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启蒙的遗产
第二章
从神话到控制
一
城市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城市许诺一种能调控环境、征服自然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的途径。最早的城市被建立起来，是为了满足其居民的基本需要：拜神祭祖、获得安全感、在共同体中寻求安慰等等。在大约五千年前，居无定所的部落感到有必要围绕一个中心定居下来，那个中心可能是他们便于埋葬死者并进行祭拜的地方。这样的中心需要保护起来，于是就有了城堡。大多数城市史学家都认为，在人们能生产出剩余食物之前，因为还不存在工作和社会功能的多样化，所以不可能产生城市。剩余食物的存在，也会使一个部落与其他共同体之间发生贸易关系。当口头交流满足不了需要，或者老年成员无法传达信息给超出其年岁所及的子孙后代时，城市就需要一套记录系统，于是城市随着书写文字——刘易斯·芒福德称之为“永久性的记录方式”（City in History，97）(1)——的发展而兴起。
由于城市的需要，三种原始的机构产生了：寺庙、要塞或城堡，以及集市。在早期的象形文字中，城市的表意符号由一个“十”字外加一个圆圈构成（Lopez，27—28）。“十”字代表道路的交叉，圆圈代表城墙或护城河，它划出了一个空间的界限，城市居民共同居住在里面，受到保护，出此界限，则需要寻求另外的保护。寺庙的意义来源于那方土地的神话，那些神话解释了且声称控制了土地的丰收、动物的繁殖和女性的生育。尽管寺庙由祭司掌管着，但其功能却与雌性的繁殖过程有关，因而寺庙经常少不了雅典娜这样的女神。城堡则属于男人的世界，出于战略考虑，它通常建在山上（比如雅典卫城），或建在河流入口处或港口。城堡就像是护城墙，护卫着整座城市。街道的交叉口，是各路人马聚集之地，揭示了人对他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本来有神圣的含义，在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等文学作品中，都可发现那些神圣含义的痕迹。但到后来，神圣的需要让位于更世俗的活动，十字路口就成为集市所在地，或某条贸易通道上的贸易中心。
十字路口往往是河道的延伸。城市大多数都出现于大河的河谷中，比如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埃及的尼罗河，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中国的黄河等。即便在北美那样城市出现较晚的地方，上述说法也一样适用。蒙特利尔、纽约和旧金山都位于主要河流的河口，每座城市都是货物集散地，都将一个大河谷——圣劳伦斯河谷、哈得孙河谷、中央谷——与一个更大的经济世界连接起来。历史记载中最古老的城市，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
河流所到之地，便有生命产生。在河谷四周，人们群聚而居，在肥沃的土地上劳作，于是城市在农田环绕地带出现。最早的神话也显示出，城市从江河之流中获得生命。早期巴比伦的神话称，城市从水和混沌中产生。起初，只有混沌和两种水——淡水阿普苏（Apsu）和盐水提亚玛特（Tiamat），接着诞生了拉赫姆（Lahmut）和拉哈姆（Lahamu），他们的孩子则构成天地间的一切，包括一位天神安努（Anu）、一位掌握空气和土地的神恩利尔（Enlil）、一位水神埃阿（Ea）。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井然有序引起了阿普苏和提亚玛特的憎恨，最后爆发了一场战争，水神埃阿之子马杜克（Marduk）(2)打败了提亚玛特。这个神话故事形象地再现了城市的起源。一旦建立，城市就是力量(3)的贮存器，就是物质秩序和控制的源泉。然而，正如埃阿和提亚玛特的故事所示，混沌与秩序相互争斗，物质性的机构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神话性的东西，有序也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无序。
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城市就包含精神的和物质的两种力量。随着城市的力量日益壮大，它经常能将力量扩展到自己的神，有时将自己的神抬升到众神庙诸神的最高位置。而反过来，被抬升的神也将权威授予那位国王，让他以自己的名义行事。汉谟拉比（Hammurabi）统治下的巴比伦（公元前1792—前1750）就发生这样的事，那时马杜克被尊奉为主神。汉谟拉比像所有精明的统治者一样，宣称自己的统治受到神的支持。《汉谟拉比法典》刻在一根黑色的石柱上，石柱顶端是一座国王从马杜克那里接受法典的雕像。马杜克至高无上的位置得到所有占领巴比伦的统治者承认，他们中有加喜特人（Kassite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波斯人（Persians）和马其顿人（Macedo-nians）。当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将他的犹太俘虏带回巴比伦时，马杜克——在阿拉姆语（Aramaic）中被称为贝尔神（Bel Lord），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巴尔（Baal）——成为被憎恨的象征，并被记录进《旧约》中关于亚哈（Ahab）的故事中，这种情况，或许正如马杜克的塔庙（ziggurat）之于《圣经》中的巴别塔（Babel）。
