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学术意义
（一）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概念
中国封建社会，西周是一个罕见的，醉心于各类赏赐的王朝。传世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王室赏赐的记录，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其内容也多和王室的赏赐关系密切。毫不夸张地说，西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慷慨大度的王朝，频繁赏赐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文化特征。首先，何谓“赏赐”？《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墨子·经说上》：“赏，上报下之功也。”《说文》：“赏，赐有功也。从贝，尚声。赐，予也。从贝，易声。”桓范云：“赏赐者，所以悦下使众。”(1)《现代汉语词典》：“赏赐，指地位高的人或长辈将财物送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2)根据以上材料可知，“赏赐”是对美善之事、有功之行的回报，是上级笼络下级的手段，这使我们部分地理解了“赏赐”一词的含义。但是，作为中国历史时期的“赏赐”，它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周礼·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职……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郑玄注：“王以赏赐有功者。《书》曰：‘车服以庸。’”《春官·内史》：“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虽然经学家对“赏赐”一词的含义并没有进行解释，但依据《周礼》可知，它是指周王用衣服、车旗、宫室、爵位、禄利等褒奖有功之臣的政治活动。其次，周代王室有一套专门负责“赏赐”的官吏队伍。《周礼·天官·大府》：“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币余之赋，以待赐予。”《天官·外府》：“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用。”《周礼》当中的小宗伯、内史、大府、外府等一大批官员的职司均与赏赐相关，他们是具体负责和管理王室对臣工各类赏赐的官员。再者，“赏赐”是国家八枋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春官·内史》：“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贾公彦疏：“枋，《释文》作柄。”“法”又作“灋”，《说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灋”即刑法，法律。八枋之法是天子用“爵、禄、废、置、杀、生、予、夺”治理国家的重要法典，分为赏赐和惩处两种类型，二者不可偏废，也可见赏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最后，“赏赐”非等闲之事，须在宗庙以祖先的名义对臣工举行。《礼记·祭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总之，根据以上可知，西周王室确实存在一套赏赐礼制，通过给予有功之臣衣服、车旗、宫室、爵位、禄利等实际利益，从而达到对官僚队伍有效管理的目的，它是天子治理国家和怀柔各级贵族的重要制度和手段，也是王室礼制的重要内容。
（二）传世典籍有关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记载
根据传世典籍的记载，赏赐是姬周王室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首先，各类重大的政治活动中，赏赐均会发生。宗庙祭祀之时，周天子对臣工要举行赏赐之礼。《礼记·祭统》：“古者于禘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各类享宴活动中，周天子要对臣工举行赏赐之礼。《礼记·聘义》：“燕与时赐无数，所以厚重礼也。”诸侯朝聘天子时，天子要对臣工举行赏赐之礼。《仪礼·觐礼》：“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迎于外门外，再拜。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重赐无数，在车南。”诸侯即位世袭，周天子要对他们举行赏赐之礼。《公羊传》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公羊传》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公羊传》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其次，姬周王室在重要季节，均有向臣工举行赏赐的传统。《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孟夏之月……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再者，姬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内容极为丰富，不同内容的赏赐，其政治意义也各不相同。《礼记·王制》：“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玉藻》：“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赐，稽首。”根据文献记载，乐器、弓矢、鈇钺、圭瓒、秬鬯、车马、衣服等是周王室赏赐制度的主要内容。最后，姬周王室的赏赐礼制呈现出严格的等级性。《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职……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姬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内容未必像《周礼》记载得那样整齐划一，但是，根据金文材料和传世文献，姬周王室的赏赐礼制确实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
