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业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
农业的增长和波动总体上看是马尔萨斯式的，人口与土地要素互动以及土地边际产出递减律是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当然，农业社会并不是超静态的或者只是简单的盛衰循环，每一轮长周期背后也有一些技术、制度等方面的暂时性变化，虽然变化并不持续和显著。信用本身也深刻影响农业经济的波动，并在一些地区的特定阶段对经济运行有着持久性的影响。受市场分工范围和贸易规模的局限，斯密式的增长往往只在局部发生，而且农业社会积累不多，信用纽带涉及的范围和政府在信用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农业社会宏观管理的核心，是围绕土地进行生产、流通和需求管理，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冲风险，因此土地是分析农业社会宏观管理的起点。
劳动为父，土地为母
在狩猎时代，人们通过打猎和采集浆果等方式获取生活资料，居无定所，基本上只有领地意识，很大程度上靠土地上生长的自然作物生存，对土地本身谈不上有效的利用。而游牧民族，往往携带着他们的车马和可以拆卸的帐幕，与他们的牛羊一起流浪，以兽肉和乳料为生，受到攻击的时候就逃走（格鲁塞，1989）。其中，有一部分游牧民族一度建立了比较有影响力的文明或者政权，不过畜牧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迁徙性。历史上，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草原民族多次袭扰中原，而这种袭扰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有时还与气候条件变化相关。当然，这与中原王朝自身的虚弱是分不开的。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短暂征服，常常会伴随着人口锐减、耕地荒芜。不过也有特例，游牧民族从北往南迁移，迁徙不定的生活也变得逐步稳定，经济、社会和文化与农业文明更加融合。成吉思汗征服中原，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元帝国。一开始，中原一些地区也经历了农业文明的倒退，耕地一度用于放牧，但内部不乏反对的声音。最终，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或被击退，或定居下来，彻底融入农业文明。
与狩猎和游牧不同，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Petty，2010）。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土地是农业社会最为核心的要素，具体体现为生产力变化、财富积累创造、价值分配、生产关系、经济周期波动都围绕土地展开。随着人们驯化动植物能力的逐步增强，可耕地面积成为决定生产总量的重要变量，人类也变得居有定所。农业生产占据国民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地位，土地要素成为经济财富创造、价值分配的决定性力量。农业社会的繁荣往往伴随着土地的大规模开垦。中国的宋代以及明清两代的繁荣阶段，土地开垦面积都明显增加。其中，靖康之变后北宋人口南迁，南方的大量土地得到开垦，同时两湖地区开始大规模围湖造田，使得宋代可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万志英，2018）。黑死病大流行以前的西欧，可耕地面积也曾显著增长，同时西欧也曾经历一轮经济和人口的繁荣。从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英国人口从150万人增长到大约450万人（Thomas and Dimsdale，2017）。人口的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和相关原材料的贸易。
当然，单位土地上的产出也并非一成不变。或者说，通过改良种植方式、引入新品种农作物等手段优化土地利用率，土地投入产出效率也会有间歇性的提高。排水技术进步和水利工程建设，也对农业单产的提升以及围垦更大规模的土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宋朝时期，随着对南方地区的开发，特别是在宋真宗时期（998—1022年）对新的早熟稻种（占城稻）的引进，水稻收获两季或三季成为可能，使得农业潜力被大大激发。鼓励作物间作法，使土地的生产力得以提高。同时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也促进了手工业发展和人口的繁荣（Maddison，2007）。980年到1110年，中国户籍家庭数量增长了3倍（万志英，2018）。以上变革，主要是对技术的吸收和消化过程，麦迪森也将之视为技术进步。因此，可耕地面积的增加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成为推动宋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往往围绕土地展开，每一次土地制度的调整或者重新洗牌都会带来农业生产活动的巨大变化。在宋代，从佃户对土地使用权的稳固占有和使用，再到永久使用，进而发展到自由处置，形成田根与典业的分离，为合理配置、利用土地资源开辟了新的途径，促进了地权的进一步分化，增强了农业经济的内生动力（戴建国，2017）。这些措施激发了百姓开垦土地和耕作土地的积极性，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更好配置。相应地，围绕土地要素展开的生产方式成为农耕社会的最重要部分。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以农为本，来自农业部门的剩余和积累构成了政府岁入的主要部分。即便是在北宋，农业社会商业发展的顶峰，与粮食相关的政府收入占比也在40%左右（万志英，2018）。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当中，土地要素相关的分配比重也比较高，地租占英国国民收入的比重最高能够达到25%，但到1860年该比重降至8%左右（Clark，2009）。
难以摆脱的土地回报边际递减律
