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中的解读偏好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是中国当代文学总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本土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相对忽视了国外的接受。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广泛与深入，对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接受进行研究提上了日程。由于问题意识和研究立场不同，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重心及研究角度会有所不同。本文重点探讨海外接受中的解读偏好问题。

一、联系、对应西方作家作品的联想性解读

联系、对应自身文学传统中熟悉的作家作品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是西方读者的一大阅读定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读者倾向于把不熟悉的变为熟悉的，把相对陌生的中国当代文学融进熟悉的西方文学框架之中，寻找一种熟悉感和认同感，以唤醒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抑或印证他们对中国的某些想象，这在对莫言、余华、韩少功等人作品的接受中都有鲜明的表现。

美国知名期刊《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的戴维斯-昂蒂亚诺认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托尔斯泰式的鸿篇巨制……西方读者包括我在内认为它在视野上堪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罪与罚》相媲美”(1)。美国学者艾丽丝·H. G.菲利普斯也不无赞赏地说：“《红高粱家族》……有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震撼力和丰富内涵，情节跌宕起伏，场景瑰丽多姿。”(2)对于《酒国》，英译者葛浩文评价道：“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讽刺。”(3)而在译成英文的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中，“莫言……创造了一系列富有想象力，像卡夫卡的人变甲虫那样的意象”(4)。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中依然不乏这种联想和对照：“莫言将幻想和现实、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堪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复杂世界，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述传统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5)西方读者借自己熟悉的作家作品来理解莫言的小说，将东西方文学融合起来阅读，显示了东西方文学之间互识、互证、互察、互鉴的互动认知。

在对余华《兄弟》的解读中，很多西方人读出了自身文化、文学传统中亲切、熟悉的东西。瑞士《时报》评价说：“这是一部大河小说，因为它编织了数十人的生活，从1960年代延伸至今。”(6)《自由比利时报》宣称：“在700多页的篇幅里，余华用一种极具流浪汉小说色彩、拉伯雷式的、宏大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的故事。”(7)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书评家莫琳·克里根说：“读完《兄弟》的最后一页，余华笔下的‘反英雄’李光头已经和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尤赖亚·希普等人物一样，拥有了独立于小说之外的永恒生命力。”(8)上述对《兄弟》的评价涉及西方文学史上两种典型的小说类型。一是大河小说，也称“长河小说”，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史上一种容量大、人物多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多以一个家族或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力图全景式地反映某一历史阶段的生活，犹如一条蜿蜒奔腾的江河冲向大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即是典型的“长河小说”。而流浪汉小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班牙的一种小说类型，多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从下层人民的角度去观察和讽刺社会，无名氏的《小癞子》是流浪汉小说的典范之作。把《兄弟》定位为“大河小说”和“流浪汉小说”，让西方人拥有了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感觉就像阅读自身文化传统内的文学作品一样，异域文学的陌生感很快融化到本土文学的熟悉感之中，由此带来接受上的主动性、积极性。而狄更斯在西方世界几乎家喻户晓，把《兄弟》中的李光头和他笔下的人物相提并论，说明西方人像钟情西方经典作家那样，喜爱余华和他塑造的文学人物。

西方对“寻根文学”曾有过一阵热闹的译介和研究，作为“寻根文学”的重要作家，韩少功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荷兰汉学家林恪（Mark Leenhouts）联系卡夫卡式的悖论来分析韩少功的作品：“《归去来》中的主人公甚至对于不是他犯下的罪过有一种罪感，这可以说是一种卡夫卡式的悖论：约瑟夫·K.对法律显然无知，却要按时出席对他的审判；格里高尔·萨姆沙即使变成一只大甲虫，也要坚持去上班，希望遵守社会规范，得到社会的认可。像卡夫卡的人物一样，韩少功的主人公黄治先也陷入了一种罪感的境地，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可能做了那件事。”(9)对于《马桥词典》，美国的《出版者周刊》评论道：“马桥之于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就像马孔多之于《百年孤独》……作为一个敏锐的社会观察者，韩少功从当代中国的角度讲述那些带有民间色彩的故事，赋予其丰富的历史意义与哲学内涵。”(10)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卡夫卡和马尔克斯在西方不少国家引起过热潮，他们的作品不仅为西方人所熟悉，也获得了高度评价。将韩少功的作品和这两位文学大师的创作相比拟，不仅能引发更多西方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也说明韩少功的创作获得了西方人的认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热忱。

