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梦

一

一八八四年五月的某个深夜，三十五岁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法国南部耶尔的旅馆中，突然咳血不止，已经说不出话。面对匆忙跑来的妻子，他在字条上用铅笔写道：“别怕，死哪有这么容易。”

此后，为了寻找到一个对健康有益的住所，他不得不开始四处辗转。在英国南部的疗养地伯恩茅斯待了三年后，史蒂文森遵循医生的建议，穿越大西洋，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居住。然而他对那里不甚中意，打算接下来去南太平洋旅行看看。乘着七十吨的纵帆船，历时一年半，途经马克萨斯群岛、土阿莫土群岛、大溪地、夏威夷、吉尔伯特群岛之后，史蒂文森于一八八九年年底，抵达了萨摩亚的阿皮亚港。

海上生活惬意，各个岛屿的气候也舒适得无可挑剔，就连他常常自嘲的“只剩咳嗽与骨头为伴”的身体也慢慢有了好转。他打算长居此地，于是在阿皮亚市外买下约四百英亩的土地。当然，彼时的史蒂文森还没有考虑过自己将在这里终老。实际上，到翌年二月，史蒂文森就将购入土地的开垦和修建工作暂时委托给他人，去了悉尼。他打算在那里等一艘便船，回英国一趟。

然而不久之后，他不得不给远在英国的友人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说实话，我估计自己最多只能再回英国一次了。而那一次，大概就是我死的时候。只有待在热带，我的身体才稍微健康些。哪怕是身处亚热带的此地（新喀里多尼亚），我也会立马感冒。在悉尼时，我到底还是咳血了。至于回到雾气浓重的英国，这事儿我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你问我伤不伤心？其实唯一让我难过的，是无法跟英国的那七八个、美国的那一两个朋友见面。除却此事，其实我更喜欢待在萨摩亚。大海、岛屿，还有岛上的生活和气候，它们会为我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我从未觉得这趟‘流放’是场不幸……”

那一年的十一月，史蒂文森的身体终于好转，又回到了萨摩亚。土著木匠已经在他买的土地上建好一座临时小屋。正式的建筑要靠白人木匠来完成。在此之前，史蒂文森便和妻子芬妮住在临时小屋里，亲自监工并一起参与开垦工作。

土地位于阿皮亚市以南三英里，休眠火山瓦埃尔的山腹地带，是一片拥有五条溪流、三条瀑布以及几处峡谷断崖，海拔从六百到一千三百英尺的台地。当地人管这儿叫维利马，即“五条河”的意思。对史蒂文森而言，在这片坐拥繁茂的热带雨林，尽享南太平洋浩瀚海景的土地上，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构筑起生活的基石，就像儿时的摆沙盘游戏一样，给他带来一种纯粹的快乐。史蒂文森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正被自己的双手以最直接的方式支撑着——在这片土地上，他所住的房子由他亲手打下桩，他坐的椅子则由自己帮忙锯过的木头制成，平日里吃的蔬菜水果也都产自他开垦的田地——这让他再次体味到儿时第一次把自己独立完成的手工艺品摆在桌上欣赏时，那种充满成就感的喜悦。无论是建成这座小屋所用的圆木与薄板，还是每天吃的食物，他知道它们都来自何处——那些木材全都是从他的山上砍伐的，又在他的面前被刨平；那些食物的出处他也一清二楚（这个橙子是从哪棵树上摘的，这串香蕉来自哪片地）。对于自小只能放心吃下母亲亲手烹制饭菜的史蒂文森来说，这些事能带给他一种愉悦的安心感。

现在，他正践行着鲁滨逊·克鲁索、沃尔特·惠特曼的生活——

“热爱太阳、大地与生物，轻视财富，给乞讨者以施舍，将白人文明视作一种偏见，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精力充沛的人一起阔步前行，在明媚的风与光之中，愉快地感受在劳动中沁满汗水的皮肤下的血液在奔流，忘却被人嘲笑之忧。只说真实的话，只做真正想做的事。”

这就是他全新的生活。

二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日

五点起床时，东方天空呈现出美丽的鸽灰色，随后渐渐转变为明亮的金色。在遥远的北方，森林与街巷的彼端，镜面般的海面闪烁着光点。但在环礁之外，似乎依旧是波涛汹涌，浪花飞溅。侧耳倾听，确实能听到波浪声。

快六点时用早餐，一个橙子、两个鸡蛋。当我吃着饭，无意中瞥向阳台下方时，发现地里有两三棵玉米秆晃得厉害。我正好奇那是怎么回事时，眼见一棵玉米秆“哗”地倒下，顷刻跌进了茂密的玉米丛中。待我立马下去，走进田里时，只见两头小猪惊慌地向外逃去。

这些猪的恶作剧实在叫人头疼。欧洲的猪在文明驯化中已经成了家畜，这里的猪却完全不同。它们充满野性、活力充沛又健壮无比，说它们身上有一种美也不为过。我一直认为猪不会游泳，但南太平洋的猪竟然游得特别好。我曾亲眼见过一头大黑母猪游了五百码远。它们非常聪明，还知道把椰子放在太阳地里晒干后再砸开。有些凶猛的，偶尔还会去袭击并咬死小羊羔。最近，芬妮每天都为了管理好这些猪而忙得不可开交。

六点到九点是工作时间。将前天开始写的《南洋来信》一章写完后，我又马上出去割草了。年轻的土著们被分成四组，分别负责田里的活儿和开拓道路。耳边是斧子的声响，鼻尖是燃烧的烟味。亨利·西梅勒的监督，似乎让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亨利虽是萨瓦伊岛酋长的儿子，但把他放在欧洲的任何地方，他都堪称一位优秀的青年。

一发现树篱中有丛生的咬咬草（或称伸伸草），我就要把它们割掉。这种草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它们是一种极其敏感的植物，拥有狡猾的知觉——当其他随风摆动的草叶触碰到它们时，它们毫无反应，但只要被人类轻触一下，叶片就会立马闭合。叶片收缩时，会像黄鼠狼咬住猎物一样咬紧。它们的根系则像紧扒在岩石上的牡蛎一样，会紧紧缠住土壤和其他植物的根系。收拾完咬咬草后，我还要去对付野生的酸橙树。我的手被树上的尖刺和弹性十足的吸盘弄出了许多伤口。

十点半，从阳台传来法螺号声。午餐有凉肉、木樨果、饼干和红葡萄酒。

饭后，我本想把诗写完，进展却并不顺利，于是吹起了竖笛。下午一点钟，我又出门去开辟通往魏德林河岸的小路。手握斧头，独自走进茂密的树林，头顶上是枝叶层叠交错的大树，满眼的大树。从树叶的缝隙间，时常能看到近乎银色的、白色光点般闪耀的天空。地面上倒下的大树随处可见，遮挡住去路。藤蔓类植物上攀下垂，彼此纠缠、连接，已经泛滥成灾，还有形态壮观的兰花、伸展着有毒触手的蕨类植物、巨大的白星海芋。对于汁液饱满的嫩树枝，只要一斧子下去，我就能将它们轻松砍断，可那些柔韧的老树枝就不容易对付了。

一片寂静，只听得到我挥动斧子的声音。这满眼是绿的世界，何其凄寂！这白昼中的巨大沉默，何其可怖！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声响，随后是短促而高亢的笑声。一股恶寒蹿上我的后背。那第一声响是什么声音的回声吗？笑声是鸟鸣？这一带的鸟不可思议地能发出近似人类的叫声。日落时分的瓦埃尔山中，总是回荡着孩子呼喊声一般的尖锐的鸟鸣。但是刚才的声音又有些不同。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声音。

回家路上，我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作品构思，是以这个密林为舞台的情节剧。这个想法（以及其中的一个情景）子弹似的穿过我的身体。虽然不知道能否顺利完成，总之我先把它放在脑海的一角慢慢酝酿，就像母鸡孵小鸡那样。

傍晚五点用晚餐，有炖牛肉、烤香蕉，以及加了菠萝的红葡萄酒。

饭后，教亨利英语。准确地说，是英语和萨摩亚语的互相教学。这日复一日令人郁闷的黄昏学习时光，亨利究竟是怎么忍受下来的，真是不可思议（今天教英语，明天教初等数学）。在热衷享乐的波利尼西亚人中，个性尤其开朗的就是亨利他们这些萨摩亚人。萨摩亚人不喜欢强迫自己做事，他们喜欢的是唱歌跳舞、华美的衣服（他们是南太平洋上的时髦人士），以及沐浴和卡瓦酒。此外，还有说笑、演讲和马兰加——众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持续数日的旅行游玩活动。受访的村庄必须以卡瓦酒和舞蹈热情款待他们。萨摩亚人开朗至极的个性，都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语言中没有“借钱”或“借”这些字眼。近年来所使用的也都是从大溪地传入的词汇。一直以来，萨摩亚人从不做“借”这种麻烦事，什么东西都是直接向别人“要”，因此连与“借”相关的词汇都不存在。跟“要”“请求”“硬要”相关的词语倒是有不少。而且，根据所要东西种类的不同，譬如鱼、芋头、龟、草席等，使用的与“要”相关的词汇都各有区别。还有一个能说明萨摩亚人悠闲个性的例子——当地的土著囚犯被要求穿着奇怪的囚服去修路时，囚犯们的家人便换上华丽的服装，带着食物去找他们玩，这些家人在施工路段的正中央铺上草席，跟囚犯们一起喝啊唱啊，愉快地度过一整天。这是多么糊里糊涂的开朗个性啊！然而我们家的亨利·西梅勒却跟他的族人有些不同之处。这位青年心中有一种对持续性和组织化的渴求倾向，在波利尼西亚人中实属异类。与他相比，身为白人的厨师保罗等人可要愚钝得多。

负责管理家畜的拉斐尔，倒是个典型的萨摩亚人。萨摩亚人生来体格健壮，拉斐尔的身高就有六英尺四英寸多。可他个头虽大，却完全没有自尊心，是个迟钝、好求人的人物。这位外形颇似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的大汉，会用撒娇的语气叫我“爸爸、爸爸”，真是让人受不了。他非常害怕幽灵，一到傍晚就不敢独自去香蕉田里了（一般情况下，波利尼西亚人说“他是人”时，是指“他不是幽灵，是活着的人”的意思）。两三天前，拉斐尔跟我讲了件有趣的事，据说他的一位朋友见到了已故父亲的灵魂。一日傍晚，那人站在过世刚刚二十天左右的父亲墓前。忽然，他发现不知何时一只雪白的鹤立在了碎珊瑚堆的坟墓上。他正望着那鹤，想着那定是父亲的灵魂时，又有几只鹤飞了过来，其中还有黑鹤。又不知过了多久，那些鹤全都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白猫出现在了坟墓上。不多时，灰色、三色、黑色等所有毛色的猫，幻影似的悄无声息地聚集到白猫身边。随后，它们的身影又消失在暮色中。此后，那个人便坚信自己见到了化身为鹤的父亲……

十二月××日

上午，借来棱镜罗盘开始工作。自一八七一年以来，我就没再碰过这种仪器，而且连想都没想起来过，二话不说，我先用它画了五个三角形。这让我重新感受到身为爱丁堡大学工科毕业生的自豪感。但我当时是个多么懒惰的学生啊！我忽然想起了布兰奇教授和泰特教授。

午后，又是与各种植物旺盛生命力的沉默斗争。如此挥舞斧头、镰刀干着只值六便士的活儿，就能让我感到满足；可在家坐在书桌前，写着价值二十镑的书稿时，我那愚蠢的良心却会为自己的懒惰和浪费时间而感到悲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干活儿时，我突然想：“我幸福吗？”不过，幸福这东西本就无解。它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已然存在。但是若说到快乐，我现在就很明白——我明白各种各样、许许多多的快乐（尽管它们都不算完美）。但在这些快乐中，我愿将这份“在热带雨林的寂静之中独自挥斧”的伐木工作放在高位。这份“如火如歌”的工作实在令我着迷。我断然不愿拿现在的生活与其他任何环境做交换。但另外，说句实话，现在的我正因为某种强烈的厌恶感，常常感到战栗。这就是强迫自己投身于与本性不符的环境中时，必然会感受到的一种肉体上的厌恶吗？这种刺激神经的、粗鲁的、残酷的感觉，时常压抑着我的心。蠢蠢欲动、纠缠不清的憎恶感，对寂静神秘的周遭环境迷信式的恐惧感，我自己心中的颓废感，以及无休止杀戮的残酷感。我的指尖感受到这些植物的生命，它们的挣扎在我听来如同哀求。我觉得自己浑身沾满鲜血。

芬妮得了中耳炎，似乎还在痛。

木工的马踩碎了十四颗鸡蛋。昨晚，据说我的马跑到邻居（其实距离很远）的田地里，刨出个大洞。

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但体力劳动似乎有些过量。晚上，躺在挂着蚊帐的床上，我的后背疼得像犯牙疼一般痛苦。而且近来每晚，只要一闭上眼，我总能看到无边无际的杂草，它们一根接一根，看起来是那么真切。也就是说，在我疲惫不堪躺着休息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精神上还在重复着白天的劳动。即便在梦里，我也在不停拉扯着那些顽固的植物藤蔓，为荨麻的尖刺而烦恼，被香橼树的刺弄伤，又被蜜蜂蜇得火灼般地疼。我的脚下是滑溜溜的黏土，那些怎么也拔不出来的草根、要命的暑热、突然而至的微风、从附近森林里传来的鸟叫声，以及某人玩闹时唤起我名字的声音、笑声和打暗号的口哨声……我的梦基本上是将白天的生活又过了一遍。

十二月××日

昨晚，有三头小猪被偷了。

今天早晨，大汉拉斐尔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看起来畏畏缩缩的，我便问了他猪被偷的事，并给他下了个套。其实那不过是骗小孩的把戏，只是要让芬妮出面去做这件事，叫我有些不情愿。

首先，芬妮让拉斐尔坐到面前，她自己则站在离他稍远的地方，然后伸出双臂，用左右手的食指指着拉斐尔的双眼，并慢慢靠近他，芬妮煞有介事的样子早就让拉斐尔露出了惊恐的神情，待芬妮的手指快要碰到他眼皮时，他便闭上了双眼。此时，芬妮再将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伸展开，去触碰他的左右眼皮，右手则绕到他的背后，去轻轻敲击他的脑袋和背部。如此一来，拉斐尔就会认为触碰他双眼的是芬妮左右手的食指。等芬妮收回右手，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后，再让拉斐尔睁开双眼。这时，他的脸上写满疑惑，问刚才是什么碰了他的后脑勺。“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芬妮说，“是我把他召唤出来的。已经没事了，魔鬼会帮我抓住偷猪贼。”

三十分钟后，拉斐尔带着担忧不已的表情，又来到我跟芬妮面前，追问她刚才所说的魔鬼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今晚只要偷猪贼一睡着，魔鬼就会躺到他的身边，然后他可能马上就会生病吧。这就是偷猪的报应。”

这位相信幽灵存在的大汉，神色越发不安起来。尽管我觉得拉斐尔不是犯人，但他一定知道犯人是谁，而且今晚他很可能也会跟那个人一起享用那些小猪。只是，对拉斐尔来说，那会变成一场不甚愉快的大餐吧。

前段时间我在森林里想到的那个故事，似乎已经在我脑海中酝酿得差不多了，我想将它命名为“乌鲁法努亚的高原林”。“乌鲁”是森林的意思，“法努亚”是土地的意思，多么优美的萨摩亚语啊。我打算把这当作作品中岛屿的名字。这部尚未动笔的作品中的各个场景，像纸戏剧里的画片似的，一幕幕地接连出现在我眼前。它或许会成为一部不错的叙事诗，但也极有可能变成一部无聊腻人的情节剧。以我现在这种略带浮躁的状态，没法从容地写出目前执笔中的《南洋来信》那样的游记。写随笔或诗歌（其实我的诗只是转换心情的娱乐性创作，不值一提）时，绝不能被这种兴奋感所扰。

傍晚时分，在大树的枝头、在那山的背后，正上演着壮观的晚霞。不久后，当满月自洼地和海面的彼端升起时，这里少有的寒意开始袭来。人人都被冻得睡不着觉，大家都起床去找被子。也不知是到几点的时候，外边亮如白昼。原来是月亮升到了瓦埃尔山的山顶上，那是正西方的位置，鸟儿们也神奇地一齐安静了下来。家后边的那片森林，看起来也正被这份寒意折磨得难以成眠。

气温一定降到了六十度以下。

三

过了年，时间进入一八九一年正月，劳埃德将伯恩茅斯的旧宅——斯克里沃亚山庄的家具什物全部收拾妥当后，也来到了萨摩亚。劳埃德是芬妮的儿子，已经二十五岁了。

十五年前，当史蒂文森在枫丹白露森林与芬妮初次相遇时，她已经是一位年近二十岁女孩和九岁男孩的母亲。女孩名叫伊莎贝尔，男孩叫劳埃德。虽然当时在户籍上，芬妮仍是美国人奥斯伯恩的妻子，但很久之前，她就已经逃离丈夫，来到欧洲，靠着杂志记者等工作，独立养活两个孩子。

三年后，史蒂文森追随回到加利福尼亚的芬妮，跨越大西洋，也去了美国。为此，父亲几乎和他断绝了关系，朋友们恳切的劝告（他们都在担心史蒂文森的身体）也被他一一驳回。就这样，史蒂文森带着最糟糕的身体，和同样糟糕的经济状况出发了。等到抵达加州时，果不其然，他已陷入濒死境地。不过，经过一番挣扎，他最终总算是保住了性命。第二年，等芬妮跟前夫正式离婚后，史蒂文森终于跟她结了婚。那个时候，芬妮四十二岁，比史蒂文森年长十一岁。去年，芬妮的女儿伊莎贝尔成为施特朗夫人，并生下一个男孩，因此现在的芬妮已经是位祖母了。

就这样，这位尝尽世间艰辛的中年美国女人，与自小娇生惯养、任性却才华横溢的年轻苏格兰男人的婚姻生活开始了。丈夫的体弱多病和妻子的年龄，很快就让他们俩从夫妻变成了近似艺术家和经纪人的关系。作为经纪人，芬妮着实优秀，她拥有大量史蒂文森所缺乏的实干才能。然而，有时过分优秀也会带来缺憾，特别是当她超越经纪人的身份，跨入评论家行列的时候。

事实上，史蒂文森的原稿都必须在芬妮那里经过一轮校阅。将史蒂文森三晚没睡写成的《化身博士》初稿扔进火炉的是芬妮；坚决地没收了他结婚前写的恋爱诗歌，并阻止其出版的也是芬妮；在伯恩茅斯，以为了丈夫的健康为由，固执地禁止史蒂文森的所有老朋友进入病房的还是芬妮。这些事也让史蒂文森的朋友们感到非常不快。性情爽直的W.E．亨利（一个活像加里波第将军的诗人）头一个发了火：“那个皮肤浅黑、眼睛像鹰隼似的美国女人，她凭什么多管闲事？就因为她，史蒂文森完全变了个样！”如果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位豪爽的红胡子诗人一定会对这份因家庭和妻子而发生变化的友情做出足够冷静的观察，但是现在，当他亲眼看到自己最具魅力的朋友被一个女人抢走时，却失去了理智。

其实对于芬妮的才能，史蒂文森有失算之处。但凡有些智慧的女人，都具备敏锐洞察男性心理的本能。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他将芬妮的记者才能高估成了艺术评论能力。后来，当史蒂文森也意识到自己失算了时，便要时不时地为妻子那无法令人信服的批评（称其为干涉也无妨的强硬态度）而感到为难。“如钢铁般认真、如刀锋般耿直的妻子”——在某一首戏谑诗中，史蒂文森曾这样表达对芬妮的屈服。

劳埃德在与继父共同生活期间，不知不觉也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这位青年跟他的母亲相像，似乎也具备优秀的记者才能。儿子创作的内容由继父润色，之后再交由母亲批评指点，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家人啊。这对父子之前已经合作完成过一部作品，如今在维利马一起生活之后，他们又制订了新的合作作品计划——《退潮》。

进入四月，房子终于建好了。那是一座被草坪与扶桑花环绕、红色屋顶、深绿色外墙的木造二层小楼，令土著们眼前一亮。他们已然确信无疑，这位史蒂文朗先生，或者是叫施特来宾先生（能念对史蒂文森名字的土著很少），或是图西塔拉（当地土话，意为“故事作家”），一定是位大富豪、大酋长。没过多久，他建了一幢阔气宅邸的消息就乘着独木舟传至斐济、汤加群岛去了。

不久之后，史蒂文森的老母亲也从苏格兰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与此同时，劳埃德的姐姐伊莎贝尔·施特朗夫人也带着长男奥斯汀，来到了维利马。

史蒂文森近来的身体状况好得出奇，连伐木、骑马都不会累。至于写作，他每天规定自己要写五个小时左右。毕竟建筑费花了三千英镑，就算不情愿，他也要坚持写下去。

四

一八九一年五月×日

我在自己的领地（及周边地区）内探险。前几天已经去过魏德林河流域，今天就去瓦埃尔河的上流看了看。

大致摸清丛林中的方向后，我开始向东进发。好不容易才走到河流尽头，河床已然干涸。我牵着杰克（马）一起走到这里，由于河床上低矮的树木丛生，马无法通过，我只能把它拴到一棵树上。顺着干涸的河道向上走，峡谷渐渐收窄，洞穴四处可见，不必弯下腰就能从横倒着的大树下穿行而过。

急转向北，听到了水流声。再走片刻，一道耸立的岩壁出现在眼前，水流顺着岩壁，如竹帘般稀疏流下。那水落到地面后，立刻便潜入地下，不见了踪影。岩壁看样子是爬不上去的，我便借树干登上了旁边的堤岸。青草的气味里裹挟着热气，真热。遍地都是含羞草与蕨类植物的“触手”。脉搏在我的体内狂跳。突然传来一阵声响，侧耳倾听，似乎是水车转动的声音，而且是巨大的水车从我脚下发出的轰鸣，或者说是像远雷一般的声响，一共响起了两三次。随着声音逐渐变大，寂静的大山仿佛也随之摇晃起来。是地震。

继续沿水路向前，这里的水多了起来，是极其冰冷而清澈的水。

夹竹桃、香橼树、露兜树、橙子树，在这些树木的圆形树冠下穿行而过时，水又逐渐消失了，流进地下的熔岩洞穴走廊中去了。我从洞穴走廊上而过，走了许久，都没能从被树木遮掩的井底出去。又继续走了相当长的距离，繁茂的树木才终于变稀疏，自树叶的缝隙间已能看到天空。

