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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的道德—哈金《南京安魂曲》

哈金的这本《南京安魂曲》，更适当的书名应该是《明妮·魏特林》，它无意中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即天真的美国人如何在异乡的尘世邪恶面前一点点被毁掉，但和亨利·詹姆斯笔下的黛西·米勒不同，明妮·魏特林在进入我们视野之时，已经是一个老人。一个绝对天真的老人，如何在这份天真的鼓舞下奋勇斗争，成就巨大的业绩，又如何困扰于这份天真的失去，并选择最极端的方式来抗争，和黛西·米勒席卷我们的哀婉不同，明妮·魏特林的故事里面有一种极其辉煌的东西在吸引我们，偶尔有些瞬间，它让我们想起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哈金原本有可能完成一部足以进入美国文学史的小说，明妮·魏特林原本有机会和黛西·米勒，和亚哈船长并肩站立，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哈金并没有这样的志向。他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有一回我做了个梦，我太太生了个小女孩，那个孩子的脸是明妮·魏特林的脸，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启示—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这个梦的确可以作为小说的隐喻，在哈金这里，天真的美国人明妮·魏特林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不朽人物，她只是投胎在一个华裔家庭，作为一张脸，一个强烈的刺激，以及一个对于美国读者而言恰当的阅读视角，哈金试图要完成的，是对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书写。

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小说的关系，乔治·斯坦纳在他那本《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曾讲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小说家并不希望篡夺记者和史家的地位。在十九世纪小说中，革命和帝国在背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仅仅局限于背景而已。当革命和帝国所起的作用太靠近核心位置，例如，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法朗士的《诸神渴了》中出现的情形，小说本身在成熟性和独特性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缺陷。”

这段话包含了小说艺术的主要秘密。对于记者和史家，重要的是事实；但对于小说家，重要的则是个人。记者和史家的天职是挖掘和打捞生活的真相，尤其是重大事件的真相，人们也以此来判断他们的优劣，对于小说家，读者应当另有标准。如果说哈金是在写小说，如果说《南京安魂曲》是一部严肃的长篇小说，那么，我们必须也要用小说这门艺术应有的严肃来评论它。然而，为《南京安魂曲》写序的余华说：“《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然而，将“伟大”毫不吝啬地赋予《南京安魂曲》的阎连科说：“‘还原’成为《南京安魂曲》中的文学要旨与艺术追求，乃至于当时南京街道上的树、小店中的菜和人物穿戴的衣物与鞋子，都带着文化历史的印迹在这部小说中从容地布排和展开。”

我不会奢求媒体记者来探讨小说艺术，这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但我至少期待鼎鼎有名的小说家们对此能谈出点别的什么，然而没有。事实上，《南京安魂曲》在国内读书界引发的，几乎一边倒的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再度关注，是在新闻纪实频道和历史探索频道范围内的普遍哀痛和赞扬。

从约翰·拉贝、东史郎，再到严歌苓、张纯如、哈金，我们若是细数一下历来有影响的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些叙事者都不属于这块土地，他们作为旁观者，或是海外华人，或径直就是外国人。即便在陆川的《南京！南京！》里面，主要的叙事者依旧被设定为一个日本军官，据说这样可以呈现更为客观的人性。随之而来，一个司空见惯的责问，就是针对所谓中国式的健忘。在《南京安魂曲》中，哈金也借叙述者安玲之口，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责问：“这种健忘是基于相信世上万物最终都没什么要紧，因为所有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就连记忆也是会逐渐消失的。这样一种见解也许很明智深刻，可人们也可以认为，中国人似乎用健忘作为逃避责任、逃避冲突的一种借口。”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可以将叙述者安玲和哈金画上等号，是因为哈金在接受访谈时也直接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中华民族是健忘的民族。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没在文学中得到相应的表述。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作家队伍，而这方面做得十分不够。你看日本，挨了原子弹，就有《黑雨》之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使他们得到世界的同情。”

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健忘，位于南京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这些年陆续编译出版的七八十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就是证明，哈金也从中吸取过很多材料，但哈金似乎得意地认为，唯有文学表述才代表着记忆，唯有成天哀嚎才代表着记忆。这，是典型的旁观者的道德。在这样的旁观者道德观审视下，一个丧失至亲的人，他最应该做的不是哀伤，而是赶紧运思写一篇悼文；因为，衡量他是否还记得逝去亲人、是否没有健忘的标准，不是他默默地珍藏好几件小小的遗物，不是他多少个深夜里辗转难眠，不是他多少次忽然间的神思恍惚，而是他能否在晚报副刊上发表一篇表达哀思的文学作品，最好是小说。这是多么的荒谬！然而，很多年以来我们就曾经一直默默忍受着、附和着这么荒谬的、来自旁观者的指责。

南京大屠杀是近百年来全体中国人最深的伤痛，我相信这样的伤痛还会持续很多世代，在这样史无前例的民族伤痛面前，每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不可能是旁观者，而是当事者，是失去亲人的人。但我不认为南京作家乃至内地作家，就有义务要写出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追悼会上，那漫天飞舞文采飞扬的挽联和悼文，永远都是旁观者送来的，这是他们自觉的义务，值得尊重，但不代表他们就能以此来指责那低头哭泣的未亡人为什么不也和他们一样挥毫泼墨。文学的真实或历史的真实也许已经能令旁观者安心，却不足以让当事人安魂。如果说到纪录片般的真实触目，如果说到还原现场，大概没有比佛山小悦悦被碾的那段视频更真实触目更能还原现场的了，但是，你能够说，小悦悦听说了那段真实的视频被传播，就能够安魂了吗？她的父母亲人成天目睹那段真实的视频被传播，就能够安魂了吗？

文学和生活，都有其自身的伦理和边界，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有义务进入文学，或者说，那些没有进入文学边界的生活，不意味着就已被遗忘。文学的任务不是用来博取生活的同情，而那些进入了文学边界的生活，也没有理由用自身的重大和惨烈来左右文学自身的伦理。哈金在刻意地混淆这二者，我们的小说家们则有意无意地对此视而不见。

在我看来，关于哈金的小说艺术，最严肃的意见来自台湾的朱天文，在小说《巫言》中，她重现了一个年轻认真的华语小说家读到哈金小说中译本后的感想，哈金的英文著作可以译成不论哪一国文字，就是不好译成中文。因为只剩下题材，吸引旁观者和局外人的题材，“读您的书感觉上像是科普版。（他以为自己至少补饰以轻松幽默的语气了，显然没有。或其实他的意思可以是，科普书的贡献多大呀，深入浅出担当着桥梁角色，不容易的）”。考虑到《南京安魂曲》的译者依旧是季思聪，我有理由认为，这段来自海峡对岸一二十年前的发言，对《南京安魂曲》中译本依旧适用。当然，这次哈金讲了一个内地小说家难以碰触的题材，不容易的。

（原刊于《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