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文学世纪
直到今天还走不出文学的19世纪。就是走不出它的漫长。
走进19世纪有许多入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口。我的入口是屠格涅夫。但是出口是谁？在哪里？1952年，在武昌实验中学，一本书被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偶然翻开：《初恋》，屠格涅夫著，肖珊译。19世纪便跟着我延长到了20世纪的50～60年代，直到70～80年代。今天仍未终结。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当年那所近乎是“清华预科”的中学里，那么多数学的公式和物理学的定理，我都游戏似的玩过去了。于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去与屠格涅夫的人物同时代，或者让屠格涅夫的人物与我同时代。薏丽娜的从不可测的深处望来、望向不可知的远方的眼睛；丽莎的微微跳动的眉；叶琳娜半倾半俯的侧影；里维诺夫的烟；罗亭的马车和他那条黄尘泥泞风雪永远没有尽头的路；还有巴扎罗夫的坟墓，不该被埋葬的年轻的生命，甚至在坟墓中也在狂热地生长——这些简直像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当然，同样的迷狂，在30年后的青年中，已经变成口口声声的劳伦斯的性、卡夫卡的怪诞、乔依斯的意识流了。不过，我的第一次文学迷醉是屠格涅夫的《初恋》：
啊，青春，青春，你什么都不在乎。你仿佛拥有宇宙间一切的宝藏，连忧愁也给你安慰，连悲哀也对你有帮助，你自信而大胆。你说：“瞧吧，只有我才活着。”可是你的日子也在时时刻刻地飞走了，不留一点痕迹，白白地消失了，而且你身上的一切也都像太阳下面的蜡一样，雪一样地消失了。……
也许是俄罗斯人天性中的忧郁和哲学沉思很容易打动我们？几年之后，《春江花月夜》再次使我迷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我不必假装“超前”，说我那时就顿悟了什么“瞬间永恒”之类，但我确是看见张若虚的明月也照见了屠格涅夫。在同一个月亮下所有人的少年梦都是同一个。青春，以昙花一现的闪耀照彻了宇宙和岁月：生命是无踪无影地消失了，还是在更高的形式上回到了无限与无穷？这是生命悲剧的第一次悲怆的体验。形而上的冥想，使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尔的伟大原理的世界，一天一天缩小。我白白保存着中学几年成绩单上数理化的全部红五分。这只是给了我一个心理学意义上自嘲自慰的借口：使我理由充足地时常学着屠格涅夫的叹息说，如果不是文学的迷误等，早就有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定理用我的汉字姓氏命名了。同时又不免暗自微笑：也好。我总算逃脱了陈景润式的数字的苦难。
要是文学唤醒我的只是生命的体验那就好了。有了1957年不平常的春天。对于我，19世纪文学，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具有了另一种意义。我懂得了普希金早春的憧憬和幻灭，从他的《致恰达耶夫》到《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从他的《致大海》到《阿里昂》。10年后，从1966年起，我更懂得了莱蒙托夫在尼古拉一世的黑暗年代里的那种“悬崖与雷霆和风暴交谈”的语言。还有拜伦写在古希腊罗马废墟上的面对未来的挽歌，雪莱的云、云雀、西风翱翔着的自由的精神。
