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千头万绪

工人们因为工资低、害怕穷困、明显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备感焦虑愤怒。在一个连公共浴室都分出工人间和“上层阶级”专用的国家，阶级间的敌意是不可避免的。1900年，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等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与决心确保自身合法地位和罢工权利的各种工会成员共同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工会支持的工人代表委员会（从1906年起被称为工党）的总体目标是在下议院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方法是赞助议会代表，用基尔·哈迪的话说，这些代表将形成“一个独特的劳工团体……并与一切促进劳工直接利益的立法政党合作”。工人代表委员会制定了一部“渐进式”社会主义的纲领，旨在改善英国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它的目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劳工”在议会的崛起，以及它对自由党的选举挑战，是20世纪政治史引人注目的变局。早在1901年，费边社成员悉尼·韦布就认为，劳工党派的出现威胁到了自由党作为“有进步本能的政治机关”和作为保守党的主要反对党的地位。然而，在成立后的五年里，“工党”还只是一个议会压力集团，没有挑战自由党的抱负。它只有两位议员，其中一位是令人生畏的哈迪，他以在议会中戴布帽而不是按照惯例戴丝质高顶礼帽而闻名。他能出现在威斯敏斯特，令许多人深感震惊。某个记者写道：“共和制悄悄地潜入了君主制的老窝。”哈迪因其共和派观点而受到绝对保守派报纸的抨击。在后座议员席上，他主张增加以及逐步提高所得税（目前只有7%的人口缴纳该税），以补贴一项旨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社会改革计划。

当时还没有人听从工党的声音。1902—1905年间执政的贝尔福政府对推行社会立法的兴趣不大，而大多数保守党人对增加税收的主意也是深恶痛绝。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通过了《1903年失业工人法》，至少承认国家应该解决失业问题。政府最雄心勃勃的国内立法是《1902年教育法》，规定从地方纳税人那里征收资金，为各教派的宗教教育提供支持；它还合并了圣公会和天主教会义务创办的小学与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学校。但这一法案激起了自由党议员的愤怒。他们声称，这是对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歧视，因为得到房地产税补贴的主要是圣公会学校。

虽然《1902年教育法》备受争议，但保护主义是贝尔福任内最著名的政治动机。1902年，一群自由统一党人和保守党人试图说服贝尔福政府对所有从帝国以外进入英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他们的建议实际上要求结束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贸易，这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条伟大真理。自由党联合起来反对这一动议，理由是不受约束的竞争才是自然的、道德的、爱国的。

这场辩论不仅在两党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还分裂了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的联合政府。许多保守党人同情自由党关于自由贸易的论点，但更多的人却认为不应该干预现状。他们问道，既然联合政府的中心目标是维持现状，并使保守党在威斯敏斯特享有了近20年的权力延续下去，那么在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中，怎么会出现如此激进的想法？

答案很简单：殖民地大臣暨自由统一党的领袖约瑟夫·张伯伦转而支持关税改革，确保它成为当时的重大议题。正如年轻的保守党人温斯顿·丘吉尔所说，张伯伦在内阁、威斯敏斯特和国家层面上都“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这个戴着单片眼镜、纽扣眼里插一朵兰花的魅力男子“出身伯明翰”。这座在工业革命中经历过非凡的物质和技术进步的城市自信而昂扬，张伯伦这位曾经的螺丝制造商在那个城市耳濡目染，也咄咄逼人、敦本务实、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是伯明翰欣欣向荣的商业贵族中的标志性人物，曾在19世纪70年代担任该市的市长，并通过实施“市政社会主义”计划改善了城市的基础设施。

