来了，愤愤地说：那就遂他的愿，让他去河中府！
钱惟演虽喜出望外，却不动声色：请皇上早日任命李迪吧。
听到这里，真宗皇帝很久没有说话。在他心目中，李迪并不是大宰相最合适的人选，但遍视朝野，竟没有一个真正中意的人。
想了半天，真宗皇帝还是左右为难，便问钱惟演：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
钱惟演说：如果确实没有合适人选，不如先多选几个参政。
皇帝叹了口气：参政也不好选啊。转而又问：现在比李迪位置高的都有谁？
钱惟演说：比李迪位置高的有三个人，曹利用、丁谓和任中正。
皇帝听了，又是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钱惟演大概看出了皇上对这三个人也不怎么称意，便建议说：冯拯属于老臣，跟寇凖不大一样。
皇帝听了还是没有表态，想了一会儿说：你看张知白怎么样？
钱惟演没想到皇上想用张知白，忙说：张知白当个参政还可以，当宰相怕是不合适。
真宗皇帝点点头，算是默许了钱惟演的看法。钱惟演又说：如今满朝上下都是寇凖的人，他女婿王曙现在还是太子宾客，没有一个人不怕！我这么说皇上您别怪，虽然知道说这话可能惹祸上身，但出于忠心，我不敢不说。
钱惟演的话意味深长，皇帝想了老半天才说：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钱惟演见好就收，忙磕了个头退下了。
相关人员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李迪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书冯拯为枢密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二人同时执掌中书。
谁也没想到冯拯会被任命为宰相，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史料记载，本来真宗皇帝是想任命冯拯为参政兼吏部尚书的，在起草任命诏书时出了点儿小意外，让冯拯误打误撞地当上了宰相。
据说，任命冯拯的时候，负责书写诏书的杨亿——这个人以前不止一次顶撞过真宗皇帝——说：皇上，这不是该我干的事儿。
按规定，任命参知政事的诏书由负责外制的知制诰起草。当时杨亿身为翰林学士，又称内制，只有任命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诏书才由他起草。
皇帝强压怒火说：那你该干什么呢？
杨亿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任命枢密使或平章事的诏书才由我写。
皇帝一听又火了：那就任命他为枢密使！
有点儿荒唐了。对宰相的任命变成了跟秘书置气。
杨亿，老子任命他为枢密使，这下你能写了吧？
少见。
且不说真宗皇帝为什么跟杨亿赌气，他一怒之下将冯拯任命为枢密使，不想此时枢密使竟同时有了三个人：曹利用、丁谓和冯拯。诏书下发以后，曹利用和丁谓纷纷递交辞呈。这才发现自己荒唐的真宗皇帝心烦意乱，他召来晏殊，想问问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哪知道，一向被他寄予厚望的晏殊竟也现学现卖地学起了杨亿：皇上，这不是该跟我商量的事儿。
破鼓万人捶。
又是一记闷棍。
由此可见晚年的真宗皇帝糊涂无能到了什么地步。见是这样，他不得不再次召钱惟演入宫商议。
好在钱惟演顺情说好话，他顺着皇帝的意思，又讲了一套高论。钱惟演首先肯定了真宗皇帝的做法：冯拯原来就任过参政，让他当枢密使是合适的。但中书只有一个人，太少了，皇上可以从曹利用和丁谓两个人中挑一个进入中书。
皇帝问：你认为谁合适呢？
钱惟演说：丁谓文臣出身，我觉得比较合适。曹利用赤胆忠心，有功于国家，也不是不可以。
真宗皇帝听了，觉得钱惟演说的不是没道理，于是按钱惟演的建议照章全办：以枢密使、吏部尚书丁谓平章事，枢密使、检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
就这样，真宗皇帝在有生之年对他的内阁班子进行了最后一次调整。艰难地斗倒了寇凖之后，丁谓才一步步走上了他权力的顶峰。
归根结底，钱惟演并不是个太坏的人，更不是那种坏到骨子里的人。真正坏到骨子里的人天生包藏祸心，比如王钦若，比如丁谓。王孙的出身和饱读诗书让钱惟演更擅长见风使舵。但一个这样的人往往是没有主见的，跟着好人做事他是一个好人，跟着坏人做事他就变成了坏人。随波逐流且左右逢源，也许这本来就是他的人生哲学。总之，钱惟演充其量是一个没操守、没品格的多面派，虽长袖善舞却始终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后来丁谓失势，钱惟演果然又千方百计地排挤丁谓以求获免。