巴比伦具有苏美尔人城市的绝大多数特征。城市中央（libbi ali）是寺庙。因为国王是高级祭司，所以最初也居住在寺庙中。后来，随着他的宗教功能被高级祭司取代，国王就住进皇宫。皇宫一开始建在寺庙区内，后来只是紧挨着它。在那些神圣的围墙之外，是城市的二级城区，其外则由被称之为城门（babtu）的另一些围墙包围起来。这些城门既是城堡，又是行政办公场所。城门之外，就是农田，后者为城市提供食物和各种原材料。
巴比伦人的寺庙是对他们所依靠的自然力量的纪念，它将丰收神话仪式化了。那些神话揭示了人与大地之间有灵性的感应与联系。城堡跨于城墙之上，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贯穿着整个下城区（lower city）。城墙和城门的规模、设计，以及它们所展示出来的气派，象征着该城市的地位。到最后，国王的皇宫移到城门里，他的卫戍部队也驻守在那里。港口或集市成为城市的交叉地带，这不仅是因为那里人群聚集，还因为来自各种文化的观念在那里相互交流。这使得城市变得富裕，同时也使它充满活力。
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功能和仪式，但所有的功能和仪式都归结到寺庙的重要性上。马杜克庙有七层金字形神殿，高达三百英尺，直耸云霄，顶端的房子装着蓝色的玻璃窗，里面就是圣坛。一条圣道从这座寺庙伸出，穿过伊什塔尔门（Ishtar Gate）(4)和外面的城墙，直通另外一处叫做“新年礼拜堂”［the New Year's Chapel（bit akitu）］的圣坛。每年一次，国王经过这条路去往该圣坛，在那里，他将自己所有高贵的荣耀都抛弃，卑微地又是拍脸又是揪耳朵，跪祈于城市之神面前——这里即马杜克面前。也就是在这一天，与这种丰收仪式相一致，马杜克死而复活，以示收割结束，下一轮播种即将来临，也以此辞别旧岁，迎来新年。即便城市远离了田野，它仍然承认自己对它的依靠，正如它依靠潮起潮落的江河、流转不息的日月。城市成为这种依靠的象征性载体，这既体现在它的寺庙建筑上，也体现在以诸神来命名街道的方式中。在早期城市，显然是象征性想象在起作用，城市从宗教与神话中获得自己的意义。
二
我们的城市传统，一路来自近东，一路来自古希腊。有意思的是，古希腊城市起源的模式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色列等地的模式很相似。这类城市可追溯到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800—前1100年）克里特岛（Crete）米诺斯人的宫廷城镇。那里的部族首领比爱琴海地区其他部族首领富有得多，他们建造了更富丽堂皇的房子（后来叫“宫殿”），并坐镇克诺索斯（Knossos）(5)这样的中心进行统治。1876年，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6)在克里特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皇室墓穴，比荷马所描写的时代还要早。1900年，另一位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7)在克诺索斯发掘到更早的宫殿，让世人了解了到那时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青铜时代中心区。
在大陆，首批较大的聚居地位于迈锡尼（Mycenae）。由于在特洛伊战争时期它是阿伽门农（Agamemnon）(8)富有的家乡，荷马对它做过较详细的描绘。荷马告诉我们，那是独立宫廷王国中最先进的，其他的独立宫廷王国，还包括希腊西海岸的派洛斯（Pylos），卫城（Acropolis）上的雅典，希腊大陆的底比斯（Thebes）以及塞萨利（Thessaly）的伊奥科斯（Iolcos），后者是传说中阿喀琉斯（Achilles）(9)的故乡。在其最繁荣的时期，迈锡尼似乎已经与特洛伊交过战了，这意味着在这之前它就具有了扩张主义模式。这场战争为荷马的史诗提供了历史根据。公元前1300年之后(10)，北方部族开始了对希腊的渗透，迈锡尼文化走向衰落。随后多里安人（Dorians）侵占了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爱奥尼亚人侵占了大陆。[1]