总之，根据有关周代历史的传世文献可知，王室的赏赐活动极为频繁，和国家的祭祀、享宴、册命、朝聘、军功等重大活动关系密切，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晋悼公所说：“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
（三）青铜器铭文有关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记载
不仅传世文献对西周王室举行的各类赏赐活动有大量记载，同时，青铜器铭文对王室举行的各类赏赐活动也有大量记载。
首先，“易”字频繁出现在西周金文当中。如宜侯夨簋：“王令虔侯夨曰：‘易秬鬯一卣……易土……易才宜王人……易奠七白……易宜庶人……’”卯簋盖：“易女瓒四、章
。”元年师询簋：“易女秬鬯一卣，圭瓒。”毛公鼎：“易女秬鬯一卣。”金文中的“易”字，就是先秦传世文献当中的“锡”字。《公羊传》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锡者何？赐也。”“锡”即“赐”，就是“赏赐”的意思。
其次，“商”字也经常见于金文。如献侯鼎：“隹成王大
，才宗周，商献侯嚣贝。”宜侯夨簋：“王令虔侯夨曰：‘商鬲一。’”令簋：“作册夨令奠宜于王姜，姜商令贝十朋。”小盂鼎：“王各庙……王令商盂……弓一、矢百、画
一、贝胄一、金甲一。”唐兰(3)、郭沫若(4)先生都认为小盂鼎铭中的“商”通“赏”。“商”字最早也见于甲骨文“于兮大商”（《粹》二二三），崔恒昇先生释“商”曰：“用为赏。”(5)
再者，“赉”字也经常见于金文。
方鼎：“公赉贝百朋。”“赉”还见于士上盉、燕侯旨鼎、小盂鼎、小臣传卣、作册大鼎等。《尔雅·释诂》：“赉，赐也。”《说文》：“赉，赐也。”
最后，“益”字也频频见于金文。吊
簋：“王益吊臣嫊十人，贝十朋，羊百，用作宝
彝。”簋：“王益贝二十朋，用作宝彝。”《说文》：“益，饶也。”《小尔雅》：“饶，多也。”很显然，铭文中的“益”也是赏赐的意思。
除过以上提到的“易”、“商”、“赉”、“益”四字频繁出现在金文当中，蕴含赏赐之义的还有“舍”（见于令鼎等）、“令”（见于燮簋、献簋等）、“釐”（见于吾簋、史懋壶等）、“侪”（见于麦尊、师史簋等）、“贶”（见于中方鼎等）均有“赏赐”之义。陈梦家先生曾经对见于金文其含义为“赏赐”的文字进行了统计，总计有十六个之多(6)。因此，从周代青铜器上出现如此之多具有“赏赐”含义的文字可知，赏赐是姬周社会国家政治生活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问题。
（四）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学术意义
目前，考古出土的周代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主要涉及军事战争、祖先祭祀、册命赏赐、外交朝聘、诉讼纠纷、契书约剂、美颂祖先等几个方面，其中记载册命赏赐活动的铭文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其他铭文。青铜器铭文是记载周代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它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的真相。从金文中频繁出现赏赐活动这一特殊现象可以断定，赏赐是周代社会举足轻重的事情，是国家政治生活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因而，对周代赏赐礼制的研究也是学术界无法回避的课题。另外，从大量传世文献以及翔实的赏赐铭文可知，周代社会的赏赐制度不仅在纲纪国家和管理百官的重大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与国家的封建制度、册命制度、祭祀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舆服制度、经济交流等重要问题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通过研究周代社会各类赏赐活动产生的原因、具体的内容、自身的特点、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不仅可以对赏赐礼制本身有所认识，同时，也是研究与之相关的各类政治制度和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契机，这对深化和丰富周代制度史的研究，进一步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周代社会都是大有裨益的。
周代赏赐礼制的发展也经过了历史的变迁。根据青铜器铭文，王权威赫，“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7)的西周时期，是赏赐活动的发展和繁荣阶段，春秋时期则出现衰微和没落。就性质而言，周代赏赐活动主要分为王室对各级臣工的赏赐和高级贵族对臣工的赏赐。但是，就赏赐臣工的频率而言，王室要远远多于高级贵族。就赏赐内容而言，特别厚重的赏赐几乎均出自王室，譬如，大克鼎所见周王对善夫克的赏赐，毛公鼎所见周王对毛公的赏赐，番生簋所见周王对番生的赏赐，其规格之高和内容之厚重，堪称周代社会之最。高级贵族对其僚属的赏赐，在频率和内容上，与王室的赏赐均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王室是周代赏赐活动的主体，西周是赏赐活动繁荣和大盛时期，研究周代社会的赏赐，其核心是研究西周王室的赏赐礼制，这也是本书研究和探讨工作的重心之所在。
二、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最初源于对周代王室锡命礼的研究。
早在嘉庆年间，通经学，精研金石的清代学者朱为弼，根据典籍和金文材料写成了《补周王锡命礼》、《侯氏入觐锡命礼》、《王亲锡命礼》、《巡狩锡命礼》、《诸侯嗣位锡命礼》、《公侯锡命作牧伯礼》、《附古锡命礼》(8)七篇文章。虽然朱为弼研究的重点是周天子和诸侯的各类锡命礼，但他对作为各类锡命礼重要内容之一的赏赐活动进行了讨论，使得后世学者开始逐渐关注这一学术问题。尽管朱氏初辟草莽之功绩不可湮没，但齐思和先生评其“惜乎筚路蓝缕，犹多阙漏，且注释引申，间有纰缪”(9)。