忽然，传来一阵牛叫声。那些正是我们家的牛，不过它们并不认识我这个主人，贸然靠近还是很危险的。我停下脚步，观察了它们一番后，总算是巧妙地绕了过去。又走了一阵，碰上一道熔岩堆积而成的崖壁，一条浅浅的、漂亮的瀑布高挂其上。瀑布下方的水潭里，手指长的小鱼正轻快地游来游去，水里似乎还有小龙虾。我还看到了枯朽倒下后，一半浸在水中的大树的树洞，以及溪流水底的一块岩石，正泛出不可思议的红宝石般的色彩。

不多时，我又走到了干涸的河床地带，这下终于要登上瓦埃尔山陡峭的山坡了。类似河床的地貌逐渐消失，靠近山顶时，一块台地展现在眼前。徘徊片刻后，我在台地东侧大峡谷边缘的崖壁一带，看到了一棵壮观的大树。那是一棵榕树，高度足有二百英尺吧。粗壮的树干和不计其数的气生根，好似肩负起地球的阿特拉斯一般，支撑起宛如怪鸟展翅的巨大树枝群；而在枝节交错高耸的地方，蕨类和兰类植物又分别聚集生长，茂盛之态宛如两座小森林。

榕树上数不清的树枝组成了一个大得出奇的圆顶。它们层层叠叠，繁茂生长，高耸的身姿与明亮的西方天空（此时已接近黄昏时分）相对而居。而那榕树的影子竟长达数英里，从东面的山谷一直蔓延至原野！这是何其壮丽的景象啊！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慌忙往回走。等我再次回到拴马的地方时，杰克已陷入半精神失常的状态。大概是被扔在森林里，独自待了半日，心生惊恐所致。据当地土著说，瓦埃尔山中有一个名叫艾图·法菲内的女妖怪出没，杰克或许是见到了她的真身。我安抚着杰克的情绪，有好几次都差点被它踢到，最后总算是把它带回了家。

五月×日

午后，配合贝尔（伊莎贝尔）的钢琴演奏，我吹起了竖笛。克莱斯顿牧师来访。他说想把《瓶中精灵》翻译成萨摩亚语，刊登到《欧·莱·萨尔·欧·萨摩亚》杂志上。我欣然应允。在我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最喜欢的就是很久以前写的《丑陋的珍妮特》和这篇寓言了。因为它是以南太平洋为背景的故事，说不定土著们也会很喜欢。如此一来，我也终于成为他们的“图西塔拉”（故事作家）了。

夜晚，准备入睡时，雨声响起。隐约的闪电声从遥远的海面传来。

五月××日

我去了城里。这一整天几乎都在忙汇票的事。在这里，银价的涨落变成了相当重大的问题。

午后，我看到停泊在港内的船只上都降下了半旗，原来是汉密尔顿船长去世了。这位船长娶了土著女人为妻，被大家称呼为“萨梅索尼”，很受岛民们的爱戴。

傍晚，步行前往美国领事馆。这是一个满月高悬的美妙夜晚。转过马塔乌图的拐角时，从前方传来赞美歌的合唱声。许多女人（土著女人）正站在逝者家的阳台上歌唱。遗孀玛丽（就是那个萨摩亚妻子）正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玛丽与我相识已久，她请我进去，让我坐到她的身旁。我看到逝者的遗体被床单包裹着，平躺在屋里的桌子上。赞美歌唱毕，土著牧师起身，开始发表讲话。他讲了很长时间。灯光自房门和窗户照到了外边，有许多褐色肌肤的少女坐在我近旁。天气闷热异常。牧师讲话结束后，玛丽带我进了家。已故船长的手指被交叉着摆放在胸前，他的表情很安详，仿佛他随时会开口说些什么。我从未见过如此鲜活美丽的面容，如蜡制工艺品一般。

行过礼之后，我向外走。月光皎洁，橙子树的香气不知从何处飘来。面对结束了此世战斗，在如此美妙的热带之夜，被少女们的歌声包围着安然睡去的这位老友，我心里生出一种甘美的羡慕之情。

五月××日

《南洋来信》招来了编辑和读者的不满。也就是说，“南洋研究的资料搜集，或是科学观察，自会有别人去做。读者希望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笔下看到的当然是文笔优美的南洋猎奇冒险故事”的说法并非戏言。我在写那份书稿时，脑海中浮现的范本都是十八世纪的游记。那些游记的作者会抑制着自己的主观观察和情感，将实事求是的客观观察贯彻始终。难道说《金银岛》的作者永远都要写海盗和神秘宝藏的故事，却没有去考察南洋殖民状况、土著人口减少现象和传教现状的资格吗？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连芬妮都和这位美国编辑持相同意见。“你要写的不是准确的观察，而是华丽有趣的故事。”她这样说。

其实，我最近开始渐渐讨厌自己从前那种绚烂多彩的描写。我近来的文体，都在追求以下两种风格：一、消灭多余的形容词；二、向视觉描写宣战。《纽约太阳报》的编辑和芬妮，还有劳埃德，至今都无法理解我的想法。

《救援船》的写作进展顺利。除劳埃德外，又多了伊莎贝尔这位更加细心的记录者，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向管理家畜的拉斐尔询问目前的家畜数量，共有奶牛三头，公母小牛各一头，马八匹（以上这些不问我也清楚），猪三十多头。鸡、鸭因为是四处乱跑的，没有个准确数目。此外，还有大量野猫横行。野猫也算家畜吗？

五月××日

听说环岛巡演的马戏团来城里了，我们全家出动去看表演。正午，在露天场地里，在土著男女们的喧闹声中，在微热的风中，欣赏了杂技表演。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唯一的剧场。我们的普洛斯彼罗就是那只踩球的黑熊，而米兰达正骑在马背上乱舞，钻过火圈。

傍晚，回家。心情不明缘由地愉快不起来。

六月×日

昨晚八点半左右，我和劳埃德正待在各自房间里时，米泰勒（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用人）来了，他说跟他睡在一起的帕塔里塞（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最近刚从户外劳动力晋升为室内侍者。瓦里斯岛上的人都不懂英语，就连萨摩亚语也只会说五句）突然开始说胡话，看着让人害怕。他说帕塔里塞说什么“现在要去跟森林里的家人们见面”，而且别人说什么，他好像都听不见。

我问米泰勒：“他家在森林里吗？”

“才不是呢。”他答道。

我立即叫上劳埃德，一起去了他们的寝室。帕塔里塞看起来像睡着了，但嘴里却说着胡话。他时不时地还会发出受惊吓的老鼠似的叫声。我摸了摸他的身体，很凉。脉搏并不算快，呼吸时，腹部起伏非常明显。突然，他从床上站起身，低垂着头，身体前倾得像要摔倒了似的，向着门口走去（其实他的动作特别慢，活像一个发条松了的机械玩具，看起来非常怪异）。我跟劳埃德上前抓住他，把他按回到床上。不一会儿，他又想往外逃。这一次他的力气很大，没办法，我们只能一起把他绑到床上（用床单和绳子）。就这么着，帕塔里塞的身体被控制住了，但他时不时地还会嘟囔些什么，偶尔又像生气的孩子一样哭起来。除了反复念叨“法阿莫雷、莫雷”（请务必）之外，帕塔里塞似乎还在说“家人在叫我”。这时候，少年阿利克、拉斐尔，还有赛威尔来了。赛威尔和帕塔里塞出生在同一座岛上，两人之间没有沟通障碍。把帕塔里塞交给他们之后，我跟劳埃德便各自回了房间。

突然，阿利克又来叫我。我匆匆跑去，发现帕塔里塞已经挣脱捆绑，正被大汉拉斐尔抓住。他拼命地抵抗。尽管我们五个人控制住了他，但“疯子”的力气不可小觑。我和劳埃德分别压住他的一条腿，却被他踢出去足有两英尺远。直到深夜一点钟，我们才总算制服住帕塔里塞，把他的手腕脚腕绑在了铁床柱上。这感觉令人不快，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自那之后，帕塔里塞的发作似乎越发激烈了，不过好在没出什么事。这简直就像莱特·哈葛德故事中发生的事（说到哈葛德，他的弟弟现在正以土地管理委员的身份居住在阿皮亚市）。

拉斐尔说：“他发疯得太厉害，我回去把我们家的祖传秘药拿来吧。”然后就出去了。没多久，拉斐尔带着几枚我没见过的树叶回来了，他把叶子嚼了嚼，贴到发疯少年的眼皮上，又把叶子汁水滴进他耳朵里（《哈姆雷特》中的场景？），最后连鼻孔也塞了个满。凌晨两点左右，发疯少年进入熟睡状态，此后一直到早晨都没再发作过。

今天早晨我听拉斐尔说，那个药是轻而易举就能杀死一家人的剧毒药物，昨晚他还担心药劲会不会太大。除他以外，岛上还有一个人知道这药的配方，那人是个女的，曾用这毒药干过坏事。

早上，我请进港军舰上的医生来给帕塔里塞看诊，说是没有异常。少年不听劝，说今天就要开始工作。吃早饭时，大概是想为昨晚的事道歉，他吻了家里的每一个人。他疯狂的吻让大家都难以招架。不过，当地的土著们都相信帕塔里塞说的胡话。他们说，是帕塔里塞逝去的家人们从森林里来到他的寝室，叫他一起前往冥界。还说那天下午，帕塔里塞刚过世的哥哥肯定在树林里跟他见过面，还敲打了他的额头。他们坚信，昨晚我们是跟死者的灵魂战斗了一夜，最后死灵们以失败而告终，不得不逃回暗夜之中（那是他们的栖身之地）。

六月×日

柯文寄来照片。芬妮看过后，情不自禁地落了泪（她向来与多愁善感的眼泪无缘）。

朋友——现在的我，最缺的就是朋友！（在各种意义上）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拥有共同回忆的朋友，在交流中不需要增添说明的朋友，虽然说话时用词随意，心里却彼此敬重的朋友。在现在这样气候惬意又丰富多彩的每一天里，我唯一欠缺的就是这样的朋友。

柯文、巴克斯特、W.E．亨利、格斯，还有稍晚些认识的亨里·詹姆斯，如今想来，我的青春时代曾充满友情。他们都是比我更优秀的人。与亨利的失和，至今都是最让我悔恨的回忆。若是讲道理，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但道理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想想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卷胡子红脸膛、只有一条腿的大个儿男人，和面色苍白瘦弱的我一起漫游秋日苏格兰时那朝气蓬勃的快乐吧！那个男人的笑声——不只是表现在脸上，而是从头顶到脚后跟调动全身的笑，仿佛现在还萦绕在我耳畔。亨利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只要与他交谈，你就会觉得这世上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连我都不由得感觉自己变成了富豪、天才、王者，变成了拥有神灯的阿拉丁。

昔日里那些令人怀念的面容一一浮现在我眼前。为了逃避这无用的感伤，我投身工作中去，继续写前几天开始动笔的萨摩亚纷争史，或者叫“白人在萨摩亚的蛮横史”。

话说回来，我离开英国和苏格兰，至今正好已有四个年头。

五

萨摩亚自古以来实行地方自治制，由于该制度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即使萨摩亚名义上有王国，国王也几乎不掌握政治实权。实际的政治事项，全部经由各个地方议会做出决定。国王并非世袭，也并非常设职位。在萨摩亚，自古以来只有五大名誉称号的保持者，才能获得成为国王的资格。在各个地方的大酋长中，（依据声望或功绩）能够获得全部或过半数称号的人，将被推举为国王。不过，通常由一人独自兼任五大称号的情况极其少有，多数情况下，在国王之外，还有其他人拥有一到两个称号。所以，国王会一直受到其他王位资格拥有者的威胁。因此可以说，这种状态中必然隐藏着内乱纷争。

——J.B．斯泰尔《萨摩亚地方志》

一八八一年，在五大称号中，拥有“玛丽埃托亚”“纳托伊特雷”“塔马索阿里”这三个称号的大酋长拉乌佩帕，被推举为国王。拥有“图依阿纳”称号的塔马塞塞，与拥有“图亚阿托阿”称号的马塔阿法，则会按规定轮流接任副王，首先担任副王的人是塔马塞塞。

正是从这时开始，白人对萨摩亚内政的干涉愈演愈烈。从前，是由议会及其实际掌权者——大地主们操纵国王；而现在，这一角色被住在阿皮亚市里的极少数白人取代。原本，英国、美国、德国分别在阿皮亚派驻了领事，然而最大的掌权者并非这些领事，而是德国人经营的“南洋拓殖商会”。这个存在于岛内白人贸易商中的商会，就像是身处小人国的格列佛。管理商会的经理还曾兼任德国领事一职，后来，他因为跟本国领事发生冲突（他是位年轻的人道主义者，反对商会虐待土著劳动者），才被迫卸任。阿皮亚西郊穆里努角附近一带的广袤土地，都是德国商会的农场，那里种植着咖啡豆、可可豆、菠萝等。那里的近千名劳动者，主要来自比萨摩亚开化程度更低的其他岛屿，或是遥远的非洲大陆，他们都是被当作奴隶带到这里的。

强制性的过度劳动和白人监工的鞭打，让这些黑色、棕色人种的惨叫声每日不绝于耳。逃跑者相继出现，但他们多数会被抓回来或是被杀害。与此同时，在这座早已遗忘了昔日食人习俗的岛上，还出现了奇怪的流言。据说外来的黑人会把岛民的孩子抓走吃掉。萨摩亚人的肤色是浅黑色或棕色，所以在他们眼中，非洲来的黑人应该非常可怕吧。

岛民对商会的反感日渐高涨。在土著们眼中，修整漂亮的农场就像一座公园，对天生好玩的他们来说，禁止自由进出其中，简直就是一种无理的侮辱。看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那么多菠萝都要被装船运走，自己却一个也吃不上时，大部分土著都觉得这实在是愚蠢至极、荒谬至极。

由此，深夜悄悄潜入农场，破坏田地成为一种流行。这种行为被视作罗宾汉式的行侠仗义，博得岛民一片喝彩。自然，商会的人也不会坐视不管。他们不单会把抓住的潜入农场者立即关进商会的私设监狱，还会反过来跟德国领事联手利用这件事去要挟拉乌佩帕国王——索要赔偿自不必说，他们甚至逼迫国王在专断的税法（只对白人，特别是对德国人有利的税法）上签字。国王连同岛民们自然不堪忍受这种压迫，他们决定去投靠英国。之后，一件荒唐至极的事发生了——国王、副王和各大酋长决议，要向英国提出“将萨摩亚的支配权委托给英国”的请求。然而，这场“以狼代虎”的商议很快就被德国人知晓。勃然大怒的德国商会和德国领事，当即将拉乌佩帕逐出穆里努的王宫，有意让副王塔马塞塞取而代之。另有一说，其实是塔马塞塞与德国人勾结，背叛了国王。但不管怎样，英、美两国都极力反对德国的做法。纷争持续，最终，德国派遣出五艘军舰进驻阿皮亚港（俾斯麦的行事风格），在这种威慑之下，萨摩亚人毅然掀起武装政变。塔马塞塞被任命为国王，拉乌佩帕则逃往南方的山地深处。岛民并不认可新的国王，但在德国军舰的炮火面前，各地暴动的人民也只能保持沉默。

前任国王拉乌佩帕躲避着德国士兵的追缉，辗转藏身于各个森林之中。一夜，他的一位心腹酋长派出的使者来到他身边。“如果明天早上陛下不去德国阵营露面，这座岛上将发生更大的灾难。”使者如是说。尽管拉乌佩帕是个意志薄弱的男人，但他身为岛上贵族的道义心却并未丧失，因此，他当即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

当晚，拉乌佩帕回到阿皮亚，秘密会见了之前的副王候补者马塔阿法，向他托付后事。马塔阿法早已知晓德国人对拉乌佩帕提出的要求——他必须登上德国军舰，暂时先被带到其他地方去。“不过，德国舰长已做出保证，在舰上期间，会尽可能地让拉乌佩帕享受到身为前任国王的厚待。”马塔阿法补充道。拉乌佩帕不相信这些话，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踏上萨摩亚的土地了。他写下一首给全体萨摩亚人的诀别词，交给了马塔阿法。两人挥泪作别后，拉乌佩帕前往德国领事馆。当日午后，他被带上德国军舰“俾斯麦号”，不知去向。而他留下的诀别词，字字感伤。

“……为了我热爱的岛屿，为了我热爱的所有萨摩亚人，我将自己交给德国政府。他们将对我为所欲为吧。我不愿再看到高贵的萨摩亚之血因我而流。只是，我至今都不明白，到底是我犯的哪项罪行，让他们那些白皮肤的人（对我，以及对我的国土）如此愤恨……”最后，他哀伤地呼唤了萨摩亚各地的名字。“马诺诺啊，永别了！图图伊拉啊，阿纳啊，萨法莱伊啊……”岛民们读着这封信，个个潸然泪下。

这件事发生在史蒂文森在岛上定居的三年之前。

岛民对新国王塔马塞塞的反感非常强烈。众望全部聚集到马塔阿法身上。武装暴动接连发生，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马塔阿法自然而然地被推选为叛军首领。拥立新国王的德国，和与其对立的英、美两国（它们并非对马塔阿法示好，只是在对抗德国这件事上，要事事与新国王作对）之间的冲突逐渐激化。

自一八八八年秋季开始，马塔阿法公然集结兵力，据守在群山密林地带。德国军舰沿海岸来回航行，炮轰叛军部落。英、美随之提出抗议，三国的关系就此落入危险境地。马塔阿法屡破王军，将新国王驱逐出穆里努王宫，包围进阿皮亚以东的拉乌利伊一带。为了营救塔马塞塞而登陆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却在法加利峡谷与马塔阿法军队交战时，遭受惨败，许多德国士兵战死。面对如此战果，岛民们与其说欢欣鼓舞，不如说是大为震惊。因为至今都被视作半个神的白人，竟被他们棕色皮肤的英雄打倒了。塔马塞塞国王逃亡到海上，至此，德国支持的政府被彻底击溃。

愤怒不已的德国领事打算动用军舰，对全岛展开过激性的攻击报复。但这再次遭到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正面反对，各国分别调集军舰火速进入阿皮亚港，事态变得越发紧张。一八八九年三月，阿皮亚湾内，两艘美国军舰、一艘英国军舰与三艘德国军舰展开对峙，而在城市背后的森林中，马塔阿法率领的叛军正虎视眈眈地静候时机。就在激战一触即发之时，上天却施展出了剧作家般绝妙的本领，引来世人惊叹。那场历史性的大灾难——一八八九年大飓风来袭。超乎想象的大暴风雨持续了一整个日夜之后，前一天傍晚还停泊在港内的六艘军舰遭受重创，却仍有一艘能漂浮在海面上。白人和土著们已然无暇顾及彼此是敌是友，他们团结起来，开始忙于修复工作。连潜伏在城市背后密林里的叛军也来到大街和海岸上，担负起尸体收容和看护伤员的工作。此时，德国人已无心逮捕土著叛军。这场灾难为对立双方带来了意外的和睦。

这一年，在遥远的柏林，三国关于萨摩亚的协定确立。其结果是，萨摩亚依然会拥戴名义上的国王，英、美、德三国组成的政务委员会则承担抚政职能。而在委员会之上，还设有政务长官和掌控全萨摩亚司法权的首席法官（法院院长），这两个最高职务将由欧洲派遣来的人员担任。此外，在日后的国王推选中，政务委员会的赞同意见将必不可缺。

同年（一八八九年）年末，自从两年前消失在德国军舰上之后就没了音信的前任国王拉乌佩帕，突然形容憔悴地回到了萨摩亚。从萨摩亚到澳洲，从澳洲到德属非洲西南部，再从非洲到德国，从德国到密克罗尼西亚，拉乌佩帕被监禁护送着转来转去。然而，他此次归来，是因为德国人打算把他当作傀儡，再次推上王位。

如果要选出国王，不管是从顺序，还是人品和声望上来说，马塔阿法都理应当选。但是，马塔阿法的剑曾在法加利峡谷一战中，沾满了德国海军士兵的鲜血。所有德国人都坚决反对选他为王。其实，马塔阿法自己也不急于成为国王，他乐观地认为，按照顺序，自己早晚能当上国王，而且他对两年前跟自己洒泪告别，如今归来时却憔悴不已的老前辈还抱有一份同情。而在拉乌佩帕这里，他本就打算将王位让给最具实力的马塔阿法。他知道自己是个意志薄弱的男人，两年的流浪生活又让他经受了数不清的不安与恐惧，从前的雄心壮志早已完全丧失了。

然而，白人们的幕后策动与岛民们强烈的党派意识，硬是将这二人的友情扭曲变形。遵照政务委员会的指示，拉乌佩帕迫不得已地登上王位。但就在他即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让关系仍然很好的两人大吃一惊的是）国王和马塔阿法之间的不和传闻开始四散。两人为此都觉得非常为难。随后，经过一个怪异而令人心酸的过程，这两个人的关系真的陷入窘境。

刚来到这座岛上时，史蒂文森就对这里白人们对待土著的方式愤怒不已。对萨摩亚而言的一大不幸是，那些白人——从政务长官到环岛行商——全都是为了挣钱而来。在这一点上，英国、美国、德国毫无差别。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除了极少数的牧师）是因为爱这座岛和这座岛上的人们而留下来的。史蒂文森最初是为之惊讶，后来惊讶变成了愤怒。若是从殖民地常识来看，他的惊讶情绪或许相当反常，但他真的生了气，还向远在伦敦的《泰晤士报》投稿，控诉岛上的现状。他写白人的蛮横、傲慢、无耻，以及土著的悲惨，等等。然而，这份公开信只为他招来了嘲笑，人们说：“大作家在政治上的无知真是令人咂舌。”蔑视“唐宁街俗物们”的史蒂文森（当初，当他听说首相格莱斯顿为了寻找初版《金银岛》而遍访旧书店时，他完全不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是感到无聊至极，很不愉快）确实不了解政治，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认为自己“殖民政策也应从热爱当地土著着眼”的想法是种错误。史蒂文森对岛上白人的生活及政策的谴责，在他与阿皮亚的白人们（也包括英国人在内）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

史蒂文森非常怀念故乡苏格兰高地人的氏族制度，萨摩亚的族长制度就有与之相似的地方。当史蒂文森第一次见到马塔阿法时，就从他那魁梧的身形和威严的风度之中，感受到了一位真正族长应有的魅力。

马塔阿法住在阿皮亚以西七英里的玛利尔。尽管他不是名义上的国王，但与公认的国王拉乌佩帕相比，他拥有更高的声望、更多的部下和王者风范。对于白人委员会拥立的现任政府，他一次都不曾表示过反对。就连白人官员疏于亲自纳税的时候，也只有马塔阿法会按时去交税。如果部下犯了罪，他会老老实实地随时接受法院院长的传唤。尽管如此，不知从何时起，他被现任政府视作一大敌人，被畏惧、被忌惮、被憎恶。甚至有人向政府告密说，马塔阿法正在秘密收集弹药。岛民们要求改选国王的呼声正威胁着政府，但马塔阿法自己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独身，如今已年近六十岁。他说，这二十年以来，他都在起誓“如主活在人世时”那样地活着（是就男女关系而言），并实行至今。每天夜里，召集各地来的说故事的人围坐在灯下，听他们讲古老的传说和叙事诗，是他唯一的乐趣所在。

