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春尽江南》

三部曲的写作，也一直是中国小说家的心结。在《春尽江南》出版之际，格非就说，“所谓三部曲，多年来像须臾不离的恋人一般地缠着我。现在我终于摆脱了她的温柔和暴力”。格非有一种解脱感，因为所谓三部曲的计划，其实只是多年前的想法，是一种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对连续和完整性的自然追求，然而到了新世纪，文学市场大变，《兄弟》没写完都可以先出一个上册，而《哈利·波特》可以慢慢悠悠出到第七部，更有小说家宛如投放集束炸弹般一下子砸出十卷本四百五十万字的巨著，在这样的乱局中，三部曲这个计划本身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意义，但对作家来讲，一个画了三分之二的圆，自有它心理学上的温柔和暴力，要胁迫作家把它画完。

《春尽江南》似乎是写了一群失败者。在不同场合，格非都谈过他对失败的理解，“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过去，我们会赋予失败者其他的价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列举的失败者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今天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被看作是耻辱的标志。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

我觉得，格非之所以崇尚失败，是因为他对失败的理解有些暧昧，甚至可以说混乱。《报任安书》里提到的人，其实没有一个失败者，他们都是一些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努力克服困难的杰出者，是“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列举的那些人，文王也好孔子也好，根本不是因为某一时刻的失败才被赋予了很高地位，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之前之后的成功。暂时的失败和长久的失败，他人眼中的失败和自我意识到的失败，无关痛痒的失败和真正的失败，庸众懦夫的失败和勇士伟人的失败，这其中的千差万别格非都视而不见，也许，正是这种混淆才给了格非勇气，让他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因为，除了懦夫和自甘堕落者之外，没有一个真正的人，会甘心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失败者，并且还自认为那是了不起的。

在小说中，作者借大谈庄子的冯延鹤老头的嘴讲出这么一段话：“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这段话深得主人公谭端午同感，被他记在心里，增添了他“勇于做一个失败者”的决心。但问题在于，假如一个人真的能“成为你自己”，那已经就不失败了。老庄之学本身，有极其刚强奋发之处，绝非庸者、软弱者以及失败者的逃避之所，这一点，我相信冯延鹤和谭端午都没有什么体认。

《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谭端午被设定成一个八十年代著名诗人，九十年代初回到家乡鹤浦，在这里结婚，生子，在地方志办公室里消耗光阴，看着自己的妻子从一个崇拜诗人的无知少女蜕变成一个干练强悍的大律师，自己搞点不轻不重的婚外恋，偶尔还充满嫌厌感地参加点诗歌活动。格非并非纯粹的架空虚构，相反，他是把谭端午放在欧阳江河、海子、唐晓渡这些真实的诗人和诗评家之间，让他的情人吟诵翟永明的诗，让他的耳边回响朱朱的《清河县》，让他对粉丝说起同睡在一床喜欢打呼噜的海子，让他的妻子庞家玉感慨：“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迦。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

庞家玉所说的二十年前，是一九八九年，二十年后，自然是新世纪了。《春尽江南》这本小说要写的，是玩弄诗歌的谭端午在新世纪的失败之书，而由于作者的自信，它竟然期望成为诗人这个族群的失败之书。

在上海书展期间接受访问时，格非曾说过，“我想描述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的个人。我当然不是想去描述历史，这个我没有任何兴趣，而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当中，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描述历史，是一件巨大而困难的事，格非自然可以表示没有兴趣；然而，格非所说的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个人”到底是哪个个人？难道有一些可以代表全体个人的个人？格非塑造了谭端午这个个人，迫不及待地将一切艺术才华和道德猥琐都塞到这个典型身上，通过这么个典型的视角，作者让我们看到，诗人这个族群就是这么个模样，他们被时代抛弃是注定的，成为失败者也是注定的，而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的诗人最后会拿起笔，写一首告别过去的挽诗，然后开始写小说，就像谭端午最后一样。

在当代中国小说家的笔下，诗人一再地成为某种小丑的代名词，之前有阎连科完全缺乏文化常识的《风雅颂》，现在又有了《春尽江南》。我知道老百姓为了交流方便起见，惯常会将人分成各种类别，上海人北京人，中国人美国人，胖子瘦子，诗人商人，诸如此类；我知道漫画家都熟知一些通用和简洁的绘画线条，用以表示人的喜怒哀乐，表示人的高低贵贱；然而，我不知道竟然小说家也可以将人这么简单粗暴地符号化类别化乃至漫画化。在真正的小说家乃至艺术家心里，从来都没有某类人的概念，只有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个体生命的复杂远胜过集体，小说家关心的应该是千姿百态、复杂生动、不可穷尽的个体，而不是去捏造几个似乎能代表集体代表时代的个体。《春尽江南》里，谭端午可笑地从头至尾在阅读《新五代史》，却不曾有任何自己的见解，就像他对巴赫、莫扎特、海顿的音乐一样，而这些都成为一个个有用的符号，一个个象征躲避、忧伤乃至失败的符号，印在谭端午额头，昭示着他是个多么才华横溢多么能代表诗人的诗人。

格非在清华长期讲小说写作，也出过几本文论，在探讨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小说写作时，格非一贯的策略是将一切难题归咎于时代、社会乃至文学潮流，正如他将谭端午的失败归咎于诗人这个族群的失败一样。

在《文学的邀约》中，格非提到经验的同质化趋势，认为其已经弥漫于日常生活所有领域，“不仅使得主体性、独异性、个人化等一系列概念变得虚假，同时也在败坏我们的文化消费趣味”。然而，在我看来，小说家和一切艺术家的任务之一，恰恰是同这种经验的同质化趋势相抗衡，而不是就此怀疑个人经验本身的价值。可惜的是，这种怀疑，正弥漫在很多小说家身上，让他们在面对和描述当下社会时，更多的是依赖互联网上的社会新闻和段子，因为，据说那些比生活里的故事更有新意，比个人经验更不受干扰。他们似乎以为，让主人公复述一些网上流传的社会新闻和事件，就是在反映时代和个人了。

格非一直喜欢福楼拜的《布法和白居榭》。博尔赫斯曾扼要谈论过福楼拜这本书，“福楼拜创作或塑造出这两个傀儡来，并让他们阅读大量的书，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搞不懂这些书。法盖指出了这种手法的幼稚和危险性。因为，福楼拜为了构思这两个白痴的反应，他自己看了一千五百种有关农业、教育学、医学、物理、形而上学等等方面的书，目的也是为了搞不懂它们。法盖评论说：‘如果一个人坚持从那种看了也不懂的观点出发来看书，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会做到什么都不懂，并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成为白痴’”。

博尔赫斯援引的法盖的评论，其实稍作改动，就可以移用到格非身上，即，如果一个作家坚持从失败者的观点来看待和描述时代，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会让周围遍布失败者，并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成为一个失败的作家。

（原刊于《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