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情感共同体：研究的论题

一、美学气氛

即使这样做会惹人厌烦，我们也必须经常回到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e）的问题上来，因为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相关的方式造成了当代思想的混乱。就其本身而言，或就其作为自恋（narcissisme）的衍生形式而言，个体主义是众多书籍、期刊和论文的中心，这些书籍、期刊和论文不仅从心理学的角度，也从历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那些希望为现代性知识的建设作出贡献的人来说，这是一条必经之道。这条必经之道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所引发的主要问题是：迫于现实情况，个体主义成为了大量新闻文章、政治话语或道德主张解释事情的秘诀。由于它们并不操心学术上的谨慎或细节上的差异，因此这些新闻文章、政治话语或道德主张传播的实际上是一套早已被公认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灾难性的思想，这些思想要么是关于自我封闭的，要么是关于伟大集体理念的终结的；或者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它们是关于公共空间的终结的。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种“信念”（doxa），它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但已经被广泛接受，以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掩盖或否定如今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形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新的社会形式中，有的有着非常明显的表达，有的则完全隐匿。另外，对于后者的披露，往往最早出现在动荡时期的一些耸人听闻而又无足轻重的专栏文章中。这当然为信念固有的懒惰倾向铺平了道路。

我不打算从正面着手个体主义的问题，但我将经常以对立推理的方式谈论它。这里的关键是要能够指出、描述和分析那些似乎已经超越了个体主义的社会构型，如难以界定的大众、没有明确身份的人们或作为地方小实体星云的部落主义。当然，这些都是隐喻，旨在强调社会本能的混乱方面。它们仍然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象征形态。作为一种虚构，我假设这个已经被用来分析社会超过两个世纪的个体主义范畴已经完全饱和。据说现实往往会超越虚构。因此，我们将尝试触及现实。也许我们有必要像一些小说家所做的那样，表明个体不再具有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的那种实体性。当然，这是个人的选择；但不管怎样，这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我将通过一些注释、评论或轶事来阐明它；虽然这些材料可能不得体，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贝克特（Beckett）的戏剧摧毁了我们对个体能够掌握自身及其遭遇的幻想。他以一种更具极端性且略具前瞻性的方式，展示了所有个体主义的偶然性和短暂性，强调了个体化过程中的事实性，以及它只能导致封闭的事实。个体主义是一个过时的掩体，因此应该被抛弃。这就是贝克特鼓励我们要做的事情。在思考现代性的普遍认识中，他的见解不乏使人振奋的独创性，它从众多媚俗的思想中逃逸，却又与一种古老的智慧相吻合——这种古老的智慧使每个个体都成为不间断链条上的“单点”（punctum），或赋予每个个体以众多“面”，使其成为一个微观世界，即一般宏观世界的结晶或表达。在这里，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下“persona”(1)，即可变化的、最重要的是能融合到多种多样的场景或情境之中的人格面具，而这些场景、情境只在许多人共同参与表演时才有价值。

自我的多样性和它所带来的共同体氛围将成为我们思考的背景。在共同体验和共同感觉的意义上，我建议把这称作是“美学范式”。实际上，虽然个体主义的逻辑建立在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身份之上，然而人格面具只有与他人相关时才会具有价值。吉尔贝·迪朗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曼等现代作家时，谈到了一种“非个人性的势力”，这种力量只存在于“他人的头脑中”1。这种观点迫使我们超越作为整个资产阶级哲学基础的主体和客体的经典二分法。因此，重点在于联结，而不是分离。我的遭遇不再是建立在与其他理性个体的契约性合作的基础之上，而是我所参与的神话。英雄、圣人或象征性人物可能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多的是理念型，是空洞的“形式”，是允许每个人都能在其中认识自己并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母体。狄奥尼索斯、唐璜、基督教圣徒或希腊英雄——我们可以无限地罗列这些神话人物，它们使共同的“美学”成为可能，我们也可以无限地罗列出这些社会类型的名称，它们是表达“我们”（nous）的容器。这样或那样的象征所固有的多样性势必能够促进强烈集体情感（sentiment collectif）的涌现。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分析古代晚期的圣人崇拜时看到了这一点。2这种崇拜通过建立一系列中介来通向上帝。散乱的人格面具和圣徒们所代表的特定结节（nodosités）则是构成神（la déité）及作为其载体的教会集体的主要元素。