农业经济驱动力主要来自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规模的提高，间歇性的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总体来看技术进步的速度十分缓慢，单位要素的生产效率只有微小的提升。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没有办法摆脱边际回报递减的影响。身处工业革命前夜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无限超过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如果不进行限制，人口就会按照几何量级增长，而生活资料则只会按照算术级增长，人均粮食产量最终可能会低于最低生存要求，从而出现饥荒、战乱、瘟疫等，实现大自然对人口的调节（Malthus，2018）。这意味着，依靠土地的农业生产无法摆脱边际回报递减的约束，繁荣的增长存在限制，而苦难和贫困是大自然限制人口增长的方式之一。马尔萨斯的理论揭示了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或者技术进步缓慢的社会中经济长周期运行的本质。短暂的技术进步和土地面积的扩张一般只体现为人口数量的增长，真实人均产出或者工资水平长期看比较稳定（Clark，2009）。1200—1700年，英格兰人均真实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动，但人口从340万人增长到540万人。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王朝多次更迭，同样也难以摆脱土地边际递减律的限制，人口数量也出现数次大幅波动。不过统治者的干预，比如以丰补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饥荒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人均产出虽然没有变化，但人口规模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宋朝初年（1000年左右），全国人口接近3 000万人，到乾隆末年（1790年左右），全国人口突破3亿人。历代王朝都建立补偿歉收的制度，包括遍布全国的仓储系统，在18—19世纪，国家甚至每年要拿出5%的库存用来重新分配（李中清、王丰，2000）。可以说，内卷化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片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但同时也无法摆脱马尔萨斯式的增长。
而在西欧，即使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也只有等到将目光更多投向海外，实现大航海与商业资本主义的结合，才逐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在1200—1800年，英国人口数量经历了比较剧烈的波动，其中1200—1316年增长较为明显，但其间人均收入水平呈现下降态势。在1316年左右，人口达到600万人以后，黑死病导致英国人口长达上百年的负增长，到1450年左右，英国人口数量缩减至约200万人。之后随着黑死病逐步消退，1540—1640年，英国人口再度增长，但人均收入再度下降。这表明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足以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英国人均收入和人口数量的持续同向增长要等到18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Clark，2009）。
农业时代的信用波动
农业社会对信用也有着天然的需求。货币的出现，既是政府税收货币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积累和商品流通增加的必然结果，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共焉”。各种贵金属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在改善国家治理、促进市场交换、便利商品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货币的多寡也成为农业社会经济波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出现过多次因为市面上流通的钱币不够或者外流导致的经济萧条。其中，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于公元780年实施两税法，“以钱定税”，导致社会上流通的钱币明显减少，由此造成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商业出现萧条。北宋时期，也出现过钱币供给不足造成的通货紧缩。熙宁八年（1075年），在钱币供给部门任三司使的张方平称：“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何平，2016）当然，除了钱币供给减少或者外流造成通货紧缩以外，也有政府无节制发行钱币或者降低钱币成色，导致通货膨胀的情况。元朝的交钞和大明宝钞也因此退出了流通（朱嘉明，2012）。
在西方，罗马帝国时代的货币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以后，货币经济出现倒退，物物交换盛行，政府和教会的税收多是实物方式。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欧洲本地银矿的开采，货币供给和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不过，随着贵金属货币在公私部门之间和境内外的流通，本地货币供应总量也存在较大波动。
农业社会铸币数量的变化，与全社会总产出、总物价水平有显著的联系。16世纪后期，由于明王朝北方战事吃紧，白银大量外流，社会当中白银的流通量下降，进而导致谷物价格低廉，加剧了农业萧条，民生也较为困难。历史上，康乾时期虽然被称为盛世，但银少谷贱的事情时有发生。康熙年间，由于实施海禁，美洲白银输入量减少。另一个主要来源即日本白银的输入，在17世纪60年代之后也明显下降。这背后既有清朝本身的禁海令、迁界令因素，也有日本幕府禁止国内白银输出的问题。据岸本美绪（2010）估计，当时从海外流入清朝的白银每年减少约100万两。同时，户部银库收纳更多白银，据估计，康熙六年到十二年之间，每年退出社会流通的白银大约有300万两。上述几项加起来，相当于每年全社会白银流通量下降1.5%~2%。进入18世纪，中国物价开始回升，且整个世纪都呈现上涨趋势，这与大量美洲白银重新流入中国有很大关系。
信用波动背后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原因，社会上流通的金银或者钱币数量变动较大。二是国际贸易活动导致白银流入和流出。讨论农业时代的信用周期，不能忽视有限贸易活动带来的外部贵金属流入，这毫无疑问也会增加全社会信用的供给。三是市场经济内生的需要。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财税收支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对通货的需求上升，中央、地方和私人都加大铸钱的力度，在一段时期内还可能会引入新的币种，比如纸币、帛币等。同时，刺激铸币相关的金属矿开采。总体上，农业社会的信用波动更多是对市场经济活动的被动适应。当然，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信用变化对农业社会总产出的影响。毕竟，农业社会剩余积累不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用的创造。农业社会的资本积累速度是极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剩余产品少，很难有较多的剩余用于储蓄和投资；二是缺乏一个现代化的金融制度将这些剩余储蓄转化为投资，导致资本不能迅速增多。