六

一八九一年九月×日

近日，岛上流传起奇怪的谣言。“威辛加诺的河水被染成了红色。”“在阿皮亚湾捕捞的怪鱼肚皮上写着不祥的文字。”“酋长开会时，无头蜥蜴飞速爬过墙壁。”“每晚，阿波利马海峡上空的云层里，都会传来吓人的呼喊声。那是乌波卢岛的神明们和萨瓦伊岛的神明们在对战。”……土著们当真将这些传言视为必将到来的战争的前兆。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马塔阿法会站出来打倒拉乌佩帕和白人们的政府。这并非无理的期待，如今的政府实在糟糕，官员们只知道贪婪地拿着巨额薪水（至少在波利尼西亚是这样），却什么都——真的是一件事都——不做，整日游手好闲。法院院长赛达尔·克兰茨作为普通人并不算惹人厌，但身为一位官员，他实在是无能。连政务长官冯·皮尔扎赫也是事事都在伤害岛民的感情。他们光会收税，却一条路也没修过。就任以来，他们从来没有任命过当地土著为官，也没有为阿皮亚的街道、为国王、为这座岛花过一分钱。他们忘记了自己住在萨摩亚，也忘记了萨摩亚人还有眼睛、耳朵以及些许智慧。政务长官做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提议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官邸，且已经着手建造。而国王拉乌佩帕的住所就在那座官邸的正对面，那是一座只有岛上中等偏下水平的简陋建筑（或者说是小屋？）。

让我们来看看上个月的政府人员薪资明细吧。

法院院长的薪水：500美元

政务长官的薪水：415美元

警察署署长（瑞典人）的薪水：140美元

法院院长秘书的薪水：100美元

萨摩亚国王拉乌佩帕的薪水：95美元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就是新政府之下的萨摩亚。

“一个对殖民政策一无所知的作家却要多管闲事，对无知的土著施以廉价的同情，R.L.S先生就像堂吉诃德附体似的。”以上这话出自阿皮亚的一个英国人。首先，我得感谢他给予我这份光荣，将我的爱同那位奇特的正义之士对全人类的博大之爱作比。事实上，我确实对政治一无所知，且以这种无知为荣。我也不知道何为关于殖民地，或者说半殖民地的常识。即便我知道，身为一个作家，只要是我没有打心底里认同的事，我就不会将那种常识当作自己的行为基准。

只有那些真正且直接触动我心灵的东西，才能促使我（或者说所有艺术家）采取行动。你要是问对现在的我而言，所谓的“直接触动我心灵的东西”是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已然不是以一位旅行者的好奇视角，而是以一位居住者的眷恋之情，爱上了这座岛以及这座岛上的人们”。

总而言之，现在必须采取手段防范眼下危机四伏的内乱，以及会诱发内乱的白人压迫。但在这件事上，我无能为力！我连选举权都没有。尽管我试着跟阿皮亚的政界要人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回事。就算他们耐心听完我的话，也不过是因为碍于我身为作家的名声。等我离开之后，他们一定会在背后嘲笑我。

这种无力感深深地刺痛着我。我亲眼看着那些愚蠢、非正当、贪婪的行为日甚一日，却什么都做不了！

九月××日

马诺诺岛上又发生了新事件。真是个骚乱频发的岛，明明是座小岛，全萨摩亚70%的纷争却都发生在这里。马诺诺岛上支持马塔阿法的青年们，袭击并烧毁了拉乌佩帕支持者的家。小岛陷入了大混乱。由于法院院长正在斐济公费旅行，皮尔扎赫长官只得亲自前往马诺诺岛，独自登岛（看来这个男人有点勇气，还算值得赞赏）劝说暴徒。他命令犯人们事后到阿皮亚去投案。这些犯人也确实颇有男子气概地主动去了阿皮亚。他们被判了六个月监禁，当即就被送进了监狱。

跟随他们一起来的几位彪悍的马诺诺人，在押送犯人去监狱的路上，朝他们大声呼喊：“会救你们出来的！”

被三十位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行进的犯人们则答道：“不用了，我们没事。”

这事按说应该结束了，但白人们坚定地认为，他们八成会来劫狱。为此，监狱内设置了森严的警戒。日夜担心不已的守卫长（年轻的瑞典人），终于想到了一个粗暴至极的防范措施。他对政务长官说要在监狱地下安装炸药，如果遭受袭击，就将暴徒和犯人们一起炸死。长官赞成了他的提议。于是，守卫长跑到停泊在港内的美国军舰上去（美国将前年在湾内被大飓风吹沉的两艘军舰赠送给了萨摩亚政府，为了打捞沉船，眼下救援船正停泊在阿皮亚湾里），打算找他们要些炸药，没承想竟遭到拒绝，最后似乎是从救援船上弄到的炸药。这件事被传到普通百姓中，近两三周里，相关流言频频出现。由于事情闹得实在有些大，最近，惶惶不安的政府突然将犯人们带上船，把他们转移到托克劳岛去了。想炸死老实认罪的人实属荒谬至极，但把监禁罪随意改为流放罪也是毫无道理。这种卑鄙、怯懦、无耻是文明在野蛮面前的典型姿态。我绝不能让土著们认为，所有白人都赞成这种做法。

我即刻向长官寄出了关于此事的询问信，但至今都没有收到回复。

十月×日

长官的回信终于来了。满纸都是些孩子气的傲慢、狡猾的遣词，完全不得要领。我立刻又寄去一封询问信。其实我很讨厌像这样跟别人争来吵去，但也没法默默看着土著们被炸药炸飞。

岛民们还在保持沉默，我不知道这能持续到什么时候。白人的不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就连我们家那位性情温和的亨利·西梅勒今天也说：“海边（阿皮亚）的白人真讨厌。他们总是乱耍威风。”原来是有个自大的白人醉汉对着亨利举起伐木刀，恐吓他说：“我要砍了你小子的头。”这是文明人该有的行为吗？总的来说，萨摩亚人都很恭敬有礼（虽然不能说是时刻保持文雅）、性情温和，（除却偷盗癖不谈）他们有自己的名誉观，而且开化程度至少跟那位“炸药长官”持平。

今天还写完了在《代笔人》杂志上连载的《救援船》的第二十三章。

十一月××日

东奔西走，我完全沦为了政客。这算喜剧吗？秘密会议、密封信件、黑夜中的赶路。深夜在岛上的森林中穿行时，我看到地上散落着一片星星点点的淡绿色磷光，非常美丽。听说那是一种菌类发出的光。

有一个人不肯在写给长官的询问信上署名，我跑去他家劝说，最后成功了。我的神经变得多么迟钝、顽强啊！

昨天，我去访问了拉乌佩帕国王。那是个低矮、寒酸的房子，就连穷乡僻壤也鲜有那样的房子。就在他们家正对面，耸立着政务长官那快要竣工的官邸，国王不得不成日仰视着那座建筑。鉴于对白人官员的顾虑，他似乎不太希望与我们会面。谈话很无趣。不过这位老人的萨摩亚语发音，特别是重元音的发音很好听，真的非常好听。

十一月××日

《救援船》终于写完了。《萨摩亚史的注脚》亦在进行中。写现代史真难，特别是当登场人物都是自己的熟人时，困难倍增。

前些天，我访问国王拉乌佩帕果然引发了大骚动，政府出了新布告——未经领事许可及官方认可的译员陪同，任何人都不能会见国王。真是个神圣的傀儡。

长官提议要跟我会谈，想必是怀柔政策，被我拒绝。

这么一来，我相当于是公开与德意志帝国为敌。常来我家玩的那些德国军官，也捎口信来说出海之前不能上门来告别了。

有趣的是，政府在城里的白人中也变得不受欢迎。这全是因为他们随意刺激岛民的感情，让白人的生命财产置身险境。白人比土著更不愿意纳税。

流感猖獗。城里的舞场也关门了。听说瓦伊莱莱农场里一下病倒了七十个小工。

十二月××日

前天上午，收到了一千五百颗可可树种子，下午又收到了七百颗。因此，从前天中午到昨天傍晚，我们全家出动，一直在忙着播种。大家都弄得满身是泥，阳台也变得像爱尔兰的泥炭沼泽一样。可可豆要先种在由可可树叶编成的筐里。十个土著在屋后的森林小屋里负责编这种筐，四位少年则负责挖土装箱，并运到阳台来。劳埃德、贝尔（伊莎贝尔）和我筛掉土里的石头和黏土块后，就会把土装进可可树叶编的筐里。小奥斯汀和法奥马则把这些筐再送到芬妮那里。芬妮在每个筐里埋下一颗种子后，就把它们并排放在阳台上。大家都累散了架。今天早晨，虽然累劲儿还没过去，但邮船来的日子快到了，我抓紧将《萨摩亚史的注脚》的第五章写完。它不算艺术品，不过是被匆匆写就，也该被匆匆读过的东西。若非如此，就没有意义了。

政务长官辞职的传言出现。这消息并不可靠，想来是因为他和领事们发生了冲突才有此传言的吧。

一八九二年一月×日

下雨天。暴风似乎要来了。关好门窗，点上油灯。我的感冒总难痊愈，风湿痛也犯了。这让我想起某位老人的话——“在所有病痛中，最糟糕的就是rheumatism。”

从前些天开始，作为一种休养，我开始写自曾祖父那一代起的史蒂文森家史。写得非常愉快。如今想起曾祖父、祖父和他的三个儿子（也包括我的父亲）相继在雾气弥漫的北苏格兰海上，默默无闻地建造灯塔时那令人尊敬的身影，我才终于感觉心中充满自豪。题目叫什么呢？《史蒂文森家的人们》《苏格兰人之家》《工程师一家》《北方的灯塔》《家族史》，还是《灯塔工程师之家》？

祖父留下了当年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贝尔礁建造灯塔时的详细记录。在阅读那些记录时，我（或者是尚未出生的我）不禁感觉自己仿佛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我不再是我以为的那个我自己，在距今八十五年前，在被北海的风浪和浓雾所折磨的日子里，我曾跟那个退潮时才会露出海面的魔鬼海角真正战斗过。猛烈的风、冰冷的海水、摇摆的舢板、海鸟的鸣叫，连这些我都能真切地感觉到。我突然觉得心中火热。贫瘠的苏格兰群山，茂盛的欧石楠，湖水，早晚听惯了的爱丁堡城号角，彭特兰、巴莱黑特、柯克沃尔、拉斯角，啊！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南纬十三度，西经一百七十一度。恰好与苏格兰分居地球的两头。

七

在翻阅《灯塔工程师之家》的资料时，史蒂文森不禁回想起一万英里之外的爱丁堡的美丽街道。在早晚雾气中隐约露出的起伏山丘，以及从山丘之上屹然耸立的古老城堡，绵延到遥远的圣吉尔斯大教堂钟楼的崎岖剪影，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眼前。

少年史蒂文森气管不好，每到冬日拂晓时分，总会开始剧烈地咳嗽，折磨得他难以成眠。这时他就会从床上起来，在奶妈卡米的搀扶下，裹着毛毯坐到窗边的椅子上。卡米坐在少年身旁，直到他的咳嗽停下为止，这两个人会一直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玻璃窗外的赫里欧大街上还是夜色弥漫，四处散落着朦胧的路灯光。不一会儿，马车的嘎吱嘎吱声传来，那是前往市场的蔬菜车从窗前掠过，拉车的马不停吐出白色的哈气……这就是爱丁堡城留在史蒂文森记忆之中的最初印象。

爱丁堡的史蒂文森家族，世代以灯塔工程师闻名。小说家史蒂文森的曾祖父托马斯·史密斯·史蒂文森是北英灯塔局的第一位工程师长，祖父罗伯特也子承父业，建造出有名的贝尔礁灯塔。罗伯特的三个儿子艾伦、大卫、托马斯也先后继承了灯塔工程师的工作。小说家史蒂文森的父亲托马斯，作为旋转灯、总光反射镜的制作者，在当时已是灯塔光学界的泰斗。他和兄弟们合作建造了斯克利维亚、奇克恩斯等多座灯塔，并修理好许多港湾。托马斯是一位能干而务实的科学家，是大英帝国忠诚的技术官，虔诚的苏格兰教会信徒，也是有着“基督教西塞罗”之称的拉克坦提乌斯的忠实读者，他还是一位古董和向日葵的爱好者。根据儿子史蒂文森的记载，托马斯·史蒂文森对于自身价值总是持非常否定的态度，他身上有一种凯尔特人式的忧郁，会经常想到死亡，看破人世之无常。

青年时期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对那个高贵的古都及住在那里的宗教徒（包括他的家人）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座长老会的中心城市，在他看来完全是个伪善之都。十八世纪后期，这座城市中有个名叫迪肯·布罗迪的人。他白天做木工，是一位市议会议员，而到了夜晚，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活跃的赌徒、穷凶极恶的强盗。直到很久之后，他的罪行才终于败露，他被送上绞刑架。但二十岁的史蒂文森认为，布罗迪这种人正是爱丁堡上流人士的象征。

放弃了经常出入的教堂，史蒂文森开始常常混迹于平民商业区的酒吧。他的父亲勉强认可了儿子的作家志向（史蒂文森的父亲最初打算将儿子也培养成一位工程师），却唯独无法容忍他的叛教行为。在父亲的绝望、母亲的泪水和儿子的愤怒中，父子间的冲突总是反复爆发。托马斯看着已经成人的儿子正陷入毁灭的深渊而不自知感到很绝望，明明还是个孩子，却听不进父亲的忠告。然而，这种绝望在极具自省精神的他身上，演变成一种奇妙的形态。在数次争吵之后，托马斯已经不打算再责备儿子了，而是开始一味地埋怨自己。他独自跪下，含泪祷告，强烈自责——都是因为自己的失职，才让儿子沦为神的罪人，他向神谢罪。而对史蒂文森来说，他实在无法理解身为科学工作者的父亲为何要做出这般愚蠢的行为。

而且，每每跟父亲争论过后，史蒂文森总是会想“为什么一到父母面前，我只能做出这种孩子气的争论呢”，然后陷入自我厌恶之中。和朋友们交谈时，自己明明能出色地发表一番意气高昂的（至少是成人式的）议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最低级的教理问答，幼稚的奇迹反驳论，用最拙劣的哄小孩事例证明的无神论——史蒂文森觉得自己的思想绝没有幼稚到这种地步，但只要到了父亲面前，不管是什么时候，最后总会以幼稚的争论告终。这绝不是说因为父亲的辩论逻辑出众，自己才会失败的意思。毕竟，父亲从来不会去仔细思考教义，想要驳倒他是件极其容易的事，但就是在做这件容易之事的过程中，史蒂文森的态度会在不知不觉间变成连他自己都讨厌的样子，孩子似的歇斯底里地闹脾气，以致争论的内容都变得愚蠢可笑。是自己心里还残留着对父亲撒娇的意识（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人），再加上“父亲还把自己当成小孩”这一想法的相互作用，才招致这种结果吗？还是说，自己的思想原本就是没有价值的、不成熟的他人之物，当它被摆放在父亲朴素的信仰面前，被剥去烦琐花哨的装饰后，就现出了原形呢？那段时间，每当跟父亲发生冲突后，史蒂文森的心中总会生出这些令人不快的疑问。

当史蒂文森表明了要跟芬妮结婚的想法时，他们父子的关系再次陷入僵局。在托马斯看来，芬妮是个美国人，带着孩子，年龄还比儿子大。即便暂且不管她的实际条件如何，眼下她在户籍上仍是奥斯伯恩夫人才是最大的问题。于是，这位任性的独生子在他三十岁这一年，第一次决意要独立生活——他甚至还下决心要养活芬妮的孩子，毅然离开了英国。

此后，这对父子间便断了联系。一年之后，当托马斯听说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大海与陆地的另一头，儿子连五十美分的午餐也吃不起，且正在跟疾病作斗争时，他终于忍不住伸出了援助之手。芬妮从美国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公公寄去了自己的照片，并留言道：“鉴于照片照得比本人好看，请勿把它当真。”

后来，史蒂文森带着妻子和继子回到了英国。意外的是，托马斯·史蒂文森对儿子的妻子相当满意。从前，他虽然非常认可儿子的才能，但又觉得从通俗意义上来讲，儿子身上总有些令他放心不下的地方。不管儿子长到几岁，这种不安都从未消失。但是现在，他觉得有芬妮在（虽然当初他反对他们结婚），儿子就得到了一个务实而可靠的支柱——一个能够支撑起他那如花儿般美丽而脆弱的身体的、生气勃勃的坚韧支柱。

经过长时间的关系不和之后，史蒂文森一家——父母、妻子和劳埃德，一起在布雷玛山庄度过了一八八一年的夏天，直到现在，史蒂文森也能愉快地回忆起这件事。那是个阿伯丁地区特有的东北风混杂着雨水和冰雹，连日呼啸不停的、沉闷的八月。和往常一样，史蒂文森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一日，埃德蒙·格斯来访。他是位比史蒂文森年长一岁，博学多识、温文尔雅的青年，跟史蒂文森的父亲也很谈得来。每天早晨，格斯用过早餐，就会上二楼的病房去。那时，史蒂文森已经坐在床上等他，他们会一起下国际象棋。由于医生说“病人上午不能说话”，所以这成了一场无声的对弈。下累了的话，史蒂文森会敲击棋盘边缘示意，随后，格斯或芬妮就会扶他躺下。为了让他躺着时也能想写就写，史蒂文森的被子被叠放得非常巧妙。到晚饭时间为止，史蒂文森都是一个人躺着，他歇歇再写写，写写再歇歇。他一直在写根据少年劳埃德画的某张地图而构想出的海盗冒险故事。一到晚饭时间，史蒂文森就会下楼去。因为上午的禁令终于解除了，这时候他的话也变得多起来。到了晚上，史蒂文森会把当天写的内容读给大家听。窗外是激烈的风雨声，自窗缝灌进来的风吹得烛台灯火摇曳。大家各自摆着舒服的姿势，饶有兴致地聆听着故事。读完之后，每个人会谈谈自己的意见或评价。大家每晚兴致渐长，连父亲都提议：“我来负责想比尔·博恩斯宝箱里的东西吧。”然而此时，格斯望着眼前幸福欢聚的景象，心里却带着一份黯然，另有所思。“这位饱受疾病折磨的耀眼的英才，他的身体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呢？这位现在看来如此幸福的父亲，能够免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吗？”他如是想。

不过，托马斯·史蒂文森在生前幸而没有目睹这一不幸。就在儿子最后一次离开英国的三个月前，他在爱丁堡过世了。

八

一八九二年四月×日

没想到拉乌佩帕国王带着护卫来访。我们在家里用了午餐，今天他也表现得相当和蔼。他问我为什么不去看他。我说是因为会见国王必须得到领事们的同意。他说不必在意那些要求，还说想跟我再次共进午餐，让我来定日子。于是，我们约定这周四一起聚餐。

国王离开后不久，又来了一个佩戴着徽章像是巡查的男人。他并不是阿皮亚市的巡查，而是所谓的叛乱者那边的人（阿皮亚政府的官员们如此称呼马塔阿法那边的人）。他说自己是从玛利尔一路走来的，他带来了马塔阿法的信。如今我也能阅读萨摩亚语了（虽然还不能说）。这是一封回信，前几天我曾写信提醒他保重身体，他在信中还说想见我一面，让我下周一去玛利尔一趟。以当地土话版的《圣经》作为唯一参考（“吾诚告汝”式的回信，他看了一定会吃惊吧），我用结结巴巴的萨摩亚语写下了答应赴约的字句。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将会跟国王和他的对立者分别见面。希望我的斡旋能起到些实际作用。

四月×日

身体状况不太好。

按照约定，我前往穆里努那寒酸的王宫赴宴。王宫正对面的政务长官官邸一如既往地碍眼。拉乌佩帕今天的谈话很有趣。他讲了五年前自己带着悲壮的决心只身前往德国阵营后，被军舰载着前往未知土地时的事。他质朴的表达很是打动人心。

“……白天，他们不让我上甲板去，只有到了夜里才行。航行了很久之后，我们抵达了一个港口。上岸后，我看到在热得不得了的土地上，囚犯们两个两个地被铁锁锁着脚腕在劳动。那儿的黑人多得像沙滩上的沙砾……那之后我又坐了很久的船，当听说快到德国时，我看到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海岸。放眼望去，雪白的悬崖在太阳光底下闪闪发亮。更让人惊讶的是，三个小时后，那片景色又消失进了天色里……登陆德国后，我先是穿过了一个玻璃屋顶的巨大建筑，那里边停放了很多叫‘火车’的东西。之后我又乘上像家一样有窗户和连廊的马车，住进一个有五百个房间的房子里……离开德国，在海上又航行了很久之后，我们的船慢慢进入一片河流般狭窄的海域。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圣经》里提到过的红海，我既高兴又好奇地向海面眺望。随后，当海面上摇曳起耀眼鲜红的余晖时，我又被转移到另一艘军舰上……”

拉乌佩帕用古老而美丽的萨摩亚语发音，不紧不慢地讲述出来这些故事，非常有意思。

国王似乎很怕从我口中蹦出马塔阿法的名字。他是个喜欢聊天、性情温和的老人，只是，他对于自己现在的处境缺乏自知。他让我后天一定再来看他。但是与马塔阿法会面的日子快到了，我的身体状况又不太好，不过我还是先答应了他的邀请。我打算以后请惠特米伊牧师来做翻译。我跟国王约好，后天在牧师家里见面。

四月×日

清晨，骑马进城。八点左右前往惠特米伊家，准备会见国王。等到十点钟，国王一直没来。使者来传话，说国王现在正在跟政务长官进行重要会谈，无法前来，晚上七点左右应该能过来。我先回了趟家，傍晚时又来到惠特米伊家，等到八点钟，国王到底还是没来。白跑了一天让我感觉很疲惫。软弱的拉乌佩帕连逃离政务长官的监视，悄悄来赴约都做不到。

五月×日

清晨五点半出发，芬妮、贝尔同行。我带了厨师塔罗罗来做翻译兼桨手。七点，划出环礁湖。身体仍旧不太舒服。抵达玛利尔时，我们受到了马塔阿法的热烈欢迎。不过，芬妮和贝尔似乎都被当成了我的妻子。塔罗罗作为翻译，完全不合格。马塔阿法说了很长一段话，这位翻译却只翻译出“我非常惊讶”。不管人家说什么，他光会说“惊讶”。把我的话翻译过去时，似乎也一样。会谈毫无进展。

