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朝诗歌艺术精神与士族文化

南朝诗歌是一个相对完足的艺术系统，无论是和魏晋诗歌相比，还是和盛唐诗歌相比，它都具有独特的艺术精神和不同的政治文化基础。以齐梁为主的南朝诗歌并不偏重言志述怀，而是多用于应酬娱情；创作中也不重兴寄风骨，而是纤秾、艳丽，风力不振。而这些艺术特征又和南朝诗人绝大多数出身士族，具有强烈的士族文化意识密切相关。但是，学界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南朝诗人尤其是齐梁诗人是由士族诗人与庶族诗人共同组成的，而且庶族诗人在齐梁陈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这种观点援以立论的史学依据是门阀士族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刘宋以后的南朝，不仅皇室出身庶族，而且多用寒人以掌机要，士族逐渐失去了政治优势。那么，南朝诗人到底是以士族为主还是以庶族寒门为主呢？南朝诗歌是否已烙上强烈的寒士意识呢？由于南朝诗歌艺术系统是中近古诗歌艺术发生转型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唐代诗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一大重要艺术渊源，所以本节下面将对南朝诗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及其文化意识进行一番考察和辨析，并进而对南朝诗歌艺术精神的发生原因和机制作出一些解释。

一、南朝士族政治辨

很久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江左五朝是门阀士族政治时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对士族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1]。此论确乎发千古之覆，使人们对中古政治史的认识更深刻、更准确，在史学界、文学研究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有些学者在援引这一观点时，未能审慎辨明，径自认为刘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士族专权的历史，复兴了皇权专制的历史，标志着庶族阶层在政治上的崛起，也标志着士族阶层在政治上的退却，并进而认为庶族文人已成为南朝文学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我认为，持此论者首先是误解了田余庆先生的观点。田先生所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指狭义的门阀政治，即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田先生说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主要是指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皇室垂拱的政治历史，并未说宋齐梁陈四朝就不是士族政治时期。而且，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再版序》中特别指出：“《自序》中曾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正文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这个提法易生歧义，再版中删去了。”[2]这说明，在田先生心目中，门阀政治并不完全等同于士族政治。根据我的理解，所谓的“士族政治”，是指以门阀士族为主要社会基础和政治主体的一种政治体制，实相当于广义的门阀政治。而宋齐梁陈四朝，实可当之。

首先，宋、齐、梁三朝皇室均出自士族，非庶族寒人。

刘裕，原籍徐州彭城。曾祖混，渡江侨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侨县，无实土，寄治武进，属南徐州南彭城郡）；祖靖，东安太守；父翘，郡功曹[3]。刘裕虽非高门甲族，但仍算士族，只不过是次等士族而已[4]。赵翼曾据《宋书·武帝本纪》《南史·宋本纪上》所云“（帝）家贫”，“微时躬耕于丹徒”，“尝自往新洲伐荻”，“樵渔山泽”等记载，就以为刘裕乃庶族寒人：

然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5]

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世清贫并不一定就不是士族。琅琊王祥“家无宅宇”，死后“家甚贫俭”[6]。北地傅玄、范阳张华、高平郗鉴，皆“少孤贫”，臧焘“贫约自立”，“茅屋蔬飡，不改其旧”[7]。然此数人并不因家道清贫而仕途阻滞，各能以士族资格，占据政治要津。而且，当时高门子弟中亦多清贫之士。如晋周顗家被籍没时，“收得素簏数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瓮，米数石”[8]。晋庾冰，“及卒，无绢为衾。又室无妾媵，家无私积”[9]。宋何尚之，“家贫”，“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10]。宋袁粲，“饥寒不足”，“（母）躬事绩纺，以供朝夕”[11]。但上述诸人，都因出身世族，虽家无余财而坐据高位[12]。所以，刘裕家世清贫并不说明他就不是士族。