我开始写诗了。我1957年的《第二重宇宙》是普希金1818年《致恰达耶夫》的低微的回声。我那么早就经历了一次思想的危机。多亏我中学的同学D.D，是他使我没有在1957年垮掉。我们争论过。无数次的通信与会面。那些会面所选择的庄严的地点，那些通信所采用的崇高的笔调，那些一时甚至永远找不到结论的争论所涉及的哲学、历史、艺术的领域之广（浮光掠影的），所引证的伟大人物和神圣著作之多（一知半解的），好像我们被命定来扮演某种历史角色似的。可惜那些信札和日记，连同诗稿，都在十年恐怖的日子里胆小地付之一炬了。这些当然是幼稚可笑的，但那毕竟就是我们的青春。我当时请求他：“给我一分光明一分热力／加速我思想的星云，组成井然的天体”。D.D是“Mой Первый друг”（我的第一个朋友）。那真是一个模仿的年岁，好像我一用普希金致普希钦的诗句称呼他，我们就是普希金与普希钦了。他大学毕业时自愿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中学任教。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那里。我在远方祝福他。
直到今天，那些烧成灰烬的诗题仍然在闪烁：1967年的《我悲痛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1968年的《幽燕行》，1971年的《致萨哈罗夫》，1972年的《黄昏未名湖》，1973年的《今天》，1974年的《明十三陵》，1976年的《清明祭》。
1966年8月的一个黄昏，我独自在建国门古观象台下徘徊。古城。落日。断城上古老的青铜仪器在越来越暗的暮色里望着也问着越来越黑的天空。这就是观过数百年阴晴动静的地方，我来问取未来天时的预兆。那景象俨然是另一个拜伦在《登雅典卫城》哀希腊，只不过，拜伦凭吊的是他背后的一片倒塌的历史：“除了还会升起的太阳，／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沉没。”而我是来倾听前面一个快要开始的崩溃：“把喉震破把心震碎吧——／为了回应那声天倾地覆的巨响！”没有想到，我的一句不祥的预言，竟成了一个恐怖的咒语：1976年的大地震！古都动摇了。古观象台倾斜了。这些偷偷写下的诗行也在狂飙般的地震波里颤动。
那十年的红色和阳光，偏偏使我喜爱莱蒙托夫冷傲的前额、冷澈的目光和冷隽的诗。光明的迷误中，我非常需要莱蒙托夫诗中燃烧着的一团团黑色的火焰。我读得最长久的一首诗是莱蒙托夫的《沉思》（《Думы》）：
我悲伤地看着我们这一代的人！
他们的未来——不是空幻，便是黑暗，
而，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
他们将要在无为中衰老了。
“Печалъно я на наше поколеъие”（“我悲痛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我引用莱蒙托夫《沉思》的第一行诗为题写了一首诗。我无意为莱蒙托夫自愧自悔的《沉思》写续篇。我并不觉得这样写，我自己就是“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ни”（“当代英雄”）了，可以称心如意地把成群结队的戈鲁士尼茨基们一个个射杀在悬崖下。我只不过是在20世纪的中国真真实实地体验了莱蒙托夫19世纪俄国的痛苦。不过，“我们这一群忧郁的，很快就要为人忘却的人们，／将要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莱蒙托夫急忙躲进了历史，只留下一个匆匆消失的背影，给子孙们轻蔑的目光。
又过去了几年。我在潮白河边的一个农场里望见了我的1970年彗星。那是雪莱的一只云雀飞来。雪莱的诗和人都是那样自由：当他的诗潇洒为天上的云雀的时候，他也正潇洒在地中海的舟上意大利的马上和少女们顾盼神飞的眼睛上。我们却在苦役中。我们生来只是为了作一个思想的证据，而且是亿万分之一的证据。我们因为有自己的感情和智慧天生就有罪了。为了赎罪，我们无休无止地凌辱他人也侮辱自己。于是雪莱的云雀飞成我的“一轮飞翔着的太阳”，冲破了太阳下所有行星的轨道。我踯躅在尘垢里，我的《彗星》，便是一个不甘沉沦的灵魂投射在天上的虚幻的倒影。