迈锡尼崩溃之后，宫殿文明被消灭，文化再次回到古老的按部落原则组织起来的村落水平。这一情况直到铁器时代来临才有所改观。由铜和锡锻造的青铜比较难生产，而铁的生产则宣告了自足的、族长制村落的出现，其基础是由家庭扩展开来的部落、宗族、种族等亲缘关系。这些村子的中心往往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小山头（就像雅典一样），人们围绕山脚落户而居。城邦（city-state）(11)最终由此产生。城邦的中心有两大政治机构：行政长官和议会，前者行使国王或首领在祭祀、战争、司法方面的功能；后者则发展了部落的集体主义传统。当土地贵族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国王的权力就衰弱了。在向外扩张的时期，当殖民地拓展到黑海和地中海地区时，贵族们变得越发强大。殖民地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原材料和新的市场，刺激了经济的扩张。但是，随着重心从土地向贸易转移，贵族们又丧失了更大的权力。这一变化预示着新的民主形式的到来，它包括一部约束国家权力的宪法、行政长官的选举，以及权力移交议会。雅典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公元前499年至前479年的战争中，它击败了波斯，达到了发展的全盛时期。但雅典又成为自己胜利的牺牲品，因为这个新帝国的扩张削弱了中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中败于斯巴达之后，雅典再也未能恢复从前的地位。
雅典的历史概括了大多数城市的兴衰。雅典作为阿提卡的中心，为各种更民主的活动和法律的自由化开拓了空间，比如，那些并非贵族出身的人也可以竞选公职。城市与乡村呈现出一种共生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相互促进。但在内部，在拥有土地的贵族与要求权力的新兴商人之间也发生抵牾。最后，过剩的人口，特别是那些想要获得自己土地的农民，开始向外殖民。到公元前500年，希腊诸城邦已经抑制了一个强有力的城市中产阶级（bourgeoisie）。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12)，在乡村农业经济——它使得土地贵族的财富得到巩固——的基础上，经济活动更加活跃了。到公元前500年，广场或说市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阶级财富也发生转移，正如清教革命（Puritan revolution）时期新的商人阶级兴起时在英国所发生的那样。
每一次“革命”，都是对城市的一次“再现”(13)。巴比伦、雅典和伦敦在不同的时期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又共享着相同的形态学要素。城市穿越历史，历经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比如从乡土文化走向商业文化，就经历了神权的衰落和市民机构的增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其《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清楚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其中，欧墨尼得斯（Eumenides）控告奥瑞斯忒斯（Orestes）杀死他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及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Aegisthus）一案，最终是在法庭解决，而非像以前那样，用冤冤相报的世代仇杀来解决。有意味的是，梭伦（Solon）确立司法观念之时，正值雅典从极端的贵族制转向民主制的历史关头。
尽管城市渴求秩序，但原始能量是无法被压抑的。这一点在狄俄尼索斯神话中，特别是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作品中得到体现。从雅典被流放两年之后，公元前406年，75岁的欧里庇得斯客死于马其顿。在他的创作中，有一部戏剧叫《酒神的伴侣》（The Bacchae），其字面意思是“被酒神巴克科斯（Bacchus）附体的妇女”。该剧讲的是一位神让整个城市疯狂起来，诱惑城市的国王穿戴得像妇女一样，鼓励城市里的妇女赤手空拳将国王厮打得不成人形。欧里庇得斯将故事安排在比他早2 400年的底比斯（Thebes）(14)，那是传说中古希腊英雄的时代。一个陌生人（狄俄尼索斯）出现在这座城市（这是“神秘的陌生人”情节的先驱），并宣称自己是神。他说自己是宙斯（Zeus）的儿子，乃底比斯的一位凡女塞墨勒（Semele）所生。狄俄尼索斯领着彭透斯（Pen-theus）穿过底比斯城中心，越过城墙，来到未被驯服的荒野（荒野总是城市的威胁），在那里将彭透斯杀害。剧中有两群妇女：一群是狄俄尼索斯的忠实追随者，她们从东方的小亚细亚一直跟随而来；另一群是底比斯本地人，她们参与杀害了国王。国王的母亲阿高厄（Agaue）完全为狄俄尼索斯所惑，领导了对彭透斯的攻击，因为她认为他是一头山岭野狮。狄俄尼索斯的母亲塞墨勒的形象，可以追溯至石器时代，尽管她是从小亚细亚（西土耳其）——在那里人们把她当作地母来敬拜——引进到希腊来的。
