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数字经济已经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面貌。

倘若一个生活在20年前的人，突然迈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他一定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陌生和惊讶，甚至恍若隔世。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使人们的消费行为、社交方式、支付方式、生产方式，乃至认知模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而这些改变必然引发经济运行无论在微观领域还是宏观领域，出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或者“反常”现象，对建立在工业经济体系基础之上的主流国民经济分析范式形成冲击。

正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的，当现实中出现了反常现象，而不能被已有的主流科学范式解释时，哪怕刚开始大家比较抗拒这种反常，并把它当作例外情况处理，但当这种反常越来越多时，意味着科学革命即将发生，新的范式会逐步出现，并最终代替原有范式，实现“范式转换”。伴随数字转型在微观和产业领域如火如荼的发展，直觉告诉我们，一场宏观经济管理的变革即将到来。

宏观经济管理如何适应数字时代变革，正是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我们研究的基本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先梳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引发宏观经济变革的背后力量，寻找以往范式转换的驱动机制（历史演进）。然后讨论数字化背景下微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哪些反常变化和新的机制，识别出这些新机制的变革性力量和趋势（微观机制），并把这些微观机制对应到宏观场景，看看基于这些微观机制的宏观层面会“涌现”什么样的新困境和反常现象（宏观涌现），进而开放式讨论适应数字时代宏观管理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从历史演进看，最活跃生产要素的变迁是主导宏观经济管理变革的基础力量。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时间很晚，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宏观经济管理则历史悠久。其本质是管理波动和冲击，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促进经济平稳运行与持续增长。通过回顾农业时代、商业时代、工业时代的经济运行特点和宏观管理方式，我们发现抓住各个经济时代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更有利于理清宏观经济管理变革的大致脉络。

那么，什么是最活跃要素呢？本书提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下，如果某类要素具备以下三个重要特征，则称之为“最活跃要素”。第一，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往往围绕这一要素展开，或者围绕其开展的活动成长性最好；第二，这一要素具有广泛的连接性，一旦进入经济循环，往往引发组织模式和交易形态变革，进而加速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第三，成为拓展经济增长可能边界和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比如，农业时代的土地，工业时代的资本，数字时代的数据。

农业时代的最活跃要素是土地，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土地扩张和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土地要素展开。这个阶段的增长更多表现为量的扩张，质的提升并不明显，往往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是粮食增产和稳定，比如创新灌溉、育种、历法等技术以增产，利用常平仓等制度解决粮食青黄不接和丰歉调节问题。进入工业社会，创新潜力宛如缝隙中喷射而出的岩浆，融合资本的力量，人类找到了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钥匙，开启了现代增长的大门。技术知识的生产开始专门化，资本积累大幅上升，并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工业时代的最活跃要素是资本，在西方也被称为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工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资本要素展开。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是资本跨部门跨时空的配置与结构调整，以及在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供求平衡。总体而言，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由于驱动经济增长的最活跃生产要素存在根本性不同，经济要素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连接性，以及推动经济积累与规模扩大的机制会改变，进而导致微观主体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经济波动的产生和放大过程呈现较大差异，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管理对象、理念和方式也随之不断演进和发展。

从微观基础看，数据要素正在重塑微观经济运行基础。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新生产要素，不仅丰富了劳动、资本、土地、能源、技术等既有生产要素的集合，更重要的是其会进一步改造各种要素，为各种要素重新赋能，重塑微观经济运行基础，并表现为一系列的“反常”现象，打破我们原有的认知。

比如，数字时代所有权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产权通常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前提。然而，数据要素广泛拓展并呈现指数级增长，具备边际成本为零的特征，不会因为使用而造成物理损耗，具有天然的非竞争性。数据的价值，在于其不断使用和碰撞，使用越多反而越好，价值越大。而且数据的产生往往是多主体互动的复杂场景，比如我们手机里众多的应用程序（App）每天都在收集用户的数据，数据应该严格归属谁，归属用户、应用平台还是手机商，抑或政府？这在产权上很难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何数据都要立足于界定清晰的产权基础上才能使用，则实践中和成本上都是不可行的。数据的可使用、可连接比拥有更重要，即“可及性”比“所有权”更具基础性和前提性。也正因如此，现在有大量“隐私算法”或“联邦算法”出现，正所谓“不求所有，但求可用”。或者换个角度，在数字时代，所有权可以进一步细分，比如知悉权、访问权、采集权、编辑权、存储权和保护权等。过度强调数据产权归属，反而会限制数据的流动、利用和共享，无法更有效地释放数据的价值。