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有两种思维定式。一是求同，寻求与自己的文学相类的东西，追求不同文学之间的互证、互识。二是求异，寻求一种全新的，同自己的文化习俗迥异的东西，追求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这两者当中，求同是认知的起点，是接受的基础，是一种文学传统的读者接受另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学时必然会有的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西方人喜欢拿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力图把中国文学纳入西方文学认识框架的原因。

二、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想象性解读

中西方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在我国，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是长期以来广泛使用的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即在阐释文学作品时要了解作者和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文学修养、个性气质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作品的生成。同时，一定时期的文化风尚、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等也会直接、间接地作用于作品，因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就找到了理解作品的钥匙。这种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力求还原历史语境和作家写作时的心境，但由于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在诠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难免会出现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想象性解读。

以西方对《红高粱家族》的解读为例。该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是日本侵略中国、惨无人道地杀害中国人的黑暗时期，这一时期饥饿、贫困、苦难对中国人来说如影随形。因而，理解该小说要结合1937—1945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日本侵华事件。但“这些复杂的背景知识在西方人的《红高粱家族》书评、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中很难见到。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美学层面，对作品的人物和叙事手法进行分析，有时从文学理论方面加以阐释。西方的文学评论家几乎不会想到要结合中国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因而他们对《红高粱家族》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富有成效，即使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也难免就作品论作品。这不是某个西方学者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西方研究者长期以来没有结合相关历史文化背景剖析中国文学作品的习惯”(11)。国内的文学评论家李建军也指出，诺奖的评委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12)。

但西方这种由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性解读是否意味着就缺乏价值？我们结合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阐释来进行分析。他以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为例，说明误读特别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误读有着积极的价值。他指出：“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他的妻子的，但如果李商隐是在四川写这首诗的，那么他的妻子应该已经去世了……但这首诗有着很长的阅读历史，一读到这首诗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觉得格外感人。这样的解读，从作者生平来看是错误的，历史知识也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很感人的解读，这样的误读是很有意思的误读。”(13)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14)并且也不要对外国人的解读带有偏见，认为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国人不也一直在研究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这样的西方经典作家吗？而且“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15)。

无论是本族人还是外国人，要想真正有效地解读一部文学作品，需要既还原又超越小说中的具体历史语境。阅读是一个过程，是当下和过去对话的过程，是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学素养与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交流的过程，仅还原历史语境是不够的，还需要读者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以意逆志”，即运用自身的知识体系，与作品碰撞出主题新颖独特的见解。上文提到的《当代世界文学》的戴维斯-昂蒂亚诺在认识到很多西方人对《红高粱家族》的解读疏离社会历史语境后，说出了自己的理解：“作为西方读者，我认为这部小说的主旨……体现了高粱地与人的身体之间的联系。《红高粱家族》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生命和尊严的毁灭与践踏，黎民百姓无法逃离野蛮的杀戮和战争带来的水深火热……武装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失败后，普通百姓成为日军的靶子，被烧死、踢死、刺死甚至被剥皮、肢解。”“莫言似乎是要说明人的身体之所以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凌辱和摧残，是由于文化的无力、政府的无能。事实上，莫言创造了一种否定性的崇高，在这种崇高里，人的身体扮演着文化的功能，承受文化和公共意识不能承担的生命之重。”(16)戴维斯-昂蒂亚诺对《红高粱家族》的解读既兼顾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又没有囿于这一语境，而是用自己作为西方学者的不同眼光，为《红高粱家族》诠释注入新的活力，让《红高粱家族》离开自己的故乡后又在异乡“活”了起来。