看起来狄俄尼索斯一直作为神，先在克里特的米诺斯人中，继而又在希腊本土阿伽门农统治下的迈锡尼人中闻名。在克里特有一位半牛半人（bull-man）的神，后来希腊神话认为他就是狄俄尼索斯。因为狄俄尼索斯既有神的形体又有动物的本性，就成了连接自然中被分裂了的存在之间的桥梁。有些希腊神话认为，人类的献祭有可能都是供奉给狄俄尼索斯的。比如，普卢塔克（Plutarch）(15)记载说，由于害怕波斯入侵雅典，人们力劝国王将青年男子献祭给食肉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 Flesh-eater）（Evans，40，46，50）。阿瑟·埃文斯从欧里庇得斯那里找到了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历史：“它起源于克里特地区对一位年轻植物神的狂欢式崇拜，后以对酒神巴克科斯和雷亚（Rhea）(16)祭拜的形式流传到小亚细亚，最后以狄俄尼索斯和萨梯（satyr）(17)的面目进入希腊。在所有它落脚的地方，对它的信仰都伴随着同样的狂欢仪式，而且这种信仰以神圣的一对——即心醉神迷的儿子和他年迈的母亲——为中心。”正如母亲以各不相同的名字出现，儿子也以不同名字现身：狄俄尼索斯、巴克科斯、萨巴齐奥斯（Sabazios）、克里特人（Cretan）、宙斯（Zeus）（Evans，65—66）。
在公元前6世纪某一时期，雅典人兼并了艾琉西斯（Eleusis）(18)城，城中供奉着黑山羊偶像。每年三月，人们在可容纳1.7万人的会场举行庆典，祭拜狄俄尼索斯。庆典期间，狄俄尼索斯合唱团走上舞台，面向观众进行朗诵。这一活动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源头：其中悲剧来源于其所朗诵的tragoidia，意为“山羊之歌”；喜剧来源于Kōmoidia，意为“狂欢之歌”。剧院从这些活动中诞生了，尽管古希腊的庆典活动从来都没丧失它的宗教意味。因而在公元前6世纪，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导致了悲剧、喜剧和萨梯剧（satyr plays）的诞生，萨梯是一个滑稽粗俗的恶魔，其来源可追溯至古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埃文斯说：“在关于狄俄尼索斯的神话和仪式中，既体现了对活生生的自然连续性的感受，又体现了把人的个性看作一种——深深根植于宇宙非理性力量的——有机体的观念”（61，80—81）。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日益变弱，他们不再与大地、动物接触，也丧失了年复一年的周期感，结果产生了对狄俄尼索斯的反动，因为正是他将所有这些领域联结在一起。最终，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由居住于城市边缘的人承继下来（我们在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地下神秘组织特里斯特罗那里，可以发现它的当代遗迹）。神被制度性权威的力量压制着，被驱逐入地下世界（underground），成为被边缘化者的慰藉，同时也预示着城市的反叛。反叛可能来自郊区的耶稣，也可能来自罗马帝国中心的基督徒。
企图给自然强加某种秩序，其作用总有局限。局限性具体表现在狄俄尼索斯身上，他总是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狂欢节或化装舞会上戴面具的参与者、神秘的陌生人，以及人群中的人。尽管吸血鬼的传说来自不同的神话系统，但它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由至少三个妇女搀扶着，在夜晚如僵尸般行走，神出鬼没地进入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伦敦，使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现代城市，古代神话让位于神秘故事。
三
对于城市历史来说，古希腊城邦意义重大，与此同样具有意义的是罗马所历经的另一种发展秩序。从地理学角度来说，罗马具有人们在早期城市中所见的所有要素：它坐落于意大利西海岸的中心，台伯河（Tiber River）上游15英里，河中央有座小岛，可以充当一个十分有利的桥头堡。周围有七座小山，都在海拔200到300英尺之间，它们构成城市的天然屏障。最终在意大利定居下来的部族来自不同的地方。公元前3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农夫们越过亚得里亚海，在它的东南岸安居落户。公元前1800年，来自中欧的移民定居于波河流域，并将意大利带入青铜时代。至公元前1700年，从现在的匈牙利地区来到意大利北部的移民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动物饲养经验和青铜工具。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50年，韦兰诺瓦人（Villanovan）促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及至公元前500年，这些史前期的群体又被后来的移民所改造。