钱惟演还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特殊的身份，也许唯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谁强扶谁只是他的自保之道。钱惟演没有担当，一个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托付的。真宗皇帝去世后，钱惟演果然没得到重用，因此他也没能实现自己进入中书的梦想。
刘太后摄政不久，钱惟演像一块抹布一样，被用完就扔掉了。
昏着儿迭出
不甘心的寇凖却还在寻找反击的机会。
很快，感觉皇帝待他不公的寇凖又祭出了一记昏着儿。他一方面向皇帝奏报丁谓和曹利用种种鬼鬼祟祟的举动，另一方面对李迪的见死不救恼到了极点。
寇凖官虽降了，但资格在那里摆着，因此他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老寇一向不是吃素的，他向皇帝上奏说：“臣若有罪，当与李迪同坐，不应独被斥。”
拉人垫背，寇凖这一做法很不光彩，这也是他日后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许，此时的寇凖真有些良心失迷了。
真宗皇帝将寇凖和李迪一起召至殿前。
寇凖本就没理讲三分，而且是恶人先告状，结果三说两说，李迪竟跟寇凖当着皇帝的面吵了起来。两个人的骂战精彩绝伦，既相互攻击，又攻击别人，王钦若、丁谓，甚至连死了好多年的陈彭年也被扯了进来。
李迪是状元出身的正人君子，遇到这样的事情只能自认倒霉。不吵说明你理亏，吵你就中了圈套。结果两个人一吵，把本来就已经病得半死的宋真宗又气了个七窍生烟。
国威何在？皇威何在？真宗皇帝一气之下把两个人都赶出了殿外。知道寇凖难缠，他单独召李迪觐见，生气地说：“寇凖远贬，你和丁谓、曹利用也都贬出去！”
李迪心里窝囊，便莫名其妙地怼了一句：“谓及利用须学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
而真宗帝沉吟良久，神色竟渐渐平和下来。
最终，真宗皇帝又改了主意，结果是除了寇凖其他人都没贬。
朝堂上下打成了一锅粥，堂堂的中枢大臣针锋相对，公然地你争我斗，不但毫无人臣之礼，而且不顾及斯文体面，这对始终把体面放在第一位的大宋王朝不啻于一记响亮的耳光。
大家斗了半天，等尘埃落定之后，最终发现只有自己输了，不知道此时此刻那个曾在澶渊城指挥千军万马的寇凖作何感想。
寇凖老了，真的老了。他真的不该得罪那个不该得罪的人。
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
将寇凖赶出京城以后，丁谓、李迪、曹利用、冯拯四个人共同执掌朝政。丁谓和曹利用不用多说，两个人是多年的盟友，冯拯则需要好好讲一讲。
冯拯，字道济，孟州河阳人。这个人平生没什么大的建树，也没什么大的过错，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贪财而且没什么学问。不但他没什么学问，他一家人都没什么学问。因此，他家中的生活极度奢靡。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其在读书做学问上没什么建树。
老子尚且如此，儿孙自然就不用多说。多年以后，冯拯被人冠了一个“毛驴宰相”的称号。
据传，冯拯去世当天，恰好京城一农家有头毛驴降生。这头毛驴卧下以后，肚皮上隐约竟有“冯拯”二字，而且越长越明显。人们纷纷传说这头毛驴是冯拯投胎转世，引得百姓竞相围观，一时传为笑谈。
冯家的子孙听说，引为大耻，但还是不相信此事，决定去一看究竟。后到了农家一看，果然如此。冯家后代只好将那头毛驴买下来。哪知道农家就是不肯卖，冯家的后人只好出了高出市场价一百多倍的价格将毛驴买下。
尽管这样，冯拯转世为毛驴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至于高价买下的那头毛驴是杀掉吃了还是当祖宗一样供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后世有人评价，说这是有人故意欺冯家后人不读书、没文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不去追究，只是冯拯死后被如此编派，也多是与他不学无术、政声不良有关。
一个这样的冯拯，加上狼狈为奸的丁谓和曹利用，李迪在两府的势单力孤可想而知。
接下来的1021年比较平和，丁谓却又做了一件缺德带冒烟儿的事儿。
