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改革的呼声

自由党在1906年的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赢得了胜利。统一党联合政府失去了其在下议院的400个席位中的一半以上，贝尔福和许多内阁成员都属败选之列。397名自由党人回到了下议院，比对手多出241个席位。这是保守党历史上席位相差最悬殊的失败之一；许多掌权长达20年的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贝尔福倒是坚忍地接受了失败。选举结果出来后，他小声咕哝道：“这种事总要发生的。”

竞选期间，自由党对统一党联合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对第二次布尔战争发起了抨击。他们还谴责张伯伦的保护主义计划，认为关税会提高进口食品的价格。选民们接受了这一论调，使得放任主义继续决定经济政策，哪怕这会损害急需重振的制造业也在所不惜。因此，1906年的选举是一张逆反票。选民不仅对统一联盟，而且对保守党和保守主义都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选民们认为，该党不适合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它所代表的“执政阶级”不配掌权。这意味着1906年下议院里的人有一半是新议员，其中来自地主士绅阶层的为数寥寥。

贝尔福的当务之急是重返下议院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通过稳操胜券的选区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第二个目标却是三头两绪。许多保守党人将选举失败归咎于他的领导。右翼《国家评论》的主编利奥·马克西认为，贝尔福“在下议院之外已经名誉扫地”。让贝尔福更加焦头烂额的是，1906年回到下议院的保守党和自由联盟党议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拥护保护主义。这样一来，他虽然领导着一个联盟，却并不完全支持该联盟的主要政策；张伯伦对领导权的挑战也让他腹背受敌。这位统一联盟的领头羊毕竟已是古稀老人，他终于放慢了脚步。选举结束后不久，张伯伦就因中风而被迫归隐。暂时无人能挑战贝尔福的领导地位。

贝尔福的无能领导和张伯伦的退休并不是保守党内悲观情绪的唯一原因。保守党枢密院顾问官詹姆斯·弗格森爵士在选举中被一个工人阶级工会成员击败，这样的失利似乎预示着艰难时刻即将到来。一位党内资深人士哀叹道：“老保守党一去不返了。”工党被认为是这次选举溃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工党运动及其组织，”一位保守党的政治家评论说，“是当前最为迫在眉睫的危机。”贝尔福对此表示赞同，他在选举结果中听到了“对同一场革命运动的低声响应，而这场运动已经在圣彼得堡制造了大屠杀，在维也纳引起了暴动，在柏林产生了社会主义游行”。

工党的席位急剧增加，由2个增至29个。1903年自由党与工党的秘密协议是工党成功的一个促成因素，根据该协议，双方都允许对方的代表在特定选区参选时避免相互竞争。两党尽管在观点上有明显的差异，却都致力于自由贸易、社会改革和反军国主义。自由党渴望代表整个国家，而工党的目标则是推进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事业。与大多数自由党人相比，工党议员主张进行的社会改革涵盖面更为广泛。

通过1903年的协议，自由党在看似无望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刻赢得了一小群工党议员的支持。这一切事关工党的崛起，它将成为一支独立的议会力量，成为一个有朝一日可能垄断不太富裕的选民的选票的政党。“我们急切希望与工党的代表保持一致，”坎贝尔—班纳曼说，“他们在下议院的人数太少了。”这是短期的谋算，却产生了长期的后果。这份协议有助于工党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主要政党，使之可以在进步的中产阶级中与自由党争夺反保守党的选票。然而风险并不只是在自由党一方。自由党的极端激进派所主张的社会改革观点与工党相似，工党也有失去其独特身份，最终被自由党所吸收的危险。

新晋的工党议员中有雄辩的苏格兰人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有条不紊的约克人菲利普·斯诺登。这两位工人阶级政治家都曾与自由党有染，麦克唐纳还是自由党和工党盟约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虽然两人宣称支持社会主义，但那是一种议会式的、基督教式的、非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像大多数工党议员一样，他们属于读书识字的新一代工人和中下层人士。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是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和查尔斯·狄更斯等英国作家，而不是卡尔·马克思。麦克唐纳在确立自身的议会工党领袖地位后，决心将该党发展成为一个严肃的威斯敏斯特政党，而不是一个工会压力集团。他相信，该党有朝一日会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在选举中的主要对手。阿瑟·亨德森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卫理公会教徒，曾经是自由党的支持者，他与麦克唐纳、斯诺登和基尔·哈迪一起入选下议院。亨德森从著名的工会成员晋升为工党议员，体现了工党成功的关键因素：工会决定转向政治，以锁定他们已经取得的立法成果。