时间的累积性变得从未如此重要，时间争夺成为竞争的基本形态。传统生产过程中，时间的价值被固化到商品中且不可剥离。比如，生产玉米，劳动的时间价值被固化到玉米之中，生产斧头，劳动的时间价值被固化到斧头之中。一个人生产玉米的时间，不可挪用，不能再用来生产斧头。而且时间上不可积累，即生产玉米后，这段劳动时间就消失了，这段时间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玉米的价值中。数字时代，数据可以重复使用，在不同领域，使用不同价值挖掘方法，一个人行为的最初时间价值会被再次认识或体现出来。过去行为的时间好像被储藏在装满数字的仓库里，会根据需要不断地被调用出来，拼装成新的产品或者服务形态，并产生新的价值。过去时间的特征被数字化，意味着虽然我们回不到过去，但过去发生的行为时间可以反复被调用，这使得对个人而言“消失”的过去时间，在整个社会中被重复使用，具备了累积性。时间可能不再一去不复还，时间争夺是数字时代竞争的一大特点，这在经济学上将产生革命性影响，时间定价可能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类似的，数字时代引发的微观基础的变化还有很多。一是产业组织形态呈现两极化态势。由于数字技术可以同时大幅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科斯定理的合意企业规模边界被改写。一方面，内部成本降低使企业呈现超级平台化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原来大量的内部职能，比如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广告、营销管理等都可以软件化、外包或依赖平台，企业可以更灵活、更小型化，甚至出现大量个人型企业。二是数字要素催生新的产品空间和价值形态。数据不仅作为一种新要素参与价值创造，还通过提升其他要素的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参与价值创造，更重要的是将打破原有的产品边界，大大丰富产品空间。比如，通过非同质化代币（NFT）、元宇宙等方式，实现虚拟与真实世界连接，大大丰富经济价值形态。三是就业从“长期合约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由于搜寻匹配能力提升，工作任务可以通过数字化明确界定，大量灵活就业和幽灵工作出现，劳动就业关系正在从“长期合约型”转变为“任务驱动型”，雇主的劳动监督逐渐从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控制”转向“劳务成果控制”，工资黏性作用下降。在元宇宙中甚至出现了“玩耍即劳动”（Playbor）的就业形态。显然，分析劳动就业的传统框架的适用性下降。另外，在数字技术快速扩散中，学习曲线可能由原来的“S”形转变为“J”形，在促进创新加速的同时，给经济运行引入新波动机制。信用创造的过程发生变革，例如，抵押品数字化、去中介化以及私人货币的兴起等。

从宏观涌现看，数字要素引发的微观特征在宏观经济领域“涌现”，呼吁宏观经济管理框架做出适应性创新。以上这些微观方面的新特征、反常现象，在给市场注入新的动力和改变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同时，必将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全新的机遇，比如数字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利用大数据可以更及时感知经济变化和市场预期等。同时，也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困境和挑战。

比如，从“大而不能倒”到“过度连接而不能倒”。在传统的宏观审慎监管考量中，系统重要性企业往往是规模巨大的企业，只要企业足够大，社会就很难承受其倒闭的风险。而在数字时间下，一个企业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一定体现在规模上，而是要看其在经济网络中的位置。如果它连接的范围足够广，或者在网络节点中的位置足够不可替代，则其就成为宏观稳定的关键变量。特别是一些超级平台，由于网罗了足够多的用户，跨越了各种物理和虚拟边界，某种程度上已经发挥了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其在系统稳定性中的地位就更凸显。维持一个企业的稳定，就有了公共品属性。这对处理市场与政府、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提出了崭新的挑战。