这年11月，丁谓的好盟友、带头大哥、已经被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的王钦若因身体多病，数次上表请求回京就医。接到他的奏表，丁谓不但没有上报，还派人给王钦若捎了个信儿说：“皇上多次跟我提到你，应该是很想见你一面。你上报一下赶紧来吧，皇上肯定不会怪罪的。”
王钦若喜出望外，来不及多想便让儿子给河南府写了一封信，偷偷返京了。
在宋朝，没有朝廷的文书，被贬官员私自回京属于大罪。不知大祸临头的王钦若却还喜滋滋地蒙在鼓里。很快，王钦若因擅自回京被人告发，问起责来丁谓却不认账了。丁谓一面弹劾王钦若，说他擅离职守无人臣之礼，一面命令御史中丞薛映对此事进行严查。
王钦若心里那个苦哇，知道自己被好兄弟阴了，他只好老老实实地认罪。
最终，王钦若被降职处分，断送了重返朝堂的一切可能，他的儿子王从益也受到了处分。
既坑对手又坑队友，是丁谓一贯的拿手好戏。
你争我斗
时间终于到了1022年。
这一年史称乾兴元年，这个年号仅仅用了一年，就因为真宗皇帝的死给改了。
1022年是改元的一年，病了这么多年，真宗皇帝本想借着改元的春风沾沾喜气，可是，这一年号并没有给病入膏肓的真宗皇帝带来一点点好运。
这年二月，为展示大宋王朝的皇恩浩荡，三位两府大臣丁谓、冯拯、曹利用都被封了国公。丁谓封晋国公，冯拯封魏国公，曹利用封韩国公。
真宗皇帝想用这种方式让他的大臣们鞠躬尽瘁，自己也捎带着多活上个一年半载。可惜没过多长时间，心怀美好愿望的他就驾崩了。
最高权力的交接，也绝对是一次强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大洗牌。
当时，大宋朝唯一的接班人只有12岁，毫无疑问，权力的顺利交接需要依靠皇后和大臣们来完成。真宗皇帝死前曾留下遗诏，不像他大伯太祖皇帝，没留下什么话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史书记载，真宗皇帝对后事交代得很具体，最主要的部分是：“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
既然有遗诏，那就按遗诏的意思照单全办，相信这一点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疑问。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又出了一些意外状况。
百官以宰相为首，当时的宰相班子只剩下了丁谓和冯拯两个人。宣示先皇遗诏时，早已大权独揽的丁谓说，应该去掉遗诏中的“权”字。
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丁谓的主张是军国大事都由皇太后处分，而不是“权处”。可别小看这个“权”字，如果去掉它，遗诏就变成了“军国大事兼取皇太后处分”。这样一来，只要太后活着一天，军国大事就得全部无条件地听命于她。
呵呵，呵呵。
丁谓看似是为太后预定了有生之年一切权力的可能，实际上，大宋朝朝政早已经是丁谓说了算了。皇太后一介女流，政务处理起来哪有那么方便？一旦这么公示天下，今后一切还不都是丁谓说了算？
丁谓此计可谓一举两得，既讨好了太后，又给自己铺了路，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
真宗皇帝驾崩时，朝野上下几乎全都是丁谓的人，在这之前仅有的几个政敌全被他干掉了。因此，丁谓这一提议没一个人表达什么看法，大家都在瞪着眼睛看着。
就在丁谓将要得逞的时候，一个叫王曾的参知政事突然站了出来。
王参政状元出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威望很高。王曾说：“皇帝冲年，政出房闼，斯已国家否运，称权尚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乎？”
王曾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皇帝年幼，不能亲政，政令暂时由太后处理并从后宫下达，这对国家来说已经是大大的不幸了。
王曾话讲得很清楚：让皇太后暂时处理朝政，已经说明了先帝的真实意思。
丁大宰相，先帝尸骨未寒，他的话刚刚说过去你就忘了吗？怎么可以把这个“权”字去掉呢？再说，增减制书文字是有要求有规矩的，丁相公你是想先乱了规矩吗？
也许是根本没想到有人敢反对自己，王曾的突然出现让丁谓有些准备不足；也许是王曾将帽子扣得太大，丁谓怕将自己绕进去；也许因为心虚不敢直面指责，面对王曾理直气壮的责问，丁谓这个绝顶聪明的人竟没能接上话来。
见丁谓不说话，别人也不敢随便说话。
第一回合王曾赢了，最终的结果是“权”字不能去掉。
接着，王曾说出了他的另一个观点：“尊礼淑妃太遽，须它日议之，不必载遗制中。”
