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65年秋天，我由家乡四川大巴山的一个县城高中毕业考入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学习。在高考前夕报志愿时，心中一直想像着要学习地质专业，憧憬着有一天能像一名真正的地质工作者那样手持地质锤，怀揣罗盘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也许就在祖国的这些美丽的山山水水之间，我能用自己的所学发现一个油田，找到一座金矿……

可是，当我不远千里从家乡来到黄土高原之后，才明白自己所选报的志愿“自然地理”专业与地质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地质，一个地理，让我着实矛盾了半年多时间。

大学的几年大部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所幸在“教育革命”中我去了一个铁路勘测设计现场，在老师和设计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和指导下搞了一年多的铁路桥涵测设计工作先是拉绳尺、扛测杆，再是对铁路桥涵所经过的河流溪沟进行形态调查，比如沟谷的坡度、洪水水位、河床糙率等等。外业调查基本结束后即转入室内设计。当我独自填好笫一张桥涵设计蓝图时，心里那个高兴和自豪的劲儿，别提有多足啦。那时我真以为这一生要和我国的工程设计捆在一起了，做了好长时间的“工程师”梦。

1970年初秋，在“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政治口号声中，我们这批“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批“老”大学生毕业了。最初我被通知去陕西省宝鸡市农业种子站报到，可是同班一名姓马的河南籍同学找到我，说他老家只有母亲一人，需要他照顾，当时所有的分配地中只有宝鸡市距河南最近，这名同学请求我将这个在当时看来最好的单位名额让给他。毕竟是同班同学当面提出这种要求，再加上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隐隐约约地提醒我：我这一生将从事的职业既不会是工程设计，更不应该是农业种子推广，于是我便爽快地答应把这个分配名额让给这名同学。

那件事情的原委和经过，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大约是1969年的秋天，在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大专院校里，其实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已经产生了十分厌倦的情绪，巴不得早点离开那是非敏感之地，哪泊被分配到一个极远的地区，或是分配到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去。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中午，为了躲避当天下午的一个全校性的“批斗”大会（活动人数越多越好“溜号”，这是不参加运动的最好机会），吃完午饭后我便独自信步走出校园，来到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的大院里散步。“文化大革命”前大专院校毕业生最向往的就是两个单位，一是科学院，一是留在大专院校任教。虽然“四个面向”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不少学生心中仍然做着留校或者分配到科研单位，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去工作的美梦。尽管希望十分渺茫，但“中国科学院”那几个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草书大字总是向我们射来耀眼的光芒。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间歇中，我们时不时就三三两两地到兰州分院各个研究所的院子里去溜达散步。而我最爱去的就是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那充满紫丁花香的大院。

我进到科学院大门之后，见到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年人在一座水泥台前洗衣服，门口有几个人正在朝着他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不经意中我听见他们议论、指点的正是我心仪已久的施雅风教授。听说施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错误地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关进了“牛棚”，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从那天的情况看来，这位中国冰川学的创始人似乎已经获得了某些自由，这预示着我国的冰川学研究将会获得新的希望。

当我笫一次看到这位中国冰川学大师的风采时，我发现尽管他似乎仍处于监管之中，但明显地已获得了类似单独外出洗衣服的权利。我的直觉告诉我，我早晚会加盟施先生麾下成为中国冰川研究群体之中的一名新兵。

可是好事多磨。

宝鸡的分配名额让给了那名要孝顺母亲的同学，新疆地质部门倒有一个空缺，虽然那和冰川研究相去甚远，但却与最初高考志愿相符合。我正庆幸有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主管分配的老师没怎么多征求本人意见，最后宣布让我去了甘肃稍靠南面一点的汉、藏、回族交界的岷县“农宣队”。“农宣队”的全名叫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一个类似于社交队的组织，并不是演节目的宣传队。组成人员多是“文化大革”中被打倒后又查不出多少“问题”的老干部部和当年毕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那次和我一样由全国近20所大专院校分到甘肃岷氓县的毕业生多达130多个，其中有北大、北医、天津大学、北航、西安交大、西安外语学院、兰州大学以及甘肃工大、甘肃农大、甘肃师大、甘肃教育学院、兰州医学院等学校分配来这里的毕业生。而老干部中有前甘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甘肃省政法委党组书记吴司洪等100多人。

在岷县”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了整整一年后，我们终于获得了“重新分配”的机会。由于本人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表现尚好，所以在重新分配时先有消息说派我去设在兰州的“省农办”报到，后又说可能去省“革委会”政治部。这些部门此刻对我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几经平衡后，怀揣冰川研究梦的我走进了甘肃省气象局的大门。那时的气象部门属军事管制的保密单位，省一级气象局的军代表隶属于空军系统领导。可是到了气象局却没有让我进观测场，更没让我去预报室，而是安排我和另外几名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毕业生一块儿下到防空洞工地去”备战、各荒、为人民”，去“深挖洞、广积粮”。

大半年又过去了一天，省气象局姓习的人事干部笑嘻嘻地通知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宝贝蛋我们想留也留不住。”希望与疑虑并存的我和几名“防空洞战壕”里的战友只有重新拿着那名人事干部开具的介绍信到兰州市革委会政治部去报到。政治部一名运动员模样的年轻人不容分说地一个电话就把我安排到兰州六中任教。

在兰州六中一待就是两年多。六中的时光值得留恋，那时我单身一人，爱人远在贵州一个铁路部门上班。学校的工作任我挑，不少好心的老师说，小张你年轻，身高体壮，喜欢体育运动，就去教体育吧。可是地理老师却希望我去教地理课。好在体育和地理共用一个教研室，于是我就体育、地理两科兼职。一方面“专业对口”，另一方面呢，教体育粮食定量高，一年四季的运动衣裤，无论单的、绒的还是内衣、短裤全部免费供应，尤其是每月39斤的粮食定量是在是太诱惑人了。按粗粮细粮三七开的标准，光细粮算下来也有27斤多，相当于一般老师的定量了。那年月最不带“革命色彩”却又是“最高指示”的毛主席语录就是“民以食为天”了。要是谁“左”得可爱，说你因为“吃饭”问题影响了“革命”工作，只要你回敬一句“毛主席都讲‘民以食为天’嘛”，便足以使对方再无话可说。

两年多的六中教学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体育场上度过的。除了教课之外，我有时还参加一些全省性的体育活动，比如甘肃省“文化大革命”后的首届公路自行车50千米越野赛运动员选拔赛、射击集训队选拔赛等。当时的中国50千米公路自行车越野赛女子军就是我当裁判时选拔的农民运动员。每天几个小时的体育活动使我有了“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的感觉，这对我后来从事高寒冰川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身体素质基础。

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仍然是中国科学院，我魂牵梦绕的专业总是冰川研究。

一个我久久企盼的机会终于主动来到了我的面前。

1974年底，学校主管人事的老陈同志告诉我说：“市里来电话通知你到组织部去办一下调动手续。”

要离开六中，虽有些恋恋不舍，但我的冰川梦未曾泯灭，另外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一次“戏”。因为这些日子有消息说邓小平复出后要整顿，要抓经济、抓教育、抓科学研究；还有小道消息说青藏铁路桂要上马，毛主席他老人家说铁路修不到拉萨他睡不着觉，青藏铁路修不好，他要骑毛驴去西藏。

果然，一路绿灯，一路顺风：市里让我去省里，省里让我去科委，科委让我去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报到……从此我便开始了几十年都未敢稍有懈怠的冰川与环境的研究生涯。

作者在考察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