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女娲的语言
找回女娲的语言 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
人：本体的黑暗／语言的自明
非常好，我13岁才有父亲，40岁才有母亲。大概没有什么情结或者恨结束缚着我的童年。我不必害怕，因为我没有母亲可恋，也没有父亲可弑。那么长久地，我连找都找不到他们，又有什么罪恶的恐惧需要逃避？既无须像那个王，离乡背井地逃亡；也无须像另一个王子，在智慧和行动、复仇的意识与自谴的潜意识之间痛苦地犹豫。孤独的童年把生命原初的力埋得很深很深。需要等一次发自生命最深层的巨大震动，而且对我来说要等到40岁之后。
等我遇见她，F.F。
我们相遇了。生命的一次微颤就突破了全部神圣的禁锢。一种美学就在那相视的一瞬间产生了。这里暂且不谈那双眼睛，洪水后最早的黑陶罐存下的一汪清莹。也不谈那多梦的额角，将使所有白色大理石都低下冥想的头，倾听。当时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有那么多美丽过世界的女性，连蒙娜·丽莎，都从时间的暗影下注视着她。仿佛她们能否再青春一次，美丽一次，就完全看她是否也对她们回望一眼了。尽管有水，火，时间和死亡，蒙娜·丽莎的笑在她的唇边，没有成灰。不是由于蒙娜·丽莎神秘的笑，她的唇边才有笑的神秘。相反，是由于她笑了，蒙娜·丽莎的笑才没有在嘴角枯萎；不是蒙娜·丽莎的笑照亮了她的面容，而是她的笑照亮了蒙娜·丽莎的面容。她的笑才是最初的。因为她，画里，诗里，神话里，甚至埋葬在厚厚的坟土里的迷人女性，再一次活在我们的四周，与我们相追逐。
在她的面前，从宋玉《高唐赋》中走出的神女，立即死了。宋玉的高唐梦，曾经是一个美的极限，从那以后，中国每一个飘载着女性的想象似乎都再也飞不过神女高唐的高。已经晚到1982年了，参加秭归诗会的当代诗人们船过巫峡巫山下，我发现，就没有一个现代眺望不顿时掉进宋玉高唐的古典里。但是在她的面前，巫山云雨藏着的，不过是一块又瘦又冷的石头。一个已经够了。望夫石，神女峰，阿诗玛的黑色石林……我的土地，再也负担不起一个冰冷成石头的期待和呼唤。这块土地背着太多无思又无梦的石头的沉重。更不用说还有多得无可计数的神们的碑，佛们的塔，帝王们的陵墓，和倒在荒草中的一朝又一朝宫殿的断柱了。她改变了宋玉们的美学。代替宋玉们缥缈在山山水水间的幻影和无望的守望与无期的期待，她的形象把现代美学带给了长江和黄河，燕园和清华园，王府井和南京路。作为我的纪念碑，代表今天。
在她的面前，我开始了没有第一次青春的第二次青春。不曾有过花朵，就开放一场初雪吧。水的燃烧，雪的缤纷。由河里的浪，到海上的潮，再到长满蓝天的白色的花萼，几度空间又几度时间，纷纷的白火焰，烧毁了冬天。一场最后的也是最高的花。但是，这仍然是生命的光华灿烂的亮层。沉入生命的深层就像进入太阳中心一样黑暗。生命本体是一块黑色的大陆。生命也和太阳一样，不能被照亮，只能自明：由生命自身的语言之光。
好像是早已安排好的，由我一岁的女儿T.T来给我再现女娲的语言。198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抱她到阳台上去玩，并非在等待什么奇迹的发生。她已经开始学语。她的小手指着夜空最圆最亮的一点。那是什么？月亮。她便欢呼地叫着：月亮，月亮。在她的叫声里，抛在我天空的那么多月亮，张若虚的，张九龄的，李白的，苏轼的，一齐坠落。天空只留给我的女儿升起她的第一轮明月。这是她的月亮。她给自己的月亮命名。从一岁到两岁，她天天都在给她的新世界命名。她的生命——世界——语言一同在生长。
她只不过从我这里借去了语音的符号而已。仅仅是声音。她把语言不堪负重的历史和文化的陈旧意义，全部丢在她童年世界的外面，尤其是当她即兴自言自语自唱的时候，她连语音都不必向我们——向成年的甚至衰老的世界借用了。那是她自由创造的语言：是生命的天然声韵，节奏和律动。我不能理解却能够共鸣，像音乐——上帝的语言一样。