喝卡瓦酒，吃阿罗·卢特做的饭菜。饭后，同马塔阿法散步。我在自己所掌握的贫乏的萨摩亚语允许的范围内，跟马塔阿法交谈。为了招待跟我同行的女伴，他们还在家门前举办了一场舞会。

天黑后返程。这一带的环礁湖非常浅，我们的船总是触底。月牙散发出淡淡的光。驶入海面很久之后，我们被从萨瓦伊岛归来的几只捕鲸船超了过去。那是亮着灯，有十二对摇橹，能乘四十人的大型船只。每只船上的人们都在一边划船一边合唱。

由于时间已晚，赶不回家，我们便在阿皮亚的旅馆住了一夜。

五月××日

早晨，骑马冒雨前往阿皮亚。跟负责今天翻译的萨雷·泰勒碰头，下午再次前往玛利尔。今天走陆路，七英里远的路上一直在下暴雨，道路泥泞不堪，野草高至马的颈部，大约跳过了八处猪圈栅栏。抵达玛利尔时，已是傍晚时分。玛利尔的村庄里有许多相当气派的民宅，都是有着高高的圆形茅草屋顶，地面铺着小石子，四周没有墙壁的建筑。马塔阿法的家当然也很气派。但此时他家很暗，房间正中点着用椰壳制成的灯。四位仆人走出来，说马塔阿法正在礼拜堂里。歌声从礼拜堂方向传来。

不多时，主人走进房间，待我们换掉湿透的衣服后，正式向他行礼。卡瓦酒被端了上来。马塔阿法向在座的诸位酋长介绍我道：“这位是不顾阿皮亚政府的反对，为了帮助我，冒雨前来的朋友。各位今后要和‘图西塔拉’多亲近，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要不遗余力地帮助他。”

晚餐时我们谈论政治，充满欢笑声，喝卡瓦酒，一直持续到了半夜。为了身体经受不住疲惫的我，他们特意将家中一角围起来，在里边做了一张床。我就在那张用五十张上等垫子摞成的床上独自睡了。武装护卫兵和几位夜间警卫，整夜守在房子的周围。从日落到第二天日出，他们都没有换过班。

凌晨四点左右醒来。我听到淡淡的、柔和的笛音自外边的黑暗中传来。那音色十分愉悦，平静而甜美，仿佛即将消失……

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每天早晨的这个时间，都会响起这种笛声，是为了给家中还在熟睡的人们送去好梦。多么优雅的奢侈啊！据说马塔阿法的父亲非常喜欢小鸟们的鸣叫声，还被称作“小鸟之王”，想来马塔阿法也遗传了父亲的这一点。

早餐过后，跟泰勒一起骑马回家。因为马靴湿得没法穿，我们只好光着脚。早晨天已放晴，道路依然泥泞，野草打湿了我们的腰部。

由于骑得太快，跨越猪圈栅栏时，泰勒的马把他甩下去两次。黑色的沼泽。绿色的红树林。红色的螃蟹、螃蟹、螃蟹。一到城里，就听到帕特（小木鼓）声，身着华丽服饰的土著姑娘们正走进教堂。今天是星期日。我们在城里吃过饭后才回家。

跳跃过十六道栅栏，长达二十英里的骑行（而且前半段还是在暴雨中），持续六个小时的政论。这跟当年在斯克利维亚，像蜷缩在饼干里的谷象虫似的我比起来，变化是多么大啊！

马塔阿法是一位善良、优秀的老人。我觉得昨晚的交流，让我们的感情达到了高度共鸣。

五月××日

雨、雨、雨，像是要弥补之前雨季降水不足似的，这些天雨下个不停。可可豆的芽似乎也吸饱了水。雨滴落在屋顶的声音刚停下来，又传来急切的水流声。

《萨摩亚史的注脚》完成。当然，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公正明确的记录。

阿皮亚的白人们拒绝纳税，理由是政府的会计报告数据不够清晰。委员会也没法传唤他们。

最近，我们家的大汉拉斐尔的老婆法奥马跑了，拉斐尔垂头丧气的，还把他的朋友怀疑个遍，不过现在他已经放弃了，打算开始寻找新的老婆。

完成《萨摩亚史》，我终于可以专心写《大卫·巴尔弗》了。它是《绑架》的续作，我曾数次动笔又中途放弃，这次估计可以坚持写到最后。《救援船》写得不太好（不过据说它还挺受欢迎，这让我有些意外）。但是《大卫·巴尔弗》才应该算是我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之后的又一力作。我对青年大卫的喜爱，他人一点都无法理解。

五月××日

首席法官赛达尔·克兰茨来访。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呢？他跟我的家人若无其事地闲聊了一阵就走了。他应该已经读过我最近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公开信（我在里边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他是带着什么心思来的呢？

六月×日

因为收到了马塔阿法的大宴会邀请，我们一大早便出发了。同行者——母亲、贝尔、陶伊洛（我们家厨师的母亲，附近部落的酋长夫人。她的体形大得惊人，比母亲、我和贝尔三个人加在一起还要大上一圈）、混血儿翻译萨雷·泰勒，此外还有两名少年。

我们分乘独木舟和小船。途中，小船在平浅的环礁湖里走不动了。没办法，只得光着脚走到岸边。我们在海滩上步行了约一英里，头上顶着热辣辣的太阳，脚下是滑溜溜的泥沙。我那刚从悉尼寄来的衣服，还有伊莎贝尔镶花边的雪白礼服都遭了殃。午后，全身是泥的我们终于抵达了玛利尔。母亲所在的独木舟一行已经到了。战舞表演早已结束，我们只能从食物奉献仪式的中途（虽说如此，其实也花了足足两小时）开始观看。

在房前的绿地周围，有一排用椰树叶、黑海带围成的临时小屋，在一片巨大矩形区域的三条边上，土著们按照各自的部落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服装可真是五彩缤纷，有穿着树皮衣的人、裹着拼接布的人、把撒了粉的白檀别在头上的人，还有戴了满头紫色花瓣的人……

在正中央的空地上，食物堆成的山一点点变大。那是大小酋长向他们衷心敬佩的真正的国王（而非白人设立的傀儡）献上的礼物。官员和小工排成一列，边唱着歌边将礼物一个接一个地搬进去。每份礼物都会被高高举起，展示给众人，负责接收的官员则会以一种郑重礼节式的夸张姿态，大声喊出物品名称和赠送者的名字。那位官员是个身形健壮的男人，他全身似乎涂满了油，油亮亮地发着光。他将整头烤猪抡过头顶，汗流得像瀑布一样，那场面实在是壮观。当我们献上的饼干罐被高高举起时，我听到了自己被介绍为“阿利伊·图西塔拉·奥·雷·阿利伊·奥·玛罗·特特勒”（故事作家酋长、大政府酋长）的声音。

在特意为我们设置的座席前，一位头戴绿树叶的老者正坐在那里。他那略显阴沉严厉的侧脸像极了但丁。他是这座岛上特有的职业说故事人之一，且是其中的最高权威，名叫波波。他身边坐着他的儿子和同行。马塔阿法正坐在距离我们右手边相当远的位置，他的嘴唇时不时地动动，手腕上的念珠也不时摇晃着。

大家同饮卡瓦酒。国王喝下一口后，波波父子突然发出一种非常奇妙的吼叫声以示庆祝，这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从没听过那么不可思议的声音，很像狼嚎声，但那似乎是“图伊阿图阿万岁”的意思。不久后，开始用餐。当马塔阿法用餐结束时，又响起了奇怪的吼声。我看到这位非公认的国王的脸上，有一瞬间流露出自豪满满、雄心勃勃的神采，但又马上消失了。或许这是自马塔阿法跟拉乌佩帕对立以来，波波父子第一次来到他身边，并以“图伊阿图阿”之名称赞他吧。

食物搬送已经结束。礼物正被按顺序仔细清点并记录在册。说故事的人开玩笑地用奇怪的音调，将物品名称和数量一一喊出，引得听众大笑。“芋头六千个”“烤猪三百一十九头”“大海龟三只”……

自那之后，我至今从未见过的奇异光景出现了。波波父子突然起身，手持长棒，跳进堆满食物的院子里，开始跳一种奇怪的舞蹈。父亲伸展手臂，挥棒起舞，儿子则蹲在地上，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姿势蹦跳着，他们在舞蹈中画出的圆圈逐渐变大。凡是被他们跨过的东西，都将归他们所有。这位中世纪的但丁竟忽然变成了奇怪可鄙的家伙。就连萨摩亚人也被这种古老的（且地方性的）礼仪引得大笑。我献上的饼干和一头活的小牛犊也被他跨过去了。不过，在他宣布了那些东西归他所有后，大部分食物会被再次献给马塔阿法。

接下来终于轮到我这个故事作家酋长出场。波波虽然没有跳舞，但他将五只活鸡、四只灌了油的葫芦、四张草席、一百个芋头、两头烤猪、一条鲨鱼，以及一只大海龟送给了我。这些都是“国王赠给大酋长的礼物”。随后，按照指令，几位身着比兜裆布还短的下装的年轻人，准备从食物堆中挑出这些赠礼。他们在那座食物小山上一弯腰，不大工夫，就迅速而准确地挑拣出了指定数量的物品，又倏地将它们整齐堆放在稍远的地方。多么灵巧的身手啊！就像是一群在麦田里觅食的小鸟。

突然，约九十位缠着紫色裹腰布的大汉出现，在我们面前站停。紧接着，他们个个都铆足了力气，将手中的小鸡高高抛向半空。只见近百只鸡胡乱拍打着翅膀往下坠，待它们被大汉们接住后，便又被抛回空中。如此反复多次。嘈杂声、欢笑声、鸡的惨叫声。挥舞、扬起的健壮的古铜色手臂、手臂、手臂……这景象确实有趣，但到底要弄死多少只鸡呀！

和马塔阿法在家中谈话结束，来到水边时，赠送给我的那些食物已经被堆进船里。正当我们准备上船时，有飑袭来，再次返回室内，等了半小时后，于五点钟出发，我们还是分乘独木舟和小船。水面之上，夜幕降临，岸边的灯光很美。大家唱起了歌。身材如小山般庞大的陶伊洛夫人的歌声动听极了，叫我大为吃惊。途中再次遭遇飑。母亲、贝尔、陶伊洛、我，还有海龟、猪、芋头、鲨鱼和葫芦都被淋湿了。我们一路泡在船舱的温水里，终于在快晚上九点时，抵达了阿皮亚。这一夜在旅馆留宿。

六月××日

用人们说在后山的草丛中发现了骸骨，骚动一片，我带着他们一起去探明情况。那确实是一具骸骨，不过已经放了很长时间。若说是岛上成人的骸骨，似乎又太小了些。因为一直藏在草丛深处的阴暗潮湿地带，才会至今都没被发现吧。我又去翻了翻骸骨周边的草丛，从中发现了另一具头盖骨（这次只有头部）。上面留着一个大约能塞进我两根大拇指的弹孔。将两个头盖骨并排放置在一起，用人们提出了一种略显浪漫的解释——这位可怜的勇士在战场上砍下了敌人的头颅（萨摩亚战士的最高荣誉），然而他自己也受了重伤，没法向战友们炫耀，最后爬到了此地，只能抱着敌人的头颅，抱憾而终。（若真是如此，那就是十五年前拉乌佩帕和塔拉沃对战时期的事？）拉斐尔他们当即将骸骨埋了。

傍晚六点左右，我骑着马正要从后山上下来时，看到前方森林上空飘浮着一片巨大的云，那云清晰地呈现出一个男人侧脸的形状——他有着独角仙似的额头和长长的鼻子。他的脸颊部分恰是一团绝妙的桃红色，帽子（大大的卡拉马克人式帽子）、胡子、眉毛则是略带蓝的灰色。这个如同儿童画的图案，鲜明的色彩以及硕大的尺寸（实在是大得出奇），都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当我还在眺望时，他的表情又发生了变化，闭起一只眼，还收了收下巴。突然，他又将铅灰色的肩膀向前探去，遮挡住了脸。

我又将视线移到别的云上去。突然，只见宏大、明亮的云柱巍然林立，美得让人不禁屏住了呼吸。那些云柱自水平线上立起，顶部直抵距离天顶三十度的地方。那是何其崇高的景象啊！下方的云恍若冰河的阴影，向上看去，从深蓝色到朦胧的乳白色，所有微妙的色彩变化尽收眼底。云柱之后的天空正被悄然降临的夜幕染上浓厚的深蓝色。而在那蓝色的深处，还舞动着蓝紫色的娇艳而深沉的光与影。小山已被余晖笼罩，但那巨大云朵的最上方依旧光亮如白昼，那是如火如宝石般的至为华美而柔和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那是比想象所能抵达的所有高度都更高的地方。从地上的夜色中仰望，那种清净无瑕、华丽璀璨的庄严感，令人叹为观止。

在云的近旁，升起一轮细细的上弦月。西边月亮尖儿的正上方，有一颗几乎跟月亮一样明亮的星星。大地上，逐渐暗下来的森林里，鸟儿们黄昏时分的高亢合唱开始了。

八点左右再去看夜空时，月亮比刚才又亮了许多，那颗星星则转到了月亮下边，亮度倒是没什么变化。

七月××日

《大卫·巴尔弗》总算进展顺利。

“库拉索号”进港，与吉布森舰长一起用餐。

据坊间传闻，R.L.S应该被驱逐出岛。据说英国领事已向唐宁街提出这一请求。难道说我的存在妨害了岛内治安？我到底是位多么伟大的政治人物啊？

八月××日

昨天，再次前往玛利尔，去赴马塔阿法的邀约。亨利（西梅勒）负责翻译。交谈中，马塔阿法称呼我为“阿菲欧加”，亨利大吃一惊。此前，我一直被唤作“斯斯加”（相当于“阁下”的意思吧？），而“阿菲欧加”是对王族的称呼。在马塔阿法家留宿一晚。

今早，用过早餐后，观看了大灌祭典。这是用卡瓦酒浇灌象征王位的古老石块的仪式，是一种连在这座岛上，都几近被遗忘的楔形文字式的典礼。战士们身着正装，头盔上用老人的白胡须制成的饰毛正随风飘动，脖子上挂着兽牙项链，他们个个身高足有六英尺五英寸，体格健壮，周身肌肤都是古铜色，那模样着实令人震撼。

九月×日

出席阿皮亚市妇女会主办的舞会。芬妮、贝尔、劳埃德和哈加德（莱达亚·哈加德的弟弟，是一个豪爽的男人）同行。舞会进行过半时，法院院长赛达尔·克兰茨现身。这是数月前那次不明所以的访问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他。稍事休息后，我跟他分到一组跳四对方舞。这是多么奇怪而可怕的四对方舞啊！照哈加德的话来说，我们的舞蹈“活像奔马的跳跃”。当我们这两个公敌分别被一位身形庞大、值得尊敬的女士抱着、牵着手，踢起腿跳来跳去时，大法官与大作家同时威严扫地！

一周前，这位首席法官唆使混血儿翻译，迫不及待地想抓住对我不利的证据，而今天早晨，我也将猛烈攻击这个男人的第七封公开信寄往《泰晤士报》。

可是现在，我们正相视而笑，专注于奔马的跳跃！

九月××日

终于写完了《大卫·巴尔弗》。与此同时，它的作者已是筋疲力尽。如果请医生来看诊，他一定会向我再讲一遍热带气候“对温带人的危害”。我实在不相信他那番言论。这一年以来，我在烦心的政治骚乱中持续完成的创作，若是置身于挪威，是绝不可能完成的。总之，我的身体已达到疲惫的极限。我对《大卫·巴尔弗》基本满意。

昨天下午被派去城里跑腿的少年阿利克，到了深夜才缠着绷带，眼里闪着光地回来。他说是跟马莱塔部落的少年们进行了决斗，他打伤了对方三四个人。今天早上，他可成了我们家的英雄。他做了一把单弦的胡琴，自己演奏起胜利之歌，还跳起了舞。兴奋起来的阿利克着实是位美少年。刚从新赫布里底群岛来的时候，阿利克曾因为我们家的饭菜好吃而进食过量，结果搞得肚子鼓起来老高，难受了很久。

十月×日

从早晨开始，胃一直疼得厉害。服用了十五片鸦片酊。这两三天没有工作，我的精神正处于停摆状态。

曾经，我似乎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比起我的作品，那时我的朋友们更喜欢我的性格和讲话内容中的精彩之处。但是，人不可能永远做爱丽儿或帕克。《维琴伯斯·普鲁斯克集》的思想和文体，成为我现在最讨厌的东西。其实，在耶尔的旅馆里咳血过后，我就感觉自己仿佛看透了一切。我早已对任何事都不抱希望，就如同一只死青蛙。在做任何事时，我都抱有一种沉着的绝望态度。这就像坚信自己随时会溺水的同时，还毅然走向大海。话虽如此，我也并非自暴自弃。相反，到死为止，我都不会失去快活开朗的心态吧。这种确定无疑的绝望，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愉悦。这是一种近似于信念的东西，它使人清醒，给人勇气与喜悦，足以支撑我走过往后余生。我不需要快乐，也不需要灵感。我有自信只靠义务感来继续生活，也有自信带着蚂蚁的心态，像蝉那样一直引吭高歌。

在市场　在街头

我敲得鼓儿咚咚响

我身穿红衣向前走

头上的丝带随风扬

我要寻一位新战士

我敲得鼓儿咚咚响

我跟朋友约定好

约定生之希望，约定死之勇气

九

年满十五岁以后，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中心。天生就该当作家变成他的信念，虽然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种想法从何时何地而生，总之，到了十五六岁时，去想象自己将来会从事作家以外的职业，已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

从那时开始，外出时他总会在口袋里放一个笔记本。他练习着将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想到的一切都当场记在本子上。此外，当他从读过的书中发现“恰当的表达”时，也会全都摘抄在那本笔记本里。他还热衷于学习各种写作风格。每当读完一篇文章，他会以几位不同作家的——或是哈兹里特，或是拉斯金，或是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写作风格，将同样的主题重写好几遍。在少年时代的那些年里，他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种练习。当少年期刚刚结束时，尽管他还没有写出过一部完整的小说，但就像国际象棋名人对自己的棋艺充满自信一样，他对自己的表达技术也已充满自信。继承了工程师血统的他，即便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也早早拥有了身为技术大师的骄傲。

他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明白“我并非我以为的那个我自己”，也知道“即便想法有误，本性也不会出错。就算乍看之下有误，但是最终，对真正的自己而言，那将会是最忠实、明智的选择”。他还知道“潜藏在我们身体中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要比我们更加充满智慧”。于是，在设计自己的人生时，他决定只在那唯一的路上——比我们更智慧的东西所指引的那唯一的路上，以至高的忠诚和勤勉，全力以赴地走下去。与此同时，他还将放弃其他一切选项，且绝不留恋。不顾他人的嘲讽和父母的悲叹，他将这种活法从少年时代一直坚持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浅薄”“虚情假意”“好色”“自恋”，且是个“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以及“装腔作势得令人生厌”的他，唯有在写作这一条路上始终如一，他就像一位修道士，在虔诚的修行上从未松懈过。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写作，这早已成为他身体的一种习惯。二十年来，即便肺结核、神经痛、胃痛无休止地折磨着他的肉体，他也未曾改变这种习惯。当肺炎、坐骨神经痛和结膜炎同时发作时，他会给眼睛打上绷带，以绝对静养的仰卧姿势，小声口述《炸弹党员》，让妻子帮忙做笔录。

死亡常常就在咫尺之间。在他咳嗽不止时用来捂嘴的手帕上，极少情况下会看不到血丝。在面对死亡的精神觉悟上，这位尚不成熟、装腔作势的青年，与大彻大悟的高僧有着相似之处。平时，他总是将用于自己墓志铭的诗句偷偷揣在口袋里。“繁星闪烁的夜空之下，有我静静安眠。我若是快乐地活过，此刻便能快乐地死去”云云。

比起自己的死，他更害怕朋友会死去。他早已习惯了自己的死，甚至可以说还向前迈了一步，他感觉现在自己正在跟死神嬉戏、打赌。在被死神那冰冷的手抓住之前，他还能织就多少美丽的“幻想与语言的织物”呢？他认为这是一场相当奢侈的赌局。他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位出发时间日益迫近的旅人，他一个劲儿地写啊写啊。就这样，他确实留下了一些美丽的“幻想与语言的织物”，譬如《奥拉勒》《丑陋的珍妮特》《巴伦特雷的少爷》。

“那些作品的确很美，魅力非凡，但全是些缺乏深度的故事。史蒂文森说到底就是个通俗作家。”很多人这样说。然而，史蒂文森的忠实读者势必会对此提出反驳。他们或许会说：“史蒂文森那聪明的守护天使（在其指引下，史蒂文森才走上他身为作家的命运之路）知道他的寿命短暂，所以才让他放弃了揭露人性的近代小说之路（因为要想在四十岁前写出杰作，对任何人而言大概都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是指引他去练习独具魅力的奇妙故事的结构，以及精妙的表达技巧（如此一来，即便他英年早逝，至少还能留下几部精彩优美的作品）。”他们还会说：“这就好像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冬季的北方植物，也会在极短暂的春夏时节匆匆开出花，结出果。他的命运也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之一。”或许有人会说，俄国、法国那些最优秀、作品最具深度的短篇小说作家，不也是在跟史蒂文森年纪相仿，或者更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吗？可是那些人都不曾像史蒂文森那样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始终活在短命预感的威胁之下。

他曾说小说是环境之诗。比起事件本身，他更喜欢从环境中自然诞生出来的场景效果。以传奇小说作家自居的他，（无论是不是自己意识到的）打算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自己作品中最宏大的传奇故事（他也关心在现实中能成功到何种程度）。因此，身为主人公的他时常要求自己所处的环境，必须跟小说描写的一样充满诗意，富于传奇的浪漫色彩。身为环境描写大师的他，如果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行动场景，并不总是值得他用精妙的描写来记录的话，就会觉得无法忍受。旁人眼中他那令人不快的装腔作势（或者叫纨绔主义）的真实面目，正源于此处。

他为什么会异想天开地牵着头驴，在法国南部的山区中游荡呢？他这个正经人家的儿子又为什么要打上皱巴巴的领带，戴上一顶系着长长的红色缎带的旧帽子，假装成一个流浪汉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让人作呕的得意扬扬的口吻，说些“玩偶虽然外表漂亮，但身体里全是锯末”之类的妇女论观点呢？二十岁的史蒂文森是个极其爱装腔作势的人，他是令人讨厌的无赖，也是被爱丁堡的上流人士排斥的家伙。这位在森严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体弱多病的白面少爷，突然开始以自己的纯洁为耻，他曾半夜逃出父亲的宅邸，徘徊于烟花巷柳之中。这个假装自己是维庸、卡萨诺瓦的风流男孩非常清楚，只有在作家这条唯一的路上，赌上自己衰弱的身体和必定不长的生命，他才能获得拯救。哪怕是在灯红酒绿和香脂艳粉的座席之间，他所选择的路也始终如同雅各在沙漠之中梦到的光之梯一样，光辉灿烂，直通渺远的星空。