齐高帝萧道成，同样也是出身士族，而非庶族寒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引《南齐书·高帝纪下》所载齐高帝临终遗诏中“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之语，以为兰陵萧氏出于寒门[13]。对此，周一良先生不以为然，曾纠正赵说。周先生认为：

赵瓯北据齐高“吾本布衣素族”一语，遂谓萧氏为寒门，非是。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南朝之称素族皆与宗室相对而言也。……是素非寒素之谓矣。[14]

他后来又撰专论，对此问题作更细入之辨析：

素字南朝文献中有两种涵义，所指不同。其一，素族素姓如与皇室王族对待而言，指异姓高门，素者言其为平民家族，与皇室有别也。……素族如对高门甲族而言，又可用以指门第较低之士族，甚至庶姓寒门。齐高帝遗诏所云，即是此意。[15]

周先生所言甚是。唐长孺先生亦持此说，并补充多条史料，进一步指出：

东晋南朝时所谓“素族”、“素门”等或是对宗室而言，或是对家世显贵受封爵邑者而言，而最一般的用法，实即士族的互称，其对宗室或贵戚公侯而称者实际上也是指士族。因此“素族”不但不能解释为寒门，而且恰恰相反。……兰陵萧氏本是寒门，宋初，道成族人因外戚起家，道成一房始得以军功显达，列于士族。[16]

如果按照当时士族中的等级来区分的话，萧氏确实只能算是为高门所轻的将家。但是，士族的低门层也是士族，而非寒门。

至于萧梁，则因是两朝皇室，且以文义素业传家，故于南朝成为后起的新门甲族。《新唐书·柳冲传》记柳芳论士族云：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

则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称之为高门、甲族。

宋、齐、梁、陈四朝皇室中，只有陈氏不是士族[17]。然陈朝享国较短，且世家大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也未完全丧失，故可称之为“士族政治”的式微期。

其次，宋、齐、梁、陈四朝之建立政权及治国施政，也无不倚重士族，优借士族。

刘宋以后虽已不是“王与马共天下”、世家大族与皇室共安的局面，但四朝之建立，仍然需要依赖士族的支持。四朝开国之君在夺取皇位时，都曾有一批亲信谋臣和武将为其出谋划策、冲锋陷阵，而这些人虽不出于第一流高门，但仍属于次门士族。如刘裕之有刘穆之、徐羡之、檀道济、沈林子等；萧道成之有崔祖思、刘善明、王敬则、垣崇祖等；萧衍之有沈约、范云、王茂、曹景宗等。而在禅位之势已定之后，新朝同样需要得到一些世家大族的支持，利用其声誉威望，以提高自身的威信，并借此笼络门阀贵族，使之拥戴新朝。齐台初建时，“（褚）渊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求为齐官”[18]。沈约作齐太尉王俭碑云：“公深睹兴废，妙识人英，察荣光于河渚，攀龙翼于云汉。”[19]为王俭之匡赞萧齐、佐命新朝唱赞歌。萧衍代齐时，傅映则劝袁昂投靠新朝，而袁昂在傅映建言下，遂降梁仕至高位[20]。陈朝建立的情况稍特殊些，因为陈霸先崛起于侯景自北方侵入梁朝之大乱后，侨姓高门及吴姓士族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故未能得到高门士族的多少支持。然而，又由于陈霸先出自南土寒门，所以他在建陈时也笼络了一些士族子弟。如刘师知，沛国相人，家世素族。绍泰初，陈霸先入辅政时，以师知为中书舍人，掌诏诰。陈霸先为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其仪注并师知所定[21]。另外如王冲、王通，并琅琊王氏后裔，在陈朝初建之时，皆被委以高位重任[22]。吴姓士族子弟如吴兴沈众，系梁特进沈约之孙，颇有文词。绍泰元年（555），仕梁敬帝为侍中，迁左民尚书。陈霸先受命后，迁中书令，中正如故。而且，“高祖以（沈）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优渥，超于时辈”[23]。陈霸先此举，实有为新朝树立威信，笼络士族之意图。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宋齐梁陈四朝，对待士族政治上、经济上的优遇政策也一直未变。相反地，反复进行的“检籍”活动本身，就表明了政府对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而且，四朝一直实行着“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入仕制度，入仕之后士族多任清显之职，庶族寒门则多只能担当浊官[24]。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说宋齐梁陈四朝仍是门阀世族与皇室平分天下、甚至凌驾皇权之上的门阀专制政治，但是仍可称之为士族政治时期。