起初，罗马的权力掌握在国王手中，他们大约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500年统治着罗马。但后来地主阶级日益强大，诞生了贵族阶层，篡夺了国王的权力。当意大利各团体与罗马结盟以抵御北部高卢人和南部萨姆尼人（Samnites）的入侵时，上述贵族政府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布匿战争（Punic Wars，公元前264—前146）(19)中胜利之后，罗马成为真正的城市中心，它吸引着一批农业人口，扩大了生产基础，海外利润也增长了，不久就支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新的贵族阶级在巩固权力的同时，还尝试了几次不成功的或短命的土地改革［比如由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和他的兄弟盖约（Gaius）领导的改革］。但是，大地主的力量过于强大，直到公元前88年，他们的地位还未受到挑战。不过，由于所领兵卒越来越多地从海外招募，罗马将军们开始可以挑战前者的权力。因而就有了类似于苏拉（Sulla）(20)等恐怖政权的独裁统治（公元前82—前78）。庞培（Pompey）(21)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将军，也是皮塞嫩郡（Picenum）地区最大的地主之一，他巩固了军队和贵族的权力，并且通过与另一位杰出的将军恺撒（Julius Caesar）和贵族克拉苏（Crassus）结盟（历史上第一个三人寡头统治，史称“前三头”），使得这一权力得到扩展。作为回报，恺撒获得位于波河流域的高卢省和法兰西的统治权。恺撒在那里起家，征服了剩下的其他地区，包括后来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瑞士。之后，恺撒与庞培决裂，越过卢比孔河，于公元前47年杀回罗马。但他过分沉迷于集权，最终于公元前44年引起一场阴谋政变，丢掉了性命。13年后，奥古斯都（Augustus）(22)打败安东尼（Antony），开创了持续250年的罗马城和罗马帝国的伟大时代。
奥古斯都使罗马建筑得到发展：他广修道路（长达60 000英里）和沟渠。由于水泥的发明，他创造了工程奇迹，因为水泥不同于石灰胶泥，它遇水就能凝结。他还引进埃及人以365天为一年的太阳历，代替不可靠的罗马阴历。他大量裁军，控制了元老院，建立了罗马与其他省份之间的交通，创造了一个连接整个帝国各小型城市（每个城市大约有5万人口）的网络。他的最大遗产就是为此后250年的和平生活——尽管其间也时有内部冲突——打下基础。然而，生活的安逸导致了自我满足。一遇边防吃紧，军队就会扩充。但正如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23)在他的《萨蒂利孔》（Satyricon）中所揭示的，衰败的种子早在尼禄（Nero）(24)时代（公元37—68）就种下了。尼禄将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归罪于基督教徒，于是开始迫害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屠杀［塞内加（Seneca）(25)也在屠杀中丧生］，这一切激起了新的反叛。内部的腐败与冲突只不过加剧了来自外部的威胁。
四
当罗马帝国于公元410年陷落时，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很自然地倾向于去责怪基督教。他们可以指出，自从基督教成为国家宗教之后一百年，罗马帝国就完蛋了。奥古斯丁（Augustine）(26)以他的著作《上帝之城》回击了罗马帝国毁于基督教的指责。针对基督教的彼岸世界（oth-erworldliness）削弱了对帝国的现实需要的说法，奥古斯丁回应说，是道德的堕落搞垮了罗马。《上帝之城》是最早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古希腊人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历史不会通往任何终点或任何终极目的。但奥古斯丁认为，历史是直线性的，起于上帝创造天地，经过基督的降临和救赎（以圣灵显现的方式），最后通达上帝之城。亚当的堕落改变了人的本性，也改变了人的意志，使人将自身看作是自己的中心，将历史看成是循环：罪孽深重的道路注定要重复。对奥古斯丁来说，这样的循环性忽视了作为基督恩典的救赎能力，而后者能让我们自身之外的爱重新确定方向，使历史沿直线前行，带我们走向永生。正如肉体必须与灵魂相结合，人类之城也必须与上帝之城相联系。只有人类的城市促使正义与和平发扬光大，它才与上帝之城的精神之爱和谐一致。
上帝之城是无形的城市，只有在历史的终点才见真相（奥古斯丁拒绝将上帝之城视同教堂，或将人类之城视同堕落的罗马）。那些在神圣而无形之城中的人，将通过历史体验到人类之城带来的苦难，但由于他们被上帝选中，所以他们终将获得成功。奥古斯丁的想象无疑是末世论的（apocalyptic）(27)：上帝之城只有在生命结束之时才能实现。随着该隐（Cain）(28)的出生，有两种城市在人类社会显现自身，该隐是人类之城的一员，而他的弟弟亚伯（Abel）则属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将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嫁接到了《圣经》中。他发现，一旦《旧约》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犹太人的思想与古典思想就汇合到了一起。