王曾的意思是给淑妃的待遇太仓促了，可以改天再重新商议，这事儿没必要写进先皇遗诏。
听到这里，丁谓终于找到了反驳的理由。丁谓没好气儿地说：“王参政你怎么回事儿？你一会儿不同意改，一会儿又要改。说不改的是你，说改的也是你。我看，先皇遗诏按你的意思随便改算了！”
本来，王曾想继续跟丁谓争辩自己的事实和理由，他站在朝堂上四下看了看，丁谓身后站着很多人，满朝大员竟没一个人肯给自己帮腔。好在关键问题已经解决，册封淑妃只是件小事，王曾只好作罢。
这是一个典型的老成谋国的案例。虽然，这一年担任参知政事的王曾只有45岁，他的人生还远未到德高望重的高度，但他却是唯一一个敢站出来反对丁谓的人。
虽然没能成功地阻止淑妃封后，好在遗诏中至为关键的“权”字得以保留下来。面对权势熏天的丁谓敢据理力争，而且能斗争胜利，这一件事已足以让王曾名垂青史。
若干年后，王曾去世，仁宗皇帝亲赐王曾的谥号为“文正”。
从善如流
接棒真宗皇位的，是大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天子，仁宗皇帝赵祯。
赵祯在位四十二年，史称宋仁宗，他即位这一年才刚刚13岁。一个孩子，对于军国大事不可能有什么远见卓识，更不可能宏观全面地处理他遇到的各类问题。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将由一个女人来执掌。
这个女人就是原来小银匠的妻子，此时的皇太后刘娥。
刘娥的上位史我们已经简单讲过，而关于她更为人所共知的是一个叫“狸猫换太子”的千古传奇。
在传说中，真宗的两个妃子刘妃和李妃同时身怀六甲，谁能生下儿子谁就有可能被立为正宫。久怀嫉妒之心的刘妃唯恐李妃生下儿子，和总管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趁李妃分娩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
为绝后患，刘妃命宫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琳。陈琳将太子装在提盒中送至八贤王处抚养。
真宗看到被剥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妖物，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立为皇后。
六年后，刘皇后之子病夭。真宗已无子嗣，只好将八贤王之子（实为当年被换走的皇子）收为义子，并立为太子。
一日，太子在冷宫与生母李妃偶遇，母子天性，两人都心有感应。刘皇后得知后严刑拷问寇珠，寇珠触阶而死也没有说出真相。怕事情败露，刘皇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一名叫余忠的小宦官甘愿替李妃殉难，私自放出了李妃。另一名叫秦凤的宦官将李妃接出，远送陈州，秦凤也因此自焚而死。
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食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真情，与李妃假认母子，将李妃带回开封。
此时，真宗已死，李妃的儿子做了皇帝。包拯趁进宫之机将李妃带入宫中，李妃得以与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说出了真相。后来，包拯又设计让郭槐供出真相。太后刘氏知道阴谋败露，自尽而死。
这个狸猫换太子的千古传奇就是由这个女人一手导演并制造的。但传说跟事实差距太大。当时的事实是仁宗的生母是刘皇后的一名宫女，因真宗偶然临幸，生下一个儿子。刘皇后将李妃生下的儿子抱走并据为己有，而且将李妃打入冷宫。仁宗直到即位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仁宗皇帝知道真相的时候，李妃早已经死了。这里面既没有包拯什么事，也没有八贤王什么事儿。当时包拯还没有考中进士，根本不可能参与这件事，传说中的八贤王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传说，总是怎么热闹怎么编，不必认真。
在传说中，那个被她以一只狸猫换来的太子，就是此时的仁宗皇帝赵祯。一个太子和他生母的命运让天下人唏嘘不已的同时，刘皇后本人也留下了一个像女巫一样阴暗而邪恶的形象。
在历代皇后中，刘皇后是一个极具传奇性的人物。从她的身世、她与真宗皇帝皇子时代的浪漫爱情、从一个银匠的媳妇晋升为帝国皇后的经历，伴着狸猫换太子在民间的广为流传，关于她的故事成了一个传奇接连一个的传奇。在这些传奇的背后，无不昭示着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