我突然想起了普希金。想起了参政院里的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他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一段对话。沙皇问他，假如事变发生时他在彼得堡，他将怎样行动。“陛下，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会站到他们的队列中去的。”这是普希金的回答。大颗大颗的泪滴从我的眼眶里滚下。我们的悲伤不敢洒成泪水。我们的愤怒不敢发为吼声。我们的怀疑甚至不敢生长成语言。我写了《清明祭》，故作勇敢地把普希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的诗句题在篇首：“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因为我们的普希金还没有诞生。
文学的19世纪当然不完全是诗人们的。我也曾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奉为19世纪的经典。请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弄错了年代，也不是罗曼·罗兰犯了历史的错误。托尔斯泰的安德烈和彼埃尔，与罗兰的克利斯朵夫，都是一个时代的人，19世纪的人。无论是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空的云，童山的古渡落日，安德烈的老橡树与彼埃尔1812年的彗星，还是从摇篮中就开始荡漾在克利斯朵夫血脉里和音乐里的莱茵河，无一不是在展示人的崇高或者崇高的人。崇高的英雄主义使20世纪的罗曼·罗兰属于文学的19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我，却是出现得太早了。除了他的那篇屠格涅夫式的《白夜》（连小说的题辞也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的其他作品我一翻开就放下了：为了崇高，我拒绝理解他的迷狂，病态，罪恶，性格分裂和灵魂深处的自我地狱。他只好过早地寂寞地等我，早一个世纪等我，等我进入20世纪的一天才与我同时代。
为了进入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语言世界，我曾十分舒服地让俄罗斯人的“舌头”（язык）卷去了我的19岁和20岁。那个奇怪的颤音P，使我好几年的阳光月光星光灯光一直在迷离摇晃。俄罗斯语言性数格位的无穷变化，竟然没有混乱我的思维逻辑，真是不可思议。我也恍惚做过三次翻译梦。头一回是俄译的S.茨威格征服了我。1960年，我辗转从一个留苏归国的朋友那里读到《一个陌生女人的信》便贸然给巴金先生写信询问，有无出版中译茨威格的可能（前面说过，我外国文学的启蒙是巴金、肖珊译的屠格涅夫）。巴金先生回信说他还看不出在中国出版茨威格的前景。第二回是1970年，忽然想在太阳下译莱蒙托夫的黑色诗篇。因为我觉得，余振先生的译诗还黑得不够沉重。第三回，已经是1975年了，我居然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冷清的书架上找到了赫尔岑全集残剩的三卷《Ъылое и думы》（《往事与随想》）。我译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莫斯科燕雀山上愿为解放俄国人民而献身的少年誓言，译了他们想撞响克里姆林宫大钟的少年狂想。几十年后赫尔岑流亡欧洲的《钟声》传遍了俄国。我们有过自己的少年誓言吗？钟声，中国沉洪的古钟天天敲响“东方红”。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巴金先生献给新时期的第一部书，是他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可是今天，我再也不想翻译19世纪俄国文学了。我的19世纪已经太长，我不愿再延长19世纪的日子。也许我会翻译一个与我同龄的苏联诗人，为了和他一起告别19世纪。