可惜，在她和母体之间，由于不能像剪断脐带一样剪断的语音的连结——精神的血缘，历史和文化的世界很快就会压垮她的童年。她今晚升起的月亮仍然落在古老的天空。她一岁开始建立的依旧是一个几千年的世界。
不过我此时此刻在倾听她的童音。白发的年岁这么近地俯看着自己的第二个童年。苍老的人类回顾着创世纪。我的第一个童年，像神话时代一样遥远而不可知。我在回忆中找到的是一个老了的孩子。而今夜，我女儿的那一声声“月亮”，震落了别人抛在我天空的一切，震落了年岁和历史，语言支撑的古老的世界倒塌了。这是一个生命充实的虚空，一个创世纪的开始。我能第二次找到女娲的语言吗？我已经把衰老的语言交给了女儿，不知道是否能够再从她那里接过从生命中重新生长出来的语言。这场更新语言的童年游戏将有怎样的结局？只有这一次，我再不会有第二个童年了。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她和她的女儿，F.F和T.T，一个引我沉入生命本体的黑暗，一个为我升起自明的语言之光。因为她们，我才能够在40岁以后，和一个又一个20岁一起，一次又一次开始。人面对着一重又一重两难的相悖的困境。既然她们从我面前朝前走去，留给我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征服：生命／文化。空间／时间。今天／历史。语言的叛乱／征服，有言／无言。
生命／文化
人使生命成为一种文化形式。或者说文化的生命形式就是人。连大自然都被人文化化了。我们一诞生，就生活在文化里，生活在前人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即他们的语言方式里。天上的地上的通向神通向人的路，早已被屈原走完。陶渊明的那朵菊花温暖了每一轮带霜的夕阳。张若虚抛起的月亮最大。泰山是杜甫的高度。在天上的黄河奔流成李白之后，后来的苏轼就赶忙浪涛成长江。而美丽的，少女的血已在李香君的扇上开成桃花，泪花则在林黛玉的黑眼睛里开得最灿烂。青春的梦已在《红楼梦》里做完。女娲之后的一切都陈旧了，还剩下什么留给我们第一次体验第一次命名？
我们走进的只是前人的语言世界。我们只不过在前人的文字中流连忘返。我们越是陶醉，就离自然界的真实和生命本体的真实越远。
而且我们的生命开始衰老。我们当然曾经有过一个英雄的时代，但是古战场上的英雄一个个走进了《史记》。在那个铁战胜铜的时代，雄伟的，齐楚燕赵韩魏的兵戈，还有朱亥的锤，鲁仲连的箭，荆轲的匕首，都已被秦始皇收去，铸成十二尊巨大的铜人，胜利纪念像般结束了一个时代。的确也只有十二座金人才配作那个英雄时代的纪念碑。战国：百家和列国，学派和战场，雄辩和刀剑。自由的生命，一些人用头脑和智慧，另一些人用唇舌和语言，更多的人用身躯和热血，完成自己。项羽是英雄时代的最后一个英雄。历史在等他推倒十二座铜像的力。等他把秦代的黑色焚烧成七百里的大火，照亮太阳照不亮的黔首。等他最后一剑砍下自己的头，点燃自己的一柱血，照亮生命：那是原始生命力的最后一次辉煌闪耀。等他倒下，一个巨人的时代也就完成了。可以长出百家的头，却只有一颗心。剑，横在头与心之间。乌骓马踏痛了今天。
先秦青铜的狞厉，盛唐石刻的静穆，宋塑的温润，明清文人画上的空绝与孤寂——历史向上的路也就是生命向下的路，也许转折发生在宋代。在山西太原晋祠圣女殿，一个压抑着的宋代冲动，还撞击着今天。她。四十八种美丽一齐朝我走来，哪一个是她？四十八种美丽也走不出丝绸，一层东方的柔软。一块块再捏不出男子汉的泥土，古典成了宋瓷。她的影子倒映在清代，金陵十二钗又十二钗又十二钗又十二钗，四十八种美丽也没有使贾宝玉成为男子汉。没有一个男子汉。石头。泪水，笑声，雪，一半还未开成蔷薇的刺，刻出春天红梅的剑锋，都刺痛不了刺伤不了这块石头。儒家的修身，道家的空幻，释家的轮回，生命已经还原为石头。一份有趣的社会调查询问当代少女：在世界文学名著中她们最不喜欢的男主人公是谁，贾宝玉！这是曹雪芹在地下等了二百多年才等到的回答。胜过了旧红学和新红学，当代少女们用黛玉宝钗湘云晴雯尤三姐们一样的幻灭，解构了曹雪芹的辛酸泪和荒唐言。