刘皇后是宋朝第一位摄政的太后。从她开始，宋代女主临朝称制开创了先河。其实，太后摄政在宋朝之前早已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西汉刘邦的皇后吕雉，唐中宗的皇后武则天，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跟这些前辈比，刘娥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她手中握有先皇的遗诏。
因此，刘太后摄政是名正言顺的。
然而，事情的微妙也正是出在真宗皇帝的遗诏上。
我们讲过，关于太后如何摄政，立遗诏时宋真宗显然也防了一手。真宗皇帝在遗诏中命刘后“权听政”，在这里，这个“权”绝不是权力，而是暂时代理的意思。“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字面意思很明显，刘太后的权力是暂时性、代理性的。但这一措辞同时也给刘太后留下了既可以想象，同时也可以最大化利用的空间，当然这同时也是刘后比较心虚的地方。
真宗临死前留下的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决定，至于它如何具体实施，宋真宗没有说。
既然没说明，理所当然地留下了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因此，在当时不但刘太后需要面对这一问题，在王朝的权力交接之际，主宰朝政的宰相丁谓、执掌军事的枢密使曹利用等人也同时面临着这一问题。
史书记载，当时的大臣们都心怀鬼胎，都在千方百计地想打好自己的牌：“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
既然太后处分已经不可改变，但这一精神如何贯彻、具体怎么执行，包括流程怎么设置、每一步的实施细则如何制定，绝对都是至关重要的细节。
事情一旦定下来，大家都要承担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而对于当时的大臣来说，个个都想独自向太后上奏言事。言下之意，他们都想利用刘后实现专擅朝政的可能。因此，在实施细则的制定上，宰执大臣也都各有用心。
真宗驾崩之前，那个“将相兼荣谁敢比”的元老宰相寇凖已被刘后、丁谓和曹利用三个人联手扳倒了，满朝文武已无一人拥有寇凖那样崇高的威望，也就没有了制衡宰相丁谓和枢密使曹利用的力量。
眼看朝廷将要陷入大臣擅政的危局——这是宋太祖开国以来一直高度警惕和防范的，此前的赵普、寇凖等都因其有擅政之嫌而屡遭罢黜，而此时丁谓和曹利用都有这种可能。尤其是丁谓，曹利用毕竟是武将出身，能力有限且不能服众，朝臣们在丁、曹二人威慑下，或唯唯诺诺，或在背后窃窃私语，但谁也拿不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章程。
在特殊的历史关头，往往都会有特殊政治天赋的人出现。而一个有特殊政治天赋的人，一般都有敏锐的第六感官，越是在众人都感到棘手的某个节骨眼上，越是能捕捉到某个政治机会，这个机会随时有可能擦肩而过，也随时有可能唾手而得，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第一个抓住这个机会的人并不是晏殊。
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抓住机会的人是参知政事王曾。晏殊不是不想在这重要的关头大显身手，只是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有限的话语权。
虽然没在第一时间抓住机会，但晏殊也很快就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宝贵机会。
在讨论摄政和论执政的具体章程时，晏殊提出了自己的一番建议。
这是一个十分高明、其实并不新鲜但却能得到几乎所有人认可的建议：“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
表面上一看，这还真不是个有多少创意的点子，垂帘听政早在唐朝武则天时就出现了：“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武则天）。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
那么，晏殊建议的高明之处又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一番。