二、“寒人柄用”与南朝寒人的文化质素

正如许多学者已指出，南朝后期尤其是梁朝末年以后，世家大族因其治政能力的退化，逐渐失去其政治优势，同时，庶族寒士乃至寒人的势力开始抬头，且于梁陈两朝执掌机要，成为一股新兴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25]。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南朝后期寒人的社会影响、文化地位就已很高，更不能认为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已带有浓重的寒士意识。我认为，就政治地位来说，寒人已有很大的提高，但其社会文化地位仍不能与世族并驾齐驱，至于文化艺术（包括文学）创作的主体仍是士族，而非新兴的寒人；南朝后期整个社会包括寒人自身也无不以士族文化意识为时尚。

在南朝后期兴起的寒人，原本是一些地方豪强与富有商人，还有一些是南朝王公贵人的“左右”和“门生”。他们多以军功起家，入仕后亦常担任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等官品极低的浊官，然后再渐至专掌军国要务。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未因此而得到提高，即便显贵了，亦不得与高门并观。如东晋刁协死后，其子认为应该显赠，但蔡谟与书庾冰云：

若以善柔得众，而刁令粗刚多怨；若以贵也，刁氏今贱；若以富也，刁氏今贫。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此言之？[26]

最后刁协只能追赠本官，未得赠光禄大夫。刘宋之薛安都既贵，除右军将军。其从弟道生，亦以军功为大司马参军，犯罪，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欲往杀之。柳元景责之曰：

卿从弟服章言论，与寒细不异，虽复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27]

齐之王俭与王敬则同拜开府，徐孝嗣戏俭以“连璧”，王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28]陈庆之素有大功，梁武帝嘉之，赐手诏曰：

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29]

可见在梁武帝眼里，陈庆之并不因显贵而改其寒门之身份。陈朝虽然“择才不问华素，取士无计高卑。历观揽权者，多属寒士”[30]，但是，寒人仍遭社会歧视。如蔡凝年位未高，而才地为时所重，常端坐西斋，自非素贵名流，罕所交接。高宗常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壻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31]。吴兴章华，家世农夫，至章华独好学。后主即位，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辞以疾，郁郁不得志。祯明初，上书极谏，被诛[32]。临川周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周敷族望，深求交结[33]。施文庆，不知何许人也。家本吏门，是寒素之家，后主即位，擢为中书舍人，然“王公大人，咸共疾之”[34]。可见，通四朝而言，无论寒人权位多重，也终受士族歧视。

不仅如此，已致身显贵的寒人也深知自己不能与士族平起平坐，他们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如东晋之易雄为长沙别驾，自以寒门，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35]。乌程吴逵有异行，太守张崇之义其志行，加羔雁之礼，命补功曹史。逵以己门寒，固辞不就[36]。齐之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次迁居，常有忧惧之色。有子十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37]梁之吕僧珍为南兖州，在任见大夫，迎送过礼，平心率下，不私亲戚，兄弟皆在外堂，并不得坐。其从兄宏，以贩葱为业，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38]朱异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诲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39]朱氏之言行，终究是一种愤激之举，南朝并不多见。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寒人虽然已位高权重，但他们在社会文化素质方面（尤其是言谈、举止）仍不能与士族相颉颃。如陈显达就曾诫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逐。”[40]张欣泰父兴世，宋左卫将军。欣泰少有志节，不以武业自居，好隶书，读子史。通涉雅俗，交结名素。下直辄游园池，着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齐武帝，武帝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41]梁武帝辅政时，曾上表斥当时寒人模仿士族举止、诈冒冠族之恶，并建言朝廷要严加甄辨：