回到女娲。人首蛇身。我终于从野兽的躯体上，探出了人的头。我靠爬虫的蠕动，靠野兽的爪和蹄，走出洞穴，走出森林。但是我拖着庞大兽身的头，是不自由的，爬行的肢体也拖着我的思想贴着地面爬行。完成和自然的分离，兽的最后一步也是人的最初一步。在野兽的脊骨上支撑的人的头，逃出兽群和野蛮的野兽的腿：头与身——文化与生命的永远的分裂和冲突与生俱来。是身躯吃掉自己长出的同己又异己的头，还是头压垮自己走出自然又走回自然的脚？头与身的永远的战争。这是人的第一悲剧。
我们还是来看头与身——文化与生命的最近一次冲突，分离，重新相互寻找。不是什么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击毁了人的宇宙中心位置，相反，正是在哥白尼的意大利天空下，人才第一次抬起了自己的头。正是在哥白尼找到了太阳的位置之后，人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的头靠向太阳，神殿冷寂，王座空虚。但是庞大的头颅压倒了身躯。失去支撑的头将像失去引力的星一样垂落。头颅开始寻找自己的躯体。也不是什么达尔文物种上升的线开始了人的尊严下降的线，相反，正是在达尔文进化的终点，人复杂的躯体才代替自己简单的头脑整体地思考起来。生命的冲动压倒了思维的理性。开始了头对肉体的膜拜：弗洛伊德“性”的一神，还有“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二神，“贪婪，恐惧和荣誉”的三神……肉体本能崇拜的神已激增到几十个，而且有增无已。人的身躯膨胀而头颅缩小。头与身的又一次颠倒，颠倒再颠倒。
我们这个世纪还没有过去。匆匆地，第一批人来宣布上帝死了，第二批人来宣布人死了，第三批人来宣布什么，宣布死亡的死亡——但那已经是生，是复兴与重建，现在又还远远不是时候。1900年的尼采，强力意志的软弱生命死在永恒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里。过了30年，1933年的海德格尔，生命澄明在纳粹党的晦暗中。还有，从1915年的卡夫卡变成大甲虫，到1967年的马尔克斯长出猪尾巴，人已经异化到头也还原到头。这是人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哲学到文学的双重危机。他们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批想拯救自己、想成为上帝和人的灵魂。现在，第三批人来了，还有什么可干：再让尸首死亡成骷髅，再把废墟毁灭得瓦砾不留，分崩离析的世界只剩下历史与文化的碎片。没有上帝没有人。一个再没有破坏对象没有创造对象的世界只有难堪的寂寞。他们只好在旧世界的残垣断壁和断简残篇上东拼西凑：分离与重组，断裂与混同，并置与变位，仿古与复制，一个碎片拼贴的文化时代。
也许这就是F.詹姆逊所界定的“没有深度，没有崇高点，以及对历史遗忘”的后现代世界和后现代人。比起中世纪的宗教禁绝，当代人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自由遗忘，更加彻底。当年等待复兴，毕竟在中世纪的瓦砾和焚书的灰烬下，还埋藏着羊皮书和手抄本，保留下来了人类童年的古希腊梦。而现在已经解构到0。人可以无牵无挂地走进J.德里达打开的后现代的自由之门——“0度创作”之门了。不错，20世纪末的解构，解构了一切，解构了解构，地球正转向0，这可能是一次不复制任何陈迹的真正创造的开始。