奥古斯丁就这样以宗教的语言“再现”（“re-presenting”）(29)了神话的城市：神话成了基督教的教义，一旦教义发生变化，城市的理念也随之变化。我们随着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的直线时间，从创世的开端走向最后的审判，恰如《启示录》中所预示的那样。《圣经》确立了时间上的两个点，人类必须经过其间，从一端到达另一端。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框架成为历史编纂学的基础，至少在爱德华·吉本之前是如此。后来许多关于城市的说法都回到这样的再现（re-presentation）：通过世俗城市所进行的追求，要么终于巴尔扎克笔下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要么被投射于未来［乔伊斯的布卢姆撒冷理想国（Bloomusalem）］，要么被人（比如马克思）指责为掩人耳目的把戏。因而，奥古斯丁似乎对西塞罗的共和国（res publica）思想作了重大修正。西塞罗认为，共同体（community）的形成，基于对法律和利益的共同认可。而奥古斯丁认为，堕落的人没有能力创造那样的城市和谐。他保留了柏拉图的国家的理想，但又修正了它，使它成为在时间的终点可以实现的基督教目标。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追随奥古斯丁，与古典的循环时间观决裂，代之以进步的观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乃启蒙的用语，它指示了历史运动应该遵循的方向。其信仰是：历史有其目的。爱德华·吉本退回到循环的历史观，将罗马视为最辉煌的历史之环的顶点，并认为罗马的衰亡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被基督教从内部所削弱，最终毁于外来势力的历史。源于犹太人对基督教的痴迷、狂热、激情，以及对来世的承诺——诸如此类的极端的宗教观念，无形中削弱了罗马人作为公民的美德，导致了罗马的衰亡。吉本的观点与《酒神的伴侣》中彭透斯所持的观点相类似：狂热导致无序，痴迷招来混乱。吉本的观点虽然有点奇怪，但他的观点正是狄俄尼索斯神话的一种再现，不同的是，现在是基督徒们扮演了狄俄尼索斯的角色。
帝国的兴衰是任何城市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否存在着一套模式来解释雅典、罗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维也纳和伦敦的兴衰，可以暂且不论，但任何对帝国的讨论都必须从对城市起源的认识，从城市与自然的联系及其与土地的关联方式等方面入手，并同时要关注商品生产对农业生产的取代、城市阶级的兴起，以及该阶级的力量与财富在帝国时代的终结等方面。这些似乎是帝国的破坏性质。任何一座重要城市都会在一定时期把重心从土地经济转移到商业经济，随这些转变而来的是历史上尽人皆知的激进变革，如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南北战争。伴随这些变革，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开始兴起，出现了国家银行和新的货币体系，议会制和更民主的统治形式产生了，但通常以中央集权化的权力帝国主义（power-imperialism）告终，其最近发展是极权主义。
文学想象已经处理过这类历史进程。福楼拜（Flaubert）的《萨朗波》（Salammb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诗章》（Cantos）和《致普罗佩提乌斯》（Homage to Sextus Propertius），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30)的《培甘尼》（Pagany）和《克拉在狱中》（Kora in Hell），所有这些作品都将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叠加在一起，抛弃奥古斯丁的直线性时间，代之以对历史的循环观解释。这样的解释与庞德的“重复”（repeat）和艾略特的“正在倾坍的塔”（falling towers）的主题刚好一致，也与现代记忆和城市的“再现”范式相一致。
五
5世纪至15世纪，城市在西方文化中处于低谷时期，尽管在7世纪时期也有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的崛起。公元800年，丕平（Pepin）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被加冕为帝王，并将帝国带入全盛期。待他儿子路易一世（Louis I）去世后，加洛林帝国便根据《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843）一分为三，再也未能恢复过来。与大多数帝国不同，加洛林王朝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座值得纪念的首都城市，亚琛（Aachen）(31)远远无法与雅典和罗马相媲美。
