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部作品的取材，大多来自此前未曾收集或发表过的资料，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人的合作。幸有他们的帮助，我才得以掌握必要的事实，用于详述玛利亚·蒙台梭利的生平与工作。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要感谢她的儿子马里奥·蒙台梭利，以及其妻子艾达·蒙台梭利-皮尔森，二位慷慨地提供了相关文档，与我分享他们的回忆，并准许我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使用这些文档和口述资料，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其作出诠释。在我写作此书的几年间，他们数次拨冗在位于荷兰的家中接待我、与我交谈，令我感受到由衷的热情，从不必担忧提问有失礼节。马里奥·蒙台梭利对我畅所欲言，谈起多年来他如何协助母亲开展工作、周游各地，他自己的幼年经历，以及他知道的母亲的早年生活。若非拥有他的信任，我绝无可能完整地获知她一生的故事。

蒙台梭利的孙子，小马里奥·蒙台梭利博士与我分享了关于祖母的回忆，以及对她的工作的看法——他是一位对儿童发展深感兴趣的精神分析学家。

除了接受拜访，马里奥·蒙台梭利和艾达·蒙台梭利还回复了我的不少信件。基于从相关信笺和文件中收集到的海量信息，我向他们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信笺和文件，或为他们个人持有，或藏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蒙台梭利协会的办公室中。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他们依据收藏的文档资料编撰了一份详细年表，囊括了玛利亚·蒙台梭利父母的生活事件以及她早年的求学经历，并向我提供了亚历山德罗·蒙台梭利1在20世纪第一年制作的一份剪报的内容，关于玛利亚·蒙台梭利在1892年至1900年参与的公共事件的珍贵记录。此外，他们允许我自由查阅剪报和其他资料，它们被收藏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蒙台梭利协会的办公室中。在那里，执行秘书尼科莱特·范德海德·华舒亚曾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帮助。

蒙台梭利家族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为我提供资料，却对其使用方式全不设限。本书开端所述故事的深度和广度多数归功于他们，局限之处则尽数归咎于我。尽管我在研究中与蒙台梭利家族进行了不懈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完成此书，但这绝非一本获得授权的传记。

多年来，还有一些人贡献良多：

美国蒙台梭利协会的克莱奥·蒙逊向我提供了她手里的档案，并慷慨地奉献了她的时间和兴趣；她的助手朱迪斯·德尔曼帮助我与许多蒙台梭利昔日的学生取得了联系，他们散布世界各地。

玛利亚·蒙台梭利的许多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在来信与访谈中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对她的印象。他们的回忆有专门章节加以记叙，但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伊利斯·布朗·巴内特、凯瑟琳·波默罗伊·柯林斯、玛利亚·米尔斯和艾玛·普兰克，几位表现出极大兴趣，为这部分内容塑造的蒙台梭利的形象作出了独特贡献。

我的朋友黛安·拉维奇是部分手稿的首位读者。我从她的教育史著作中借鉴了许多观点，用以撰写蒙台梭利运动的变迁过程。她不仅鼓励我，还向我提供最切实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邀我同往师范学院，让我有幸聆听劳伦斯·克雷明关于美国教育史的演讲。克雷明教授的演讲，以及其作品《学校变革：美国教育中的进步主义（1876—1957）》（纽约，1961），阐明了玛利亚·蒙台梭利与美国教育体制交锋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并就如何看待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工作者的角色，给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提议。他建议传记作者对历史数据提出各种问题，以达到他倡导的“用想象重构历史”的目的，这使我受益匪浅。

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历史系的萨尔瓦托雷·萨拉迪诺教授慷慨地与我晤谈。除却从其著作《意大利：从统一到1919年》（纽约，1970）中获知的事实，他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了意大利的某些历史时期，包括蒙台梭利成长与求学的时期，以及法西斯统治时期，她曾返回意大利开展工作的情况。

传记与精神分析研究小组由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主导，该组织的伯纳德·梅耶博士和其他成员分享了他们对于个性与创造力的看法，并听取了正在进行的部分工作。这些人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显得兴致盎然，恰是身为作者的我获得的最大鼓舞。

感谢我的学者朋友佩尔·爱珀斯坦，他阅读了手稿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一些不留情面但有价值的建议。还有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路易斯·卡普兰，基于早期儿童教育的学识背景以及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浓厚兴趣，她针对某些章节的初稿给出了鼓舞人心的评论。

玛格丽塔·雷佩托为支持我的工作，进行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意大利档案研究。

尚有更多个人的谢意，有待诉诸笔端：

感谢我的丈夫耶鲁，他以各种方式支持这次创作，允许我用3年时间全职研究和写作，也对我的工作进展不懈关注。感谢我的女儿米米，她言行一致地鼓励母亲外出工作，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感谢我的老朋友，建筑师刘易斯·戴维斯和他的合伙人，他们在戴维斯与布洛迪联合公司为我准备了一间工作室，供我写作。还要感谢我的编辑沃尔特·贝特科夫斯基，这一切皆始于他的提议。

1975年8月于纽约

1　亚历山德罗·蒙台梭利为玛利亚·蒙台梭利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