“碎片文化”也就是后现代文化？时间，如果对古典主义是不断川逝的过去，对现代主义是现在与过去“同时并存”的艾略特秩序，那么，对后现代主义，则是在现代与传统互撞中的时空碎片。但是，到底是什么在崩毁：是传统的碎片压倒了现代，还是现代把传统挣破成碎片，或者，是现代与传统同毁为碎片，我宁愿它是第二而不是第一和第三。也许，这是生命中时间意识的又一次高涨，现代人用自己的“现代”霸占全部历史的时空：无穷无尽的解构与重组，把以往文明的一切，连一块残砖断瓦都不剩下，作为新的材料，构筑自己“永远现在时”的生命世界。的确是生命的。在许多碎片文学和碎片艺术面前，我看到的不是文化的碎片掩埋了人的尸骸，而是人的生命又一次复合了支离破碎的世界。因为我在这些碎片上触摸到的，往往不是死灰般的冷寂，却常常是生命震撼的力度与热度。
生命从反文化始，却一定以成为一种文化形式终。人不能不是一种文化形式——上升为文化的生命和转化为生命的文化。从发誓不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决不罢休的查拉的DaDa们算起，一场一场的反文化莫不是一种文化。为否定一切书而成了一本书。为轻蔑一切文物而成了一件文物。这第一度的反文化是生命的天赋。当生命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存在，第二度反文化也就开始了：作为一种文化去与以前的和以后的全部文化抗衡——书对书。画对画。音乐对音乐。雕塑对雕塑。建筑对建筑。但是，在屈原抱起昆仑落日以后，你已经很难有自己的日出。在庄子飞起他的鲲鹏之后，你已经很难有自己的天空和飞升。在孔子的泰山下，你已经很难成为山。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你已经很难成为水。晋代的那丛菊花一开，你生命的花朵都将凋谢。
但是你必须有自己的地平线，远在前人的视野之外。而且，后来者如果不能突破你的地平线，他就别想走进自己的天地。
时间／空间
人从埋葬自己同类尸体的那一天觉醒了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没有第二种生物收殓自己的遗骨。地上耸起的第一堆坟土就宣告了生的悲惨。在第一座坟墓前，人开始了面对死亡的沉思。永远以短暂抗拒永恒，以有限抗拒无穷，是人的第二悲剧。
可惜，赫拉克利特说他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的时候，竟忘记把这句名言说完：他也不能两次回到同一个岸。这是西方哲学严密的遗缺。河在流逝，岸也在流逝。在时间的赫拉克利特河上，空间的岸支离破碎地陷落。同样，赫拉克利特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的天空也每天都是新的。太阳是时间的意象也是空间的意象。每天一片新的天空，把赫拉克利特的时间之线切断成点——一天一个太阳——一天一个落日，滚下。
赫拉克利特的河永远流在西方哲学里，而岸呢？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天空呢？其实，时空同一。既不存在没有空间的时间，也不存在没有时间的空间。时间涌动，空间在塌陷；而一层一层塌陷的空间，也把时间寸寸断裂。一瞬时间就是一片空间，一片空间就是一瞬时间。我们没有西方几何的头脑，以为有三维空间的房子，在等它变动不居的主人——时间，只有时间作为空间的一维，四维空间才构成一个运动变化的世界。我们似乎不想自讨苦吃，为一个原本无形的世界建立自己有形的思维维度，囚禁自己。同样是以水为喻的水边哲学，我们只作庄子式的望洋兴叹就心满意足了：由河的波澜到海的汪洋，河汇入海，海汇合河，一重时空展开另一重时空。