十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日

由于邮船日临近，贝尔和劳埃德昨天就到城里去了，他们走后，伊奥普开始脚疼，法奥马（大汉拉斐尔的妻子像无事发生似的又回到了丈夫身边）的肩膀上长了肿包，芬妮的皮肤上则开始出黄斑。法奥马的肿包可能是丹毒所致，单靠土方子恐怕治不好。晚饭后，我骑马去找医生。这晚月色朦胧也无风，从山那边传来雷鸣声。我匆匆穿过森林，又看到那种发绿光的蘑菇在地上星星点点地亮着。拜托医生明天来看诊后，我又跟他一起喝啤酒，谈论德国文学直到九点。

昨天开始构思新的作品。时代背景是一八一二年前后。地点在拉姆马摩尔的赫米斯顿附近，以及爱丁堡地区。书名未定。《黑色地带》？或者《赫米斯顿的韦尔》？

十二月××日

扩建完成。

今年的账单寄来了，大约四千英镑。今年或许能做到收支相抵。

入夜，听到了炮声。英国军舰入港了。城中传言，我最近似乎要被逮捕押送出境。

卡斯尔出版社来信，提议将《瓶中精灵》与《法莱萨海滩》收入一册，以《岛上夜话》为名出版。这两个故事的风格相差甚远，放在一起不奇怪吗？我在想，把《声之岛》和《流浪的女人》加进去怎么样？

芬妮不同意加入《流浪的女人》。

一八九三年一月×日

低烧持续不退。消化情况也很差。

《大卫·巴尔弗》的校样还没送到。怎么回事呢？现在至少应该印好一半才行。

天气非常糟糕。雨、水花、雾、寒气。

本以为能付清的扩建费，结果只付了一半。我们家的花销怎么会这么大呢？我并不觉得过得特别奢侈。每个月初，我跟劳埃德都要为了钱的事绞尽脑汁，可总是这边刚填上坑，那边又冒出亏空。有的月份似乎终于能收支平衡了，却又赶上必须设宴招待进港的英国军舰上的士兵们。有人说我们家的用人太多。其实我们雇用的人数并不算多，只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总是在这儿闲待着，才搞得算不清准确的人数（即便加上他们，也超不过一百人吧）。不过，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我是族长，是维利马部落的酋长。大酋长不应该抱怨这等小事。而且实际上，不管有多少个土著，他们的伙食费都是有数的。还有傻瓜因为我们家女佣的长相略高于岛上一般标准，就拿维利马跟苏丹的后宫作比，说就是因为这样，钱才花得多。这显然是故意诽谤，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我这个苏丹别说精力充沛了，至多不过是个苟延残喘的病秧子。还有人拿我跟堂吉诃德、哈伦·拉希德作比，总之众说纷纭。现在，比较对象或许变成了圣保罗、卡利古拉。此外还有人说我过生日时请来一百多名客人太过奢侈。我可不记得我请过那么多人，都是他们擅自来的罢了。看在他们都是带着对我（或者说至少是对我们家的饭菜）的善意而来的分儿上，这不也是没法拒绝的事吗？至于有人说办庆贺宴时不能邀请土著，那可真是荒谬之谈。我可是宁愿谢绝白人，也想邀请他们来。这些事项的所有费用都已提前计入预算，我估计还是足以应付的。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岛上，就算想奢侈也做不到。总之，我去年靠写作挣了四千多英镑。但这些仍然不够用。我想起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他人到晚年却突然破产，随后又失去了妻子，还不停地遭受债主催逼，迫使他只能像个机器似的，匆匆写出很多拙劣之作。对他来说，只有最后到了墓地里才能得到休息。

战争的传闻再起。真是拖泥带水的波利尼西亚式战争。看似要开战却迟迟不开，看似快要停火，却又冒起了烟。这次只是在图图伊拉岛西部的酋长们之间出现了小摩擦，想来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一月××日

流感肆虐。我们家的人几乎都被传染上了。我还额外伴有咳血。

亨利·西梅勒干活真的很卖力。原本，就连身份最低贱的萨摩亚人也很讨厌搬运便桶，但身为小酋长的亨利，每晚都会毅然提起便桶，钻出蚊帐去倒掉。眼下大家的流感都快好了，他却成了最后一个被传染者，发起了烧。最近，我开玩笑地称呼他为大卫（巴尔弗）。

在病中，我又开始创作新作品，我口述，贝尔做笔录。这次写的是一位在英国当俘虏的法国贵族的经历。主人公的名字叫安诺·得·桑托·伊夫，我打算用它的英语读法“圣·艾夫斯”做标题。我拜托巴克斯特和柯文帮我寄来罗兰德森的《文章的写法》，以及关于十九世纪一十年代法国和苏格兰的风俗习惯，特别是监狱状况的参考书。《赫米斯顿的韦尔》和《圣·艾夫斯》这两本书都需要这些资料。这里没有图书馆，跟书店沟通又太费工夫，这两点实在令人为难。不过，在这里没有被记者追问的烦恼倒是件好事。

有传言称政务长官和法院院长都将辞职，但阿皮亚政府那些不讲道理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为了强行征税，他们准备加强军队力量，赶走马塔阿法。然而不管成功与否，白人的不受欢迎，人心的不安，以及岛上的经济疲敝只会越发严重。

参与政事已让我烦心不已。我甚至觉得，在这方面的成功不会给我带来除损坏人格之外的任何结果。……但我对政治的关心（关于这座岛的政治）并未减少。只不过，受长期卧病、咳血等问题的影响，我能用在创作上的时间已经受到了限制，此外还要为了政治问题花费宝贵的时间，就不免感到厌烦。但是一想到可怜的马塔阿法，我就总觉得没法集中精神。一想到自己只能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我就觉得窝囊！但是，就算给了你政治权力，你到底想做些什么呢？让马塔阿法当国王？不错。但你真觉得只要那么做，萨摩亚就能永世长存了吗？可悲的作家啊！你当真那么相信？还是说，你不过是在预料到萨摩亚即将衰亡的同时，对马塔阿法施舍些多愁善感的同情，一种最白人式的同情？

柯文在来信中说，我的书信中总是过多提及“你的黑色人和棕色人”。他觉得，对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关心会过度剥夺我的创作时间，我并非不理解他的担忧。但说到底，他（以及其他在英国的朋友）没有真正理解我对于我的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拥有怎样一种情同骨肉的感情。不只这件事，在其他所有事情上，四年没有见面，一直身处跟英国完全不同环境中的我与他们之间，或许已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吧？这种想法让人害怕。跟亲近的人长期分离可不是什么好事。即便分开后想念得要哭，但等到真正见面的那一刻，双方会意外同步地意识到这道鸿沟的存在，顿感乏味无趣吧？尽管说来可怕，但这恐怕就是事实。人会改变，时时刻刻。我们可真是一群怪物啊！

二月××日　在悉尼

自己给自己放假，预计花五周时间从奥克兰玩到悉尼，但同行的伊莎贝尔犯牙疼，芬妮得了感冒，我则是从感冒发展到胸膜炎。真不知道这趟是为什么而来。不过，我还是在本市的长老会总会和艺术俱乐部，分别做了一场演讲。被拍照，被做成纪念章，走在街上，人们回头看我，指着我，悄悄说着我的名字。名声？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是什么时候，我竟成了自己曾经蔑视的那种名人？这可太滑稽了。在萨摩亚，在土著眼中，我是个住在大宅邸里的白人酋长。对阿皮亚的白人们来说，我是政治上的敌人或伙伴。那才是一种健全得多的状态。与这个温带地区褪了色的幽灵般的风景相比，我那维利马的森林，是多么美丽啊！我那轻风拂过的家，又是多么耀眼！

和引退在此地的新西兰之父——乔治·格雷爵士会面。讨厌政治家的我请求与他见面，全是因为我相信他是个真正的人——为毛利族奉献出最博大无私之爱的人。见面后，我发现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老人。他真的非常了解土著，甚至对土著们微妙的生活情感也了如指掌。他让自己变身为一个真正的毛利人，事事为他们着想。作为殖民地的总督，这实属异例。他赋予毛利人跟英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并准予他们参选众议院议员。为此，白人移民大为不悦，还辞去了职务。然而，多亏了他的这些努力，如今的新西兰已成为最理想的殖民地。我跟他讲了自己在萨摩亚所做的事和想做的事，尽管我无力帮他们实现政治自由，但我打算为了土著们将来的生活和幸福而竭尽全力。老人对我说的话一一回以共鸣和鼓励。他说：“决不能绝望。我是能够真正领悟任何情况下绝望都是无用的为数不多的长寿老人之一。”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洞悉低级庸俗之事，却没有丧失高尚品质的人，理应得到尊重。

摘一片树叶来看看，不同于萨摩亚那油光发亮的浓郁绿意，这里的树叶完全没有生气，像是褪了色一般。等胸膜炎一痊愈，我就要赶快回到岛上去，回到那个绿金色的微粒子无论何时都在空中闪闪发光的耀眼小岛上去。文明世界的大都市简直让我窒息。噪声是多么烦人！金属碰撞出的坚硬机械声响真令人焦躁！

四月×日

澳洲行归来之后，我和芬妮的病情终于好转。

令人愉悦的清晨。天空的颜色美丽、深邃、崭新。现在，只有遥远太平洋的轻声细语，才能打破这里莫大的沉寂。

就在之前的短途旅行及随后生病的期间，岛上的政治形势变得非常紧张。政府一方对马塔阿法，或者叫叛乱者一方的挑战态度越发明显。据说，他们打算没收土著手上的所有武器。眼下政府的军备肯定相当充足。与一年前相比，形势明显对马塔阿法不利。见过官员们和酋长们之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认真考虑怎样避免战争，这让我非常意外。白人官员只想着利用这次战争来扩充自己的控制权，而土著，特别是青年土著们，他们只是一听到“战争”二字，就会变得热血沸腾。马塔阿法却是出乎意料地沉着。他还没有意识到形势对他的不利。他以及他的部下，似乎都把战争当成一种跟自己的意志无关的自然现象。

拉乌佩帕国王拒绝了我想在他与马塔阿法之间进行的调停。当我们面对面时，他是个非常亲切和蔼的人，但一见不到面，他就立马变成了这样。显然，这并非他自己的意思。

除了将波利尼西亚人的优柔寡断不易引发战争当作唯一的希望，我就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了吗？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如果能拥有不滥用权力的理性的话。

在劳埃德的帮助下，《退潮》的创作正在缓慢进行中。

五月×日

苦心创作《退潮》。花了三周时间，终于写完二十四页。但从整体来看，还有重写一次的必要（一想到司各特那惊人的写作速度就心烦）。最重要的是，《退潮》是一部无趣的作品。从前，我是那么喜欢重读自己前一天写的东西。

为了跟政府交涉，马塔阿法那边的代表每天都要往返于玛利尔与阿皮亚之间，听说此事后，我把他们带回家，让他们以后从我家去阿皮亚。毕竟每天都要往返十四英里太辛苦了。不过因为这件事，我现在被公认为叛乱者中的一员。寄给我的书信必须一一接受首席法官的检阅。

晚上，阅读雷南的《基督教的起源》，内容非常精彩有趣。

五月××日

今天是邮船日，但我只寄出了十五页稿子（《退潮》）。我已经厌倦了这份工作。要继续写史蒂文森家的历史吗？还是《赫米斯顿的韦尔》？我对《退潮》实在不满意。就行文而言，语言上的修饰过多，我想要更坦诚的书写。

收税官来催缴新家的税款。去邮局取了六本《岛上夜话》。书中的插画让我大吃一惊，这个插画家一定没有见过南洋。

六月××日

消化不良、吸烟过多，加上赚不来钱的过度疲劳，我感觉自己真的要死了。

《退潮》总算是写到了一百页。还有一个人物的性格没有准确把握住。而且，我最近连文字表达都很费力，这可真是不像话，为了写好一句话要花上半个小时。即便随意将好多个类似的句子放在一起看，也总是找不出满意的那一句。这种愚蠢的辛苦，创造不出任何东西。这只是毫无意义的蒸馏。

今天，从早晨开始一直刮西风，下雨、水花四溅、降温。我站在阳台上，忽然间，一种不同寻常的（乍一看毫无根据的）情感穿过我的身体。我打了个踉跄。随后也终于找到了原因。我意识到，自己又找到了苏格兰式的气氛和苏格兰式的精神与肉体的状态。这种完全不同于平日里萨摩亚的寒冷、潮湿、灰蒙蒙的风景，让我不知不觉地又找回了那种状态。高原上的小屋。泥炭燃烧的烟。潮湿的衣服。威士忌。那条有鳟鱼跃出水面的打着漩涡的小河。此刻，就连瓦伊特林卡河传来的水声，都让我感觉像是在高原上听到的急流声。

我是为了什么离开故乡，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难道就是为了带着这种揪心的思念，回忆起万里之外的故乡吗？忽然，我心中冒出一个毫无关联的奇妙疑问——至今为止，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什么伟大功绩呢？这种想法真奇怪。我为什么又期望着知道这种事呢？过不了多久，我、英国、英语，就连我的子孙，全部都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形象能留在他人心里，哪怕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真是毫无意义的自我慰藉……

我会被这种阴郁心情搅扰，想来也是疲劳过度与创作《退潮》的痛苦所招致的结果。

六月××日

《退潮》陷入触礁搁浅状态，暂时放置不管，《工程师之家》的祖父一章已写完。

《退潮》会成为我最糟糕的作品吗？

我开始讨厌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至少是我笔下的小说形式。

医生来看诊，嘱咐我该稍微休养一段时间。还说让我停止写作，只做些轻松的户外运动。

十一

他不相信医生。医生只能止住一时的苦痛。虽然医生能找出患者肉体上的问题（与一般人的普通生理状态比较而言的异常问题），但是关于这一肉体问题与患者自身精神生活的关联，以及估算这种肉体问题在患者的人生规划中应当占据何种程度的重要性，医生全都一无所知。如果单单依据医嘱就要改变一生的计划，那将是多么应该被唾弃的物质主义、肉体万能主义啊！“不管怎样，开始你的创作吧！哪怕医生无法保证你还有一年，甚至一个月的余命，也要无所畏惧地继续工作，然后看看你在一周里取得的成果吧！值得我们赞美的有意义的劳作，不只有那些被完成的工作。”

然而，面对自己稍微疲劳过度就会立刻晕倒或咳血的状况，他也没了办法。无论他多么想无视医生的话，唯有这些症状是令人无能为力的现实（不过说来奇怪的是，除却疾病会妨碍他创作这一实际问题，他看起来并没有为自己的体弱多病感到那么不幸。即便在咳血时，他也会从自己身上找出些R.L.S式的东西，并为之感到些许满足：如果他得的是会导致脸部出现难看浮肿的肾炎，定会觉得非常讨厌吧）。

就这样，当他年纪轻轻便意识到自己的寿命短暂时，理所当然地想到了一条安逸的未来之路——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活下去。放弃辛苦的创作，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因为他的父亲相当富有），将自己所有的智慧和教养都用在鉴赏和享受上。那将是多么美好快乐的生活方式啊！事实上，即便身为鉴赏家，他也有自信不落入二流。然而，某种无法逃脱的东西带他远离了那条安逸的道路。那种东西无疑并非他自己本身。当它降临在他身上时，如同坐在秋千上被高高推向半空的孩子，他只能茫然地把自己交给那股力量。他仿佛浑身充满电流，只顾不停地写啊写啊。至于写作会让寿命缩减的担忧，早就被他不知忘到何处去了。就算努力保养身体，又能多活多久呢！就算能长命百岁，如果不是活在写作这条路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此，二十年过去了。医生曾说他活不到四十岁，他也已经又多活了三年。

史蒂文森时常想起他的表哥鲍勃。对二十岁前后的史蒂文森而言，这位年长他三岁的表兄，是在思想和兴趣上，对他有着最直接影响的老师。鲍勃是一位才华横溢、兴趣高雅、知识渊博的深不可测的才子。但他做过些什么呢？他没有任何成就。他现在在巴黎，跟二十年前一样，依然通晓万事，却毫无所成，不过一介业余爱好者。并不是说他没有闯出名声，而是说他的精神从年轻时起就再没有成长过。

二十年前将史蒂文森从业余爱好中拯救出来的戴蒙，着实值得称赞。

大概是受到童年时期最熟悉的玩具——“一便士黑白，两便士彩色”的纸戏剧（从玩具店买回来后在家组装，然后自己导演着玩，内容有《阿拉丁》《罗宾汉》《三根手指的杰克》等）的影响，史蒂文森的创作总是从他回忆起来的一个又一个情景开始。最初，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情景，然后才会联想到跟这个情景氛围相符的故事事件、人物性格。随着十几个情景接连出现，能将这些舞台情景串联起来的故事也一齐涌进他的脑海。最后，通过将这些鲜活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地依次描写出来，他的故事便愉快地诞生了。这就是被评论家说成浅薄、缺乏性格的R.L.S创作的通俗小说。除此之外，他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创作方法——譬如，以举例论证某个哲学观点为目标，再确定故事的整体构思，或者是为了说明某种性格而虚构事件。

在史蒂文森眼中，他在路边偶然看到的一个情景，都仿佛是在讲述一个至今没人写过的故事。一张面庞、一个动作，在他看来都同样可以成为一个未知故事的开始。如果说像《仲夏夜之梦》那样，能为那些没有姓名和归宿的事物赋予明确表达的人就是诗人——作家的话，史蒂文森毋庸置疑是一位天生的故事作家。看着一处风景，在脑海中构思出一个与之相符的事件，对史蒂文森来说，这件事从小时候起，就已然是跟食欲一样强烈的本能。每次去柯林顿外祖父家时，他总是会为那里的森林、河流和水车，创造与之相符的故事，并让《威弗利》中的诸位人物——盖伊·马纳林、罗布·罗伊、安德鲁·冯萨比斯等人尽情登场表演。这位面色苍白、身体羸弱的少年的癖好，直到现在也不曾改变。更确切地说，除了这种幼稚的妄想以外，可怜的大小说家R.L.S对创作冲动一无所知。如云般涌现的妄想情景，如万花镜像般的画面狂舞，史蒂文森只是将自己的所见如实地化作文字（因此，剩下的只有技巧问题。而他对自己的写作技巧充满自信）。这就是他独一无二、快乐无比的创作方法。也谈不上是好还是坏，因为史蒂文森并不知道其他方法。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会坚持用我的方法，写好我的故事。人生短暂。人，不过就是Pulvis et Umbra。干吗要为了讨牡蛎、蝙蝠们的欢心而让自己痛苦，去写那些乏味严肃，拾人牙慧的作品呢？我只为我自己而写。哪怕我连一个读者都没有，只要我自己这个最忠实的读者还在，我就要为自己写下去。就来见识见识你们亲爱的R.L.S的独断专行吧！”

事实上，作品一写完，他就会放下自己的作者身份，变身为这部作品的忠实读者。一位比任何人都充满热情的忠实读者。他会把它完全当成别人的作品，以一个不知道其情节、结局的读者身份，兴致勃勃地埋头阅读。不过，唯有这次的《退潮》是强忍着也读不下去。是他的才能干涸了吗？还是肉体衰弱导致的自信减退？史蒂文森辛苦地喘着气，几乎是只依靠着惯性，有气无力地继续写着书稿。

十二

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战争不远了。

昨天，拉乌佩帕国王戴着面具骑着马，不知是为了什么事，匆匆忙忙从我们家门前的路上经过。厨师说他是亲眼所见。

另外，马塔阿法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必定会看到昨晚还没出现过的，新的白人的箱子（弹药箱）包围在家门外。至于那些箱子从哪里汇集于此，他自己也不清楚。

列队行进的武装士兵和酋长们之间的往来，都逐渐频繁起来。

六月二十七日

去城里打探消息。真是众说纷纭。听说昨天深夜时有鼓声响起，人们拿起武器赶往穆里努，最终却无事发生。眼下，阿皮亚市内还平安无事。虽然也询问过市参事官，但他只说没有新消息。

从市里走到西边的渡口，我想着去看看马塔阿法那边村子的情况，便骑上了马。一路朝着威姆斯方向而去，路边的人家里传来人们的吵嚷声，但他们并没有武装起来。穿过河，走了三百码后，又遇到一条河。河对岸的树荫下，有七个肩扛温彻斯特步枪的哨兵。当我靠近时，他们不动也不发问，只是用目光紧盯着我。我打发马喝水，向他们打招呼道“塔洛法”，便从他们把守的地方走了过去。哨兵队队长也回我道“塔洛法”。

再往前走，只见村子里挤满了武装兵。我经过了一栋中国商人居住的洋楼。洋楼门口飘扬着“中立旗”。阳台上站着很多人，有许多女人正站在那里向外张望，其中还有人拿着枪。不单是这个中国人，住在岛上的所有外国人都在拼命保护自己的财产（听说首席法官和政务长官已从穆里努跑到蒂沃利旅馆去避难了）。途中，遇到一队土著民兵扛着枪，带着弹药筒，神采奕奕地行进而来。

抵达威姆斯。村子广场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男人。会议室里也挤满了人，一位演讲者正脸朝外站在门口，大声发表着讲话。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愉悦而兴奋的神采。我去了熟识的老酋长家，他跟上一次见面时变了许多，看起来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稍事休息后，我们一起吸了斯路易。出门准备回家时，一个脸上勾画着黑色图案，身后的腰布卷起，露出臀部刺青的男人走上前，展示起奇怪的舞蹈，他把短刀高高扔向半空，又准确无误地接回手里。真是野性又充满幻想、生气勃勃的表演。我曾见过少年做这种表演，想来定是某种战时的仪式吧。

回到家后，他们那紧张而幸福的脸庞，依然在我脑海里打转。我们身体里古老的野蛮人觉醒，如种马一般亢奋不已。但是，我必须无视这些骚乱，按兵不动。因为事到如今，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对他们那些可怜人而言，我不去插手，或许还能帮上一些忙。至于捅破脓包之后的处理工作，我们也许还能提供一点点帮助。

无力的文人啊！我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带着纳税一般的心情继续写书稿。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扛着温彻斯特步枪的战士身影。战争的确是个太大的诱惑。