这一切怎么能不是19世纪的？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西方人已经有过一个理性胜利的时代：一个人对王对神胜利的时代。那次理性的胜利自然完成在非理性中：丹东，罗伯斯庇尔，一个个英雄的头从断头台上滚下。于是他们的哲学家才得以在滚落的人头上宣布：这是一个用头站立的时代。而在东方，就在过去不久的那个十年，随着一代知识分子卑怯地低下自己智慧的头，理性的世界便顷刻崩溃倾覆。我们几乎人人都亲历过了，我们的膝，腰，头，都还不足以支撑人的尊严。同时我们却又为保存死亡的文化大声欢呼——在几亿人埋葬今天也埋葬未来的毁灭文化的狂热中，单单挖掘马王堆古墓，把那具汉代女尸的青丝、红唇、冰肌、玉骨，充满诱惑地摆在世界的惊愕面前。甚至忍不住啧啧羡叹：2000年前的女尸还那么富于弹性(1)。因此，不管已经迟了多少年迟了多少代，如果能由我们来完成理性的胜利，那也是一代人洗雪耻辱的骄傲。只要一天我们还没有作为人庄严地站立在王和神的面前，我们就还要停留在19世纪一天。只要一代知识分子的头还不是奥林匹亚的神山，不可亵渎，我们的19世纪就还没有走完。我们曾经长久拥挤在“天堂的门口”，自我作践，也践踏别人。我们当然没有勇气面对“地狱之门”，像罗丹的《思想者》，为了永远肩起自己思想的头，不惜耗尽自己的血与魄力，承受人间的全部苦难。何必模仿着别人，说什么“垮掉的一代”，“沉思的一代”，“愤怒的一代”。我们不过是屈辱的一代。那好，在“人的门口”，为了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用自己的头站立起来，就在举世瞩目的广场上塑一座低头、弯腰、双膝跪地的自我形象吧：为了自赎。
但是我们的头还没有站立就已经倾斜。我们同样沉重地感受到了头对心的压迫，理性对生命的压迫。我们的文化沉积是这样深。当我一进入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对存在本体的沉思，我文学的20世纪也就开始了，虽然19世纪还没有过完。我同时颠倒地生活在两个世纪。我的身上有19世纪的头和20世纪的心。
因此，1900年的1月1日对我并无意义。我的20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是1981年2月19日早晨，那个我偶然写了《船》的早晨。也不是每一个人的新纪元都非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次。这个早晨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无须发生。我不过无意间突然转过身：自己面对自己。走进19世纪要通过别人的入口，而进入20世纪只有自己的门。在这个早晨我的门豁然洞开。我听到了自己生命的躁动与喧嚣。我为F.F写了《生命——青春组诗》，她使我在40岁的时候，开始了没有第一次青春的“第二次青春”。这又偶然和一个民族由衰老——抛弃衰败与衰亡——而走向又一届青春的历程，暗暗合在一起。于是我便背起中国／西方的横坐标与现代／传统的纵坐标相交的时空十字，在古、今、中、外的多重碰击中。这不会是一个十字架吧。
不过我渐渐走向现代的路，曲折得唯一不通罗马。我长久不知道在我之前100年已经有过一个波德莱尔，我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艾略特正活在地球的那边——他1965年才逝世。早我十年的人，在40年代的中国，总算听到过现代主义退潮后的隐约的余音；而晚我十年的人，正好赶上又一次来潮汹涌的80年代。中间，我两头失落在孤绝中。真实的荒诞。
我找到文学的现代主义跟我的父辈找到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经过苏联人的中介。这近乎一种宿命。1981年的一天，青年诗人江河听我念完一首诗后问我：“你读过梅热拉伊梯斯的《人》吧？”没有。我的否定使他惊异。一定是他的梅热拉伊梯斯多少有些像我了？我便四处搜寻那个陌生而又相似的《人》。邵燕祥的回答更让我神往：“也听说有这样一本诗。”我朝圣般的热情使饱学的刘再复也觉得，不读到这部绝世珍本，那大约是一种智慧的缺陷。他也开始寻找。1982年初，他从邻居刘湛秋那里找到了这一秘本。我闻讯跑去，原来是中国作家协会1964年内部出版的一部“白皮诗”。在同年的秭归诗会上，我看见蔡其矫也随身带着这本诗集，一页又一页翻过了昭君村、屈原墓、宋玉高唐，招惹同行的几个诗歌青年争相传抄，不怕洛阳纸贵。不知道他们手抄的《人》今天是否开始变老？