我在武昌上中学，家住在汉口。几年里，我每周都要两次乘船渡过长江与蛇山互相撞断又互相连结的地方。我觉得，是我的船在来来回回把断了的江和山连结起来。在古黄鹤楼的旧址，看山的一线无首无尾，江的一线无始无终，自己便沉落在江与山互相穿越的无穷大的“十”字里：是时间，是空间，无限神秘的宇宙意识。好多年之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结尾的沉思震撼了我：“头上是灿烂的星空，胸中是道德的规律：此二者令我满心惊奇而敬畏，思之愈久，念之愈深，愈觉其然。”不管是不是曾有一个伸向星空的教堂尖顶的十字启示过康德，对于我，长江与蛇山相交的十字确实是一个天启的奥秘。
既然一个少年曾在这个相交点上站立过，仰望过，俯视过，那么，脚下江与山无边的十字和头上青空无限的圆，就是一个坐标，一个指向，结构了他的宇宙。
黄鹤楼正耸立在十字的坐标上。不同于西方教堂的尖顶，也不同于东方佛的圆塔，我的楼连结着现实与超现实的两极，在这里耸起，倒塌，倒塌再耸起。一重又一重时空崩塌在江与山的十字下，留太阳月亮龙蛇的影子在墓穴里，留死亡给金缕玉衣保存。而永恒的十字支撑着新的时空。我早就选择了长江和蛇山相交的地方，最古老的发射角，一朵楚天白云暗示我，把自己的直觉远射为黄鹤。鹤影，追回散落在天外的每一颗星，如一种可读的符号文字，组成宇宙的新秩序。我的楼穿越身上的十字和头顶的圆，接一只只自由的黄鹤追我的黄鹤。
我感到侥幸的是，黄鹤楼上的李白只顾抬头望他的明月；而东坡赤壁，东望武昌，竟与黄鹤楼咫尺千里。他们把黄鹤、十字和圆留给了我。
人怎么能不放飞自己的黄鹤？人是注定被无限的空间与无穷的时间无可挽回地遗弃了。何时何处是他永久的居所，如果他不放出自己的黄鹤，追回自己生命的时间和空间，他将凭什么对抗绝对的空虚与绝对的孤独？
我到了北方。地平线旷远，落日浑圆。地平线和落日，还是那个十字和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离黄鹤楼多么远，我是永远也走不出长江与蛇山相交的神秘的十字和圆了。恢宏的宇宙感打破了时间空间的一切间隔。在北方，我一天一次面对地平线与落日的晚霞乱飞的撞击。落日撞沉了地平线，也把地平线浮着的天空撞沉在暮色苍茫里。地平线上涌动的黑暗淹没了落日，也淹没了落日落下的一天。站在北方的落日与地平线之间，我每天都被最明亮地碰击一次，也被最黑暗地沉落一次。夕阳，把我和李商隐，拉到同一条地平线上。黄昏涨着，从他的眼睛涨过我的眼睛。就是这一次落日落成了永恒，半沉的，在他的天边在我的天边。……而我把我的夕阳抛下了，抛成一个升起，给另一个天空。我的升起会降落为他们的夕阳，在他们的天空下和我共一个黄昏。夕阳与地平线，时间与空间，互相垂直、相交、重合，同一：冲突的十字与和谐的圆。同一个夕阳，撞沉了所有的地平线，空间消失了，或者所有的空间重叠在一瞬间——时间化的空间，是永恒。同一条地平线，淹没了所有的夕阳，时间消失了，或者所有的时间汇入一片空间——空间化的时间，是永恒。
无时空体验也许是生命最神奇莫测的秘密了。当生命在这一瞬间突然明亮起来，时间和空间对生命整体的无穷无尽的切割与分裂便消失了，消失在这一瞬间的一派澄明中。时间从前面涌来，冲倒了我的今天，冲倒了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倒进历史。时间涌过，空间在崩溃。还是第一次月出，第一个秋，第一座南山，第一杯酒。第一个人。第一个人。第一次生命。时间和空间由你开始由你结束：时间的0度和空间的0度。这一瞬间就是此刻就是最初就是最终。这一片空间就是此地就是来处就是归处。这是生命最纯净的显现：是创世也是终古。