六月三十日

带着芬妮和贝尔去城里。在国际俱乐部用午餐。饭后前往玛利尔那边看了看。跟前些天不同，今天那里格外安静。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家里也没有人在，也看不到枪支。回到阿皮亚，到公安委员会去露了个面。晚餐过后，顺路去参加舞会，跳到疲惫后回家。在舞会上听闻莱托努的酋长曾说：“是图西塔拉引发了这次纷争，他和他的家人理应受到惩罚。”

我必须战胜出去加入战争这种幼稚的诱惑。我的头等任务是要守护好自己的家。

阿皮亚的白人中也弥漫起恐慌情绪。比如想着战争一旦爆发，就要跑去军舰上避难。眼下，有两艘德国军舰在港。“奥兰多号”应该也快要进港了。

七月四日

近两三天，政府军队（土著民兵）陆续在阿皮亚集结。成群的小船满载着古铜色的战士，顺风驶入港口。船头上，一个男人正做着空翻以提振军心。战士们在船上发出威吓似的奇异的呐喊声。胡乱敲击的鼓声。调子混乱的喇叭声。

阿皮亚市内的红色手帕已经脱销。因为红色手帕做的包头巾是马列托亚（乌拉佩帕）军队的制服。脸上勾画着黑色图案、裹着红色包头巾的青年们搞得城中混乱不堪。打着欧式阳伞的少女与装扮奇异的战士一起走在街上的光景，看起来实在有趣。

七月八日

战争终于开始了。

晚饭后，有人来传话说，负伤者们被送到了宣教之家。我跟芬妮、劳埃德一起提着灯笼，骑马前往。夜晚的气温降了不少，但星星很多。把灯笼留在塔努加马诺诺，剩下的路只需借着星光行进。

阿皮亚市以及我自己，都处在某种奇妙的兴奋状态中。我的兴奋其实是一种忧郁而残忍的情绪，而其他人的兴奋则处于茫然，或者说愤怒的状态中。

充当临时医院的是一座长方形的空旷建筑，屋子正中央摆放着手术台，在场的十个伤员分散躺在角落里，每个人身边都有人守着。个子娇小，戴着眼镜的护士拉吉小姐，今天看起来格外可靠。德国军舰上的看护兵也来了。

医生到现在还没有来。一位伤员的身体正在逐渐变凉。那是一位体格相当健壮的萨摩亚人，肤色极黑，一副阿拉伯人似的鹫形长相。他的身边围着七个亲戚，正在帮他按摩手脚。他好像是肺部被打穿了。已经有人匆忙跑去请德国军舰上的军医了。

我也有我需要做的工作。为了收容后续会被送来的伤员，克拉克牧师他们说想借用公共礼堂，为此我跑遍城中，去把委员们叫醒（因为我最近刚刚加入公安委员会），召开了紧急委员会，确定可以提供公共礼堂（有一人反对，但最终被说服）。此外，关于筹集相关费用的提议也通过了。

半夜回到医院。医生终于来了。两位伤员已经生命垂危。其中一人腹部中枪，他的脸部扭曲着，却默不作声。其实他已经不省人事，那样子看着令人心痛。

刚才那位肺部受伤的酋长正靠在墙边，他看起来仿佛是在等待生命中最后的天使降临。家人们支撑着他的手脚，个个都沉默不语。突然，一个女人抱着将死酋长的膝盖，大声恸哭起来。哭声大约持续了五秒钟，她就再次陷入让人揪心的沉默中。

凌晨两点过后回到家。综合城里的各种流言来看，战况似乎对马塔阿法不利。

七月九日

战争的结果终于明朗。

昨天，拉乌佩帕的军队从阿皮亚出发向西进攻，正午时分，遭遇马塔阿法的军队。然而滑稽的是，起初他们非但没有交战，反而还相拥一团，对饮起卡瓦酒，开始了热闹的联欢。随后，某个人无意间突然打响的一发假炮，立刻让联欢转变为混战，最终演变成真正的战争。到傍晚时，马塔阿法军队撤退，据守在玛利尔外围的石墙一带，打了一夜防御战，但是到今天早晨，他们终于还是被击败了。听说马塔阿法烧毁村庄后，乘船逃亡到萨瓦伊岛了。

长期以来，马塔阿法都是岛民们的精神领袖，面对他的没落，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如果是一年前，他本可以轻松肃清拉乌佩帕和白人政府。我那些棕色皮肤的朋友，想必大多都要跟马塔阿法一起受罪了。我为他们做过什么？今后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就是个该遭蔑视的墙头草！

午饭过后去城里。到医院时，乌尔（那位肺部受伤的酋长的名字）竟然不可思议地还活着。那个腹部受伤的男人已经死了。

斩获的十一颗头颅被带回了穆里努。令土著们惊恐不已的是，其中竟然有一颗少女的头颅。而且，她还是萨瓦伊岛上某个村子里的塔乌波乌（村里最美的姑娘）。在以南洋骑士自居的萨摩亚人中，这是不可饶恕的暴行。因此，听说只有这个少女的头颅被用最高级的丝绸包裹着，连同一封言辞恳切的道歉信一起，被立刻送回了玛利尔。这位少女一定是在给父亲运送弹药时中枪的。她留着男人式的短发，大概是剪下自己的长发为父亲做了头盔上的饰毛，有人说她是被误当成男人才被割下头颅的。不过，她被上天赐予的这种死法，跟她的美是多么不相称啊！

只有马塔阿法的侄子雷乌佩佩的头颅和身躯都被运了回来。拉乌佩帕在穆里努的大街上，检阅了他的尸体，并向自己的部下们发表了感谢演说。

再次去医院时，护士和看护兵一个都没在，我只看到了伤员家属的身影。伤员和陪床的家人都枕着木枕在睡午觉。其中有一位患了轻伤的美少年，他身边有两个少女做陪护，她们俩一左一右地横躺在少年身边，跟他枕着一个枕头。而在另一处角落里，躺着一位没人陪床的伤员，他的脸上一副被人抛弃后毅然决然的神情。尽管跟那位美少年相比，他的神态要高雅庄严得多，但他的容貌并不算美。面部构造上的微小差别，竟然能带来这么大的差异！

七月十日

今天累到动不了。

听说又有更多头颅被带回穆里努。想要禁止猎头风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证明自己的勇敢？”“大卫打败歌利亚，不是也把巨人的头颅带回家了吗？”他们会如此反驳。不过，唯有这次砍下少女头颅的事，让他们感到非常羞愧。

马塔阿法已被安全迎接到萨瓦伊岛上的传闻，和他被拒绝登上萨瓦伊岛的传闻同时出现。到底哪个是真的，还无法辨别。如果他真的已经被迎接到萨瓦伊岛上，恐怕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吧。

七月十二日

仍无确切报道，只有流言频出。据说拉乌佩帕的军队已向马诺诺岛进发。

七月十三日

马塔阿法被萨瓦伊岛驱逐，又回到了马诺诺岛。这次是可靠消息。

七月十七日

拜访了最近刚停泊在港口的“卡图巴号”的舰长比克福德。他收到镇压马塔阿法的命令，明早拂晓时分，就要起航前往马诺诺岛。我请求舰长能够尽可能地善待他。

然而，马塔阿法会厚着脸皮投降吗？他的部下们会甘愿解除武装吗？

我找不到能往马诺诺岛寄去一封鼓励信的办法。

十三

面对德、英、美三国，败军马塔阿法显然是大势已去。火速赶到马诺诺岛的比克福德舰长，催促他在三个小时内投降。最终，马塔阿法投降，同一时间，追击而来的拉乌佩帕军队，将马诺诺岛烧毁并掠夺一空。马塔阿法被剥夺称号，流放到遥远的贾卢伊特岛，他手下的十三位酋长也分别被流放到其他岛上。叛乱一方的所有村庄被处罚款六千六百英镑。二十七位大小酋长被关进穆里努监狱。这就是此次战争的最终结果。

史蒂文森积极地四处奔走也毫无成效。流放者不允许带家属，而且其中几人还被禁止通信。能去拜访他们的只有牧师。史蒂文森想把给马塔阿法的书信和礼物托付给天主教的教徒转交，但遭到了拒绝。马塔阿法被切断了与所有亲友和熟悉土地的联系，只能在那个北方的低矮珊瑚岛上，喝着咸水度日（拥有丰富的高山溪流资源的萨摩亚人最不喜欢喝含盐分的水）。

马塔阿法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罪名”不过是遵从了萨摩亚自古以来的习俗，谢绝了本该属于他的王位，耐心地等待了太久。正因如此，他才会被敌人钻了空子，被拉入争斗，被冠以“叛乱者”的称号。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向阿皮亚政府老实地缴纳税金的人是他。采纳少数白人提出的禁止猎头的主张，并第一个要求部下严格执行的人也是他。他是包括白人在内的所有萨摩亚居民中，最不会说谎的人（史蒂文森坚信）。但是，史蒂文森却无法为挽救这个不幸的男人做出一丁点儿贡献。马塔阿法曾经那样信任他。被禁止通信的马塔阿法，恐怕正对史蒂文森很是失望吧，他会认为史蒂文森只会说些热情的漂亮话，到头来不过是个不会给予自己真正帮助的白人（一个并不独特的白人）。

阵亡者家中的女人们来到自己亲属战死的地方，在那里铺上花席子。当看到有蝴蝶或其他昆虫被花席子吸引，并停留下来时，她们会先把其赶走，如果再来，就再次赶走。当它们第三次回到花席子上停留下来时，就会被当作在那里战死的亲人的灵魂。女人们会小心翼翼地抓住那些虫子，带回家里供奉。这种悲伤的场景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有传言说那些被关进监狱的酋长，每天都要遭受笞刑。耳闻目睹着这些事的史蒂文森，责备自己是个毫无用处的文人。他又开始写许久没有给《泰晤士报》写过的公开信。

除了肉体上的衰弱与创作上的不顺，眼下，一种对自己、对世界的难以言状的愤怒，每一天都在折磨着史蒂文森。

十四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日

快要下雨的恼人清晨，巨大的云团。海面上是同样巨大的蓝灰色云影。已是早上七点，但房间里依然开着灯。

贝尔需要服用奎宁，劳埃德吃坏了肚子，我则雅致地有一点点咳血。

真是个令人不快的早晨。错综复杂的悲惨情绪包围着我。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悲剧正在发挥作用，逐渐将我封锁进难以获救的黑暗之中。

生活不是只有啤酒和九柱戏。但是到头来，我还是相信事物存在有其终极的合理性。就算我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坠入地狱，我的这一信念也不会改变。不过尽管如此，活着依然艰辛。我承认我在自己的活法上所犯的错，在结果面前，我只能悲惨而严肃地顿首……我只能接受一切，正所谓Il faut cultiver son jardin。可怜人类智慧的终极表现便在于此。重新回到我那毫无进展的创作工作中。我再次捡起《赫米斯顿的韦尔》，可还是感觉很难继续下去。《圣·艾夫斯》也在缓慢进行中。

我知道脑力工作者都会经历一个转换期，因此我对现状并不感到绝望。只是，我在文学创作上遇到了障碍也是事实。我对《圣·艾夫斯》也没有信心。庸俗的小说。

为什么年轻时没有选择一种踏实平凡的职业呢？我现在忽然这样想。如果选择了那样的职业，遇到眼下这种低谷期，我也会靠自己的力量顺利渡过难关吧。

我的技巧抛弃了我，我的灵感也抛弃了我，就连我经过长时间英雄般的努力所掌握的创作风格，好像也消失了。失去自己风格的作家是悲惨的。因为我必须靠一点一点的意志，去调动至今为止在无意识状态下运动的平滑肌。

对了，听说《救援船》的销量相当不错。对《卡特丽娜》（《大卫·巴尔弗》的改名）的评价不高，《救援船》竟然会畅销，这可真是一种讽刺。总之还是别太绝望，等待灵感的二次降临吧。今后，我不可能再次回到身体健康，头脑思路也变灵活的状态，但是，从思维方式上来看，文学这东西或多或少就是一种病态分泌。按照爱默生的说法，人的智慧是根据其所怀希望的有无多少来计算的。所以，我也不能丢掉希望啊。

可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觉得身为艺术家的自己有多了不起。我自身的极限太过明显。我只当自己是个老派匠人。那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技术水平下降了？如今，我成了毫无用处的累赘。原因有二：其一，这二十年来积攒的辛劳与疾病；其二，能从牛奶中挤出的奶油已经被彻底挤尽了……

喧闹的雨声自森林方向靠近。转瞬间，猛烈的雨击屋顶声响起。湿润大地的味道。这种清爽的气息给人置身高原的感觉。窗外，暴雨就像是无数根水晶棒，在万物之上砸出激烈的水花。风，风带来了令人愉悦的凉意。雨很快就过去了，但它下在附近区域的声音，听起来依旧激烈。一滴雨水穿过竹帘，溅到我脸上。屋檐上流下的雨水，如同小河似的从窗前落下。真痛快！我心里的某种感觉仿佛被触动了。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沼泽地中雨水的古老记忆？

我走到阳台上，听着雨声，感觉很想说些什么。说什么呢？说些像这雨一样激烈的东西，我性格里没有的东西。比如世界是一个谬误之类的。为什么是谬误？我想得可没那么细致。因为我写不好小说，也因为有大大小小太多无聊烦心的事灌进耳朵。不过，在这些烦人的负担之中，没有比要不停挣钱这一永恒的负担更沉重的了。真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两年都不用写作的地方！就算那地方是疯人院，我会选择不去吗？

十一月××日

因为腹泻，我的生日聚会被推迟了一周，改为今天举办。十五头蒸乳猪、一百磅牛肉、一百磅猪肉、水果，还有柠檬水的味道、咖啡的香气，以及波尔多红酒。楼上楼下到处是花、花、花。我们还临时设置了能拴六十匹马的场地。大概会来一百五十位客人吧？下午三点左右来，七点走。就像海啸来袭一样。大酋长塞乌马努将自己的一个称号赠送给我。

十一月××日

前往阿皮亚，在街上雇了一辆马车，和芬妮、贝尔、劳埃德一起光明正大地乘车进入监狱。此行是为了给关押中的马塔阿法的部下们送去卡瓦酒、香烟等礼物。

在镀金铁栏杆的包围下，我们跟我们的政治犯，以及监狱长乌尔姆布兰特一起喝了卡瓦酒。其中一位酋长在喝卡瓦酒时，先伸直了胳膊，将杯中的酒缓缓倒在地上，用祈祷时的语调说道：“请上帝也来加入我们吧。这是一场多么美好的宴席啊！”但我们送去的只是一种名叫斯匹特·阿瓦（卡瓦酒）的劣等酒。

最近，用人们都有点怠惰（虽说如此，但跟一般的萨摩亚人相比，他们绝对算不上怠惰。有个白人就曾说：“萨摩亚人通常只走不跑，只有维利马人是例外。”这话让我觉得很自豪），我便让塔罗罗帮忙翻译，训了他们一顿。还宣布最懒的人薪水要减半，谁知那个人只是老实地点点头，害羞地笑了笑。刚来这里的那段时间，我要是把用人的薪水减掉六先令，那个人就会立马停止工作。但是现在，他们似乎把我当成了他们的酋长。被减薪的是一位叫提亚的老人，他是个做萨摩亚菜（给用人们）的厨师，但却拥有一种堪称完美的出众气质。那是过去名震南洋的萨摩亚战士所拥有的典型体格和容貌。但是，谁能想到他其实是个软硬不吃的投机者！

十二月×日

万里无云，热得要命。受监狱中酋长们的邀请，午后，顶着烈日灼晒，骑乘四英里半，去狱中赴宴。这算是前几天那次探监的回礼吗？他们摘下自己的乌拉（用许多深红色种子穿成的项链），戴到我脖子上，称呼我是“他们唯一的朋友”。对身处监狱中的人而言，这是场相当自由丰盛的宴会。他们将十三枚花席子、三十把蒲扇、五头猪、成堆的鱼，还有比鱼更多的芋头送给我当礼物。我谢绝称东西太多拿不了，他们则说：“不行，请务必带上这些东西，从拉乌佩帕国王的家门前经过。国王一定会嫉妒你。”我脖子上的乌拉，似乎也是从前拉乌佩帕想要的东西。气一气国王是这些犯人酋长的目的之一。我将成堆的礼物放上车，戴着红色的项链，跨上马，像马戏团游行一般，在阿皮亚街头人们的惊叹声中，悠然自得地往家走去。我确实打国王家门前经过了，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心生嫉妒。

十二月×日

进展不顺的《退潮》终于写完了。它算是一部劣作吗？

最近，一直在读蒙田的第二卷。二十岁之前，我曾为了学习创作风格读过这本书，真是一部惊世之作。那个时候，我从这本书中能读懂些什么呢？

读过如此伟大的作品之后，其他作家看起来便成了小孩，让人没有了读他们作品的欲望。这是事实。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质疑小说是所有书籍中最好（或者说最强）的一种。能够附身于读者，夺走其灵魂，化身其血肉，被完全吸收的书籍作品只有小说。而其他书籍中，总会残留一些燃烧不尽的东西。我现在在低谷中挣扎是一回事，而我在小说创作这条路上感受到的无比自豪感则是另一回事。

因在土著与白人中丧失威信，以及接连发生纷争，政务长官冯·皮尔扎赫终于引咎辞职。法院院长应该也会在近期辞职。眼下，他的法院已经关门，但他的口袋还为了接收薪水而敞开着。他的继任者已内定为伊达先生。总之，在新政务长官到任之前，萨摩亚还是和从前一样，实施由英、美、德三国领事掌权的三头政治体制。

阿纳地区有即将发生暴动的趋势。

十五

自从马塔阿法被流放之后，土著们的暴动从未停止过。

一八九三年年末，前萨摩亚国王塔马塞塞的遗孤，率领图普阿一族举兵起义。小塔马塞塞宣称要将国王和所有白人驱逐出岛（或歼灭），结果却遭到拉乌佩帕国王麾下的萨瓦伊军队攻击，最终在阿纳溃败。

作为对叛军的处罚，图普阿一族仅仅被没收了五十挺枪，征收了未付的税款，并被要求修建二十英里公路。与之相比，之前对马塔阿法的严惩就太不公平了。因为父亲塔马塞塞曾是德国人拥立的傀儡，所以小塔马塞塞得到了部分德国人的支持。史蒂文森又尝试向各方提出了无用的抗议。他提出的当然不是给予小塔马塞塞严惩，而是请求为马塔阿法减刑。如今，只要史蒂文森一说出马塔阿法的名字，人们就已然要笑出声了。但他是当真生了气，向本国的报纸和杂志，一次又一次地控诉着在萨摩亚发生的不公之事。

在这次骚乱中，猎头行为依然盛行。“猎头反对论”的支持者史蒂文森，立即提出了处罚猎头者的要求。在骚乱即将开始之前，新任首席法官伊达已经在议会上颁布了猎头禁止令，因此，史蒂文森的要求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处罚并没有被执行。史蒂文森非常愤怒。岛上的宗教人士对猎头行为意外地漠不关心，也令他气愤不已。目前，萨瓦伊族依然固守猎头习俗，不过图阿马桑加族以割耳朵替代了割头。马塔阿法的部下则跟他当年一样，大体上杜绝了猎头行为。史蒂文森认为，只要努力定能消灭这种恶习。

吸取了赛达尔·克兰茨弊政的教训，如今这位首席法官正在逐步恢复政府在白人与土著居民中的信誉。然而，小规模的暴动、土著之间的纷争，以及针对白人的恐吓，在一八九四年这一整年中，始终没有停止过。

十六

一八九四年二月×日

昨晚，我照例在家附近的小屋中独自工作时，拉斐尔提着灯笼，给我带来了芬妮写的字条。字条上写道：“咱们家的森林里好像聚集了很多暴民，赶快回来。”我光着脚，带着手枪，跟拉斐尔一起往家走去。途中遇到来找我的芬妮，我们一起回到家，度过了可怕的一夜。

整个晚上，一直能听到从塔努加马诺诺方向传来的击鼓声和呐喊声。在那遥远的山下街道中，他们仿佛是在月光（月亮出来得很晚）下上演着发疯的戏码。我们家的森林里好像真的藏着土著，但他们却意外地安静。这么静悄悄的反倒让人害怕。月亮出来之前，停泊在港口里的德国军舰开启了探照灯，巨大的苍白光柱在黑暗的天空中盘旋，看起来非常美。我上床准备睡时，颈部的风湿痛又犯了，搞得我怎么也睡不着。等到第九次快要睡着的时候，又听到从男佣的房间那边传来古怪的呻吟声。我按着脖子，拿好手枪，往男佣的房间走去。原来他们都还没睡，正在打扑克牌赌博。刚才的夸张叫声是笨蛋密西弗罗输牌时发出的。

今早八点，伴随着击鼓声，一队像是巡逻兵的土著，从我家左手边的森林里冒出来。随后，右手边绵延向瓦埃尔山的森林里，也走出来几个兵。他们两队人马合二为一，一起走进我们家，看起来至多有五十人。我拿出饼干和卡瓦酒招待他们，吃饱喝足后，这些兵又老老实实地向阿皮亚市方向行进而去。

多么愚蠢的威吓。不过，领事们昨晚怕是一夜没睡吧。

前几天去城里时，一位不认识的土著给了我一个用蓝色信封装着的正式书信。那是一封恐吓信，说白人不应该跟国王的人扯上关系，也不应该接受他们的赠礼……他们是觉得我背叛了马塔阿法吗？

三月×日

在写《圣·艾夫斯》期间，我六个月前想要的参考书终于送到了。没想到一八一四年的囚犯们居然穿着这么奇怪的囚服，一周还会刮两次胡子！看来我需要全部重写了。

收到梅瑞狄斯先生寄来的一封言辞诚恳的信。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他的著作《包尚的事业》，至今仍是我在南太平洋上最爱读的书之一。

每天，除了为少年奥斯汀上历史课之外，最近还会在星期日去学校当老师。起初是因为受人所托，又觉得有趣才去的，现在要靠糖果和奖赏才能吸引孩子们来上课，也不知道这份工作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查托与温都斯书局来信说，想按照巴克斯特和柯文拟订的方案，出一套我的作品全集。这套书将采用跟司各特四十八卷版《威弗利小说集》相同的红色装帧，一共二十卷，发行一千部限定版，使用添加了我名字首字母水印的特殊纸张印刷。我已成为生前就能出版如此豪华作品集的作家了吗？对此我虽抱有疑问，但朋友们的好意着实令人感激。不过，我浏览了一下目录，唯有那几篇年轻时令人汗颜的随笔，无论如何我都要让他们删掉。