20世纪40年代，齐思和先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周代锡命礼考》(10)一文，他对周代锡命礼之仪式、锡命之内容、锡命王臣之典礼、锡命诸侯之典礼、锡命嗣位诸侯之典礼、春秋时代王室之锡命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比较、考证和整理。虽然他没有专注于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只是笼统地对周代赏赐礼制有所涉猎，譬如他在研究周代锡命制度的内容之时，征引和罗列了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当中所收集的七十五器所记载的赏赐器物，同时对所赏赐之器物也进行了简单的归类，对各类物品赏赐的次数进行了统计，然而，仔细斟酌《周代锡命礼考》一文，其对古礼的考证不仅缺乏系统和严密性，对周代赏赐礼制的研究工作也仅仅停留在表面。
相对于朱为弼、齐思和两位学者，陈梦家先生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第一个较为深入地研究周代赏赐礼制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在《考古学报》连续发表《西周铜器断代》系列文章(11)，不仅对有铭文的青铜器进行了断代，同时还对铭文进行了大量的考释工作，这对学术界研究周代青铜器铭文起到了披荆斩棘的作用。在研究周代青铜器及铭文的过程中，陈梦家先生对周代赏赐礼制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但这项工作没有完成便遗憾离世。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他未完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编辑，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纪念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其中辑录了他对周代赏赐礼制所做的未完之研究成果(12)。陈梦家先生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周代赏赐礼制进行研究的。
其一，他对见于《诗经》的周代各类赏赐活动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以上王所锡有秬鬯、圭瓒、命服、路车乘马及车马附件、山川土田等，都和西周金文相合”(13)的结论。
其二，他对见于《左传》的周代各类赏赐活动的内容进行了研究，按照性质把各类赏赐活动分为天子对诸侯的赏赐和诸侯对臣工的赏赐。在研究天子对诸侯的赏赐内容时，得出“凡此所赐有秬鬯、玉环、彝器、衣服、弓矢、戚戉、车马和虎贲，所用的动词是赐、予、命，都合于西周金文”(14)的结论；在研究诸侯对臣工的赏赐内容时，得出了“凡此所赐金、玉、彝器、命服、车服、田邑，亦略同于天子赐诸侯，但没有赐秬鬯和弓矢的。所谓三命之服，似是诸侯之制”(15)的结论；关于《左传》所见之周初分封赏赐的内容，认为分封赏赐的土地、职官、降民、车旗、宗彝、戎器、玉器等和“西周金文相近，但乐器的赏赐，未见西周初期金文”(16)。
其三，他对见之于“三礼”所载之赏赐活动的内容也进行了研究，得出“《周礼》的九命和《韩诗外传》的九锡都是根据先秦典籍而系统化之，列为有阶层的九等册命和赏赐，虽不是凭空臆造的，但这种排列与西周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17)。
其四，在以传世文献为根据研究周代社会赏赐礼制的同时，陈梦家先生还把金文所见之各类赏赐活动的主要内容归纳为货币、秬鬯、玉器、彝器、衣服、戎器、车马、牲畜、土田、臣妾等总共十一类。他还对涉及的赐物诸如“巿”、“黄”、“非余”、“旌旗”等物品进行了考释，通过研究，他得出了“凡同一人先后受不同的命服，其服色似有等级性的差别”(18)、“官职的高下也可以表现于服色的尊卑”(19)等很有见地的结论。
陈梦家先生将传世典籍与金文资料结合起来对周代赏赐礼制进行研究，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所载周代赏赐礼制的可靠性，揭示了它的相关内容及其明显的等级特征，同时指出了传世文献有关周代赏赐礼制的记载也存在一些理想化的成分。虽然陈梦家先生对于周代赏赐礼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是对这一学术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第一人，是具有开创之功的奠基者。但是，陈梦家先生并没有专注于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探索，只是笼统地对周代社会的赏赐礼制进行研究，因此，就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专门性、深入性、系统性、全面性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而言，陈梦家先生的工作还是远远不够。
20世纪7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黄然伟教授在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之东京国立博物院、出光博物馆、书道博物馆、京都之泉屋博物馆等收集的大量殷周青铜器铭文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另据所见二百八十余篇铭文(20)，写成《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一书，首次对记录殷周社会赏赐活动的金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书中，黄先生对赏赐铭文记载之中国古代赐命礼仪进行研究的同时，对与姬周社会赏赐礼制关系密切的殷商社会的赏赐礼制进行了研究，涉及殷代官名、赏赐物及用途、赏赐物及其数量与受赐者的关系。其中重点对赏赐铭文所见姬周社会的赏赐礼制进行了研究，涉及赏赐的原因、赏赐铭文所见之周代官制、官阶与赏赐的关系、赏赐器物的分类与异同、赏赐物品之内容与用途、赏赐物品之单位名称等问题。当然，黄先生并没有将自己对姬周社会赏赐活动的研究明确定义为西周王室赏赐礼制，但事实上，青铜器铭文所见之赏赐在性质上基本属于西周王室的赏赐活动，因而，他对青铜铭文所见周代赏赐礼制之研究，就是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之研究。黄先生得出了“西周之册命赏赐，赏赐物数量之多寡，与官阶之高低及官员之职司，并无严格之规定；同一官阶所得之赏赐，其质与量并不尽相同”(21)，“官阶与赐物之质量无一固定之标准，其赏赐或多或少，盖视时王及赏赐者之好恶及其所有而定”(22)等结论性的意见。