故乡在哪里，空间化的时间和时间化的空间，空间的0度和时间的0度，可能是被无限的空间和无穷的时间抛弃的人，所能为自己建立的唯一的一个永恒的自由的家园。这种非宗教非哲学非美学亦非心理学非生理学非物理学的纯粹生命体验，就是东方智慧“生命时间”的秘密。让愿意成佛的成佛，愿意当上帝的当上帝。人只还原自己就足够了。还原在空间化的时间和时间化的空间，空间的0度和时间的0度。天国与地狱，此岸与彼岸，都在今生在此身。毁灭与创造，沉沦与超越，同在人自身。一生就是整个宇宙和全部历史。
今天／历史
我们遗失了今天。因为历史留住了我们。
中国诗人要有历史意识，不必等到25岁之后。27岁就早死的李贺也活了几千年的历史。有那么多秦王喝月倒行的醉，汉武帝铜入铅泪的重，如烟如幻的苏小小的轻，让他经历不尽历史的长。
在我的故乡四川邛崃（古临邛），我一步就走进汉代，走进司马相如堆砌成了赋的岁月。我从小就吃着汉代的盐。历史一直停在汉的盐与铁里，停在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琴与赋，井与酒里。
我的大学在北京西北郊。蓟门。幽燕。这里的太阳早被古人白了冷了。这里的天空早被历史寥廓了凛冽了。我也在这里的剑气和筑韵里慷慨悲歌。我总想在幽州台上量一量我寂寞的高度，悲怆的高度；我尤其想在诱人的黄金台上量一量我知识分子的现代价值。尽管幽州台连残迹都没有留下，但我时时回头，总想碰见幽州台上那双最孤独的眼睛，碰掉眼眶里的千年孤绝。一千年又一千年，一双双被时间隔断的眼睛，自己燃烧又自己熄灭了。幽州的白日，被距离隔成孤零零的眸子，寒冷得发亮。仰起头，接滚过幽州的泪滴从我的脸上落尽，尽落谁的脸上？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生存的困境，不在于走不走得进历史，而在于走不走得出历史。我们的生命只是复写一次历史而不是改写一次历史。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三悲剧。我们总是因为寻找今天的历史而失掉历史的今天。总是那些埋葬在秦汉古墓中的人物使我们生活在秦与汉，而不是我们把秦汉人物召唤到今天。总是他们改变了我们的面影身姿语言，而不是我们改变了他们的面影身姿语言。我们总是回到历史中完成自己，而不是进入今天实现自己。我们的生命在成为历史的形式的同时丧失了今天的形式。
我生命的一半，流浪在历史的乡愁里，另一半，漂泊在空幻的未来。就是没有今天。我只好敞开自己的天边，老让王勃的落霞挂着；敞开自己的四月，老让李贺的红雨乱落。我要有自己的一个滂沱的雨季，落尽过去的云。要有一个很深的夜晚，深得足以沉下过去的每一个黄昏。帕斯卡尔有他的“火之夜”，用生命的一场大火照见了他的上帝。我等待着自己创世纪的第一个早晨。我把自己的苦闷和无边黑夜的一角，揉痛了，揉红了，红成第一只雄鸡的冠，昂起我的第一个黎明。时间开始了。第一个早晨。我把自己的太阳，挂在死亡挖得空空洞洞的眼眶，一齐挣开这个早晨，充满了现实。今天破晓。在今天的太阳下，旧庙里供奉的都是今天的偶像，故宫里上演的都是现代的悲剧，古墓里的亡灵一个个作为现代人醒来。由于都是出土在今天，骊山下秦王兵马俑威武着现代的仪仗，马王堆的那具二千年前的女尸也窈窕着现代女性美。在徐悲鸿的油画上，屈原的山鬼赤裸着巴黎的曲线。不是青年音乐家谭盾的一曲东方的古典的《南乡子》，使一双双现代的美国耳朵，突然东方了，古典了；而是一双双美国的现代耳朵，使谭盾的一则东方的古典情绪，突然美国了，现代了。