鉴于张伯伦的性格和背景，难怪在1886年，他为抗议自由党政府的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而在下议院投靠保守党人这一边时，并没有得到所有保守党人的欢迎。一些保守党人认为，地主统治阶级和英国圣公会的老牌政党不应该与制造商和不信奉国教的人结盟，尤其是像张伯伦这样激进浮夸，还可能制造分裂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对后来的“统一联盟”来说是一笔巨大的选举资产。他的自由统一党团体在1895年选举后为联合政府贡献了71名议员，而他从那时起作为殖民地大臣所推行的政策也深受欢迎。张伯伦是狂热的帝国主义者，相信“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治种族”。他的帝国计划是将“亲属种族”联系起来，以达到“相似的目标”；他尤其希望加强英国、加拿大、美国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更伟大的不列颠”。然而，统一与整合帝国还不足以满足张伯伦的野心；他希望扩大帝国的边界。他的侵略性政策挑起了与布尔人的冲突，后人称之为“乔的战争”。战争初期，他陶醉在英军的胜利中，捷报频传让统一联盟在1900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张伯伦在竞选期间发表的演讲和新闻报道充斥着口号。他曾宣称：“政府输掉的每一个席位都被卖给了布尔人。”张伯伦认为，精妙的辩论在20世纪已经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说，“必须大刀阔斧。”他能够通过简单的语句和现代媒体，直接对有投票权的中下层和商业阶层发表讲话，这让张伯伦在联合政府的同侪中独树一帜。用丘吉尔的话说，他是“大众熟悉的人”。虽然一些保守党人和大多数自由党人指责他通过“蛊惑人心”降低了公共生活的标准，但党内高层却不得不容忍他。

第二次布尔战争失败之后，侵略主义显然已经过时了，而自由党的反对派也在不断壮大，张伯伦需要一句全新的流行口号。此外，他年近古稀，渴望着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冒险。那次冒险可能也会推进他的最终野心——领导一个统一派的政府和国家。作为时代精神的敏锐诠释者，张伯伦觉察到商人和中下层阶级已经慢慢意识到自由竞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正是这种直觉启迪张伯伦提出了关税改革方案。

1902年，张伯伦向内阁提交了他的计划。一些同僚被他的论点说服，即关税可以保护英国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其他同事则公开表示了敌意。贝尔福认定自己绝不能因为支持该计划而失去张伯伦反对者的支持。政府的官方立场以贝尔福特有的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关税改革是可取的，但在现阶段不切实际。然而，张伯伦可不是个有耐心的人。1903年5月，他不顾贝尔福的反对，在伯明翰发表惊人的演讲，公开了自己的建议。他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其他国家对英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正在摧毁这个国家的工业。“糖没有了，丝绸也没有了，铁受到威胁，羊毛也受到威胁，棉花也将没有了！你们还能忍受多久？”只有对从帝国以外进入英国的商品征收关税，才能阻止国家经济的衰退，保住英国的就业机会：他的新口号是“关税改革意味着人人有工作”。此外，关税将进一步推动他最为钟情的两大事业——帝国主义和社会改革。它们将把庞大的帝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政治体和军事体，并增加政府的收入，用于国内立法。这样，“外国人”将为社会改革买单，而不必由英国纳税人付账。

张伯伦纾解英国困境的灵丹妙药受到了追随者的拥护。一些统一派议员称赞这个方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尝试，既能改造迪斯雷利式的“一国保守主义”，又可复兴帝国这个广受欢迎的政党政治议题。但贝尔福非常沮丧。他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在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中选一边站队，然而他的内阁和党派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最后，贝尔福无法主动选边，只得允许内阁成员自行决定。他还制定了一项模棱两可的立法，旨在安抚党内两派成员对那些征收反英关税的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保护主义措施将因此促进自由贸易。

这种特殊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问题，那便是两派都不满意。同时，首相不愿意向内阁下达官方路线，这被解读为他作为领导人的失职。争论双方的代表都从内阁辞职，张伯伦宣布他将离开政府，以便把他的保护主义福音传给全国。贝尔福没有与张伯伦对质，而是告诉他，如果他能改变大多数选民的看法，联合政府将在下次选举中支持关税改革方案。

这一事件损害了贝尔福在党内和下议院的权威，自由党在下议院大肆抨击他。他们声称贝尔福信仰保护主义，但他清楚这一政策不受欢迎，因此出于务实考虑而牺牲了他最有才华的大臣和他自己的信念。贝尔福的政府现在缺乏雄心勃勃的政策，也丧失了最主要的能量和思想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福还是惨淡经营了几年，但在1905年11月，他那受到致命削弱的政府终于结束了任期。这可能是为了暴露自由党影子内阁的内部分歧的一个诡计，因为如今自由党对组建政府义不容辞。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个诡计就失败了。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虽然没有得到党内所有高层人士的效忠，但还是成功组建了自由党政府，并带领政党在1906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团结一致，取得了胜利。在进入后维多利亚时代五年之后，好逸恶劳的贵族首相贝尔福诡计暴露，被迫搬离了唐宁街；他从此再也没机会领导这个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