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自2014年12月15日起担任美国第十九任卫生局局长。作为负责国民健康的医生，我希望在任期内重点解决由肥胖、吸烟引发的有关疾病以及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的疾病。这也是我在十个月前的就职确认听证会上，向美国参议院陈述的工作内容。因为已有大量数据证明，这些健康问题应该成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但是，作为外科医生，管理和监督超过六千名军备军官的联邦政府的同时，也承担着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的任务，民众也对我的工作寄予了厚望。一个多世纪以来，担任过卫生局局长的医生们，不断处理国家的各项卫生危机，从黄热病和流感暴发，到飓风和龙卷风的灾后处理，再到9·11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解决吸烟和艾滋病等公共卫生问题上，美国的医生也成为最值得民众信赖的拥护者。我个人也将重要的民众健康问题作为任内卫生工作的重点。

我没有出身名人世家或政治世家，而是来自医学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父母的医务室里度过。父亲负责看诊，母亲负责诊所的其他事务。我和姐姐经常在放学后帮父母处理文书工作，归档图表、打扫办公室并招呼来来去去的病人。也是在这里，我坚定了从医的信念。因为那些满面愁容的病人，在得到诊治之后的安心和放松经常触动着我。对我的父母来说，寻医问诊的效果，实际上取决于医患关系的好坏，他们通过聆听，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虽然保险公司不会支付超过规定的15分钟之外的诊疗费用，但父母明白，要真正了解病人，就必须体会他们情感上和身体上的需求，哪怕要花费超过15分钟的时间。

这就是我追求的从医方式，我希望成为以关怀病人为重点的卫生局局长。因此，担任卫生局局长职务后，在制定卫生工作议程和计划的时候，总是先了解民众的需求，这意味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且要深入民众的生活。我对新组建的班子说：“让我们去跟民众们聊一聊，看看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在美国进行了一次聆听之旅。从南部的阿拉巴马州到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从东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到西部的印第安纳州，我们受到了不同社区的热切欢迎。我们进行了小规模的小组会谈，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市政厅听证会，还与老师、牧师、小企业主、慈善家和社区领袖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促膝长谈。

但不管我们去哪里，都提出一个同样简单的问题：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在某些情况下，民众的答案印证了我的工作重点：阿片类药物的流行以及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发病率的上升等。而有些对话则十分出乎意料：比如华盛顿州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孩子们在上课期间抽电子烟的问题。尽管学校已经明文规定，学生不得在课堂上嚼口香糖或抽烟，但没有明确禁止学生在校园里抽电子烟。最后我们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学校在等地方政府的指示，而地方政府又在等联邦政府的政策。

这些谈话，成为我在任期内以及卸任之后制定卫生工作重点的核心指导方针。在他们的推动下，我编写并发布了第一份关于成瘾危机的报告，并发起一场全美运动来应对阿片类药物流行的问题。也正是这些老师、家长、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激励，我在2016年发布了关于年轻人吸食电子烟的第一份联邦报告。

一个反复被提及的健康问题——孤独，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很少直接谈论它，甚至不会把它诊断为健康类疾病。但在人们向我倾诉的一系列明显的健康问题背后，如成瘾、暴力、焦虑和沮丧等，都隐藏着孤独的阴影。例如，与我交谈的很多老师、学校行政人员和家长，都明确表达了对孩子们越来越孤独的状态的担忧——尤其是那些将大量时间花在数字设备和社交媒体上的孩子，在他们苦苦挣扎于阿片类药物上瘾的痛苦之际，孤独更加剧了这些家庭的痛苦。

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种关联，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寒冷的清晨。当时我遇到了一对夫妇，名叫山姆和塞拉。他们的儿子杰森因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去世了。在杰森死后一年多，我们在当地的治疗机构与他们见了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疲惫的脸上的痛苦神情。开口说到自己的儿子，他们的双眼很快盈满了泪水，丧子之痛显然依旧刻骨铭心。失去杰森的痛苦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更糟糕的是，他们发现在自己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相互扶持多年的亲朋好友，也没能成为依靠。

塞拉说：“以前我们家一出事，邻居们都会来帮忙或慰问。但是我们的儿子去世时，他们都没来。邻居们可能觉得我们的儿子死于可耻的疾病，而他们的出现会令作为父母的我们感到羞愧、孤立无援。”

但山姆和塞拉并非唯一遭受此类孤独的人。在凤凰城、安克雷奇、巴尔的摩和美国的许多其他城市，我听过很多成年人表示，戒酒和戒毒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候，是感到自己被家人和朋友放弃时，那个时候的深刻孤独，导致他们更难在治疗和康复的道路上坚持下去。他们告诉我，解决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不容易。“每个人都需要一些支持”。