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结论与古代文献记录及西周册命金文所反映之史实不合而对其进行了驳斥(23)，但至少说明，依据那些记事并不详细的青铜器铭文想推断西周社会的赏赐礼制是整齐划一的制度，是很难被历史史料所证实的。黄先生对册命赏赐和非册命赏赐也进行了比较，得出了“此两种分别显示王册命时所赐之器物，为代表官方之信物，如銮旗即为其一，至于衣服及车马或车马饰，则表示受赐者为王之行政长官，故有其官服及仪仗。至于非册命之一般赏赐，因与国家行政无关，其赏赐乃属于私人喜好之行为，故其赏赐之物，不包括旗帜、官服及车马等”(24)结论。另外，黄然伟先生还对殷商青铜器赏赐铭文所见之中国古代历法、西周宗教观与社会阶层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与殷周赏赐礼制相互关联的历史问题的研究。
总之，黄然伟先生撰写的《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一书，使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殷商和姬周两个王朝赏赐礼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从宏观上有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识，是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山和奠基之著作。尽管黄然伟先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单纯以青铜器铭文为据，是很难真实客观地反映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全貌的。
和黄然伟先生相较，陈汉平先生是以青铜器铭文为主要依据，对西周王室的赏赐礼制进行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研究之又一学人。20世纪80年代，陈汉平所著的《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金文材料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对与周代册命问题相关的赏赐礼制给予了专门研究，在对大量金文材料详加考证、排列、分类的基础上，他对各类赏赐活动所涉及的物品如祭酒与圭瓒、冕服与服饰、车及车饰、马及马饰、旌旗、兵器、土田、臣民、取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释，这也是比陈梦家先生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较为深入的地方。
陈汉平先生最后把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对西周王室舆服制度的考证和研究上。他通过对金文所见周王室册命赏赐之物品的具体内容、等级和《周官》所载之西周舆服制度进行对比之后说：“本章研究之主要目的不在于对西周册命赐物之名物考释，不在于册命金文某类舆服究属爵位何级之细节问题，而在于通过册命、舆服、赐物在六方面之不同，证明西周册命所赐物品与所命职官爵位及职务性质（如文职、武职）之间相应有严格且鲜明之等级对应关系；官爵、舆服二者同时锡命，同时世袭，同时陟黜。证明古代文献中关于西周舆服制度之记载，其总体内容属实。”(25)“西周舆服等级之区分，在数量、质地、形制、颜色、纹绘、组合等六个方面有所差别。”(26)在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进行研究的同时，陈先生还对西周王室册命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他将金文所见周代职官和《周官》一书涉及的职官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对西周官制之研究，可见中国在西周时代有完整而严密之官制，有大量官吏与常备军，政府官员由周王册命授职，并按其组织系统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尽其职能，周王亲自掌握最高政治权力，中国在西周时代已经具有相当庞大、相当完备之国家机器。”(27)这些研究成果的得出，对于进一步认识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内涵和作用都有着重要意义。毋庸置疑，陈汉平的《西周册命制度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里程碑式的一本专著，它不仅使得学术界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认识日渐明晰，而且促使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提及的陈梦家、黄然伟、陈汉平三位先生对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问题均有奠基和开拓之功。除他们之外，郭沫若及唐兰两位先生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也功不可没。20世纪50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先生所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20世纪8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兰先生所著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两书，收录了大量有关周代社会的青铜器铭文，虽然两部著作没有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作专门研究，但其中对周代金文的断代、文字考释等方面所作的研究成果，为这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两部著作也成为当代学者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籍。