梅热拉伊梯斯使我回到惠特曼。我发现我已经在《草叶集》里读到过他的《人》。由惠特曼的《自己之歌》：“因为要留出我的地位，星星们都远远地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它们照着我将出现的地方。”到梅热拉伊梯斯的《人》：“我双脚踏着地球，／手托着太阳。／我就是这样站着，／站在太阳和地球两个球体之间。”是同一个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一条生命之河贯注了人与万物，人在空间上与自己的宇宙一体。可惜，梅热拉伊梯斯只得到惠特曼的“空间”，而失掉了惠特曼的“时间”。梅热拉伊梯斯还没有悟到时间的奥秘：“最伟大的诗人根据过去和现在构成了与将来的一致。”而惠特曼却能“把死人从棺材里拖出，叫他们重新站起来”，并且大声“对过去说：起来，让我认识你”。所以，惠特曼的一片片草叶永远在生长，是绿色的象形文字，从埋在地下的婴儿粉红色的口腔、青年的胸脯、白发覆盖的母亲头颅骨上长出，在远方等你，等你的脚步，等你的夏季。惠特曼的草叶就是庄子的蝴蝶——“灵魂、再生、变形和永恒生命的象征”。据考证，惠特曼没有读过《庄子》。但是，专家们说，在惠特曼自己设计的《草叶集》多种版本的书脊、卷首或插页上，都印着那只神奇的蝴蝶。最引人遐想的是，在1889年版《草叶集》的扉页上，惠特曼伸手一招，那只东方的蝴蝶就翩翩飞来，落定在他的食指上。我觉得惠特曼和庄子都在做同一个“生命——时间”的蝴蝶梦。惠特曼又使我回到庄子，但我立即把我的庄子现代了：不是庄子把我老于远古，而是我把庄子青春在今天。不是庄子完成了我的生命，而是我使庄子的生命完成。要不是我又给了他一个18岁的春天，他的蝴蝶怎么会再美丽一回？假如我再不给他一片海洋和天空，他的鲲和鹏就会沉落。龙飞凤舞从来都不是我的想象——我不会喜欢蛇身、鬣尾、鹿脚、狗爪，一千年又一千年盘旋在我的头上。我今天更不愿挤在龙和凤的现代图腾下去继续一个残破的神话。我的蝶，鲲，鹏，冲破了物与我、生与死、有与无的界限，那才是从东方智慧中飞出的自由的象征。
惠特曼和庄子的超越物我与超越时空是20世纪全部诗学的灵魂。
不用说，这是我复活的惠特曼和庄子。同样，我也从庞德那里重新找回久已湮灭的唐诗“意象”，并且在埃利蒂斯那里重认传统和回归东方。他们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诗人。我迟至1984年才在《外国诗（2）》上认识20世纪初的庞德。这要感谢赵毅衡先生和申奥先生。传说庞德《地铁车站》的那两行中国式的意象诗“人群中 涌现的 面影／湿黑的 树枝上的 花瓣”，竟写了整整一年。幸喜他没有读到白居易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否则，他怕连那两行也写不出来。我猜想，庞德一定是在无意间望见李白“玲珑望秋月”的一刹，就赶忙把中国诗的“意象”偷走了。如果等他一一饱览李白抛在天空的那么多月亮，他可能会把“意象”失落在神迷目眩中。因为他并不想做东方古典意象的西方继承者，而是要做西方意象的现代开创者。我也一样。我对庞德匆匆一瞥，便夺回我的“意象”急忙逃回，怕再度遗失。在此前后，诗歌界一阵喧哗，不是谈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利蒂斯，就是谈论埃利蒂斯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的“一滴雨，淹死了整个夏季”，洪水便泛滥起来。一时，数不清有多少中国诗人蜂拥而至，唯恐分享不到被那滴著名的雨淹死一回的幸福。他的那棵半热带风的石榴树疯狂了，在希腊，橄榄自去哲学形而上，石榴自去形而下放浪形骸，本无所谓。不料中国早就高士化、君子化、隐者化的松，梅，竹，也跟着连连疯魔起来，甚至十分闱阁体的丁香芭蕉海棠也不愿意再缠绵悱恻。他的大型抒情组诗《理所当然》有一章《创世颂》，成群的中国诗人便顿时发现了自己的龙山殷墟敦煌，以及甲骨钟鼎竹简丝帛的无限神秘。但是这位埃利蒂斯究竟是谁？据说他的名字是四个希腊字的缩写：希腊+希望+自由+女性美。四个最有意味的字。希腊！他用现代更新了希腊的传统。这位“饮日诗人”使希腊的太阳又辉煌一次。他说：“双手捧着太阳而不炙伤，把它像火炬般地传给后来者。”难道我们要去接过他手中的太阳，尽管那是希腊的？！我说：还是抱起我们自己的吧，当然不是屈原曾经在崦嵫山上抱起过的那个。太阳是今天的。
