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稼祥、李富春提出”说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为执行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部署，1935年1月19日撤离遵义，分3路纵队向遵义地区西北的习水、赤水开进，拟从赤水县城附近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由泸州、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中央红军进入习水境内后，受到了进入贵州追堵的川军郭勋祺等旅的追击和阻截，并于土城青杠坡发生了激烈战斗。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发生的重大变化，决定将原定由赤水县城渡河北上计划改变为从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不仅长江沿岸已为川军重兵所防守，红一军团第一、二师两个师在三岔河、永宁“被敌截断”，而且川军有“继续截击我军的可能”。显然，由川南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悄然无声地进入滇东北扎西（今为威信）地区。敌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于惊异之中，急急忙忙致电所属各部，大声疾呼：“刻下匪踪不甚明了”，各部须“速派侦探侦察具报”。

在中央红军于扎西地区又一次获得短时间休息整顿的同时，接替博古负党的总责的张闻天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对土城战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要利用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而出现的黔北敌人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作战方向转向黔北，在运动战中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下令各军团进行“缩编”，以增强部队战斗力。经过上述工作，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这时，敌川、滇两军各以一部兵力向扎西地区包围而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计“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指挥红军重返贵州，以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及黔军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开创新局面。

在回师贵州途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提高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增强战斗胜利的信心，于2月16日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向全军指战员说明了暂时停止渡江向川西北发展的理由，提出了打大胜仗消灭大量敌人以武装自己和川滇黔边千百万工农民众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王稼祥、李富春负责的红军总政治部为配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动员号召，一面就战前部队的“收容工作”和如何“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等问题向各部队发出了“训令”；一面又为动员黔北工农民众积极支持、配合红军作战，2月23日发布《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我们现在转回到黔北来，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军阀——贵州王家烈及蒋介石主力的周（浑元）薛（岳）纵队……我工农红军亦将与黔北工农及一切干人（即穷人的意思——本书编著者注）们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创造黔北苏维埃……以谋永远的解放和自由。”[1]这是第一次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称为“长征”。

注释：

[1]赵福贵：《“长征”称谓的由来》，载《党史文汇》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