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人民，可能会深表同感，尽管孤独的原因并非药物成瘾。我在水污染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去了弗林特的一对夫妇家。该市严重的水污染，导致他们女儿们身体里的含铅量，达到了中毒的水平。不能保护女儿身体健康的挫败感，已经够糟糕了，加上地方政府拖延了几个星期，都没有就如何解决该市的清洁供水问题达成协议，他们也觉得被政府和国家遗弃了。这种孤独，是一种被社会抛弃、遗忘、忽视的感觉。

在某些情况下，孤独是造成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所经历的疾病和苦难，是产生孤独的导火索。找出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但显然，人际关系的脱节，会导致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非常糟糕。

我了解到孤独是普遍存在的，也学到了许多相关的人际关系治愈能力的知识。例如在俄克拉荷马州，我遇到了一群美国原住民青少年，因无法找到身份的认同而迷失自己的这群青少年，感到被外界所遗忘，他们制定了“我是印第安人”计划，以增强同龄人的文化意识和归属感，以此降低他们酗酒和吸毒的风险。在纽约，吸毒成瘾孩子们的父母，组成了互助小组，他们也让我看到了人际关系的治愈能量。与有着相同经历的父母组成互助群，让这些父母更轻松地应对孩子复吸或成瘾问题。在肥胖和慢性病问题不断加重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我遇到了一个互助团体，成员们一起跑步、游泳。因为他们的朋友参加了运动，甚至那些容易害羞、不愿独自运动的人也出来了。同样在弗林特，社区成员组织起来，挨家挨户地教会邻居如何正确安装净水器，避免饮用水被铅污染，人际关系也为解决城市问题贡献了力量。

在类似的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当个人、家庭和社区面临难题时，社会联系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孤独只会使人越来越与世隔绝甚至感到绝望，而患难与共的人际关系，可以激发乐观情绪和创造力。当人们感到与他人的相互关联时，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健康、更丰富、更快乐。

然而，现代文化的主流与价值观，倡导极致的个人主义和自主追求。这种文化价值观告诉人们，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创造。这种价值观对我所看到的孤独的普遍存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巴尔的摩，一对夫妇表示拥有自己的孩子很开心，但也坦言因为需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孩子身上，自己与朋友的联系变少了。在洛杉矶，一位事业有成的医院高管，尴尬地向我承认，他刚刚独自一人在家庆祝了自己的生日，因为他的工作太忙，早已与朋友失联。要让人们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故事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多么孤独。这种羞耻感在法律和医学等行业文化中尤为突出，因为他们将独善其身、独立自主视为一种职业美德。

我在波士顿、纳什维尔和迈阿密遇到一些爱岗敬业的医生、护士和学生，他们表示，工作中经常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但并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怕招致同事的反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担心，即便透露一丝关于自身精神健康问题的烦恼，就可能会被医疗执业管理部门认定为不具备从医资格。他们清楚地知道，孤独会导致职业倦怠和情绪疲惫，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甚至有些人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就是孤独，一旦有人明确指出这就是孤独，我相信会有更多人举手表示认同，并想要分享他们相似的故事。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成人还是孩子，成功商人还是底层人员，普通人还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任何群体，无论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富裕，都未能幸免于孤独。

许多人将自己的孤独描述为归属感缺失，于是他们想办法寻找归属感。他们加入社会组织，或选择搬到新的社区，在开放的办公室工作，并积极参加下班后的聚会。但归属感觉似乎依然遥不可及，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与他人建立真正联系的人际基础。

想要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就意味着要被理解、被接纳真实的自己，也就是说要与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分享生活、共同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在走访的一个又一个社区中，我遇到很多人，他们虽然身处可以遮风避雨的家中，但依然心生孤独，感觉无家可归。

在结束忙碌的一天工作后的深夜，我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带着既好奇又担忧的复杂情绪，思考他们的故事。我对孤独并不陌生，在小学阶段，每当父母早晨在学校门口放我下车时，就会产生一种心情抑郁的感觉。就像开学第一天的复杂情绪，只不过这样的情绪，在整个学年的每天早晨都重复上演。我并不担心考试或家庭作业，更害怕独自一人的感觉，而且我耻于把这种孤独告诉父母。因为承认自己孤独，不仅意味着我没有朋友，还像在承认自己不讨人喜欢，或不值得被爱。孤独所带来的耻辱感，加剧了这种长期的痛苦感。一直到很多年后，我在高中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带给我真正的归属感，情况才有所好转。