晏殊的谏言，一是正中刘后的下怀，让刘后产生了某种政治联想，这也是有史实为证的。看看仁宗即位后使用的两个年号就明白了。仁宗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天圣”，将这两个字拆开，就是“二人圣”，如唐之“二圣”，意即太后与当今天子同为圣上；再看看当时使用的第二个年号“明道”，一个“明”字，明明白白就是天子与太后日月同辉的意思。
这是关于年号问题，再者，当时刘太后也许真有效法武则天，以女主登基的政治联想，她曾试探性地问过几位心腹大臣：“唐武后何如主？”结果，一个以耿直著称的朝臣给了她一个直截了当、让她断送了自己任何联想的回答：“唐之罪人，几危社稷！”
史料记载，刘太后闻听此言，脸一沉，良久默然。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提过类似的话题。这说明刘太后当时虽有一定的野心，但她的信心不够，也许是她已经预感到自己效法武则天的难度实在太大，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不过，以她摄政十余年的权势，后世也常以她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相提并论，但史称她“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从后世的评价来看，她还算做得没那么过分。
且不说刘太后如何浮想联翩，只说晏殊当时的谏言所达到的效果。
很明显，刘太后对“垂帘听政”这一建议是非常赞赏的，这是一种不失体面的、既能体现自己威严且能同时和群臣保持一定距离的处理朝政的方式，只是群臣谁也没能讲出来。晏殊敢第一个站出来，说出这番既能让太后满意，又能让群臣无法反对的话，足见他当时的智慧、担当、魄力和勇气。
而群臣也都觉得这主意还不错，至少可以以此阻隔太后和丁谓、曹利用这两位宰执大臣过于亲密、过于直接的接触。选择这种方式的意义并不在于太后和群臣之间隔着一道薄薄的帘子，而是以“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阻止了丁谓和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的可能。
单独当面说和大家一起当面说，效果当然不一样。
如此一来，太后称善，群臣亦称善。
在一片从善如流的称道声中，估计晏殊又该得到提拔了。
两种正确
果不其然，刘太后垂帘听政后，晏殊很快就得到了提拔。不日，晏殊的官职由正五品直接升为正四品，同时他身份也变成了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
宋代官员的品秩一向烦琐，每一个品级又分为多个层级。以九品官为例，九品官可以分从九品和正九品，而“从九品”还要分从九品下、从九品和从九品上三个等级。如果对宋代的官制不大了解，你很难了解宋朝的官场生态，更难了解当时官场的生存法则。晏殊这一职务的提升，虽然表面上是从正五品升到了正四品，看似提拔了一级，实际上却是一连跳了好几级，这就是所谓官场超升。
按说，这下晏殊该满意了吧。但是，刘太后还不满意。
众所周知的原因，刘太后对真宗皇帝的感情很深，真宗皇帝喜欢的人她当然要喜欢。最让刘太后欣赏的是，他敢于在关键时候旗帜鲜明地保持立场，像这种能把事儿做到她心眼儿里的人，绝对值得栽培。
同时相信刘太后也很清楚，当初真宗皇帝是拿晏殊当宰相来培养的。既有先皇器重，又是太子旧臣，到现在却还只是个四品官，刘太后总感觉有点儿太委屈他了。
总而言之，那段时间，刘太后总感觉对晏殊的恩惠不够。
过了没几天，大权独揽的刘太后又下了一道命令，给晏殊加官给事中。随后又将他升为正三品的礼部侍郎。
这下该够了吧？
不，仁慈的刘太后觉得还不够，还是太亏待晏大学士了。未几，她又一次下令，将晏殊超升为枢密副使。
枢密副使是个什么概念？
宋朝官制，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朝廷的政、军、财三务，三者互不统属。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宋初战事较多，枢密使的权力常常比宰相还大。当时的中书称作东府，枢密院称为西府，西府最高长官即枢密使。北宋时期枢密使经常不设，由枢密副使或知枢密院事行使权力。
这个位置，你懂的。
这是晏殊第一次跻身两府大臣之列。两个月后，枢密副使晏殊再获圣眷，官加刑部侍郎。
此时的晏殊真称得上官运亨通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从五品太子舍人如坐火箭般升职，世所罕见。不难看出摄政之初，主母刘太后对晏殊可谓是恩重如山。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宰相位置已指日可待。