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余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顷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进，怀质抱真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于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荜，又以名不素著，绝其阶绪。必须画刺投状，然后弹冠，则是驱迫廉撝，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屦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崖涘，造请自息。[42]

寒人纵使真有奇才高学，时人亦多轻视之。如颜之推《颜氏家训》载：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43]

宋孝武帝时，初用东海鲍照为中书舍人，鲍照以才学知名，号为得人[44]。又用鲁郡巢尚之，巢尚之乃“人士之末”[45]，出身微贱，江夏王义恭便以为非选[46]。再如梁武帝初任世族士子周舍为中书通事舍人，舍参豫机密二十余年，“众尤叹服之”[47]。周舍卒后，梁武改用寒士朱异，“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外间“殊有异论”，侯景谋反时竟也以诛异为名[48]。入陈以后，毛喜以素族，施文庆以吏门，沈客卿以寒流，先后任中书通事舍人。史称宣帝陈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49]。及陈后主用施文庆、沈客卿等典掌机要，文庆等“聚敛无厌”，且“并不达大体”，“王公大人，咸共疾之”[50]。

寒人中颇有才学者尚且遭到社会的歧视，而寒人权臣中更多的则文化程度甚低，他们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根本不能与士族弟子相较。如刘宋沈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上（宋世祖）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颜）师伯。’”[51]齐世将帅张敬儿，“本名苟儿”，其弟恭儿“本名猪儿”，及贵始改。敬儿“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52]。梁之冯道根，“家贫，佣赁以养母”，“微时不学，既贵，粗读书，自谓少文”，后以军功累官至左军将军、豫州刺史[53]。昌义之，“不知书，所识不过十字”，后以武干，屡居藩任，积战功，官至护军将军[54]。因此，虽然梁陈两代寒人多显，但他们在文化艺术方面几无建树。

三、南朝诗人多士族

在诗歌创作方面，更是士族所擅长，南朝寒人少有能染指者。《南史·恩幸传》中共收29人，只有陈朝会稽山阴人孔范一人“文章赡丽”，“善五言诗”，余皆未言有诗才。然孔氏又并非寒人，乃吴姓甲族。其曾祖景伟，齐散骑常侍；祖滔，梁海盐令；父岱，历职清显[55]。孔范之所以被列入《恩幸传》，可能因为他于陈朝末年与施文庆、沈客卿等寒人一起奸佞谄惑，导致亡国之故。而在《南史·文学传》所载50人中，也只有梁吴均“家世寒贱”[56]，出自寒门。再就南朝四史细考之：《宋书·恩幸传》15人中，唯戴法兴“好学，能为文章，颇行于世”，巢尚之“涉猎文史”，然也未明言其是否能诗；其他人则或“颇涉书传”，或“涉学善书”，或“素善射”、“凡鄙无识知”。同样，《南齐书·幸臣传》所记7人中，亦无一人善诗，他们或“闲书题”，“便书画”[57]。与之适相反，齐、梁、陈三史的《文学传》中，也未发现寒人。另外，逯钦立先生所辑《宋诗》《齐诗》《梁诗》《陈诗》中共有诗人225名，家世可考者178人，其中除了沈庆之、王仲雄[58]、吴均、朱异、陈昭、陈暄[59]等6人出自寒门，其余172人均为士族子弟[60]。可见，无论是就史传考察，还是据现存诗歌的作者出身分析，都可发现，南朝诗人绝大多数是士族子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出自高门甲族。

那么，南朝诗人为何多出自士族且多为高门呢？寒人在当时为何绝少以诗名世呢？

这首先是因为文学乃士族传家之资，是士族子弟绍兴家业的重要手段。

在魏晋之际大族兴起的时候，就有一些是以文章兴的，如汝南应氏；而更多的则是在成为大族之后，以文章风流相尚，保家固宠的，如王、谢等大族。宋之谢灵运：

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61]