同样的，不再是司马迁让我走进他的《史记》，而是我让司马迁和他《史记》中的儿女们走进我的今天。司马迁被阉割了。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但是生命因为残缺而完整，无性，他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并且爱着每一个真正的女人。日和月同时撞毁在他的身上。天地重合的压迫。第二次他从撕裂自己分开了世界：一半是虞姬。一半是项羽。疯狂的创造欲，他在无性的女娲之后第二次造人：不用黄土了，就直接用那些横陈在英雄时代的英武的美艳的男女尸体。他们都不过是他过去生命的未曾收殓的遗骸——他生命的历史形式。血和泪沿着他纵横古战场的文字流回倒卧的尸体。他们作为他的儿女活了，活在他的汉代，永远和他活在《史记》中。等一双又一双唐的宋的元的明清的手，翻开《史记》，放他们到唐，到宋，到元，到明清。我的手翻开了《史记》的今天：在司马迁之后我赋予他们第三次生命。伍子胥。头，碰不破黑夜，碰落了所有的白天，一步踩过。一生用最黑的一夜辉煌百年。白发一根一根，生长漫长漫长的死亡。一夜摇落黑发上的全部太阳，几万次日出一齐轰击头顶：一个白洞。昭关，每一个黑夜陷落。
生命只是今天。
历史是穷尽今天的经历。神秘的引力场，十八年，连历史都会有一次青春的冲动：红楼梦里的梦还要迷乱一次。桃花扇上的桃花还要缤纷一次。生命在今天历尽。历史在今天重写一次。
那么明天呢，明天已在今天过完。
语言：叛乱／征服，有言／无言
我在一个个汉字上凝视着自己：汉字的象形呈现着我的形象。黄河流着，我的头，身，四肢，流成象形文字抽象的线，笔画纵横，涌过甲骨钟鼎竹简丝帛碑石，几千年的文字流还在汹涌。我的墨色的黄河。黄河还没有把我的头身四肢流成拼音字母几何的线。但是我形与神原始组合的古老文字却启示了蒙太奇语言——一种新思维。最重要的是：我的文字——语言没有拖着沉重的词尾。摆脱了词尾的语言逃脱了语法。我当然不是说，那些拖着词尾的语言还爬行在某种进化的阶段。我不知道，我的语言是还没有成熟到长出词尾，还是已经成熟得丢掉了词尾？但是我知道，词尾妨碍了语言的驰骋和飞翔。拖着尾巴的词和拖着尾巴的人一样是不自由的。我甚至设想，也许一个中国人要想进入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就必须首先学会一种西方语言的思维；而一个西方人要想进入现代诗，也必须首先或深或浅地进入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无语法中。我的诗充分享有汉语言的自由天赋了吗？
是西方人最早感受到了被自己的语言淹没的痛苦。语言创造着也毁灭着人。为了不至一沉到底，语言学家们指出的语域混淆、词语移置，隐喻转移，创造性偏离种种语言现象，都不过是人越沉越深的挣扎而已。于是现代西方人爆发了语言对语法的叛乱。本世纪多种流派的生命哲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都在寻找生命澄明的元初语言。而诗是生命和语言最初和最后汇合的唯一存在。可是现代诗同时让哲学和语言学失望：现代诗既不是语言显现的生命，也不是生命显现的语言。在西方语法严密封锁的关口前，西方现代诗人无不一一陷入一批又一批扭曲的、残缺的、伤痕累累的词语中。叛乱的语言完不成语言的征服。世界多一个现代诗人就多留下一批受伤的词语。思与诗同在的语言，离现代西方人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遥远，人被破碎的语言更浑浊地淹没了。
汉语，哪怕是古汉语，也同样拯救不了当代中国诗人。篆。隶。楷。狂草。解体又重构那一朵沉重的飘浮。金石木铅，仿宋仿唐仿汉仿秦，复印的复印，没有一朵订死在天上。天空已经旧了。汉语虽然还没有完全死在语法里，但是几千年它已经衰老：名词无名。动词不动。形容词失去形容。数词无数。量词无量。连接词自缚于连结。前置词死在自己的位置上。语言的衰老不能靠衰老的语言去复苏。让语言随生命还原：还原在第一次命名第一次形容第一次推动中。