1985年，当我面对艾略特《荒原》的时候，也同时听到了金斯堡那声凄厉的绝望长《嚎》和女诗人普拉斯三次死亡的“自白”。“前”“后”两代现代派诗人一前一后从两面向我逼来。我经受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震动。文明的崩溃，传统的断裂，信仰的破灭，加上一代人生命力的凋萎，残败，衰朽……艾略特想穿过荒原去寻找生命之源和文化的拯救，金斯堡、普拉斯们却宁愿在生命的原始冲动中毁灭文化也毁灭自我。我是东方人。最大的痛苦无声。最美的死亡无言。走进别人的荒原并不能逃脱自己的荒芜。也不是把梵语的经文“舍予。同情。克制。”用汉语祈祷一遍自己就得救了。我早已把自己刻成那尊卢舍那大佛：一种历尽苦难后反观苦难的静穆。奇怪的是，《荒原》引起我的不是想象而是思索。艾略特用几百行诗建立了世界和历史的“一个同时并存的秩序”。他以一个西方智者的哲学的思辨和理性的直觉，用感到四月残酷的丁香，栽在花园里等待抽芽开花的尸体，永远横流永远焚烧的水与火中的生死轮回，以及生者也是死者、人也是鬼、身也是影的长长的行列，还有七种文字的广征博引，来证明他发现的一个世界历史模式。艾略特的“一个同时并存的秩序”，与庄子的“瞬间永恒”，可能是东西方美学各自达到的两个又相同又相异，又相通又相反的极境。
我承认我没有读完《荒原》，《四个四重奏》也只看了几行。我没有翻着注解读诗的习惯，也不想培养这种习惯。我怀疑，是不是从艾略特起，诗人们都已才尽？不然，现代诗人怎么肯如此轻易地把诗的灵性抛弃给哲学，而吃力地搬起哲学早就想放下的思辨的沉重？似乎可以说，比起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来，艾略特的《荒原》更少有生命体验的酣畅淋漓的诗意；同样是关于“时间”的沉思，如果把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与克罗齐的《历史学》摆在一起，我们反而觉得克罗奇的“历史的哲学”（“永恒的现时”）是诗，而艾略特的“时间的诗”（“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能被人征服”）是哲学。可能这是一个诗与哲学相互交融更互相易位的时代。但是，毕竟有尼采的悲剧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克罗齐的时间意识，以及动摇了理性世界的弗洛伊德的梦和荣格的意象原型在走向诗，也引诱我走向诗。诗从哲学终止的地方开始。
并且，为了照亮生命本体的无比幽邃的黑色大陆，也是从20世纪初起，俄国的“形式主义者”们（又是俄国人！）开始用火点燃语言。只有语言才能照亮生命。从什克洛夫斯基的第一篇论文《词语的复活》起，在大半个世纪里为了复活垂老在历史文化理性逻辑中的语言，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德国的符号学，巴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哥本哈根——纽约——巴黎——塔尔图——莫斯科，是一场环球游行。虽然“俄国形式主义”原是“诋毁的荣耀”，但是时间这么快就把一顶荆冠变成了桂冠，在他们还很形式地活着的时候。可以认为，多种流派的本体论的哲学和形式主义的语言学，是20世纪“入学”最有开创意义的两大领域：寻找生命的本源和照耀生命的语言之光。
我们看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诗人无不在煽动语言对语法的叛乱，正像当年他们的前辈煽动第三等级对国王和僧侣的叛乱一样狂热。也许西方人又在进行一次生存方式的革命。说是又一次，因为他们已经有过一个用头站立的时代。现在他们又在人自身开始了心对头——生命对理性的战争。也许他们想从语法的逻辑的理性的文化的压迫里，再一次找回生命最初的活力，热情，想象与创造精神，为了复活一种文化或者重创一种文化。与上次完成在非理性中的理性的胜利相反，当前他们这场非理性的革命正在十分理性地展开，正在哲学家和诗人们安然无恙的头脑里平安无事地展开。不要剑也不要盾，不要火也不要血，只在语言中进行言语的革命就足够了。