现行价格指数不适应新价格形成机制问题。价格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也是宏观调控依据的核心指标之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受产品细分、转移定价（“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问题）、分层会员价、歧视定价，以及虚拟货币结算等影响，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发生改变。传统价格指数不能准确刻画物价水平，甚至高估通胀的问题凸显。市场价格可能表现出调整幅度更窄，调价频率更高，价格黏性下降，传统的“菜单成本”机制削弱，市场连通度增加等特点。通胀、产出、利率之间的传统关系变得不稳定，菲利普斯曲线持续扁平化，宏观管理框架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

数字经济集中趋势下如何保障公平竞争。数字经济往往呈现流量集中、市场占有率集中、企业注册地集中、平台收入集中的态势。这是由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反馈效应特性决定的，集中化发展有其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对其可能带来的损害市场公平竞争、滥用市场权力、拉大地区差距、加剧税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需要建立新的规制框架。

主流均衡分析框架不适应复杂系统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演进看，对传统稳态均衡模型的各种修复，难以解决经济学领域的模式形成、结构变迁问题。数字时代，传统均衡模型固有的局限被进一步放大。技术迭代、结构演变和个人预期调整提速，开放性、连接性增强，均衡或者闭合解不一定是缺省结果。微观个体加总以后，更容易涌现更多个体层面所不具备的宏观特性，宏观调控需要考虑更多复杂性和时间累积效应。行为主体的策略和预期不仅会催生新的均衡，而且新的均衡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又会反过来塑造行为主体的认知。网络连接性、正反馈、范围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等成为经济系统当中不可忽略的特性。当然，网络连接性和正反馈不仅使系统越来越复杂，有时候也会造成“复杂性的坍塌”，对应的是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复杂性的逆转，将伴随着资产负债表破坏、大规模失业、动物精神的低迷等，完全不同于传统均衡模型预示的均值回归。

另外，税收、货币等宏观基础工具面临前所未有的课题。税收领域中，目前的国际税制主要建立在纳税主体物理存在和地理清晰边界的基础上，而在数字条件下这些边界都被打破，贸易程度和交易便利度、隐秘程度都大大提高，企业在没有任何实体存在的地区进行经营销售或提供服务也更为便利。这将导致在现有体系下，国家征税权、税源和税基认定、税负公平、有效征管、税收分配与国际协调都变得十分棘手。在货币领域，随着加密货币的不断出现，以及私人发行的稳定币快速增长，支付结算领域出现大量的非法定货币，在虚拟空间中还存在各种代币资产，不同“货币”之间又广泛进行各种兑付或跨境流动，这使得货币当局稳定货币和金融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些众多微观和宏观的反常中，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整合的力量可能逐步壮大起来，使百年来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阻隔有望被打通。大萧条后诞生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面临的一大诟病就是缺乏微观基础，造成宏观与微观之间长期割裂。在分析经济现实问题时，现行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一般把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供给与需求分开处理，认为需求是短期问题，供给是长期问题，短期宏观管理的重点是经济波动，长期讨论的重点是增长。长期以来，几代经济学家都试图打通宏观与微观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数字时代的到来，给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打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数据从小样本走向全样本，从事后走向实时，从低维度走向多维度，微观的整体即构成宏观。更深层次的是，宏观现象的性质很难简单拆解为微观主体行为，这其中存在“涌现”的问题，即微观主体构成的整体，出现了微观主体并不具备的性质。这在传统宏观管理中是无法处理的，而数字化时代则具备处理的条件，可以通过涌现或进化模型分析，推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回归统一分析框架。就像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可能终将走向统一一样。

按照以上逻辑，本书一共分为二十四章，按导论、历史演进篇、微观基础篇、宏观涌现篇四个部分展开。主要试图向读者传递这样一种看法，随着数据作为最活跃要素登上历史舞台，迅速成为新经济形态的主角，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宏观层面上涌现出新问题和新特征，并正在加速推动宏观经济管理做出适应性变革。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这场变革的加速器。众多的“反常”将逐步形成新的“正常”。我们熟悉的工业经济宏观管理范式，正在向数字经济宏观管理范式转换。

数字宏观，变革已经在路上。

2022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