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这就是玛丽·安亭(1)为其写下《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所做的辩护。这本书对本世纪初波士顿贫民区的移民生活所做的描述众所周知。但可惜呀，这种在历史记录上留下印记的方式，实在没有满足几个“平民”对“自我表露的喜爱”。至少，它不是历史学家最熟悉的那种记录方式——书籍和小册子、报纸、政府报告、布道词、演讲，以及对这个城市最清晰可见的元素的其他展示之法。(2)其结果就是，我们对“正统的波士顿人”的了解，远远多过对普通波士顿人的了解。
然而，关于寂寂无名的美国大众过往的社会经验的某些关键方面，我们有大量极少被加以利用的历史证据。这样的资料包括美国人口普查表、城市名录、结婚证申请表、地方税收记录，以及其他类似的表单，这将使我们可以有机会去考察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历史的某些侧面，进而写下一部不那么“破碎”的人类历史。对于1880年至今波士顿普通大众的这项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努力。
不过，我不敢妄称要给波士顿社会过去的100年提供什么综合治理良方。相反，我始终聚焦于这个城市在社会结构及社会进程上的某些关键问题。比如，这个城市发展的人口来源是什么？哪些人来到了波士顿，又是哪些人留了下来并在此安家？这里的职业结构是相对流动的，还是说一个人最初是无技能的散工，余生也很可能一直如此？而且，纯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将永远陷入“文化的贫困”？蜂拥进入新大陆，聚居在贫民区的移民们是否不太可能逃出那里？是否存在一种移民社会流动的共同模式，又或者不同族群与信仰背景的特定群体有着极为不同的经历？来自南方农村的黑人移民与其他初来乍到者的遭遇是大致相同，还是说他们在这个北方城市的经历不尽相同？移民模式与社会流动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急剧变化？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波士顿的社会结构是与其他美国城市存在着重大差异，还是说存在一种全国模式，在整个美国社会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于过去的美国社会，值得探讨的绝不仅仅是这些问题。这一点无需多言。但我认为上述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两个学科之间的无人地带备受冷落，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过于社会学，而对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又太偏历史学。
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并未将这些视为中心问题，那些提到它们的历史学者往往又反对使用我所认为的一些恰当的资料和方法。诚然，历史文献中散落着对移民同化这类问题的真知灼见，但是，以众多普通人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展开的系统性比较研究尚属罕见。同样，对某些城市发展的深入的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但它们都倾向于关注官方制度与精英行为，而忽略了潜在的社会进程及大众行为。
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学者，已经为填补这一空白做出了努力，但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只集中于当下与不久之前。有时候，这种狭隘的当下观念来自一种被误导的认识，即时间维度在社会研究中并不切题。不过，也许更多时候，他们著作中的历史深度的缺乏，是源于对某种特定数据搜集方法——调查研究法——的过分依赖。这种方法碰巧并不适合历史研究。人们总是认为，可靠的证据必然来自访谈表格（interview schedule）。由于进行问卷调查者无法接触死去的人，调查研究法的历史探究便局限于当下，以及能够被健在的调查对象准确记住的既往片段。(3)
如此一来，尽管这些社会学文献精确而又复杂，却只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危险而片面的历史考察。因此，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些重要研究的主要论点就是，美国的阶级结构正变得日益固化，社会流动比例正从传统的高位下滑。(4)然而，美国过去“传统的”流动性如何，完全建立在推测之上。一个有关长期历史变化的命题，以假设的变化终结时所做的测量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献中盛行一种对美国阶级体系更加乐观的看法，主要观点就是“当今美国社会的流动率至少与过去50到100年间的任何时候同样高，假如不是更高的话”(5)。但所有支持这一结论的研究都表明，流动率其实从大萧条以来就没有下降过。(6)这又是一个从缺乏历史深度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而历史深度对解决这个问题必不可少。在19世纪晚期到1929年之间，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可能陡然下降；或者，也可能在19世纪比一直以来猜想的低许多，而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不变。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分析并不是那些对过去感兴趣者的奢谈。对当下的研究若无视创造当下的变化过程，必将流于肤浅。
我在早前的一本书——《贫穷与进步：19世纪大城市的社会流动》（Poverty and Progress：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中首次遇到了这项研究所涉及的几个问题。(7)那本书讨论的是1850—1880年间居住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工业小城纽伯里波特的几百个普通劳动者，得出了有关19世纪美国社会流动性的相当乐观的结论。
有证据表明，这些劳动者或他们的子女几乎没有一个实现同时代人霍雷肖·阿尔杰(8)想象的那种成功故事，尽管有许多人取得了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的小小进步，即通过找到薪水更好的工作或者攒钱买了套小房子，在工人阶级内部上升了一两级。我认为，这些微小的进步足以让这些人融入主流社会秩序，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美国“传统的”流动机会到底高不高？纽伯里波特劳动者的经历到底有无代表性？