另外，研究周代历史的一些知名学者关于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增进了人们对这一学术问题的认识。1988年，黄盛璋先生在庆祝陕西考古研究所与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写于“文革”之前的《西周铜器中册命制度及其关键问题新考》一文。该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西周的册命制度。和以前研究册命制度略有不同的是，黄盛璋先生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西周册命制度的来源，制度的形成与进行的方式、程序及册命的主要类型，对政治生活所发生的作用及册命制度衰弱的历史过程几个主要问题。文章在研究册命制度的同时，对与册命活动相关的赏赐制度也有零星论述，黄先生认为：“西周职官各有相应的服饰器用，与官职同为王所赐予，故升职、加职、改职等其服饰器用可能改变增减。服饰并为世袭，故袭职时亦必赐以该世职应得之物。亦有官职不变，王为表示恩命，赐以较高一级之服饰以宠异。”(28)“增命皆为锡物，而锡物又皆为衣服与车马兵器饰。”(29)无疑，这些见解都加深了我们对西周社会赏赐制度的了解。但是，总体来说，此文对西周赏赐制度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表面，缺乏更加深入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张懋镕先生发表了《金文所见西周召赐制度考》一文。作者鉴于学术界将西周赏赐铭文分为册命赏赐铭文和非册命赏赐铭文两大类型进行研究过于笼统，尤其是学术界对于非册命赏赐铭文的研究很少顾及的弊端，对西周时期11件涉及“周王或大贵族如何召见臣下，又如何赏赐他们”的金文，即“召赐金文”进行了专门研究。张先生不仅总结出召赐活动的一般特征，还对研究召赐活动的政治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研究西周社会的召赐活动“有一定的断代意义。以后再发现召赐铭文，都可与这11篇金文对照，以便于迅速确定年代。……如果一个器主，同时拥有两件铜器，一件是初次册命铜器，一件是召赐铜器，那么可以推测召赐铜器的年代要晚些”(30)。《金文所见西周召赐制度考》一文无疑对西周赏赐制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使我们不断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对西周赏赐制度从不同角度进行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解。
近年来，随着周代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不断出现与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关系密切的青铜器，学者们或对这些青铜器的铭文进行考释，或对铭文所见之周代各类赏赐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们发表在公开学术刊物上的各类成果，都有助于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展。譬如近年来李学勤先生所著的《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其中对与赏赐礼制相关的周代青铜器的断代，铭文的考释以及相关历史文化信息的阐释，都为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纵观历代潜心于这一学术问题的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就研究材料而言，青铜器铭文所见之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对西周社会赏赐礼制之记载，既可见于传世文献，也可见于青铜器铭文，从数量而言，绝大部分属于周王室对臣工的赏赐活动，而西周时期王室的赏赐礼制最为繁盛，因此，研究周代赏赐礼制，核心是研究西周王室的赏赐礼制。由于青铜器铭文对这一问题的记载最为详尽和繁多，所以，金文所载之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目前，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据青铜器铭文得出的。
第二，就研究内容而言，目前学术界对西周王室册命赏赐礼制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金文所载之各类赏赐活动多数在性质上属于册命赏赐，因此，专注于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学者，基本清楚了西周册命赏赐礼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赏赐物品的分类，各种赐物的甄别、考释以及赐物的政治作用等。
第三，就研究结论而言，学术界对青铜器铭文所载之西周王室的册命赏赐礼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譬如：在对册命赏赐内容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册命的赏锡与非册命的赏锡有原则的区别，衣服佩饰的赏锡只限于册命”(31)。对于赏赐等级，认为“服饰与职位有一定的适应关系”，“服饰器用不仅是区别官级的标志，同时也是职官行使职权的凭藉”，“册命官职爵位之尊卑不同，舆服赐物可有数量、质地、形制、颜色、文绘、组合种种之不同”(32)等。对于册命赏赐的功能也有规律性的认识：服饰是“区别贵贱尊卑之标志”，“统治阶级的德性，威仪的象征”，“控制百官的工具”(33)，“册命赐服代表官位”，“册命所赐舆服与非册命赐物性质不同”，“册命舆服有世袭制度”(34)，“西周时赏赐之事更多，所赐之器物更繁，且于中晚期有册命仪式，俨然已成为推行政令之一种方式”(35)。同时，学者们还将青铜器铭文所见之赐物与文献所记载之西周王室赐物的具体内容和赏赐活动的等级性进行了比较，得出西周社会已经形成具有严格等级的舆服制度，“三礼”所记之周代舆服制度基本可信的重要结论。以上这些结论，对于认识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大致内容、特征以及政治功能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也带动了相关制度的研究工作。学者们在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同时，对于册命制度、史官制度、宗教观、社会阶层问题、历法问题等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尤其是陈汉平先生对周代舆服制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工作。