气候冲击与丰歉循环
农耕文明的劳作方式，决定了农业社会很大程度上需要“看天吃饭”。气象条件、病虫害等外生因素对农业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会造成显著的影响。其中，土地的生产力和降水、气温有很大关系，同时相关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也会受到雨雪、季风等气候现象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大致意思是说，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无独有偶，早期西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将部分经济波动归因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会导致天气的周期变化，从而影响农业收成。由于太阳黑子大约每11年出现一次，因此农业周期大约也是每11年一轮（Jevons，1875）。
与农耕文明相比，游牧民族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当气候变化不利于畜牧业发展时，居于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对外征战或者迁徙的可能性就更高。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在《亚洲的脉搏》一书中指出，13世纪蒙古人的大规模向外扩张，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居住地旱灾频发、牧场条件恶化。从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和外患发生频率的关联看，300—630年、1100—1280年、1400—1653年，中国外患发生次数较多，而这些时期中国平均气温明显下降（赵红军，2012）。
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当然也会间接冲击政府税收基础，同时，灾害发生频率上升，增加了政府稳定社会的成本。收入减少，支出扩张，毫无疑问影响了政府应对内部叛乱、抵御外敌的能力。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内部叛乱的机会成本。所谓“东亚17世纪危机”（李伯重，2017），就是指17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全球性气候变化，东亚地区进入一个小冰期，德川初期的日本和明末的中国都发生了饥荒，对中国来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尽管农业社会应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相对有限，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在讨论外部冲击如何通过内因起作用时，不能忽视其他因素，比如治理水平的影响。如果一个王朝实施良治，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不过是如癣之疾，但如果王朝进入暮年，治理不善，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就可能造成致命影响。
缓慢的结构性改变
长达千年的王朝更替、周期循环，除了短暂和零星的技术进步，是否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变迁？换句话说，农业社会是否只是如人均收入曲线走势那样，是一个静止或者超稳定的社会，在结构变化上平淡无奇？从更长期的视角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些外生冲击和内生变化结合，悄然改变了社会运行轨迹，在某些时刻，为有的地区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做好了铺垫？抑或我们分析农业社会经济波动时，是否应该置身于经济周期发生的增长阶段和对应的增长范式？回答上述问题，或许能够为我们寻觅从工业化转向数字化的新路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欧洲的黑死病。14世纪中叶黑死病暴发，之后断断续续持续了差不多300年，其中欧洲人口大量减少的时期，主要是第一个100年。黑死病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但同时人均收入显著提高，欧洲人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Clark，2016）。黑死病的出现，加上它在人口稠密地区的传播，使得主要西欧经济体进入长周期的下行阶段，而这种长周期的下行，改变了人口和土地要素的结构和相对价格，刺激了更高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出现。即便是17世纪黑死病逐步在欧洲销声匿迹，欧洲人口再度上升，人均收入有所下降，但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西欧的英国、荷兰等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第一次突破（Vries and Woude，1997）。
进一步看，黑死病发生后，西欧地区庄园经济逐步瓦解，伴随着人口数量重新回升和城市的兴起，农业价格提高、土地租金上升促使原来的土地产权结构发生改变（North，2009）。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紧缺的压力，让土地拥有者愿意投资更多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这也间接促进了新技术的扩散。