我在最后一章指出，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纽伯里波特的调查结果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但考虑到缺少可比较的其他调查者的研究，我的论点仍是高度假设性的。关于纽伯里波特的数据更广泛意义的探讨仍然是开放的。毕竟，这个城市相当小，那个时期的人口最高时不足15 000人。在经济基础更复杂、规模更大的城市里，情况难道不会变化吗？更何况，纽伯里波特在这30年中并未经历多大的人口与经济增长，与更有活力的都市相比，难道不是它的相对停滞使它成为一个特例吗？这项研究考察的是无技能劳动者，但工人阶级的其他阶层很有可能发现了更大的上升机会。此外，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刚到美国海岸不久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这份调查对爱尔兰工人或者天主教徒工人的描述，可能比普通工人要多。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段相对较短，因此，无论是对于流动率的长期趋势还是周期性波动，都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有鉴于此，我决定尝试更具野心、范围更大的研究，这项研究将跨越将近一个世纪，讨论一个特大都市所有的主要社会元素。该研究将提供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对变化中的美国城市的移民模式与社会流动的系列观察。将研究推广到整个美国社会的困难依然存在，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完全代表美国，然而，可资利用的资料的性质又使得即使只研究一个城市都异常耗时（见附录A）。不过，一个主要大都市本身比像纽伯里波特那样相对孤立的小城市重要。而更令人放心的一个考量是，一批类似的研究随后将列入计划，可能会为系统地对比分析更大范围的美国城市的流动模式打下基础。因此我决定，从波士顿开始。
为什么是波士顿呢？考虑到我对流动性的兴趣，这个选择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个城市常被看作一个脱离常轨、停滞不前、等级森严的地方，主要居住着卡波特家族、洛奇家族以及乔治·阿普莱之类的人，还有无数粗野但有趣的爱尔兰贩夫走卒。但是，我高度怀疑这一刻板印象，而且我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会表明，我的怀疑是有充分理由的。波士顿的社会融合方式中的确有贵族政治的痕迹，名门望族圈子曾经对19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波士顿的新富人紧闭大门。但是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与费城的相比，到底有多么与众不同，还有待确认。更重要的是，名门望族充其量只是这个城市整体社会结构中一个微小元素，仅仅因为存在几百个家庭组成的类种姓群体，就贸然将印度村社的标签贴在人口不是几百上千而是数十万的美国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上，着实不够明智。1880年，波士顿市区居民超过了30万，另有30万人住在周边郊区，该市位列全国第四大中心城市。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没能跟上西部几个对手——底特律、旧金山、洛杉矶——的步伐，但到1970年时，波士顿城区人口仍上升至275万，位列全国第七。不仅单纯就面积而言，而且从种族多样性、经济重要性、文化交流及其他诸方面来讲，波士顿过去和现在都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预先假定本研究可能发现的移民和社会流动模式必然是偏离常轨的，而且仅为波士顿独有。
很久以前，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中最睿智、最善于观察的一位曾对波士顿所谓的独特性提出了与众不同，但与我更为一致的观点。当奥利弗·文德尔·霍尔姆斯爵士受邀为贾斯汀·温瑟所编的1880年《波士顿历史年鉴》（The Memorial History of Boston）中“波士顿的医疗”一章撰稿时，他表示，对他来说，将波士顿的医疗当作一个自洽的、智识上站得住脚的题目来写，就相当于让一位海洋学家来写波士顿港口的潮水。霍尔姆斯爵士说，波士顿“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它的港口是海洋的一部分一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期望发现一般规律和现象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地的影响而发生改变”(9)。名门望族的贵族政治的出现是一个显著的“当地影响”，但正如最后一章中所详细讨论的那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波士顿研究中考察的这种社会模式到底有多少是运作于整个美国社会的“一般规律”的结果。
即使是1880年的波士顿，对我来说也过于庞大，研究无法涉及它的每一个市民。必须挑选有代表性的市民作为样本，以公认的可靠程度从中对整个城市的人口做出概括。我们从当地1880年、1910年、1930年、1958年的记录中随机抽取了大量样本，每个样本只要还居住在这个城市，皆通过波士顿的城市名录与纳税记录来追踪到。（为避免加重正文的负担，我并没有对这些样本的性质进行复杂的讨论，建议对之有疑问的读者查阅附录A获取全面的解释。）由此产生了大约7 965位男性的数据，他们一如缩影，代表了整个都市人口。
更准确地说，他们代表了波士顿的男性人口。由于理论及现实的双重原因，这座城市的女性居民未被纳入样本当中。在理论上，现有的社会分层研究文献通常假设男性是“养家糊口的主力，家庭的希望与生活的转机的主要载体”(10)。这一点在今天也许不像过去那么正确了，但在本项研究所提及的那个时期，情况的确如此。此外，将样本限制为男性还有令人信服的现实原因。那就是，通过历史资料追踪女性长期的职业生涯困难重重，因为女性结婚时会变更姓氏，还因为她们的工作往往不被城市指南记录下来。上述困难，再加上缺乏与我的发现相对比的女性社会流动研究，足以令我推迟这种努力。但我很清楚，女性曾在职场中发挥过作用，值得进行比以往历史学家所做的更多的研究。举例来说，关于低收入家庭女性的补充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为子女教育、购房等支出做出了贡献，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没能考察这个问题是本项研究的一个局限，我期待未来的研究者能很快弥补这一缺憾。(11)
通过现存记录追溯数千无名之辈的任务一旦完成，能搜集到的有关这每个人的所有信息都将存入一张IBM卡片，卡片会插入电脑，把信息灌进去。接到正确指令后，成堆表格会从电脑中喷涌而出，对包含在数据中的模式进行统计学归纳。本书的核心便是由这些表格中最重要的部分以及我对它们的解释构成的。
因此，这很大程度上是个定量研究。曾几何时，承认这一点可能还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历史学者往往高度怀疑统计分析。一小群激进分子称赞计算机化的历史研究是未来潮流，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而保守的大多数显然认为“所有重要的历史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不会受到量化答案的影响”(12)。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而毫无结果的争论。在历史专业领域，对此问题的看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两极分化，但经验丰富的学者今天极少会采取任一极端的立场。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同侪会同意这样的观念，即计算机的确对一些重要的历史研究领域没有任何贡献，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可能被定量分析照亮。重大问题——无论有无价值——都太过抽象。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和现有的证据是否需要这样或那样的分析策略，而且最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我认为我的研究方式很适合手头这个题目。如果有些读者不赞同，我希望讨论能够集中于实际问题，而不是过去那种引发太多论战的不着边际的问题。