同时可见，决定一个官员命运的不一定是他的政绩，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策略。一个下属，若能提出一个让主要上级正中下怀又能让众人一片叫好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多么高明的政治智慧。一旦拥有了这种政治智慧，再加上上级的赏识，一个人自然会平步青云，而且很快就会抵达属于他的政治高度。
然而，青云之下便是深渊。如果把握不好，也很有可能会一个跟头栽下去。
这种不幸很快就在晏殊身上发生了。
超升枢密副使不久，也许幸福来得太突然，晏殊有点儿飘，他犯了一个绝对称得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超级错误。
莽撞之祸
刚升任枢密副使的晏殊就遇上了这样一个难题。
事情起因是刘太后想提名一个叫张耆的人担任枢密使，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身为枢密副使的晏殊带头投了反对票。
晏殊为什么要反对擢升张耆为枢密使，而这件事的后果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让我们看看张耆此人有何来头。
张耆，初名旻，字元弼，开封人氏。在一个以文驭武的文治盛世，此人非科班出身，刘太后为什么如此青睐，且一心想让他当主管朝廷军事的最高长官呢？
史载张耆“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意思是说，当年真宗皇帝还是襄王的时候，张耆就已经是真宗藩邸的一个小马弁了。
这个小马弁可不简单。真宗登基后，因天子的宠幸张耆步步高升，竟连任天雄军兵马钤辖、武信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并出判陈州。
真宗驾崩以后，摄政的刘太后竟突然又要将这样一个小马弁出身的武夫超升为枢密使，凌驾于群臣之上，怎能让晏殊服气又怎么能让群臣服气？
可惜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起步早，身为先皇亲信只是张耆得以重用的表面原因。
太后的提议一说出来，晏殊旋即以“以文驭武”的大宋基本国策为依据，第一时间上疏，坚决反对张耆任枢密使。
晏殊的反对有理有据，理直气壮。
虽然只是一个小马弁，但张耆却是刘太后的大恩人。他不知道，刘太后之所以能有今日，倚仗的几乎全是张耆一个人的功劳。
当年，不守妇道的民妇刘娥与襄王赵元侃还处在偷鸡摸狗阶段的时候，事情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太宗皇帝耳朵眼里。太宗大怒：贵为皇位继承人，竟然与一名银匠的妻子私通，真是既鬼迷心窍又不成体统！
太宗下令，命人将刘娥从襄王身边赶走，并逐出京城。
圣命难违，棒打鸳鸯。被逐出襄王府的刘娥既不死心又无处藏身，是张耆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她收留在自己家中。
据说，刘娥在张耆家一藏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两个有情人经常掩人耳目偷鸡摸狗般地约会。张耆冒着风险，一直为他们创造条件并提供各种方便。直到太宗去世，刘娥才被即位的真宗召进宫内，后来经过个人的一步步努力，才有了今天。
大恩人，绝对的大恩人。
刘太后之所以能有今天，全仗着张耆一个人的功劳。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刘太后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她提拔张耆，是为了报恩。
从世态人情上来看，刘太后做得没错。但是，执掌国家大权不能考虑个人的世态人情，不能将国家利益当成个人私情的回报。
刘太后没有考虑大宋的江山社稷，为回报个人私情，她轻描淡写地把堂堂大宋的最高军事长官当成了个人恩赐。
这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一种体现。
晏殊并不了解刘太后急于报恩的迫切心情。
他只是觉得张耆担任枢密使不合适。
结果正确
如果说垂帘听政的建议正中太后下怀，晏殊这次上疏则是直戳了太后最隐秘的心疾。晏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因不知太后与张耆的这一段隐私，就没头没脑地弹劾起张耆来了。
太后千想万想，没想到她刚提拔的晏殊会站出来反对她。明明刚升了他的职，他却马上来拆台，这是刚飞了没几天翅膀就硬了吗？