尽管学者们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就研究材料而言，学术界对有关西周王室赏赐礼制有大量文字记载的传世文献的关注和研究明显不足。
毋庸置疑，出土金文当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周代社会赏赐活动的史实。但是，就这些铭文记载的内容而言，过于雷同和单一，蕴藏的历史信息量其实十分有限，同时时间分布上也不均匀。因此，如果主要依据金文材料来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显然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的认识。先秦传世文献当中有大量西周王室赏赐活动的记载，其中包含的信息量要远远丰富于金文。要全面客观地认识西周王室的赏赐礼制，必须主要依据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但是，目前，学术界有关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主要是依据金文材料得出的研究结果，这就妨碍了学术界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内容的全面客观的认识，因此，必须加强对传世文献中有关信息的研究。
第二，就研究内容而言，目前学术界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册命赏赐制度这一领域。根据传世文献，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王室的封建、册命、祭祀、军功、外交活动等重要政治领域。但是，目前有关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关于册命赏赐研究的，显然，它不是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内涵全面、客观、真实的反映。因此，有必要对册命之外的赏赐活动加强研究。另外，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字的考证和解释问题上，应当从宏观方面加强对西周王室各类赏赐礼制涉及的主要内容、主要特征和政治功能的研究，从而在深层次上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加强认识。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大部分学者仍然停留在对史料进行简单的整理、归纳、分类、排列和考证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之上，缺少新的研究方法和关联学科新理论的指导，因此，从宏观上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第四，研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是带动相关课题研究的重要契机。目前，学术界在与这一学术问题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项工作仍有待于深入展开，诸如在周代宗教、军事、外交等领域，与赏赐制度相关的一些礼制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
第五，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本较为系统的论述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专门著作，以加强对周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之研究现状，本书将西周王室的赏赐礼制作为研究对象，以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周代赏赐活动的材料为主，结合金文所见周代王室的赏赐材料，从封建、册命、祭祀、军事、外交等几个主要方面入手，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具体内容、特点以及意义进行研究，以期对它有较为系统、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本书以研究西周王室的赏赐礼制为契机，对与之关系密切的相关礼制，譬如周王室的册命礼、周天子的大禘礼、周王室的赐胙礼、食馂礼、周王室的献捷礼、周王室的锡命礼、诸侯国的享宴礼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西周王室的赏赐礼制及周代社会历史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
一、由于本书研究的是西周王室赏赐礼制问题，时间范围的设定是从西周时期至于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已经不属于传统的礼乐社会，周天子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完全丧失，故本书不涉及战国时代周王室的赏赐活动。
二、根据青铜器铭文，周代王室的赏赐礼主要分为周天子对臣工的赏赐以及高级王公对臣工的赏赐两大类型。其中高级王公贵族对臣工的赏赐也是周王室赏赐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赏赐次数而言，高级王公贵族对臣工的赏赐远不及周天子对臣工的赏赐频繁。高级王公贵族对臣工的赏赐主要体现在军功赏赐和诸侯国的聘问赏赐活动中，这在分类研究过程当中有所体现，故对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过程当中，不再依据赏赐主体的不同而进行分类研究。
三、研究工作涉及的基本史料及研究方法
（一）基本史料
1．传世文献资料