不过，我必须承认，有关定量历史研究的一个常见的抱怨是有些分量的，即读这种书是件苦差事，太折磨人。写这本书时，我已经尽我所能用了最清晰、最流畅的文笔，但毫无疑问，充斥着几十个统计表格的专著并非称心的床边读物。我假定读者对统计学一无所知，我在行文中讨论了那些重要的表格体现出的所有特点，这样一来，觉得统计细节太令人生畏的读者就可以快速地略过。但这本书意在成为一本学术著作而不是通俗读物，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仅要得出有关美国城市性质的可靠结论，还要展示所有对证据的讨论、分析的过程以及得出那些结论的层层推理。我认为，了解一个研究者是如何披荆斩棘以及看到他在彼岸的最终发现，会让读者兴奋不已。但愿我的读者也能够同意这一点。
(1) 俄裔美国犹太女作家，《应许之地》是她的自传体小说。——译者
(2) 当地报纸作为理解大众行为的一个来源的不足之处，通过仔细比较1851年至1852年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报纸上的所有名字，以及1851年人口普查计划手稿和1852年该市税收清单上的全部人口，可以很明显地揭示出来。当时汉密尔顿94%的居民从未在报纸上被提及；只有1%的精英人士被提及5次或5次以上；Michael B. Katz. “The People of a Canadian City：1851-52”，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53（1972），pp.402-426。
(3) Eugene J. Webb et al. Unobtrusive Measures: Nonreac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Rand McNally，1968）一书提供了对调查研究法详尽而富有说服力的批评。
(4) Robert and Helen Lynd，Middletown in Transition：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37），pp.67-72，471；Percy Davidson and H. Dewey Anderson，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an American Community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W. Lloyd Warner and J.O. Low， The Social System of the Modern Factory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pp.182-185，87-89；Elbridge Sibley，“Some Demographic Clues to Stratific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1942），S22-S30.
(5) 引自Gerhard Lenski.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Joseph S. Roucek，e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8），pp.522-538，但观点广为流传；见John Pease el al.，“Ideological Currents in American Stratification Literature，” American Sociologist，5（1970），pp.127-137。
(6) 这一概括的两个例外是Natalie S. Rogoff， Recent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Glencoe，III.：Free Press，1953），and August B. Hollingshead，“Trend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A Case Stud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7（1952），679-686。前者比较了1910年和1940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结婚的男性样本的代际流动性，发现这两个样本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它没有追溯到19世纪，也没有分析职业流动模式的可能变化。后一篇文章讨论了1910年至1950年间纽黑文的阶级结构，并断言社会阶层正在固化。由于分析没有考虑到进出纽黑文的移民之间的差异（见第三章）或迁入纽黑文的移民群体的背景差异（见第六章），因此根本没有说服力。
(7)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8) 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作品有130部左右，大多是讲穷人子弟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了财富和社会成功。——译者
(9) “Additional Memoranda” in Justin Winsor，ed.，Memorial History of Boston，Including Suffolk County，Massachusetts，1630-1880 4 vols.；（Boston，1880-81），IV，549.
(10) S.M. Miller，“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Current Sociology，9（1960），9.
(11) 最近一次有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见Virginia Yans McLaughlin未出版的博士论文“Like the Fingers of the Hand：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Life of First-Generation Italian-Americans in Buffalo，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1970，summarized in part in McLaughlin's paper；“Patterns of Work and Family Organization：Buffalo's Italian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2 （Autumn 1971），299-314。亦见于Peter Y，DeJong，Milton J. Brawer，and Stanely S. Rubin，“Patterns of Femal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A Comparison with Male pattern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6 （December 1971），1033-1042。
(12) Arthur M. SchIesinger，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7（196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