我如今的人气（？）能持续到何时，我不知道。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相信大众。他们的批评是明智还是愚蠢呢？能从混沌之中挑选出《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并让其留存至今，对此我不得不说他们是明智的。但是现实中的他们，即便是出于情面，能称得上是明智吗？老实说，我不相信他们。但是这么一来，我到底是在为谁写作呢？说到底，我还是在为他们而写，为了能让他们读我的小说而写。如果说我是为了他们之中少数的优秀之人而写，那自然是谎言。如果我的作品只能得到少数评论家的赞赏，却不被大众认可的话，那我显然是不幸的。我轻视他们，却又要完全依靠他们。这是不是有点像任性的儿子和他无知却宽容的父亲呢？

罗伯特·费格森。罗伯特·巴安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费格森预言了必将到来的伟大事物，巴安兹则让这一伟大事物成为现实，而我不过是在步前人后尘。在苏格兰的这三位罗伯特之中，除了伟大的巴安兹，费格森和我实在太过相似。在青年时代的某段时期里，我曾沉迷于费格森的诗（以及维庸的诗）。他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们同样体弱多病，同样在糟蹋自己，同样被人厌恶、内心痛苦，最终，死在疯人院里（只有这点我跟他不同）。如今，他那些优美的诗作几乎已被人遗忘，但才能远逊于他的R.L.S却苟活至今，甚至还要出版一套豪华的作品全集。这种对比让我感到痛心。

五月×日

早晨，胃痛难忍，服用了鸦片酊。由此感觉喉咙干渴，且频繁出现手脚麻痹感，身体的部分机能错乱，以及全身行动迟缓。

最近，阿皮亚的御用周刊对我展开大肆攻击，而且用词非常粗鄙。事实上，近来我应该早已不是政府的敌人了，因为我跟新任长官斯密特先生，还有新任首席法官相处得特别融洽，唆使报纸来攻击我的一定是那群领事。因为我曾屡次批评他们的越权行为。今天的报道实在卑劣。最开始看到这种报道时，我感觉很生气，但最近我反倒觉得这是一种光荣。

“看哪，这就是我的地位。我不过是个住在森林里的普通人，可他们却非要把我当作眼中钉！他们越是每周反复宣扬我没有势力，就越是说明我的势力不可小觑。”

攻击不只来自城里，也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就算身处如此偏僻的岛上，我依旧能听到评论家们的声音。喜欢说长道短的人可真是多！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不管是赞扬的人还是贬斥的人，都立足于误解之上。且不论褒贬，能完全理解我作品的人只有亨利·詹姆斯（不过他是位小说家，不是评论家）。当优秀的个人置身于某种气氛中时，会产生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集体性偏见，而一旦像我现在这样，远离那些疯狂的群体之后，问题就变得容易理解得多。在这里生活给我带来的好处之一便是，让我学会使用客观视角，从外部来审视欧洲文明。格斯似乎也曾说过：“只有查令十字周围三英里以内的地方适合文学生长。萨摩亚或许是个对健康有益的地方，但似乎并不是个适合搞创作的地方。”这话或许适用于某种文学形式。但这是多么狭隘的文学观啊！

将今天邮船送来的杂志上的评论浏览了一遍，其中谴责我作品的人，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性格小说、心理小说至上的人，另一种是喜欢极端性写实的人。

有些作品喜欢自夸为性格或心理小说，但我只觉得那种小说过于啰唆。为什么要写如此复杂的性格、心理说明给读者看呢？性格和心理活动，难道不应该只通过描写其外在行动来表现吗？至少一位懂得节制的作家应该做到这一点。吃水浅的船爱晃。冰山也是，藏在水下的部分要远比露在水面之上的大。让我写那种一眼能望到舞台后台，或是像没拆除脚手架的建筑一般的作品，我绝对不会答应。越是精巧的机械，外观看起来不是越简单吗？

与此同时，我听说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正风靡西欧文坛。说是将目之所及的事物事无巨细地列出来，如此一来，就能呈现出自然的真实状态。如此浅见，真该被嘲笑。文学即选择。作家的眼睛，就是做选择的眼睛。说什么必须描写现实？谁又能捕捉到一切现实呢？现实是皮革，作品是皮靴。虽然皮靴由皮革制成，但它又不仅仅是皮革。

我曾思考过“无情节小说”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但始终没能弄明白。由于离开文坛实在太久，我是不是已经无法理解年轻人的语言了呢？在我看来，作品的“情节”或“故事”就像脊椎动物的脊椎一样。蔑视“小说中的事件”，难道不是小孩子硬要装成大人时表现出的一种拟态吗？让我们来比较比较《克拉丽莎》和《鲁滨逊漂流记》吧。“这两部作品啊，前者是艺术品，后者不就是通俗、幼稚的儿童故事吗？”想必人人都会这么说。没错，这的确是事实。我也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只是，说出这种话的人，到底有没有完整阅读过哪怕一遍《克拉丽莎》呢？他又是否把《鲁滨逊漂流记》读过五遍以上呢？我只是对此抱有疑问。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能断言的只是，完美兼具真实性与趣味性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叙事诗。去听听莫扎特的音乐吧！

如果提到《鲁滨逊漂流记》，我的《金银岛》自然也存在问题。暂且不论那部作品的价值，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在那部作品中倾注了全部精力。写《金银岛》时的认真劲儿，可是跟我后来写《绑架》和《巴伦特雷的少爷》时的一样。奇怪的是，在写那部作品的过程中，我好像完全忘记了它是写给少年看的读物。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讨厌我那被当作少年读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就是个孩子——世人无法理解这一事实。不过，认可了我心中这个孩子的人们，如今又无法理解我同时是个大人的事实。

说到成人和孩子，还有一事，是关于英国的烂小说和法国的好小说。（法国人的小说怎么就写得那么好呢？）《包法利夫人》是一部毋庸置疑的杰作。《雾都孤儿》却是一部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啊！不过我觉得，跟写大人小说的福楼拜相比，写小孩子故事的狄更斯其实更成熟吧？但是这种想法存在危险。这种意义上的成熟大人，最后会不会什么都写不出来呢？威廉·莎士比亚长大之后变成了查塔姆伯爵，而查塔姆伯爵长大之后，却变成了无名的市井小卒（？）。

人们使用相同的语言，各自随心所欲地指出不同的事；人们又用各不相同的语言，一本正经地去表达相同的事，所有人都在不知厌倦地重复着争论。一旦离开文明社会，就越发能看明白这件事的愚蠢。对于我这个身处尚未受到心理学和认识论影响的偏远小岛上的图西塔拉而言，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能否吸引读者以及吸引方法的不同而已。能让读者接受的就是现实主义，而能让读者着迷的便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患上的重感冒终于痊愈，这两三天，我连续去停在港口内的“库拉索号”上玩。今天早晨，早早地赶到城里，政务长官埃米尔·斯密特邀请我跟劳埃德去他那里共进早餐。随后我们一起去了“库拉索号”，在舰上用的午餐。晚上在芬克博士家参加了啤酒聚会。劳埃德早早就回家了，我则打算独自在旅馆留宿，便继续聊到很晚。而就在回旅馆的路上，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奇妙的遭遇。我感觉非常有趣，暂且把它记下来吧。

看来是喝完啤酒后喝的勃艮第葡萄酒后劲儿太足，当我离开芬克家时，已是酩酊大醉。我朝着旅馆方向走去，刚走四五十步时，我好歹还能告诫自己：“你可喝多了，必须小心点。”可不知不觉间，我的警惕性开始松懈，之后发生过什么事，就全都不知道了。

等我回过神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散发着霉味的黑暗地面上。混杂了泥土味的热风吹到我脸上。就在这时，一个火球似的东西——“这里是阿皮亚，可不是爱丁堡啊”的念头——从远处逐渐靠近，它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啪地扑向我那隐约开始清醒的意识。（之后想来不可思议，我躺在地上时，感觉自己好像一直置身于爱丁堡）。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后，我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但没过多久，意识便再次陷入模糊状态。在模糊的意识中，我的眼前浮现出奇妙的光景。我走在路上，突然感到一阵腹痛，便匆匆跑进路旁的一栋高大建筑里，想借用一下厕所。就在这时，一个正在打扫院子的老门卫厉声问道：“你要干什么？”

“那个，我想借用下洗手间。”

“哦，这样的话，那请便吧。”老人答道，随后他再次用警惕的目光看了看我，才又开始挥动扫帚。

“这人真讨厌，什么叫‘这样的话，那请便吧’呀。”

我忽然想起在很久以前，我曾在哪里——不是爱丁堡，大概是加利福尼亚的某座城市里——经历过这样的事。在我所躺地方的前面，立着一道高而黑的围墙。深夜里的阿皮亚街上，一片漆黑，往前二十码左右，这道高墙便断开了，而从墙后边似乎照过来一道昏黄的光。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捡起掉在一旁的遮阳帽，沿着散发出难闻霉味的围墙——唤起我过去奇怪回忆的可能就是这种气味，向着光照射出来的地方走去。

很快就到了围墙断开的地方，我向后边望去，只见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路灯，那灯光小极了，像用望远镜看到的一般，显得非常清晰。那里有一条略宽的街道，在街道的一侧，又出现了跟这里一样的围墙，自墙头上探出来的树冠，被下方的路灯笼上淡淡的光，正在风中簌簌作响。不知怎的，我觉得只要沿着那条路走上一小段再向左拐，就能回到我在赫里欧大街的家（我少年时期在爱丁堡的家）。我似乎再一次忘了这里是阿皮亚，以为自己正身处故乡的街道上。

朝着光的方向又走了一阵儿，我忽然清醒了，这次我是真的清醒了过来。没错，是阿皮亚，这里是阿皮亚。我这才注意到街道上被暗淡灯光照亮的白色尘埃，以及自己鞋子上的污渍。这里是阿皮亚市，我现在正从芬克家往旅馆走去——直到这时候，我才终于完全恢复了意识。

我感觉自己大脑组织的某个地方出现了裂缝，这绝不单纯是喝醉后摔倒。

或许，想把这次奇怪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这件事本身，已然说明我有些病态。

八月×日

被医生下了执笔禁令。虽然我不可能完全不写，不过近来我每天早晨会在地里干两三个小时的农活。这似乎是份挺不错的营生。如果种植可可豆一天就能赚十英镑的话，文学就让别人去搞也无妨。

我们家地里栽种的东西有卷心菜、番茄、芦笋、豌豆、橙子、菠萝、西洋醋栗、苤蓝和芦荟等。

我觉得《圣·艾夫斯》写得不算差，但进展并不顺利。最近在读奥卢姆写的印度斯坦史，非常有意思。作品采用了忠实的非抒情性记述手法，很有十八世纪的风格。

两三天前，停泊在港口的军舰突然收到出动命令，要沿岸巡航，并炮击阿图阿的叛民。前天中午，从罗图阿努传来的炮声把我们吓得不轻。今天也能听到远处响起的隆隆炮声。

八月×日

瓦伊莱莱农场正在举办一场郊外骑马比赛。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决定参赛。骑行了十四英里多，畅快至极。这是野蛮本能的释放，是对昔日快乐的再现。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十七岁。“活着，就是能感受到欲望，”在草原上疾驰时，我在马背上意气风发地如此想道，“就是能从所有事物中，感受到青春期时从女性身体上感受到的那种健康的诱惑。”

然而，跟白天时的快乐相反，入夜后的疲惫感与肉体上的痛苦实在是折磨人。久违的愉快一日过后，这种身体上的反抗让我的心情彻底沉重起来。

过去，我从未对自己做过的事后悔过。我只是常常对自己没有做的事感到后悔。没有选择的职业，没敢付诸实践的冒险（而且确实有行动的机会）。一想到那些我没能尝试过的经历，充满欲望的我就会倍感焦躁。但是最近，我针对某种行为的单纯欲望已经渐渐消失。像今天白天那样尽兴的快乐，我想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了吧。晚上回到卧室后，因为太过疲劳，我像哮喘发作似的不停地剧烈咳嗽，关节也一跳一跳地跟着疼。因此，尽管我很不情愿，但也不得不这样想——

我是不是活得太久了？从前，我也曾一度想到过死。那是追随芬妮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在极度贫穷与衰弱中，我跟朋友和家人的联系也完全中断，待在旧金山贫民窟的出租房里呻吟时，我数次想过去死。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写出过一部堪称我的纪念碑的作品。在还没有写出它之前，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想死的。否则，也会辜负了那些一直鼓励支持我的珍贵的朋友（比起亲人，那时我先想到了朋友们）。正因如此，我在那一段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咬紧牙关，写出了《沙丘上的凉亭》。

那么现在呢？我已经完成了力所能及的全部工作了吧？且不论那些作品能否优秀到足以成为我的纪念碑，总之我已经把自己能写的东西都写尽了吧？在这没完没了的咳嗽、哮喘、关节痛、咳血与疲劳的折磨下，我哪里还有强行延长生命的理由。自从疾病断绝了我对行为的渴求，对我而言，人生便只剩文学。我能做的唯有文学创作。这不算快乐，也并不痛苦，仅此而已。因此我的生活不算幸福，也并非不幸。我就是一只蚕。正如无论幸福还是不幸，蚕都必须织茧一样，我不过是在用语言的丝，织出故事的茧。如今，我这只可怜多病的蚕，终于织好了茧。我的生存已经没有任何目标了吧？“不，还有。”一位朋友如是说，“你还要蜕变。变成蛾子，咬破茧，飞出去。”这可真是个漂亮的比喻。但问题是，我的精神和肉体中，是否还残留着足以咬破茧的力气呢？

十七

一八九四年九月×日

昨天，厨师塔罗罗对我说：“我岳父明天想和其他酋长一起来看您，说有事找您商量。”

他的岳父老坡耶是马塔阿法一方的政治犯，也是邀请我们到监狱里参加卡瓦酒宴席的酋长之一。上个月底，他们终于被释放。坡耶在入狱期间，受到了我的诸多关照。我帮他请医生到狱中看诊，还帮他办理了保外就医的手续，再次入狱时，我还帮他缴了保释金。

今早，坡耶和另外八位酋长一起来了。他们走进吸烟室，按照萨摩亚的习俗，蹲坐成一个圈。随后，他们中的代表开始讲话：

“在入狱期间，图西塔拉对我们表达了深厚同情。现在，我们终于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我们大家马上商量了一下，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对图西塔拉的厚谊表示感谢。因为有些酋长以帮政府修路为条件，比我们提前出狱，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还在参与施工。所以我们大家一致决定，也要为图西塔拉家修一条路，以作为我们诚挚的赠礼。希望您务必收下这份礼物。”

他们是想在政府公路和我家之间，修一条连接的道路。

只要是熟悉当地土著的人，我想都不会相信这番话，不过总而言之，他们的提议让我非常感动。说实话，如果真要修路，我自己也必定要在工具、餐费和工钱（就算他们不愿接受，最终也要以慰问老人、病弱者的形式送出去）上破费不少。

然而，他们还在继续向我说明这个计划。接下来，他们几位酋长会先返回各自部落，从自己的族人中召集工人。部分青年人可以带着小船来阿皮亚市住，他们会通过海岸公路，负责为修路的工人们运送食物。只有工具需要由维利马帮忙提供，但他们绝不会带走这些工具，等等。这可真是令人震惊的非萨摩亚式勤快。如果这个计划真能被实施的话，恐怕将成为这座岛上前所未闻的大事件吧。

我向他们表达了真挚的感谢。我恰好坐在他们代表（我对这个男人并不熟悉）的正对面，初次打招呼时，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一本正经，但聊着聊着，当说到图西塔拉是他们在狱中唯一的朋友时，他的脸上突然流露出一种炽热而单纯的感情。我并不是要自夸，但我从未见过波利尼西亚人的假面具——一个白人完全无法解开的太平洋之谜——摘得像现在这般彻底。

九月×日

天气晴朗。天刚亮，他们就来了。来的尽是些身材魁梧、长相纯朴的青年。他们很快就开始了新路的施工。老坡耶的心情非常好，这个计划的制订让他看起来年轻了许多。他不时讲着笑话，到处走来走去，像是在向青年们炫耀自己成了维利马家族的朋友。

他们的这股热情能否持续到道路修完，对我来说早已不成问题。他们能够策划出这件事，并且开始实施了这件在萨摩亚前所未闻的事——单是如此，我就已经满足了。就把这当作一种尝试吧。要知道这可是道路施工——萨摩亚人最讨厌的事。在这片土地上，它是继征税之后，导致叛乱的第二大原因。不管是用金钱，还是用刑罚，都很难促使他们参与道路施工。

仅凭这件事，我就可以骄傲地认为——我至少为萨摩亚做成了一件事。我很高兴。真的是像孩子一样高兴。

十八

进入十月，道路基本完工。这在萨摩亚人中实属令人惊叹的勤勉与高效。这种时候常会发生的部落间的纷争，也几乎没有出现过。

史蒂文森想举办一场盛大的竣工纪念宴会。不分白人与土著，他向这座岛的所有主人发出了邀请函。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随着宴会日期的临近，他从白人以及部分与白人交好的土著那里收到的回复，全都是拒绝参加。这场由孩子般天真的史蒂文森举办的喜庆宴会，在他们眼中变成了一次政治活动，他们觉得史蒂文森是打算召集反叛势力，重新树立起对政府的敌意。就连跟史蒂文森最亲近的那几个人，也连理由都没有说明，只传话来说无法出席。这场宴会几乎只有土著来参加。尽管如此，参与人数依然相当可观。

当天，史蒂文森用萨摩亚语发表了感谢演讲。几天前，他将自己写好的英文原稿送到某位牧师那里，请他帮忙把演讲词翻译成土话。

史蒂文森首先向八位酋长表达了诚挚谢意，随后又向大家讲述了这一美好提议的缘由和经过，还有他最初想拒绝这个提议的理由。那是因为，他深知这个国家正在遭受贫穷与饥饿的威胁，而且，酋长们的家和部落因主人长期不在，现在正是需要整顿的时候。但最终促使他接受这个提议的是，他觉得这件事能给予大家的教训，将比一千棵面包树更有效。同时，接受这番好意，也让他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

“诸位酋长。看着大家辛勤劳动的身影，我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火热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感谢，也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希望。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为萨摩亚创造美好未来的约定。我想说的是，大家以勇敢武士的身份应对外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能够保卫萨摩亚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修建道路、建设果园、种植树林，以及学会通过你们自己的手把它们卖出去。简而言之，你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开发自己国家的资源。如果在座的各位不亲自去做这件事，那么其他肤色的人就会来代替你们做。

“你们曾靠自己的力量做过些什么？在萨瓦伊、在乌波卢、在图图伊拉，你们任由他们像野猪一样蹂躏着你们的土地，难道不是吗？他们烧毁房屋，弄断果树，肆意大搞破坏，难道不是吗？他们不播种却收割，不播种却收获。不过，上帝替你们在萨摩亚的土地里埋下了种子，又赐予你们富饶的土地、晴美的太阳和充足的雨水。恕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去保护、开发这些资源，它们终将会被别人夺走。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孙，都将被抛弃在外边的黑暗之中，终日只能以泪洗面。我说这些话绝不是在吓唬你们，我所说的都是我曾亲眼见过的。”

史蒂文森讲起了他在爱尔兰、苏格兰高原，以及夏威夷所见的原住民的悲惨现状。随后，他说为了不重蹈他们的覆辙，现在正是发奋的时刻。

“我深爱着萨摩亚和萨摩亚的人民。我打从心底里爱着这座岛，我早已决意，在我的有生之年将一直居住在此，等我死后，我的墓地也会留在这里。所以，请不要把我的话只当作口头上的告诫。

“现在，诸位正面临着巨大危机。是被迫接受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原住民的命运，还是奋起反抗，让你们的子孙后代能在这片世代相传的土地上，颂扬你们的辉煌功绩？最后的危机已迫在眉睫！根据条约规定，土地委员会和法院院长的任期即将结束，在那之后，土地将回到你们手中，任你们自由处置。然而，奸恶的白人们也将在那个时候伸出魔爪。他们必定会带着土地测量仪，来到你们的村庄。为你们而燃的试炼之火已被点燃。各位到底是金，还是铅渣？

“真正的萨摩亚人必须闯过这一关。你问我要做什么？现在不是要让你们勾上黑脸去战斗，也不是让你们去放火烧毁房屋，更不是让你们去杀掉野猪，砍下受伤敌人的头颅。这些行为，只会让你们落入更惨的境地。真正能拯救萨摩亚的人，必须去开垦道路、去种植果树、去创造丰盛的收获，也就是说，只有能够开发上帝赐予你们的丰富资源的人才能拯救萨摩亚，才是真正的战士。酋长们啊，你们为图西塔拉而辛勤劳作，图西塔拉也为你们献上真挚的谢意。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全体萨摩亚人的榜样。换言之，如果这座岛上的每一位酋长、每一位岛民，都可以倾尽全力去开拓道路、经营农场、发展子弟教育、开发资源——并且不是因为对一位图西塔拉的爱，而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同胞、子弟，甚至是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而努力的话，这座岛将变得多么美好！”

这次不太像谢辞，更像是警告甚至是教训的演说，取得了空前成功。令史蒂文森高兴的是，这番话并没有他预料中的那么难以被理解，大部分土著都完全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快活得像个孩子，在他的棕色朋友们中间到处笑闹。

在新修建好的道路旁边，立着一块写有以下土话的路标——

感谢之路

当我们在狱中痛苦呻吟时，是图西塔拉给予了我们关怀，现在我们为他献上这条路。

我们建造的这条路，终日不会泥泞，永远不会崩塌。

十九

一八九四年十月×日

每当人们（白人）听到我还在提起马塔阿法的名字时，都会露出奇怪的神情。就像听到有人在谈论去年上演过的戏剧，有人还会默默冷笑，卑鄙地笑。我觉得，不管怎样，都不该把马塔阿法事件当成一件可笑的事。只靠一个作家的奔走，改变不了什么（小说家即便是在陈述事实，似乎也会被当成是在讲故事）。如果没有一位有实际政治地位的人来帮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

我向素不相识的J.F．霍根先生寄去一封信，他曾在英国众议院就萨摩亚问题提出疑问。通过报纸，我知道他曾多次询问过萨摩亚内部纷争的状况，因此他应该相当关心这一问题，而且根据提问内容来看，他似乎也非常了解事件详情。在给这位议员的信中，我反复说明了对马塔阿法的处刑过于严苛的理由。特别是跟最近制造叛乱的小塔马塞塞相比，对马塔阿法的处刑就更显不公。无法被指出任何罪状的马塔阿法（因为可以说他只是被挑衅的一方）被流放到千里之外的孤岛，而扬言要消灭所有岛上白人的小塔马塞塞却只被没收了五十挺枪。哪有这么荒谬的事？现在除了天主教的牧师，任何人都不能前往贾卢伊特岛上的马塔阿法住处。连通信也遭到了禁止。最近，他唯一的女儿毅然冒犯禁令，去了贾卢伊特，但是被发现的话，她一定会被送回来吧。