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6世纪至11世纪是中世纪最伟大城市的衰落期，尤其是在8世纪至11世纪撒拉逊人（Saracen）(32)和维京人（Viking）(33)入侵的所谓“黑暗越发浓重”的时代（City in History，249）(34)。关于中世纪城市的衰落，有几种解释：罗马帝国的衰败瓦解了城市化所必需的政治统一；封建主义恰好不需要中央政权，因为领主为个人提供了更高当局无法给予的保护；此外，教会谴责商业利润和高利贷。因而结果是，根据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的说法，自加洛林王朝伊始，商人阶层就主要是犹太人，“以至于‘犹太人的’（Judaeus）一词与‘商业的’（mercator）一词意义几乎相同”（Pirenne，11）。[2]
文艺复兴为新型城市提供了一种模式，后者将改变中世纪的构思。芒福德认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8）是这一转变的先驱。莫尔悲叹行会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等级分明而又相互敌对的状况。由于预见城市人口的可能增长，他认识到需要有更大的城市，也需要有标准化的建筑。他还看到城市地区与农业地区加强合作的需要，因为他意识到，这两个地区的对峙已经造成农村减少农作物供应，从而抑制了城市的发展。莫尔预言了哈伊津哈（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1924）(35)中所持的观点。哈伊津哈也强调从宗教文化到人文主义文化的转变。例如，他看到，贫穷成了一种社会罪恶而非圣徒的美德。关于骑士气概、关于典雅而彬彬有礼的浪漫爱情，以及关于死亡的观念的变化都有迹可循。例如，爱情开始获得其自身的意义，而不再是两个封建家庭之间的某种协议。田园诗（the pastoral）也产生了变化，寓言被象征取代，在象征的各要素之间有了更神秘的联系（Huizinga，162，186）。这些变化有许多都在文化上得到反映，同时被莫尔吸收进他的乌托邦理念中。
尽管从罗马衰亡到文艺复兴期间城市发展的速度有所减缓，但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城市发展又开始加快。后面我们还将看到，当启蒙运动的全新城市观念产生后，变化将更为惊人。
注释：
[1]希腊分为几个地区：北部有塞萨利；中心有福基斯（Phocis）［主要城市是德尔斐（Delphi）］；福基斯西南是皮奥夏（Boeotia）（主要城市是底比斯）；皮奥夏东南有阿提卡（Attica）（主要城市是雅典）；阿提卡西面是科林斯地峡（the Isthmus of Corinth）；希腊南部是伯罗奔尼撒（主要城市是斯巴达；伯罗奔尼撒其他重要城市还有东北的迈锡尼和中心西部的奥林匹亚）。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都是来自这些地区或其他地区的部族首领［墨涅拉俄斯是斯巴达王，阿伽门农是迈锡尼王，阿喀琉斯是塞萨利的佛提亚（Phthia）与赫拉斯（Hellas）的领主，尤利西斯是伊萨卡岛的王］。
[2]皮朗的看法支持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后者将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清教主义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从教会的教义中无法找到的稳定性。然而，刘易斯·芒福德对皮朗关于中世纪城市生活的概括提出了质疑，因为皮朗“不承认没有形成长途贸易并拥有大批商业中产阶级的城市社会也是城市，所以他对城市概念规定得太武断了”（City in History，255）。
(1)括号中引用文献页码均为原版页码。参见中文版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前引，第104页。——译者注
(2)马杜克，古代巴比伦人的主神，原为巴比伦的太阳神。——译者注
(3)“力量”原文为power，也有“权力”、“能力、“能量”等意思。——译者注
(4)巴比伦城有八个城门，分别用八位神的名字命名，最著名的是北门，以巴比伦神话中掌管战争和胜利的女神伊什塔尔命名。——译者注
(5)克诺索斯，克里特北部的一个古城，位于现伊腊克林附近，被认为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译者注
(6)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德国著名考古学家，他通过考古证明了特洛伊城的存在。——译者注
(7)阿瑟·埃文斯（1851—1941），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曾任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馆长，致力于希腊考古，尤以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克诺索斯王宫遗址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8)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队的统帅。——译者注