学术界以往有关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研究，主要依赖青铜器铭文。但是，由于青铜器铭文的数量以及信息内涵十分有限，因此单纯依赖青铜器铭文不可能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内容进行客观的研究。本书主要以记载周代历史的中国早期传世文献材料为依据，构建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框架，探究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主要内容。这些传世文献主要包括《周易》、《今文尚书》、《古本竹书纪年》、《逸周书》、《诗经》、《左传》、《国语》、《尔雅》、《大戴礼记》、《公羊传》、《穀梁传》、《仪礼》、《礼记》、《周礼》、《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其中《周礼》是一本争议最大的书籍，相传它是周公所作，其实它成书于战国时代，虽然书中的有些思想不免过于理想化，但通过大量学者的研究以及考古材料的成果证明，《周礼》还是一本比较可靠的史书。张亚初、刘雨以西周金文所见官职与《周礼》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似的地方。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36)李学勤在研究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青铜器训匜时说：“《周礼》一书自从汉代即屡经疑议……但近年新发现金文，却有不少与《周礼》契合的地方。《周礼》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先秦典籍，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能忽视它的意义。”(37)因此，《周礼》中的主要思想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它也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2．出土的金文材料
研究西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其中青铜器铭文是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资料。先秦史历史资料非常缺乏，而作为记录西周社会历史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大量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弥补了先秦史料之不足。同时，近几十年来，一些知名学者对青铜器铭文的考释和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黄然伟先生的《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李学勤先生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日本学者白川静的《金文通释》，高明的《古文字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的《青铜器与金文》，陕西周原考古队、尹盛平主编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研究》等为代表，是本书研究工作开展的主要参考资料。
3．考古资料
另外，以往以及近年来关于周代的各类考古发掘报告也是本文研究工作所依据的重要资料来源。其中以张之恒、周裕兴著的《夏商周考古》，张长寿著的《商周考古论集》，文物编辑委员会编著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张家坡西周墓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沣西发掘报告》、《殷墟的发现与研究》，郭宝钧著的《濬县辛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著的《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等为代表。
（二）研究方法
1．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本书研究的思想指南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学术界。这一科学的理论指导思想，对于古代史的研究，在今天同样具有指导作用。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历史研究当中要尊重文献资料，尊重考古资料，以文献和考古资料等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不枉说，不臆断，不猜测，不夸大事实，不做没有历史依据的结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历史事件的联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推断，得出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科学结论。
2．器物断代、文字训诂以及二重证据法是本书主要使用的方法
首先，器物断代是本书必须使用的研究方法。由于本书研究过程中必须大量使用周代赏赐铭文，因此，必须对记载周代赏赐活动的青铜器进行正确断代。这是研究这一学术问题的必要前提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正确的断代，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真实内容以及发挥的历史功能。如果对这些器物不能正确断代，既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内容，更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它的特征、功能、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演变规律。
其次，文字训诂也是本书必须使用的学术方法。由于本书必须使用大量的周代赏赐铭文，而这些古老的铭文佶屈聱牙，古奥难懂，因此，必须根据铭文涉及的文字形体、含义以及相关语境等，对铭文承载的真实内容和信息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掘和阐释，为研究工作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