革命得非常诗意。于是，东方不受逻辑主宰的老庄哲学和不受语法切割的古典诗歌，便令他们神往。西方“知”的世界与东方“悟”的世界遥隔千年，但是西方“反逻各斯主义”的现代精神与东方追求生命体验的古老传统在今天碰在一起。似乎全部的魅力都集中在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神奇奥秘上：汉语是一种还没有完全死在语法里的语言里的语言。凭借保存在汉语中的东方智慧和整体感觉，中国诗人很容易完成“人”的复归。没有时态变化的动词总是“永恒的现在时”。定语状语补语宾语流动在自由的语言秩序中。不受词性限制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也很随意地打破了语法的压迫。东方诗人似乎不必像西方同行那样，要时时打乱语法严密性的顽强抵抗。不过，我们的汉语诞生过屈原李白，却还没有诞生牛顿爱因斯坦。我们多的是张若虚的明月，李商隐的夕阳，陶潜的菊花，李清照的梧桐秋雨，少的是一个个改变世界的物理学数学原理的中国姓氏。这些，是不是同样出于汉语的原因？
但是语言总与生命同在。假如没有语言的显露，人将凭什么自认或者自照？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的边界就是生存的边界。生命——语言——诗三位一体。难怪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也曾经是莫斯科语言——诗学小组早期的成员。我找到了只属于自己的意象——语言结构了吗？
人，第一次用脚没有站立起来。第二次用头也没有完全站立起来。现在，是第三次了，用心——也许能真正站立起来了吧？与西方的哲学家诗人不同，我们只能同时既用头也用心才能站立。在西方，由身的自由到心的自由，他们是几个世纪几代人的历程。而在东方，却要由我们一代人的几十年来完成。不知道这是不幸还是大幸？我说过：在我的身上有19世纪的头和20世纪的心。我的长诗《女娲11象》和组诗《东方智慧》是我对现实世界无限的追求、冒险、征服，与对自我灵魂的审视、拷问、搏斗同时展开的心灵的历程。也许有一天，我能同时走出两个世纪：用头站立——在历史上。用心站立——在今天。
又是一个世纪末了。文学的19世纪不是我们的。文学的20世纪也不是我们的。文学的21世纪将最先从谁的眼睛里升起？
1988夏，北太平庄铁狮子坟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1988，NO.4
(1) 1972-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马王堆汉墓。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三棺及垫木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有木炭，木炭外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
覆盖在内棺上的彩绘帛画，呈“T”字形，全长2米左右，下垂的四角有飘穗，顶端系有丝带以供悬挂，是亡者出殡时引导随葬队伍行进张举的旌幡。帛画色彩鲜艳，庄重典雅，旌幡画面上段绘有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天上境界；下段绘有蛟龙穿壁以及墓主出行、司阍迎候、宴飨等场面，反映了“引魂升天”的主题内容。
其中一号墓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女尸年约50岁，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开棺后发现女尸被浸泡在棺内约20厘米深的无色液体中。女尸经医学家临床检验：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保存完好，全身有柔软的弹性，皮肤细密而滑腻，部分关节可以转动，甚至手足上的纹路也清晰可见。X光片显示，其骨质比现在60岁的正常人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