太后恼了。
晏殊这个脸打得确实有点儿响。
不过，刘太后也不是一般的妇道人家。虽然脸上挂不住，城府极深的她并未因此将晏殊立即罢黜。既然晏殊反对提拔张耆名正言顺，她也需要找到一个同样理直气壮的理由，将晏殊罢黜得心服口服。
小子，别得意，看老娘怎么慢慢收拾你。
最终晏殊的反对没起到任何作用，张耆成功地升任枢密使。
刘太后对晏殊的态度开始慢慢冷淡起来。天圣三年（1025），不知日月，晏殊奉命陪太后去玉清宫上香。
懿旨来得过于仓促，晏殊出门时忘了带上当时一个绝对不能少的政治道具——朝笏。
这还了得，晏殊忙打发仆人回家去取。
等仆人赶回来，太后的辇驾没有等晏殊，而是早已经出发了。被晾在当场的晏殊感到一个大臣的体面与尊严丧失殆尽，从仆人手中接过朝笏，气急败坏地对着仆人就是恶狠狠的一击。
那名可怜的仆人怕耽误了大人的事情，一路上是跑来的。此时正张嘴直喘粗气，脸上突然挨了一记猛击，顿时嘴裂血迸，连血一起吐出了两颗打断的门牙。
透过这一血腥的历史细节，一向温文尔雅的晏殊亦如他那突然的一击，一下就凸显出了他急躁、狰狞而残忍的另一副面目。
关于这件事情，有后人为晏殊百般辩解，说他情急之下的举动有抚州地域水土和人文的因素，他无法摆脱抚州人骨子里的狷急、刚简和固执。
但这绝对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举动。
他对下人太狠毒了！
想想当时的宋太宗、宋真宗，对他们那些侍从、马弁一贯是多么的仁慈呀。
晏殊对下人如此狠毒，让很多朝臣都非常愤怒。赵宋王朝是一个崇尚仁治的王朝，岂能姑息这种心狠手辣的不仁之人？
很快，晏殊的不仁遭到了御史弹劾。御史曹修古抓住这一把柄，接二连三地进行封章劾奏。
刘太后看了御史义愤填膺的奏状，既为倒霉的仆人而悲，又因晏殊之举而愤，顺理成章地下令将晏殊“罢知宣州”。
这一罢免不但晏殊心服口服，也让朝野上下都连口称是。
而盐在哪儿开始咸的，醋在哪儿开始酸的，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一个少年得志、一路青云直上的神童，在入朝二十年后，终于栽了一个大跟头。
也许他真应该到地方上去磨炼磨炼了。
这也是晏殊第一次被贬，他第一次离开了象征着北宋权力中枢的京城。
贬知宣州数月之后，仁慈的刘太后似乎也渐渐冷静下来了，念及晏殊往日的种种好处，毕竟在她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刘太后心软了。
惩戒需要分寸，善于权谋的刘太后心里很清楚，从本质上来讲晏殊应算是可用之人，他犯的错误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于是，她下令给晏殊挪了一下地方：迁南京留守。
北宋时期的南京，位于今天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此地可算是北宋王朝的龙兴之地。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代曾任归德节度使，治所就在宋州，开国以后，他便将“宋”当成国号。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为追念太祖“应天顺时”缔造大宋之伟功，将宋州升为应天府，又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再升应天府为南京，从此宋州得以位居北宋陪都的地位。
作为陪都，南京的显赫政治地位自非宣州可比，而南京的应天书院，更是当时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晏殊文人出身，自然热衷于兴教办学。到南京上任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将兴教办学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积极地筹措资金，增辟学舍、扩大规模，先是在书院的建设上进行了大手笔的投入。学舍建好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开始了延揽名师，广招学子的筹划。
当下最为迫切的工作，就是物色一位既年富力强又学富五车的大学者来执掌应天书院的教务工作。晏殊做事一向要求很高，他要给应天府的学子们物色一名真正能担此大任的人。而胜任这一职务，需要的不但是满腹经纶的学问，同时还需要无可挑剔的人品、高尚的操守、良好的声誉和崇高的人望。
遍视天下，谁来担任这一职务最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