三、作为了解中国窗口的社会学解读

不少外国学者都觉得，通过中国的小说研究中国，比通过纯粹的社会学材料更加真实。譬如葛浩文说道：“现在，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17)这种倾向可以说一直贯穿于西方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解读，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之前更为突出，90年代以后有所淡化，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解读偏好。

方长安、纪海龙通过考察冷战期间英美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发现“冷战期间，美英汉学界……将‘十七年文学’视为了解新中国的窗口，文学内容解读成搜集中国信息的话语活动”(18)。对于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很多西方读者仍然没有摆脱这一解读模式。我们此处以西方对《兄弟》、《浮躁》、《流逝》的解读为例。

法国的《十字架报》认为余华的《兄弟》“从‘文革’的残酷到市场经济的诡谲，涤荡了近年来的历史……为了解当代中国慷慨地打开了一扇门”(19)。《今日法国》则刊文说：“通过这两种人生轨迹（指小说主人公宋钢和李光头——笔者），我们看到了整个刘镇，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幸。”(20)法国的《书店报》分析道：“在这部小说中，读者还会看到昨日和今天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李光头和宋钢居住的刘镇是中国20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完美缩影。”(21)“漫卷”西方世界的《浮躁》被多次强调“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个复杂微妙而又躁动不安的故事”(22)，“贾平凹这部描写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活的小说……会让所有的美国读者爱不释手”(23)。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在封闭了二十多年后走向世界的开始。西方了解中国的愿望十分迫切，而反映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文学则适逢其时地充当了窗口和镜子。

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介绍到国外也多从这一层面引起关注。“西方人之所以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想要从文学中了解中国这个遥远而又重要的国度，文学作品中往往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某些心理特征，西方读者很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来阅读王安忆的《流逝》的。”“王安忆的这些中短篇小说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从中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离婚率上升，邻里不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24)西方读者幻想通过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窥探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使很多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

文学有独立于社会的美学特征，缘何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弥漫着摆脱不了的材料学情结？这和欧美汉学（海外中国学）的起源有关。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属于汉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汉学”在欧美的发展从19世纪开始，与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同时并行，因此经济因素是驱动“汉学”研究并促使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因。拿美国来说，长期以来，中国研究和教学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部的分支，是其情报所和策略库。在冷战时期，地域研究、东亚研究资助的重要来源是美国国家安全部，现在虽然东亚各国都对美国大学的地域研究有所捐助，但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仍然十分重要。从这个层面来说，西方对待中国当代文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其突出表现就是不由自主地从材料学的角度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四、刻意突出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解读

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世界惯于从政治角度解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解读定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变化，出现从政治向艺术的审美转变，但不能指望西方会完全放弃政治维度的审视而进行纯粹的审美阅读。

从政治性解读来看，西方读者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色彩，渲染作者的政治身份，挖掘小说的政治内涵。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曾这样说：“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25)这一认识可推而广之，运用于整个西方世界。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曾撰写长文评论莫言的《生死疲劳》，说该小说“是一部对历史进行忠实反映的政治性长剧”(26)。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西方世界对他中国体制内作家的身份甚或政治姿态都有诸多非议，试图让政治凌驾于文学之上，以政治视野议论一个文学事件。此外，西方读者对中国作者的政治身份也颇感兴趣，尤其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或是曾经有过过激行为的作者，更是被视为一个兴趣话题，不遗余力地予以渲染。比如对《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强调其不见媒体、不让拍照、多次入狱、知青经历等等。

