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96年版前言

本书是我的文学经纪人费利西蒂·布莱恩（Felicity Bryan）的主意，她的女儿爱丽丝（Alice）对《我们岛屿的故事》（Our Island Story）爱不释手，这本书将英国历史的主题介绍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出版物，在它终被书写之际，从我落笔的那一刻起，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它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种独一无二的体验，因为它几乎是在指引着我沿着它所希望的方向写下去。就这样，它演变成了一本人们希望中的入门读物，或许可将有关我们这个被罗马人最早指称为“不列颠”的岛屿的历史介绍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我希望，读者能在这本被认为是一种持续叙事的书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它的重点与其说在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过程，不如说在于其发生的原因。

这样一部出版物只能以别具一格见长。无论作家如何努力，都不能完全摆脱其偏好和偏见。我将尽我所能地阐明这些偏好和偏见，以便万一与它们相遇时，它们可以有所减弱。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应当已经六十岁了，这就意味着，我最早的记忆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是关于对一个被围困的国家而言所必需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的记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本能地信奉保守主义哲学但不一定支持保守党的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有所变通的虔诚的基督徒，这种变通也许会让我被贴上进步的圣公会天主教徒（Anglican Catholic）的标签。我所受的教育使我进入了瓦尔堡研究院（Warburg Institute），它的主导方向是古典传统之历史，因此，无论从我的知识构成还是政治信念来看，我都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人。我也是我自身时代的产物，一个中下阶层的男孩，通过努力工作和奖学金进入了如今掌握着国家命运的专业人士阶层。

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它的跨度是如此之大，只能是种综合之综合。我心怀感谢地将它建立在他人的工作之上，而学者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总会出现意见分歧，碰到这些地方，我便不可避免地非得加以折中，因为这是一本具有一般性和导论性质的书籍。只有在现代历史方面，我才会指出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分歧。我努力要做的就是凭借一种会促使读者手不释卷的强有力的叙事方式，逐次将粉墨登场的时代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不偏不倚的画面。

有时，人类历史上会出现对历史事件产生影响的独特个体，对于那样的时期，我会偶尔为这些人作传，为的是将人物安放在时间框架之内。在乔叟（Chaucer）之前，除了国王、圣徒和政治家之外，为人作传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给国王等人作传也是相当困难的。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纪，我同样在这方面一败涂地，直到我想起以赛亚·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曾经说过的话：“世上再无伟人。”确实，在由普通人构成的时代，此话也许所言非虚，但这也许同样反映了我在寻找伟人方面的能力欠缺。为何人作传的选择取决于我，而我一直试图将着眼点放在那些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的人身上。

这是我自20世纪50年代读本科以来第一次阅读整部英国历史，当时，我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由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早期王朝时期的英格兰构成的文化牧场。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考察范围扩大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局限之外。这一视野更广泛的画面一直在不断得到丰富，我也一直试图融入其中，事实上，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偶一为之的人物传记是种绝佳的工具，可用以展示这个国家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何以不能与政治事件之浪潮相割裂。但我一直避免把我读过和查阅过的大量书籍汇编为书目，因为在一本具有此种性质的书中，任何这样的书目都注定对特定的目的毫无帮助。

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历史及其教学颇受公众的关注，但我一直避免卷入像全国统一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这样的事情中，而宁愿致力于独辟蹊径。同样，我也刻意避免阅读其他的英国通史，因为我担心这会对我自己的写作产生影响。我的指路明灯一直是这样一种信念：一个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的国家将失去其身份认同感。

我的编辑像我一样对此项目满怀激情，她一直在激励和督促着它不断向前推进。作者若是在一生中能够遇到屈指可数的出色编辑真是莫大的荣幸，而朱莉娅·麦克雷（Julia MacRae）就是这些出类拔萃的编辑中的一个。我的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航行并不孤独。每当我表现出萎靡不振的迹象，她都会鼎力相助，坚定地把我放回英国历史这艘船的船头，敦促我继续航行。我对她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出版是一种团队合作，对于像本书这样的大型项目，势必要求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要为其承诺和愿景发挥一己之力。我深深地感激他们所有人。设计师道格拉斯·马丁（Douglas Martin）和我们大家一样，一直痴迷于确保整本书不仅要设计得好看，而且最重要的是吸引读者来阅读。

撰写这样一部介绍性的历史著作是一回事，可另一回完全不同的事情是，你要找到一个不仅通晓本书涉及的全部知识，而且对其目标感同身受的人。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基思·佩里（Keith Perry），圣保罗学院（St Paul's School）的历史系主任。他把我从许多错误和过于笼统的概括中拯救了出来。我一向觉得18世纪的政治很难把握，而他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无价的宝贵建议。我也不应该忘记朱莉娅·麦克雷和所有同事在编辑方面付出的艰苦努力。

我断定，这个项目的完成要么需要两年，要么需要二十年。唉，我可匀不出二十年的时间。事实上，从提出动议到最终出版，它加起来共用了四年的时间。选择较短的时间可能是个鲁莽的决定，但这确保了对节奏、运作和精力的把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英国这个概念正在被解构。我想，也许，这部介绍性的历史著作会让年青一代的岛民思考，作为英国人，是什么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

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