我们可以将这一分析应用到我们的研究之中：有时候，社会的“神性”（le divin）是通过一种集体情感形成的，这种集体情感可以在特定的类型学中得到认识。由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便成为有任务要完成的“历史主体”，而理论的、艺术的或政治的天才们可以释放信息，来指明要走的方向。他们提出了要实现的目标，然而他们仍是抽象的、难以认识的实体。与此相反，神话类型只具有简单的聚合功能，是一个纯粹的“容器”。它只在一个确定的时刻表达集体的特性。这就是抽象理性时期和“移情”时期之间的区别。理性时期建立在个体化原则和分离原则的基础之上，而移情时期则相反，以无法区分、在集体主体中“消逝”的状态为主。这就是被我称作“新部落主义”的东西。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例子都说明了部落发展所产生的情感氛围；顺便说一句，这些例子不会令人不快，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朋克”“奇奇”（kiki）(2)或“帕尼纳罗”（Paninari）(3)形象，很好地表达了群体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它们就像加在当代特大都市（mégapoles）提供的永久景观上的标点。如果把这与在西方城市中可以观察到的生活的东方化趋势相联系，我们就可以想到边留久（Augustin Berque）对日本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同情”（sympathie）关系的分析。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如此微弱的，有时甚至是无法区分的界限，引起了我们的反思。自我的可扩展性（“相对的或可扩展的自我”）的概念可能是理解当代世界最合适的方法论工具之一。3在这里，我们几乎不需要提及日本在今天对我们的吸引力，也不需要提及它在经济或技术方面的表现，就能说明“区分”（distinction）可能是一个适用于现代性的概念，但是另一方面，它却远远不足以用来描述今天所出现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聚合。这些新的聚合形式有着难以界定的轮廓：性的、外表的、生活方式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它们越来越多地被一些超越了二元身份逻辑“和／或”（et/ou）的术语（如以“trans-”、“méta-”为前缀的术语）所形容。简言之，通过赋予这些术语最普遍接受的意思，可以说，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合理化的社会关系被具有移情特征的社会本能所取代的趋势。

社会本能通过一系列的氛围、感觉和情感来表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国浪漫主义的“Stimmung”（气氛）概念：一方面，它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社会微观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被用来说明这些群体在其空间环境（生态、栖息地、街区）中所处的位置。同样，在人际关系中经常使用的英语词汇“feeling”（感觉）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它将作为衡量交流质量的标准，决定着应该停止交流还是深入交流。然而，如果我们参照的是一种理性的组织模型，那还有什么能比情感更不稳定呢？

事实上，我们似乎有必要改变评价社会集群的方式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斯·韦伯对“情感共同体”［communauté émotionnelle（Gemeinde）］的社会历史学分析。他指出，这是一个“范畴”；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但它可以用来揭示当前的状况。这些情感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在于其短暂性方面，如“多变的成分”、地方性的融合、“缺乏组织”和日常松散（veralltäglichung）的结构，等等。韦伯还指出，我们可以在所有宗教中找到不同名称的这种集群；而且，它们通常是与体制的僵化现象并存的。4这就好比是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永恒之谜中，我们很难得出谁为先的答案；但是从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享的情感和开放的自治之间的联系是产生群体多样性的关键，这些群体最终构成了非常牢固的社会纽带形式。这是一种永久性的调性变化，就像一根贯穿了整个社会机体的主线。永久性和不稳定性，是情感表达所连接的两极。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里所涉及的情感不可以被等同于任何一种疾病（pathos）。在我看来，把这个主题所指向的酒神价值解释为资产阶级特有的集体行动主义的终极表现是错误的。根据这一解释，启蒙运动的共同前进是第一步，继而是对自然和技术发展的合理掌控，最后是对社会影响的协调配合。这种观点过于目的论或辩证了。当然，从某些例子，如从地中海俱乐部（Club Méditerranée）所代表的“范式”出发，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的。但是，我们的分析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群体态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耗费、偶然性和去个体化，这不允许我们将情感共同体视为人类激情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的新阶段。与意大利哲学家马里奥·佩尔尼奥拉（Mario Perniola）的对话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5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延伸他的工作，我想说，主题为“我们”的美学将是漠不关心和周期性能量爆发的混合体。悖论的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美学中发现对所有预测态度都表现出的独特蔑视和在任何行动中都又会具有的不可否认的强度。这显示了“邻近”的非个人势力的特征。

涂尔干也以自己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尽管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态度，但他还是谈到了“情感的社会本质”，并强调了其效力。他写道：“我们共同地感到了愤怒。”这一描述很好地反映了街区的邻近及其可以形塑事物的神秘“吸引力”。正是在这样的框架内，激情得以表达，共同信仰得以形成，或至少也能找到“像我们一样思考和感受的人们”6。可以说，这些看似平常的话适用于许多对象，但它们特别强调了日常基质不可超越的方面。它是一个母体，其中凝结出了所有的表征：情感的交流、咖啡馆里的讨论、民间的信仰、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其他一些虚无缥缈的闲话。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命运共同体的坚固性。这是因为与迄今所承认的情况相反，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事实：理性在意见的制定和表达方面几乎没有多大作用。无论是最早的基督徒，还是19世纪的社会党工人，其意见的传播都更多地归功于他们共同经历的感觉或情感的感染机制。无论是在小型交际单元的网络中，还是在最受常客欢迎的夜总会里，集体情感都会成为具身化的东西，在圣贤蒙田所说的“人的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这种高尚与卑劣、慷慨与狭隘、理想与凡俗之间的混合，用一个字来说的话，那就是“人”。