为了拯救身处千里之内的马塔阿法，却要动用远在数万里之外的国度的舆论，这可真奇怪。

如果马塔阿法能回到萨摩亚，他一定会去当神职人员吧。因为他一直在接受那方面的教育，而且他的人品也很符合。即便不可能回到萨摩亚，如果能到斐济岛去的话，他就能吃上跟故乡一样的食物，喝上一样的饮品，只要他愿意，偶尔还能跟我们见见面，那样该有多好啊。

十月×日

《圣·艾夫斯》接近完稿，但是我突然想继续写《赫米斯顿的韦尔》了，于是又拾起了它。自从前年开始写《赫米斯顿的韦尔》，我曾数度放下又拿起它。这次感觉一定能设法写完。倒不是因为自信，只是有这样的预感。

十月××日

在这世上活得越久，我就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手足无措的小孩。我始终无法习惯这个世界。在这世上的所见所闻，我们的生殖方式、成长过程，故作高雅的生之表象与卑贱疯狂的内里的对比——对于这一切的一切，无论我长到多少岁，都始终无法习惯。我觉得自己年岁越长，就变得越赤裸、愚蠢。

“等你长大就明白啦。”小时候常听大人这样讲，但这无疑是谎话。我对任何事都变得越来越不明白……这着实令我不安。但另外，正因如此，我才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好奇心。

“这人生啊，我早就不知道活过多少遍啦。我能从人生中学到的东西早就没了。”这世上确实有许多老人会摆出这种态度。可又有哪一位老人真的在活第二遍呢？他的年龄再大，往后的生活对他来说，不都是人生中的初次体验吗？因此我蔑视、厌恶那些摆出一副早已领悟人生态度的老人（我还不算是所谓的老年人，但如果以现在的年龄到死亡之间的距离之短来衡量的话，那我断然算不得年轻）。我讨厌他们那缺乏好奇心的眼神，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那得意扬扬的说话方式（只不过是因为比别人早降生在这颗行星上二三十年，就想强迫对方尊重自己意见的那种说话方式）。这正是Quod curiositate cognoverunt superbia amiserunt——“他们在惊奇中看见的东西，终因他们的傲慢而消失”。我为疾病的痛苦没有过多磨灭我的好奇心而感到庆幸。

十一月×日

在午后的烈日下，我独自走在阿皮亚的街道上。蒸腾的白色热气在道路上忽隐忽现，十分耀眼。放眼望去，直到街道的尽头都不见一个人影。道路右侧，绿色的甘蔗田呈现出和缓的起伏姿态，田地一直向北延伸而去，在它的尽头，浓郁藏蓝色的太平洋正折叠起它云母碎片似的小波浪，膨胀得又圆又大。摇曳着青色火焰的大海与深蓝色天空交接的地方，被夹杂着金粉的水蒸气晕染成朦胧的白色。在道路左侧，一片耀眼而繁茂的树林隔开满是巨大蕨类植物的峡谷，而在树林之上，似是塔法山山顶的突兀的绛紫色山脊线，正从炫目的雾霭中显露出来。周遭一片寂静。除了甘蔗叶彼此摩擦的声响，再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望着自己短短的影子，向前走着。走了很久之后，忽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对自己发问：“我是谁？”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你到底是谁？在这条热带的白色马路上投下一道瘦弱的影子，有气无力地走着的你，到底是谁？如水般来到地上，又如风一般离去的你，是个无名之辈吗？

这种状态就像是演员的灵魂脱离身体，去观众席上落座，欣赏起舞台上的自己。灵魂在对他的躯壳发问：“你是谁？”然后又执拗地目不转睛地盯着躯壳。我心里一惊，感觉头晕目眩，几乎快要晕倒，最后好不容易才走到附近的一个土著家里，得以休息片刻。

我从未经历过这种虚脱的瞬间。仿佛是年幼时曾困扰过我的那个永恒谜题——对“自我意识”的疑问，经历过漫长的潜伏期之后，突然在今天发作，闯进我的脑海。

这是生命力衰退的表现吗？但是，我最近的身体状况比两三个月之前要好得多。即便情绪上的起伏波动不小，但精神上的活力已经基本恢复。最近，我甚至从所见风景的浓郁色彩中，再次感受到了初到南太平洋时感受到的那种魅力（任何人在热带地区住上三四年后，都会丧失这种感触）。我的生命力应该尚未衰退。不过近来，我的情绪变得有些容易激动，在那种状态下，已经忘记好多年的某个身影或情景，会像被烤墨纸出来的图画一样，突然栩栩如生地在我脑海中复苏，就连当时的色彩、气味、形象都鲜明无比。这让我感到有些害怕。

十一月×日

精神上的异常亢奋与异常忧郁，交替到访。严重时，一天之中就会反复数次。

昨天午后，飑过后的傍晚时分，我在山丘上骑着马时，突然间，一种恍惚的感觉从心头掠过。随后，眼前一望无际的森林、山谷、岩石沿着巨大的山坡倾斜而下，绵延至海边的风景，在雨后的余晖中，眼看着就变得越发鲜明，引人注目。就连极远处的屋顶、窗户、树木，都如同铜版画一般，每一处轮廓都显得格外清晰。不仅是视觉，我觉得自己的所有感觉器官一下子都紧张了起来，某种超乎寻常的东西闯入我的精神世界。就在那一刻，我觉得多么错综复杂的逻辑原委，多么微妙的心理阴影，都无法逃脱我的双眼。我几乎完全沉浸于幸福之中。

昨晚，《赫米斯顿的韦尔》进展可观。

然而，今天早晨，那种严重的反作用又来了。我感觉胃部坠得难受，心情也不太好。坐在书桌前，接着昨晚的内容继续写了四五页后，我停下了笔。当正托着腮思考如何下笔时，一个悲惨男人一生的幻影忽地划过我的脑海。那个男人被严重的肺病折磨着，个性却非常要强，他自大得令人厌恶，还是个装腔作势爱虚荣的人，缺乏才能却以一流艺术家自居，他过度驱使自己的肉体，拼命写些徒有形式、没有内容的劣作。现实生活中，他在诸事上故作幼稚的表现，为他招来不少嘲笑。在家里，比他年长的妻子让他承受着无尽的压迫。最终，他在南洋的尽头，含泪思念着北方的故乡，凄惨地迎来死亡。

一瞬间，这个男人的一生闪光似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胸口仿佛被猛然一击，我瘫坐到椅子上，流出了冷汗。

过了一会儿，我才恢复过来。一定是我的身体出了状况，才会冒出这么愚蠢的想法。

但是，在评价自己的一生时，有这样一句话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Ne suis-je pas un faux accord

Dans la divine symphonie?

在上帝指挥的交响乐中，

我就是那根走调的弦吗？

晚上八点，精神完全恢复。把至今写的《赫米斯顿的韦尔》重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何止是不错！

今天早晨我有些不对劲。我是个没有价值的作家？思想浅薄、缺乏哲学深度？就让想对我指指点点的家伙随便说去吧。总之，文学是一种技术。那些在概念上蔑视我的人，如果真的读过我的作品，绝对会被彻底吸引住。我就是我作品的忠实读者。就算在创作期间让我觉得非常厌恶，觉得毫无价值的作品，等到第二天重读时，我也必定会为自己的作品所折服。就像裁缝对自己的裁剪技术充满自信一样，我也可以对自己的描写技术满怀自信。你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那么无趣！放宽心吧！R.L.S！

十一月××日

真正的艺术必须是自我告白（即使不是卢梭那样的作品，也是以其他某种形式呈现），我曾在杂志上看到过这种论调。如今讲什么事的人都有，炫耀自己恋爱史的，夸耀自家孩子的，（还有讲述昨夜梦境的）——本人或许觉得非常有趣，但在他人眼中，还有比这更无聊愚蠢的行为吗？

补记——躺在床上，思考良多之后，感觉必须对以上的想法稍加订正。我在想，写不了自我告白，对一个人来说，或许可以算是致命的缺陷（至于它是否也是作家的缺陷，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尽管对某些人而言，这个问题可能非常简单明了）。总之，我思考了一下自己能否写出《大卫·科波菲尔》那样的作品。结论是写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无法像那位伟大而平凡的大作家一样，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充满自信。跟那位单纯、易理解的大作家相比，我觉得自己跨越过的苦难要比他所经历的深重得多，但我对自己的过去（这么一说，我对现在也一样。坚强点！R.L.S！）缺乏自信。

幼年、少年时代所处的宗教环境，我可以大写特写，而且也已经写过了。青年时代的寻欢作乐，以及跟父亲的冲突，这些也是想写的话都写得来。而且我能写得深刻到让评论家们都喜欢。还有结婚的事，也并非不能写（虽然让我看着接近老年，已然不再像女人的妻子来写这些，必定是件相当痛苦的事）。但是，如果是写我决定跟芬妮结婚的同时，对其他女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不必说，我要是写这些的话，或许会讨得部分评论家的欢心，他们还会说“无比深刻的杰作诞生了”之类的话。但是我写不了。因为遗憾的是，我无法认可自己当时的生活和行为。我知道有人会说：“你没办法认可，都是因为你的伦理观太肤浅，根本不像个艺术家。”那种彻底看透人类复杂性的观察方法，我也不算是不懂（至少是在观察他人时）。但说到底，我还是无法完全理解（我热爱单纯豁达的个性。就像比起哈姆雷特，我更喜欢堂吉诃德；比起堂吉诃德，我又更喜欢达达尼昂）。被说成肤浅也好，什么也好，总之我的伦理观（对我来说，伦理观与审美观相同）无法肯定上述方法。那么，当时我又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过去，我常以“只有上帝知道如何辩解”为由佯装不知，但是现在，我会不加掩饰、双手伏地、满身是汗地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爱芬妮吗？可怕的疑问。可怖的想法。我不知道答案。我知道的只有我跟她结婚至今的这一事实（说到底，什么是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能找到答案吗？我并不是在寻求爱的定义。我在想的是，能否立即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全天下的读者们啊！你们知道答案吗？这位在众多小说中描写过众多男女的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年过四十，竟然还不知道爱为何物。但是，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试着把自古以来的所有大作家都绑来，面对面地向他们提出这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吧——爱是什么？然后，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感情和经验，给出最直截了当的回答。你定会意外地发现，无论是弥尔顿、司各特，还是斯威夫特、莫里哀、拉伯雷，甚至是莎士比亚，他们都会暴露出自己令人震惊的缺乏常识，甚至是不成熟的一面）。

说回正题，问题在于，作品与作家的生活之间总归存在差距。悲哀的是，与作品相比，现实生活（人）要低得多。我就是我作品的残渣？就像汤底的残渣，如今我会这样想。时至今日，我从未想过除创作小说以外的事。我甚至从这种被单一目标统一起来的生活中感受到了美。当然，我不能否认创作作品的同时，也是在进行自我修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就没有比写作更利于实现人类自我完善的方式了吗？（说什么其他世界——行为世界对体弱多病的我关上了门，那其实只是我怯懦的遁词。即便一辈子都要躺在病床上，也会有其他修行方式存在。当然，那种病人所能达到的成就，很容易变得失之偏颇。）我是不是在创作这一条路（技巧方面）上陷得太深了？我是在充分考虑到，只以笼统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缺乏一个具体的生活焦点（看看梭罗吧）所带来的危险的同时，在谈论这件事。我忽然想起那位我曾极其讨厌，今后也不会喜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南洋的贫瘠书库中，连他的一本作品都没有）的魏玛公国的首相。那个男人至少不是汤渣。不，与之相反，作品才是他的汤渣。啊！作家的名声于我而言即便不恰当，也已然超越了我的自我完善（或不成熟）。真是令人畏惧的危险。

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如果彻底贯彻我刚才的想法，那么我至今的所有作品不是都该被作废了吗？这是一种使人绝望的不安。比至今为止我生活中的独裁者——“创作”更具权威的人物登场了。

但另一层面，千万不要认为那些已然成为习惯、秉性——将文字连缀在一起时的奇妙快感，以及描写衷爱场景时的愉悦感，将舍我而去。写作无论何时都是我生活的中心，而且它绝非我的障碍。但是……不，我没什么可怕的。我应该满怀勇气。我必须无所畏惧地去迎接降临在我身上的变化。为了化茧成蝶，自由飞舞，我必须残酷地咬破我至今织就的美丽的茧。

十一月××日

邮船日。作品全集的第一卷到了。装帧、纸质等各个方面，我都基本满意。

把信件、杂志读过一遍之后，我感觉自己与身处欧洲的那些人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是我变得太通俗（非文学性的），还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原本就太过狭隘呢？过去，我曾嘲笑那些学习法律的人（虽说如此，滑稽的是我却考取了律师资格）。因为法律只在某个被限定的范围内具备权威性。即便他们以通晓那些结构复杂的知识为傲，但我认为那些知识并不具备普遍的人类价值。而现在，我也想对文学圈作此评价。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充其量再扩展到欧美文学，或者说是白人文学，他们设置了这些范围，然后把自己的喜好当作神圣的规则一般去推崇，唯有在与其他世界不相通的，那种特殊而狭隘的约定之下，他们才能获得优越感。这一点，只有身处白人世界之外的人才能看得清楚。当然，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文学圈。在对人和生活的评价方面，西欧文明也制定出某种特殊标准，并坚信其具有绝对普遍性。只知道那种狭隘评价方法的人，根本不会理解太平洋土著的人格魅力，以及岛上生活的美妙之处。

十一月××日

在辗转于南洋各个岛屿之间的白人行商中，我发现了以下两种极其少见的类型（当然，大部分商人都是自私自利、奸诈狡猾的）。第一种人完全没有攒笔小钱后回到故乡，安度余生的想法（这是一般南洋行商的目的），他们只是单纯地喜爱那里的风光、生活、气候和航海，因为不想离开南洋而没有停止做买卖。第二种人在喜欢南洋和流浪这一点上与前者相同，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更为乖戾激烈，他们故意以冷眼看待文明社会，可以说他们是活着却任由肉体经受着海风吹雨打的虚无之人。

今天，在城里的酒吧，我就遇到了一个第二种类型的人。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当时他正坐在我隔壁桌上独自喝酒（跷着二郎腿，不停地抖动着）。他的穿着很寒酸，长相却显得敏锐聪慧。他那通红而浑浊的眼睛明显是因为喝酒所致，他的皮肤粗糙，嘴唇却非常红润，让人看着有些不舒服。虽然只跟他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我非常确信他毕业于英国的一流大学。在这样的港口城市，他操着一口罕见的地道英语，称自己是一名杂货行商。他从汤加来，不过已准备乘下一班船去托克劳斯了（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关于生意上的事情，他只字未提。

他稍稍谈及白人往各个海岛带去恶性疾病的话题。还说自己一无所有，妻子、孩子、家、健康以及希望。对于我提出的是什么带他陷入这种生活的愚蠢问题，他答说：“并没有像小说里常见的那种具体原因啊。而且，虽然你说是‘这种生活’，但我现在的生活也没什么特别的吧？如果是跟以人类的形态降生于世这种更加特别的事情相比的话。”他轻轻干咳着，笑着说。

这就是难以抵抗的虚无主义。直到我回到家，躺到床上之后，那个男人话语间那种极其礼貌却无药可救的语调，依然在我耳边徘徊。

Strange are the ways of men.

在这里定居之前，乘着纵帆船在岛屿间游历时，我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

在马克萨斯群岛的内海岸，别说是白人，那里连土著都很少见得到，但我却在那儿遇见了一个美国人，他自己盖了一座小屋，以一本彭斯、一本莎士比亚的书为友，独自一人（在大海、天空与椰子树之间，完全只有他一人）居住着（而且他毫无悔意，还打算死后埋葬在那里）。他是一位船匠，年轻时读过介绍南太平洋的书之后，忍受不了对热带大海的向往，终于离开故国，来到这座岛上并定居了下来。我停靠在那个海岸时，他还写了一首诗送给我。

还有一个苏格兰人，他曾在太平洋上最神秘的岛屿——复活节岛（在那里，无数座怪异的巨型石像遍布全岛，它们都是由已经灭绝的原住民留下来的）上短暂居住，并当过那里的尸体搬运工，后来，他又继续流浪在各个岛屿之间。一天早晨，当他在船上刮胡子时，身后传来船长喊他的声音：“喂！你怎么了？怎么把耳朵剃掉了！”他这才发现自己把耳朵剃了下来，而且还全然不知。于是他当即决意，搬到癫病岛莫洛凯上去住，最后在那里度过了无怨无悔的余生。当我去拜访那个被诅咒的小岛时，这个男人看起来快活极了，还给我讲了他昔日的冒险故事。

阿佩玛玛的独裁者特姆比努克现在过得怎么样呢？这位南太平洋上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用遮阳帽替代了王冠，穿着苏格兰短裙，打着欧式绑腿。他还特别喜欢新鲜玩意儿，曾买下大量火炉，囤放在他位于赤道的仓库里。他将白人分为以下三类：“稍微骗过我的人”“骗过我好几次的人”“狠狠骗过我的人”。当我乘帆船离开他的岛时，这位豪放朴实的独裁者，几乎落下了眼泪，还为我这个“一点也没骗过他的人”唱起了送别歌。因为他也是那座岛上唯一的吟游诗人。

夏威夷的卡拉卡瓦国王近况如何呢？那个聪明但常常忧郁感伤的卡拉卡瓦，是太平洋人种中，唯一一个能跟我讨论马克斯·缪勒的人。曾梦想着波利尼西亚大联合的他，现在正静静目睹着自己国家的衰亡，专心阅读赫伯特·斯宾塞吧。

夜半难眠时，我听着遥远的涛声，那些昔日里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在蓝色的海流与清爽的信风之间，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浮现在我眼前。

人啊，其实不过就是一种造梦的物质。话虽如此，那一个又一个的梦，又是何其多种多样，何其可怜可笑啊！

十一月××日

《赫米斯顿的韦尔》第八章完成。

这本书也终于有走上正轨的感觉了。因为我总算是准确地抓住了对象。在书写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能感受到某种沉重、厚实的东西。在创作《化身博士》和《绑架》时，我虽然写得非常快，但在整个过程中，都缺乏那种确切的自信。我预感它们或许能成为精彩的作品，但又害怕这完全是我的自以为是，它们不过是可耻的劣作也未可知。因为我的笔仿佛是被自己以外的东西引导着、驱使着。但这次不同。虽然也和写那些作品时一样，进展轻松而高效，但这次我明显牢牢地掌控住了所有书中人物的命运。就连最终的完成效果，我感觉也能准确把握。这可不是我情绪激动下的骄傲自满，而是经过冷静计算得出的结论。就算按最差效果估算，它也应该能成为《卡特丽娜》之上的作品。尽管我还没有写完，但这点可以确信。正如岛上的那句谚语所言——“是鲨鱼还是鲣鱼，光看尾巴就知道”。

十二月一日

天还未亮。

我站在山丘上。

入夜便开始下的雨终于停了，但风依旧很强。我脚下的大斜坡一直延伸到远方，云脚匆匆掠过铅色海面，向西逃去。自云层的缝隙间，偶尔有拂晓前暗淡的白光，流淌到大海和原野之上。天地之间还没有一丝色彩。如同北欧初冬时节的寒冷气息四处弥散。

裹挟着湿气的狂风迎面袭来。靠在大王椰子树的树干上，我才能勉强站住。我感觉某种像是不安与期待的感觉正从心底涌出。

昨晚，我也在阳台上待了很久，任大风与交织在风中的雨滴拍打在我身上。今早，我又像这样顶着大风而站。真想猛地撞到某种强烈的、残暴的、暴风雨似的东西上。真想将那层限制我的壳打破。违逆身体的意志，在云、水、山之间屹然独立，迎接觉醒的时刻！何其痛快！我逐渐感受到一种英雄式的心境。“O!Moments big as years.”“I die, I faint, I fail.”我呼喊着这些没头没脑的台词。声音在风中被撕碎吹走。光明慢慢笼罩在原野、山丘和大海上。一定有什么变化正在发生。它正在帮我带走生活的残渣与杂质，这种愉悦的预感填满了我的心。

我就这样站了足有一个小时吧。

不久之后，眼前的世界瞬间变了模样。无色的天地忽然在满溢的色彩中闪耀起来。从这里望不到的东边的岩端背后，太阳正冉冉升起。多么奇妙的魔术！刚才还是满眼灰色的世界，此刻正被染上润泽的橘黄色、淡黄色、玫瑰色、丁香色、朱红色、绿松石色、橙色、群青色和绛紫色——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又全都闪烁出绸缎般的光泽。清晨，飘浮着金色花粉的天空、森林、岩石、悬崖、草地、椰子树下的村庄，以及堆成山的红色可可豆壳都美极了。

眺望着眼前这一瞬之间的奇迹，我欣喜地感到，藏在我身体里的黑夜，此时此刻，终于逃向远方。

我昂首挺胸地向家走去。

二十

十二月三日的早晨，史蒂文森像往常一样，口述了三小时左右的《赫米斯顿的韦尔》，伊莎贝尔负责帮忙笔录。午后，他写了几封信，临近傍晚，又来到厨房正在准备晚餐的妻子身边，一边闲聊，一边搅拌沙拉。随后，他又到地下室去拿葡萄酒。当他手握酒瓶，回到妻子身旁时，突然，酒瓶从他手中滑落，他喊着“头！头！”当场晕倒了。

大家立即将他抬回卧室，又叫来三位医生，然而史蒂文森的意识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肺脏麻痹并发脑溢血。”这是医生下的诊断。

翌日清晨，维利马的大地被土著吊唁者们送来的无数野花填满了。

劳埃德指挥着主动提议要来帮忙的两百多名土著，天不亮时，就开始开拓通往瓦埃尔山山顶的路。那座山顶，正是史蒂文森生前指定的埋葬地点。

在无风的下午两点，开始出殡。健壮的萨摩亚青年们轮流抬棺，穿过树林中刚刚开辟的道路，向着山顶进发。

下午四点，在六十个萨摩亚人与十九个欧洲人面前，史蒂文森被下葬了。

那是一片位于海拔一千三百英尺，被香橼树和露兜树围绕的山顶空地。

史蒂文森生前为家人和用人们所写的一段祈祷词正被吟诵着。香橼树浓烈呛人的香气弥漫在闷热的空气之中，在场的人们静默地低垂下头。墓前摆满了纯白色的百合花，一只闪烁着天鹅绒光泽的大黑扬羽蝶收起翅膀，轻轻地停歇在花瓣之上……

一位老酋长满是皱纹的古铜色脸上，正落满了泪痕——这些南国人正是因为喜欢沉湎于生之喜悦，才会在面对死亡时，满怀绝望的哀伤——只听他低语道：

“安睡吧！图西塔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