给名词第一次命名。谁命名，命名谁，名词命名一次就死亡一次。无休无止的命名之后，只剩下空空洞洞的符号——无名的名词，既掩盖了命名者又掩盖了命名物。我突然惊惧地看到，我已闯进一个无名的名词世界，一个有名得空无一物的世界。不是我命名名词而是名词命名我。我被命名一次就失名一次。从头到脚，从感觉到智慧，名词名词名词。于是世界少了一个人而多了一个无名的名词。应该由我来第一次命名。命名：人，世界，名词，一同诞生。我有幸碰上了阿波罗登月的不幸的一脚。最后的月亮落在我的眼睛里。几千年，地球已经太重。承受我的头脑，还需要另一片土地。头上的幻想踩成现实，承受脚，我的头该靠在哪里——人们望掉了一块天空，我来走一块多余的大陆。在人们晶亮地叫完月亮之后，我来走完月亮的晦暗。这是我的第一次命名，在争名几千年的百家之后，我命名了几个名词？
给动词第一动力。谁推动，推动谁，所有的动词都已被行星般地抛入了固定的轨道。没有一个能够像彗星一样逃逸出来。除了重复不变的轨迹，没有自己的动力、方向、道路的不动的动词，运动着一个静止的世界。当我发现，不是我推动动词而是动词推动我的时候，我绝望了。每一个动词都以不可抗拒的惯性力把我拖入它盲目的轨道，令我不由自主地亦步亦趋，直到我失掉了自己的动因、目的、起点和终点，成了一个不动的动词。但是生命原始的冲动要反抗。人生来是第一推动者。这就要看人与动词谁更有力，谁能首先冲破对方原有的轨道。
一旦打乱词语恒定的场，把一个个动词抛进新的轨道，世界就将按另一种方式运行起来。古云梦。云的一半滴为巫山雨，从宋玉的青春湿到我的青春。梦的一半醒为洞庭的思考，容得下长江漫长漫长的回忆。我总算推动了一个词，由它，一种秩序颠覆了。在上帝最初的一脚和牛顿的万有引力之外，我能够推动几个动词？
还原形容词的第一形容。谁形容，形容谁，今天的白形容昨天的白。今夜的黑形容昨夜的黑。我看到的，是一个在形容中失尽形容的世界，一个没有形容的形容词世界。而且连我自己，也因为接受了所有的形容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形容。不是我形容形容词而是形容词形容我。我感到了一个没有形容的形容词的悲哀。高渐离。当挖掉眼睛的一瞬，黑暗破了。生命痛楚得雪亮。眼睛窥不见的神秘，银灿灿的泄露。无岸无涯。形容：我还原了自己本真的形容也就还原了形容词的第一形容。我的高渐离的眼睛瞎得好灿烂。在千容一面的形容里，我形容了几个形容词？
还数词以无穷数。
还量词以无限量。
让连结词组合新的结构。
让前置词把世界置于新的时空。
语言的烦恼就是智慧的烦恼。西方哲人一直在寻找他们语言的家。里尔克还在那里不断地用诗呼唤那无名的失名的。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澄明与遮蔽中痛苦彷徨，为了进入澄明而走进了遮蔽。到了维特根斯坦，更是无可奈何地一说再说他的沉默。东方古代哲人似乎不必寻找语言：人自在语言中。他们一个个在大谈无言、不言、忘言中雄辩地寄言立言。不言的老子留下了五千言，一言就开始了后人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庄子更是滔滔得横无涯涘，一片汪洋，至今还在每一种文字中泛滥。人是天生来说话的。有言与无言，说出与沉默，可说与不可说，都是语言。因为失名才需要呼唤，因为无名才需要命名。因为遮蔽才洞见澄明，因为澄明才笼罩晦暗。因为说出了无，才沉默着深不可测的有。语言活在言语中。没有言语，语言就将死去。哲学的思辨逻辑，自然科学的数学抽象，再加上诗的语言结构，便是人类智慧的三大形态。
语言的运动，在西方理性和逻辑的后面，也在东方“不立文字”“无言”的后面。语言（尤其是汉语）运动的轨迹才呈现生命的疆界。诞生在语言中，我从像是一个词的永远流放者，不能从一个字的边境逃亡，到只想走进一个汉字，给生命和死亡反复，读，写。我能否第二次找回女娲的语言——汉语言的自由与自由的汉语言？
1988秋，北太平庄铁狮子坟
原载《诗潮》1990.NO.3-4
台湾大学《中外文学》1990.N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