工党的新议员认真勤奋，往往滴酒不沾。然而，尽管他们本质上显然并非革命派，但他们在下议院的出现还是令正统的保守党人惊慌失措。爱德华国王在宣布议会开幕时，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无礼亮相？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乐观的改革家倒是欢迎新人的出现，这进一步证明了英格兰的文化鸿沟：一方是想要维持维多利亚时代体制稳固不倒的人，另一方是那些希望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平等国家的人。

宣扬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取得了成功，这表明人们对国家干预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意味着注重整个社会的福利而非为了精英阶层的利益而重组社会和经济。以前，人们一提起国家就会想起令人憎恨的《济贫法》、义务教育和限制饮酒，如今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则越来越亲切了。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

关于贫穷的各种社会学研究报告的发表，表明社会不能再把贫穷归咎于穷人的不道德。相反，贫穷被看作是由他们无力控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造成的。爱德华时代激进的知识界认定，贫穷是政府必须承认、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事实。在他们的干预下，很少有人相信通过个人、市政委员会和志愿组织的努力便可消除贫困。如今就连《泰晤士报》也在谈论政府必须要加强改革，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许多人期待新的自由党政府能够纾解贫困，并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国内立法计划。但是，自由党能否胜任这项任务呢？毕竟，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可是建立在不干涉的信条上的。

从自由党的竞选活动来看，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进行广泛的立法。身材魁梧、精明干练、讨人喜欢的自由党领袖苏格兰人坎贝尔—班纳曼（他自己更喜欢被人叫作坎—班）在竞选活动中推出的是传统的格莱斯顿式的“和平、紧缩和改革”纲领。自由党的大部分竞选活动并没有勾勒出详细的创新方案，而是集中火力批评贝尔福的政府。这也是坎—班担任反对党领袖那七年里一贯的强项。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他在下议院公文箱前面对含蓄而又老练的贝尔福时，就像“一个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金融城市民”被“赤手空拳地叫去面对一位身手矫健、手持利刃的剑客”。坎—班往往来之能战，而且总是泰然自若，这让贝尔福非常恼火。

坎—班采用相对消极的竞选策略，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主动选择。他领导的党派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只有在批评反对派的时候才会团结起来。1905年底，贝尔福被迫让自由党组建政府时，自由党内支持帝国主义的派别（包括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和爱德华·格雷爵士等著名议员）试图将坎—班送去上议院，由他们自己来接管下议院。坎—班打击叛乱的做法是向谋反之人提供内阁中的关键职位，提出的条件是让他们放弃要求。他们随即同意并支持了他模糊而乏味的竞选纲领。

自由党的内部不和体现出自由党各个组成元素互不相干的性质。自由党最重要的元素是不信奉国教的人，此外还有商业主义者和实业家；不过党内也有贵族的辉格党支持者以及激进分子，如洗衣妇之子约翰·伯恩斯。该党传统上保护不信奉国教之人的权利，使其免受来自国教会的攻击；它还维护商业和工业，反对地主阶级的利益。然而，要制定一个能够满足党内所有派别的条理清晰的方案确实是难上加难。历史上，自由党倾向于支持一系列单一的“目标”，如爱尔兰地方自治等，但这种策略的危险性在于，它让自由党看起来更像一个抗议党。将迥然不同的成员联系起来的纽带早晚有一天会松动，其中的一些成员也有可能会改变效忠对象。约瑟夫·张伯伦从自由党的下议院议席转投保守党一方，就表明该党不应指望那些白手起家、不信奉国教的商人能够始终不渝地保持忠诚。

但在1906年初，自由党的支持者信心满满。在才华横溢的领袖的带领下，他们的议员在新一届议会中占据了400个议席，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广泛构成。三名前“帝国主义”叛军与激进派和不信奉国教的议员并肩而坐，几名内阁成员都有贵族头衔。坎—班在议会初期的辩论中压倒了贝尔福。他宣称：“这位尊敬的先生什么也没学到。他处理起重大问题还是一如既往地轻浮……带着同样的做派回到了新一届下议院。他根本不了解新议院的脾气……我们谈点正事吧。”

“正事”包括社会立法的实施，虽然范围和影响都不大，但相对于贝尔福政府的努力是一个重大的改进。只要地方当局提出申请，每个孩子就都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校餐；《劳资纠纷法》（1906）加强了工会的权力，提高了他们的法律地位；《1906年劳工赔偿法》为工伤者提供了赔偿。在国外，坎—班的政府给予德兰士瓦殖民地的布尔人以自治权，结束了英国历史上这段令人不快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