最后，二重证据法也是本书必须使用的学术方法。王国维先生说：“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8)由于本书主要依据传世典籍构建和还原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真实内容，但这些文献除了《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逸周书》等史料价值较为可信之外，“三礼”当中的许多内容不免有后学增加的理想化的成分，因此，片面地依赖先秦礼书，就会使研究得出的结论不符合周代社会实际而失去科学的价值。因此，要充分利用目前考古界发掘发现的新材料和研究的新成果，和典籍当中的相关内容相互印证，舍弃虚假的历史信息，使用真实可靠的信息，这样才能使本书内容更趋于科学、准确。
3．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要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开阔研究的视野和角度。如果不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就可能导致学术研究本身故步自封，也不可能走在学术前沿。本书也借鉴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思想理论、研究思维和相关成果，对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的某些理论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阐释。
(1) ［魏］桓范：《世要论》。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1193页。
(3)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181页。
(4)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5) 崔恒昇编著：《简明甲骨文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6页。
(6) 以上总结参阅了陈梦家先生的研究成果，见《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29—430页。
(7) 《论语·季氏》。
(8) 《蕉声馆文集》（咸丰四年刻本），卷一，页十六上至四十六下。
(9) 《燕京学报》，1947年第32期。
(10) 《燕京学报》，1947年第32期。
(11) 见《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至1956年第4期。
(1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15—442页。
(13)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16页。
(14)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16—417页。
(15)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17页。
(16)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18页。
(17)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19页。
(18)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33页。
(19)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434页。
(20) 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第5页。
(21) 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第157页。
(22) 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第160页。
(23)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7页。
(24) 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第160页。
(25)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
(26)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
(27)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
(28) 黄盛璋：《西周铜器中册命制度及其关键问题新考》，见石兴邦主编《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409页。
(29) 同上，第411页。
(30) 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31) 黄盛璋：《西周铜器中服饰赏赐与职官及册命制度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
(32)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85页。
(33) 黄盛璋：《西周铜器中服饰赏赐与职官及册命制度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
(34)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
(35) 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第164页。
(36)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前言》，中华书局，1986年，第73页。
(37)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38)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