另一个例子是，美洲大陆大量廉价白银流入欧洲，推动了西欧的价格革命（Frank，2017；Fisher，2021）。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运回大量白银，最终也导致国内物价飞涨，国际贸易竞争力下降。从美洲运回的贵金属最后又流向其他国家，引发整个欧洲的价格水平上升。尽管生产率没有明显改进，但贵金属的流入，提高了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刺激了金融和信贷的发展，这些对于后来的商业和贸易繁荣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货币经济的发展，还刺激了国家通过举借债务增加资源动员能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并有利于保证商业发展的制度实施。
同时，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不仅影响了欧洲国家，对亚洲国家也有显著的影响。明清时期，美洲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增加了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缓解了物价下行带来的压力。中国明朝晚期，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手工业部门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特征，海外贸易得到一定发展（万志英，2018）。
当然，总体上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斯密式的增长往往只出现在局部地区，或者发生在局部领域。贸易范围无法进一步扩大，协作分工更多局限于家庭和宗族，很难进一步细化，也无法支持非农部门的发展，更多体现为农业部门剩余扩大的一种附属性变化，土地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但在一些特定地区，由于要素禀赋、激励机制和外部压力，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积极因素不断积累。
围绕土地开展的宏观管理
总的来说，农业社会的宏观管理主要是围绕土地展开的，通过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调配，对冲农业生产周期波动，增加跨时跨域资源调配能力，提高土地承载能力。
改善农业耕作方式增加供给能力。不断完善天文历法，协调不同主体的生产劳作方式。通过修建水利工程，增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保证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修建运河，增强资源在不同空间的调配能力，提高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并促进商品流通。农业社会本身的耕种技术间或也有进步。同时，一些新作物的引进也可以促进土地的利用，扩大土地承载力。但考虑到农业社会积累的剩余较少，应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有限，社会动荡时期、灾荒年间的人口总量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较大幅度变化，农业经济也有很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建立平准制度平滑农业生产周期。为了避免经济过度波动，尤其是避免关乎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的粮食价格过度波动，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往往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平滑粮价波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越国大臣计然建议，“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强调了粮食平价出售的必要性。而《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时期的财政大臣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将以往平抑粮价的思路拓展到所有商品，建立了“平准”制度，原理和对粮价的“平籴”“平粜”措施相同，都是以国家力量对物价进行平抑。西汉末年的财政大臣和天文学家耿寿昌则正式设立了著名的“常平仓”制度。《汉书·食货志》（上）记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常平仓”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代政府都沿袭了“常平仓”的做法（张亚光，2011）。
围绕土地实施财政调节和资源动员。土地是农业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的出发点，财税调节和资源动员基本上围绕土地展开。财政支出方面，则更多围绕封建王朝、领主或者国家的职能展开。农业社会由于财政汲取能力和国家财富积累相对有限，财政支出还集中在统治者自身用度、军事和官吏俸禄等方面。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支出占比相对较低，主要包括平准市场、救灾赈荒、兴修水利等相对必要的支出，这些都涉及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平抑农业生产周期的问题。
农业社会的信用管理相对消极。农业社会并没有成体系的货币管理制度。但出于缓解信用紧张程度、方便政府采买和税收支付、增强财政汲取能力等目的，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也会对信用进行管理。农业社会的货币以贵金属为主。中国自宋朝以来，经历数次朝代更替，货币逐步从以铜钱为主过渡到以白银为主、白银和铜钱并存的复本位制度。唐朝还使用过绢帛作为等价物，参与价值交换。宋、元、明朝的部分时期，由于缺少足够的金属货币，也曾采用纸币作为辅助，但它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以国家信用支持的法定货币。尽管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曾试图垄断货币发行权，但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相对自由放任的状态，信用创造并未被国家垄断，民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有铸币的实质权利，全社会信用总体上呈现竞争的局面。在货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也曾经鼓励私人铸钱和加大采矿力度，增加钱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