就连王安忆刻意隐去历史和政治大叙事的《长恨歌》，西方读者也牵强附会地予以政治性解读。英文网络版杂志《对话季刊》登载的评论文章认为王安忆在该小说中自始至终都在用一种委婉、隐晦的方式展开政治批评。小说中的流言是“对女性世界的一种去政治化的控制”，“展示了一种与李主任迥然不同的权势”，而且这种“去政治化的控制”和“权势”，“常常体现在中国当代的变革和政治运动中”(27)。国外读者和研究者的这种政治指向性解读与诠释，使得对传播到海外的中国文学的理解变得走样、偏狭。也许，英国汉学家蓝诗玲道出了西方人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本质：长久以来，西方读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就是枯燥的政治说教”，不少大陆小说都被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签，充其量是“中国的宣传教育资料”(28)。尽管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断增多，这种现象有所好转，但西方人骨子里的意识形态偏见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解读倾向仍将继续存在。就像学者刘江凯所言，政治会和美学“混生”存在(29)。

我们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中的诸种解读偏好。既不能忽视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说，也不要夸大其重要性；既不要因其夸赞而自恋、自大，也不能因其批评而激愤、自卑。“中国文学在海外输出过程中受到的欢迎、冷落、误读，都应成为提高自身的动力”(30)，在致力于让国内外的评论形成有效对话的同时，坚持中国本土评论的主体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言：“判断当代文学的权威性标准应首先从母语读者的心中生长出来。”(31)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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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013 (1&2).

(2)　Alice H. G. Phillips,“On China——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Current History, 1993 (575).

(3)　Howard Goldblatt,“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9 (4).

(4)　Jeff Zaleski,“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Publishers Weekly, 2001 (29).

(5)　Per Wästberg,“Award Ceremony Speech,”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 2014-09-15.

(6)　埃蒙诺尔·索尔瑟：《中国四十年聚焦了西方四个世纪》，《时报》，2008年5月2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32270100blpa.html。

(7)　盖伊·杜普莱特：《一部叙述中国的庞大的流浪汉小说》，《自由比利时报》，2008年5月3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32270100bmx3.html，表述略有变动。

(8)　Maureen Corrigan, NPR's Fresh Air, 2009-02-09.

(9)　Mark Leenhouts, Leaving the World to Enter the World: Han Shaogong and Chines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2005, p.31.

(10)　Jeff Zaleski,“A Dictionary of Maqiao,”Publishers Weekly, 2003 (2).

(11)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013 (1&2).

(12)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报》，2013年1月10日。

(13)　王寅：《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14)　王寅：《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15)　王寅：《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16)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013 (1&2).

(17)　罗屿：《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10期。

(18)　方长安、纪海龙：《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内容的言说》，《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9)　Geneviève Welcomme,“Visions de la Chine en écorché,”La Croix, 2004-05-29.

(20)　Francois Vey,“Brothers: exceptionnel,”Aujourd'hui en France, 2008-05-24.

(21)　Antoine Fron,“Épopée en Chine moderne, Yu Hua, Brothers,”Page des libraires, 2008-06-07.

(22)　Kirkus Associates,“Rev. of Turbulence,”Kirkus Reviews, 1991-08-15.

(23)　Paul E. Hutchinson,“Rev. of Turbulence,”Library Journal, 1991 (116).

(24)　Scarlet Cheng,“More Than the Basics,”Belles Lettres, 1989 (2).

(25)　罗屿：《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10期。

(26)　Jonathan Spence,“Born Agai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008-05-04.

(27)　Gregory McCormick,“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by Wang Anyi,”The Quarterly Conversation. http://quarterlyconversation.com/the-song-of-everlasting-sorrow-by-wang-anyi-review.

(28)　Julia Lovell,“Great Leap Forward,”The Guardian, 2005-06-11.

(29)　刘江凯：《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30)　胡少卿、王婧：《海外传播需摆正心态》，《人民日报》，2014年5月6日。

(31)　胡少卿、王婧：《海外传播需摆正心态》，《人民日报》，201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