谢惠连：

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深相知赏。[62]

齐之孔稚珪：

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又与琅邪王思远、庐江何点、点弟胤并款交。[63]

梁之丘迟：

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徵士何点并见而异之。[64]

柳恽：

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琊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65]

何逊：

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66]

王僧孺：

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与乐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学友会。[67]

纪少瑜：

年十三，能属文。初为《京华乐》，王僧孺见而赏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68]

刘孝绰：

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69]

王籍：

七岁能属文，及长好学，博涉有才气，乐安任昉见而称之。尝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70]

谢举：

年十四，尝赠沈约五言诗，为约称赏。世人为之语曰：“王有养、炬，谢有览、举。”养、炬，王筠、王泰小字也。[71]

陈之阴铿：

五岁能诵诗赋，日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72]

江总：

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琊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总时年少有名，缵等雅相推重，为忘年友会。[73]

当时士林如此以文学相高，甲族能诗者自然比比皆是了。

比互相称赏影响更为直接、作用更大的，则是皇帝、王侯对善诗能文者的擢用、赏拔。如宋之会稽孔宁子：

为太祖镇西咨议参军，以文义见赏，至是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74]

谢晦：

涉猎文义，朗赡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75]

江智渊：

爱好文雅，词采清赡，世祖深相知待，恩礼冠朝。[76]

齐之谢朓：

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萧）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77]

梁之张率：

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高祖霸府建，引为相国主簿。天监初，临川王以下并置友、学。以率为鄱阳王友，迁司徒谢朏掾，直文德待诏省。[78]

刘遵：

少清雅，有学行，工属文。……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79]

褚翔：

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高祖异焉，即日转宣城王文学，俄迁为友。时宣城友、文学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为之，时论美焉。[80]

陈之陆玠：

好学，能属文。……吏部尚书袁枢荐之于世祖，超授衡阳王文学，直天保殿学士。……后主在东宫，闻其名，征为管记。仍除中舍人，管记如故，甚见亲待。[81]

陆瑜：

少笃学，美词藻。……兄琰时为管记，并以才学娱侍左右，时人比之二应。[82]

这些士族子弟，因为善诗能文，备受皇帝或诸侯王的恩遇，仕途也大多顺畅。无形之中，也使得士族更加重视以文章素业传家。

再加上士族子弟尤其是高门甲族子弟入仕后所任多是清显之职，不需亲理庶务，唯以文义自逸，吟诗作赋，宴饮赏会，所以诗赋又成为其入仕的必备修养了。

东晋以后，直至陈末，士族子弟起家官中最清显者为秘书郎，杜佑《通典》中说：

宋、齐秘书郎皆四员，尤为美职，皆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十日便迁。梁亦然。自齐、梁之末，多以贵游子弟为之，无其才实。[83]

其次是州主簿、从事、秘书、著作、通直郎，其中又以著作秘书最贵。再次是州从事、谘议参军、奉朝请、王国侍郎等。入仕以后不久，士族高门便转东宫宫属。东宫宫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84]。当然，也有许多转到学士省的。学士省，梁有文德学士省[85]，梁简文帝在东宫时则有文德省[86]，梁另外还有华林省[87]；陈则有寿光殿学士省、东宫义省、嘉德殿、天保殿、宣明殿、德教殿等。而在这些部门，学士除了待诏制敕、抄撰图书外，多有闲暇，闲暇之时又常常君臣宴饮、诗赋唱酬，而且此时写诗作赋多带有竞赛性质，写得慢、写得差，自然会被同侪嘲笑、看不起；写得快、写得好，则十分风光，还可能被擢以不次之位，备受宠遇。

以上诸多因素，使得士族尤其是高门甲族对诗文之事往往看得很重，乃至于南朝众多的《诫子书》《家训》中都有教育子弟习诗作文的内容。如南齐张融，平生颇以文章名世，临卒诫其子曰：

