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国词集的分期

民国词集如何分期？这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因专门研究民国词集的成果不多，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关注，但学界关于民国词的分期有一些说法，其中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五四”和“抗日战争”作为分界点，把民国时期的词分为三段；至于研究二十世纪百年词史的学者则分得更为疏一点，将1919年和1949年作为两个重要分界点，在百年词史的视野中，将民国期间的词分为两段。应该说，这样的分期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重大的社会事件自然会对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但问题是词的创作虽然在民国时期依然十分活跃，然而词毕竟已不是主流的文学样式，它对不同社会事件的敏感性有所不同，比如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民国词创作的影响就很不同。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参考求洁《民国词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1)中的一些数据。据作者介绍，她的资料系通过对图书馆卡片实地翻检和网络搜寻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而来，她主要查找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国内主要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另外还利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合力创建的“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对其他高校图书馆收藏的民国词集作了搜索与统计。通过统计，总共查找到900余种民国词集，其中“出版年月不详者，约有240余部；出版年月已知者约670部”(2)。从作者的说明看，这670部词集只是上述图书馆收藏的可以断定出版年份的词集，并非民国时期全部的词集。而据笔者所知，这670部词集尚有遗漏，也有不少重复计算。另外，根据求洁的全文，可以发现她所统计的900余种词集中还有一些晚清词集被误认为民国词集者，因此统计数字并不准确。但尽管如此，民国时期能够确定出版、刊刻时间的主要词集大致都在了。通过这些数据，大体能够看出整个民国时期词集出版、刊刻的概况和词集在民国三十余年中的大致分布情况。我们从数据中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扫除旧文学为口号，轰轰烈烈，但1919年的词集出版数量非但没有下降，相反还有明显上升；如果说该年出版数量的增加是前一年的延续，那么1920年、1921年的词集出版数量依然呈上升的态势，就难以解释了。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对传统词的创作以及词集的刊刻、出版产生明显影响，相反，词集的刊刻与出版在“五四”当年，以及之后几年还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出现繁荣的景象。除了词集的刊刻、出版数量，传统词的内容、形式等在“五四”前后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且不说清末民初主流词家，如朱祖谋、郑文焯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敏感，即使一般词家，至少在传统词的创作上也对此事件不敏感(3)，基本不会因为“五四”而发生创作上的改变，相反倒是“五四”新文化作家，在提倡白话文学的同时，并没有真正放弃传统诗词的创作。这方面的例证可以找到很多。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词学理论的影响，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可见，从创作的层面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事实上并没有改变传统词的创作路向，因此，以“五四”作为民国词分界点的做法值得商榷。事实上，民国词集出版数量出现明显变化，开始呈直线上升态势的时间节点是1929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这里有个重要的背景，就是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取得名义上的全国统一，民国词家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相对改善，对他们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由于词的结集需要一个创作的准备期，因此1927年当年，词集的出版数量并没有立即上升，但到了1928年开始缓慢上升，1929年则见出成效，明显上升。因此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对于民国词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造成民国词创作环境重大改变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国词家原本相对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词人的政治倾向也有了明显的分化：有的随民国政府去了西南大后方，有的趋附汪伪政权去了南京，有的在战争爆发后躲进租界，还有的则直面战争的威胁。之后，大部分词社停止了活动，词的创作数量和词集刊刻、出版数量均呈现明显的下降，从求洁提供的数据看，1936年当年还保持一个相对高的数字，这主要是前一年创作和结集数的延续，但从1937年开始就呈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除了1941年前后有一个小的反弹外（1940年12月底《同声月刊》创刊），这种出版低迷的情况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然，词集的刊刻、出版数量与词的创作并不能简单画等号，事实上，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不少词人的创作依然活跃，并且创作出不少反映战争与战乱的优秀词作，但考虑到传统文人对词的定位以及“诗庄词媚”的风格差异，从全国的范围看，民国词的创作在这一时期总体陷于低迷。

因此，如果要将民国词集分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三期：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7年为第一期；1927年到1937年为第二期；1937年到1949年9月为第三期。这种区分法主要考虑词的创作实际。其中第二期是民国词创作的繁盛期，无论词的创作数量、词集的出版数量，还是词社的活跃程度，都达到一个相对繁荣的状态。如果与整个民国史相比较，这一时期与民国史研究中所谓的“黄金十年”基本一致。如果我们进一步将第二期作区分，那么1931年底的朱祖谋去世是一个重要事件。在此之前，朱祖谋绝对是词坛的领袖人物，而之后以龙榆生为代表的1900年左右出生的新一代词人开始崭露头角，并随着《词学季刊》的创刊，中国词学研究和创作的格局有所变化。因此如果再要细分，第二期中1927年至1931年，以及1931年至1937年可以细分为二期，这样，民国词集从1912年至1949年的三十八年，总共可以分为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