尽管我忍受着多年的孤独的折磨，从未将这个问题视为潜在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果我早一年担任卫生局局长，那么我就不会在就职确认听证会上，将它作为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向美国参议院陈述。但是好像一夜之间，孤独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健康隐患。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它。很多人都误以为，作为卫生局局长，我有数十亿美元的预算可以自由支配，数万名员工任我调遣，用来解决孤独的问题。我不得不反复解释，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员，实际可用的数量不及你们所想的千分之一。尽管如此，卫生局局长的职位，仍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呼吁公众提升对孤独的认识。让我与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有机会推动从研究到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等一系列领域的变革。

对孤独和人际纽带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坚信人际关系的强大治愈能量。从药物成瘾到暴力行为，再到工人罢工和学生政治两极分化的支持，这个社会的许多问题，都被孤独和人际关系的隔绝加剧了。建立一个联系更紧密的世界，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的关键。

对希望被人欣赏和重视的上班族，或是想与员工打好交道的首席执行官来说，社交关系同样重要；对于那些想要获得朋友更多的支持，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新手父母来说，社交关系很重要；对于那些有让所在社区变得更好的方法，但又不确定说出来之后能否得到支持的居民来说，社交关系很重要；此外，对于想要帮助患者治疗病症，但却不知道如何消除他们的孤独的医生来说，社交关系很重要；事实上，对于医生自己来说，想要消除自身的孤独，社交关系也同样重要。

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作为卫生局局长期间处理的所有健康问题中，情绪健康这一主题，尤其是孤独，得到了公众最强烈的回应。很少有其他卫生问题能够像孤独这样，能够同时引起非常保守和非常自由的国会议员、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强烈兴趣。在我完成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市长、医学会和商业领袖的演讲后，孤独似乎成为每个人都想谈论的话题。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切身体会过孤独，或从身边所爱的人身上看到过孤独的影子。这就意味着，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对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产生负面影响。

讽刺的是，解决孤独问题的药方——人际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实际上，人类社会天生就具备团结性和相互关联性——因为人类总是都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奋斗，能够聚集在一起应对共同的危机。我们看到了南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学生，在2018年学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并夺去17条生命后采取的集体行动。而在全球范围内发生重大飓风、龙卷风和地震等灾难之后，大量的志愿者提供的援助与支持，也体现了人类团结一致的本能。

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发生后，也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群体救助。在那个可怕的早晨，当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在纽约市倒下时，曼哈顿城的数千人向南方奔逃，试图逃离他们身后不断蔓延的地狱。当他们到达哈德逊河，发现无法过河时，恐慌情绪开始蔓延。美国海岸警卫队意识到他们无法及时救出这么多人，因此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发出无线电电话信号，向民用船索求帮助。

民众迅速响应了这一求助，数十艘船穿过浓密的尘埃和杂物，把惊慌失措的遍身烟尘的逃难者送到安全地带。 9·11船只救援队，在9个小时内救出将近50万人，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敦刻尔克撤离，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船只救援。

琥珀鱼船（Amberjack）的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Vincent Ardolino）说，当他听到警卫队的求助电话，并打算在9·11袭击当天开船前往曼哈顿实施救援时，妻子以为他疯了，但他依然执意前往。在回忆起当时的疯狂决定时，他说“人这一辈子就得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应该徒留悔恨”。

即便在现代社会，人类这种众志成城、互帮互助的本能依然存在。当我们面对共同的目标时，所有人都能够感到紧迫性；当我们听到求助呼吁时，大多数人都会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我希望自己在卸任卫生局局长职务后，继续关注孤独问题，为需要的人们，解答长期以来关于孤独的诸多困惑。到底是什么导致人际关系的缺失和居高不下的孤独，除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人际关系，还有哪些方面受到孤独的影响。我们如何克服对孤独的偏见，接受每个人都有脆弱面这一事实，如何在生活和社区中建立更牢固、更持久和更富有同情心的人际联系，建立统一的共识，实现由爱驱动的生活。

这些只是我撰写本书过程中几点思考。人际关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之后的研究会展开关于孤独的更多论述。你还将在本书中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故事，主人公的身份有科学家、哲学家、医生、文化创新者、社区活动家，还有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好的人际关系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本书的第一部分着重解释了社会联系的基础——孤独在人类这种高度社交物种中的演变和原因，不同的文化会以哪些方式推动或阻碍我们的人际关系和归属感。第二部分介绍了每个人在生活中建立人际关系的必经过程，从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开始，通过与家人和朋友建立联系并向外发展，最终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我希望，在阅读本书的故事之后，能够加深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认识。并希望本书能够激发你从全新的角度，认识周围的人和事，因为我们在彼此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你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当我们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时，将变得更加健康、更具适应力和创造力，从而收获更加充实的人生。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社会联系作为解决个人和社会的关键问题的重要力量，未被我们广泛认识甚至长期被忽视。处理孤独和建立紧密联系的未来，是我们必须共同完成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