(9)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珀琉斯和西蒂斯之子。——译者注
(10)原文为“After 1300”（1300年之后）。——译者注
(11)city-state直译即“城市国家”，与后文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世界国家”（World State）相对应。——译者注
(12)原文为From 800 to 500（从800年至500年）。——译者注
(13)representation也译为“描绘”、“代表”，在强调其构词法（re＋presentation）时，直译为“再（次）（呈）现”或“重新表述”。——译者注
(14)底比斯，上埃及古城，濒临尼罗河，位于今埃及中部，从公元前22世纪中期到公元前18世纪曾繁荣一时。——译者注
(15)普卢塔克（约46—119），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译者注
(16)雷亚，克罗诺斯的姐姐和妻子，季米特里、海兹、赫拉、赫斯提、波塞冬及宙斯的母亲。——译者注
(17)萨梯，希腊神话中一个被描绘成具有人形却有山羊尖耳、腿和短角的森林之神，性喜饮酒，贪恋女色。——译者注
(18)艾琉西斯，希腊东部的一座古代城市，位于雅典附近，是艾琉西斯秘密仪式的所在地。——译者注
(19)布匿战争，指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发生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三次战争。——译者注
(20)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独裁官。公元前88年，他率领军队进入罗马城，从他的对手马略手中夺取了政权。——译者注
(21)庞培（公元前106—前48），古罗马将军和政治领导人。他与恺撒和克拉苏一起组成了三人寡头统治（公元前60—前50），但后来被恺撒击败并在埃及被谋杀。——译者注
(22)指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恺撒的甥孙和养子。他于公元前31年打败安东尼及克利欧佩特拉，然后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统治权，公元前29年称皇帝，并于公元前28年被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意为“神圣伟大”）。——译者注
(23)佩特罗尼乌斯（27—66），古罗马作家和朝臣，被认为是《萨蒂利孔》的作者。——译者注
(24)尼禄，罗马皇帝（54—68），他早期的统治由其母阿格丽皮娜操纵，后他杀妻弑母，异常残酷。有人认为64年的罗马大火是他操纵的，但爱德华·吉本反对这种说法，见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十六章。——译者注
(25)这里指小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悲剧作家、政治家，著有悲剧《美狄亚》《俄狄浦斯》等，是罗马诗人、修辞学家卢西乌斯·安牛顿·塞内加（前54？—公元39）的次子。——译者注
(26)奥古斯丁（354—430），早期基督教教父及哲学家，曾任主教（396—430年），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译者注
(27)apocalyptic也译为“启示（录）的”，下文中的《启示录》原文即apocalypse。——译者注
(28)该隐，《圣经·旧约》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杀害其弟亚伯。——译者注
(29)这里的“re-presenting”和下文的“re-presentation”，也可译为“重新表述”。——译者注
(30)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美国诗人，被称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著有长诗《佩特森》，该诗被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称为“我们时代的《草叶集》”。——译者注
(31)亚琛，靠近比利时和荷兰边境的德国西部城市。相传查理大帝于742年出生于此地，后来他将此地定为他的北都。——译者注
(32)撒拉逊人，原为叙利亚附近一游牧民族，后特指抵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现泛指伊斯兰教徒或阿拉伯人。——译者注
(33)维京人，或海盗，从8世纪至10世纪劫掠欧洲北部和西部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译者注
(34)参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前引，第266页。——译者注
(35)中文版参见哈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