然而，正是这种混合确保了一种可以贯穿人类遭遇的团结性和连续性。我之前所提到过的命运共同体，有时会在理性的和／或政治计划的框架内找到表达，有时却相反，会采用集体感受性（sensibilité collective）这种更加模糊和难以界定的路径表达自身。后一种情况强调的是小群体的混杂性方面：通过与其他群体的联系，它确保了“种”（espèce）的持久性。前一种情况产生了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从外部看”（vue du dehors），即遭遇；后二种情况则相反，产生了“从内部看”（vue du dedans），即集体记忆。7

我们不妨继续这个悖论：一方面，集体感受性与邻近空间相关；另一方面，它超越了群体本身，位于一个既可以从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从想象的角度来理解的“血统”（lignée）概念之中。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不管它被称作是什么（情感、感觉、神话还是意识形态），它都通过对个体原子化的超越，创造出可以详细说明某一时代特征的“气氛”（aura）所必须的条件：由此，就有了中世纪的神学气氛、18世纪的政治气氛、19世纪的进步气氛；而我们正在目睹的则是美学气氛的发展。在这一气氛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程度的共同体冲动、神秘倾向、生态观点等元素。不管怎样，这些不同的术语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每个术语都能够以其自身的方式说明现状的有机性，说明现状这种世界的黏合剂（glutinum mundi）——它意味着一群人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尽管（或恰恰是因为）这些人彼此之间有着差异。

这种有机团结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当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解释神秘主义、调和主义崇拜（cultes syncrétistes）等重新涌现的现象，以及更为普通的灵修或占星术的重要性。尤其是后一种现象，它不再是那些天真少女的专属。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占星术具有文化和自然的双重意义。吉尔贝·迪朗在这方面表明，以个体为中心的占星术起源于近代，而古典占星术“首先关注的是群体的命运、尘世的命运”8。占星术是以“宫”（maisons）为代表的生态视角的一部分，它认为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在不太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强调它所具有的美学（aisthésis）气氛，这种美学气氛基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联结——即使它可能是虚线——以及微观世界彼此之间的联结。从这个例子和相关的例子中应该记住的是，它们有助于揭示团结主义（solidarisme）的重新涌现和所有事物有机性背后的“整体论”气氛。

因此，与我们通常赋予它们的含义相反，情感或感受性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混合体。在我对“邻近的重要性”的思考中（参见本书第六章），我建议把这称作“物质主义精神性”。这是一个相当哥特式的表达，与边留久在其提到环境的效力时所说的“跨主体性”（trajective，跨主体和客体）关系十分相近。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观察到，曾经在所有领域普遍存在的“二元分离逻辑”不再理所当然地适用。灵魂和身体、精神和物质、想象物和经济、观念和生产——这份名单可以继续列下去——不再被视为严格对立的事物。事实上，这些实体和它们所代表的微小具体情况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越来越远离某种还原论式的实证主义使我们习惯的简化的分类学。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造就了这个复杂社会，而这反过来又是值得我们进行复杂分析的。借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表达来说，这些“多维度的、不可分割的事物”9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环”（boucle）之中，这将使知识的记录员们安静、枯燥的记录生活成为明日黄花。

归功于谨慎和细致，我们可以认为感受性或集体情感的隐喻具有使我们认识事物的功能。这种方法论工具能够将我们带入当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有机性的核心。由此，就出现了以下这则寓言：“想象一下，永恒的天父希望从那不勒斯召唤一座房子与他一起升往天堂。但他惊讶地发觉，那不勒斯的所有房子都渐渐聚拢过来，就像是一面巨大的舷墙，在第一座房子之后，接二连三的是房子、麻绳、唱歌的女人和喧闹的孩子。”10这就是将整体黏合在一起的情感。这一整体可以由多种元素组成，但总有一种特定的氛围将它们联结在一起。这首先是作为经验被体验到的，学者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总而言之，可以说情感的美学绝不是以个体主义经验或“内在的”经验为特征的；恰恰相反，从本质上讲，它是以对他人（autres）和他者（l’Autre）的开放为特征的。这种开放，意味着共同命运将会在空间、地方和邻近中展开。正是这样，我们才能在美学的母体或气氛与伦理实验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