手泽存焉，父书不读！况父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遗尔音。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盖不隤家声。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见也。可号哭而看之。[88]

再如梁之王筠尝与诸儿论家世集：

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89]

在父祖的这些谆谆教诲下，士族子弟多自小勤学苦读、习诗作文，且早有令誉，也就不奇怪了。而在东晋南朝，文学世族比比皆是，更是自然的事了。

与之正相反，南朝之寒门子弟则很少有善诗能文者，其原因大率如下：

首先，寒人多以军功起家，且有重武轻文之风尚。由于世家大族政治上、经济上都很优越，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他们大都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不乐武位”。结果，寒门庶族出身的将士军人，便以军功为其进身之阶[90]。久而久之，他们也养成了轻视文章、崇尚军功的风尚。如南齐王敬则，出身寒门，“不大识书”，其母为女巫。后以武功，官至太尉。宋世祖尝于御座赋诗，敬则执纸曰：“臣几落此奴度内。”世祖问：“此何言？”敬则曰：“臣若知书，不过作尚书都令史耳，那得今日？”[91]再如陈之周文育，本姓项氏，出身寒贱，为义兴人周荟收养。周荟命兄子周弘让教之书记。弘让写蔡邕《劝学》及古诗以遗之，文育不之省，谓弘让曰：“谁能学此，取富贵但有大槊耳。”后改学骑射，果以军功，授开府仪同三司[92]。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寒人将帅鲜有能诗者也就很自然了。

另外一些寒人虽然以吏治进身，也舞文弄墨，但同样绝少以诗名世者。这些人大多经由以下仕历致身显贵：

主书→典签→内监→南台侍御史→员外散骑侍郎→中书通事舍人→游击将军→给事中

如宋之阮佃夫：

台小史→主衣→内监→南台侍御史→龙骧将军、司徒参军、太子步兵校尉→游击将军、假宁朔将军→中书通事舍人、给事中、辅国将军[93]

王道隆：

主书书吏→主书→典签→南台侍御史→员外散骑侍郎→中书通事舍人→右军将军[94]

齐之茹法亮：

小史→斋干扶→典签→冠军府行参军→殿中侍御史→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中书通事舍人→员外郎→龙骧将军→给事中、羽林监→步兵校尉→游击将军[95]

梁之周石珍：

厮隶→宣传左右→制局监→直阁将军[96]

陈之沈客卿，亦由寒官累迁至尚书仪曹郎，至德初，从为中书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97]。以上诸人所历之官职大多为浊官，他们主要从事文案簿领的批阅、处理，及其他实际事务，工作繁忙，少有闲暇。

由于工作的性质，他们只需粗通书记，并不要求吟诗作赋。如齐之纪僧真，随从太祖在淮阴，“以闲书题，令答远近书疏”，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98]。刘系宗，“少便书画，为宋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后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元徽初，为奉朝请，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郎。太祖“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99]。陈之施文庆，家本吏门，颇涉书史。后主即位后，被擢为中书舍人。“文庆聪敏强记，明闲吏职，心算口占，应时条理，由是大被亲幸。又自（陈）太建以来，吏道疏简，百司驰纵，（施）文庆尽其力用，无所纵舍，分官联事，莫不振惧。”[100]

而且，当时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士族担当的清显之职才能吟诗作赋，而将职、吏职等浊官则不应附庸风雅。如齐之张欣泰，出身将门，然不以武业自居，颇慕士族之风流。其为步兵校尉、领羽林监时，曾从齐世祖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101]又如梁之曹景宗，亦出身将门，善骑射，好畋猎，后以军功累至右卫将军。有一次，梁武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沈约赋韵[102]。梁武帝不让曹景宗赋诗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为曹为军人，诗非其所长，二是因为武职似不宜参与赋诗。

综上，在整个南朝时期，不但政治基础是士族政治，而且文化艺术亦为士族所主宰，诗人中士族更占绝大多数，吏姓寒人廖廖无几，所谓的寒士意识自然很难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观念和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