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流士与西方
希腊与波斯之间的这场大规模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位于希腊本土的一众蕞尔小邦与正处于巅峰时期且使出全力的波斯帝国之间的冲突——始终是欧洲历史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之一。正如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清楚看到的那样（尽管受到了民族优越感和宣传意识的遮蔽），这场冲突就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此类争端。一方是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波斯大王，另一方则是志愿参战、训练不足却充满自豪感的独立公民。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薛西斯的士兵是被鞭子赶上战场的；在他的作品中，波斯人一方反复出现鞭打、毁肢和酷刑这样的主题，这值得研究。反观希腊人，他们参战是因为胜利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的战斗是为了保护来之不易而且仍然岌岌可危的自由。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The Persians）创作于萨拉米斯战役结束八年之后，而作者本人是战役亲历者。这部作品的重点与其说是在刻画波斯人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充满夸张荒诞的描述，没有任何希腊人真正理解过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伦理规范——还不如说是埃斯库罗斯向我们展示的使希腊人充满活力的精神和理想。王太后阿托莎是大流士的遗孀，她向王室顾问询问了关于雅典的种种问题，最终提出了关于雅典的权力结构的问题（像她这样的国王遗孀肯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满以为除了必然会有的不同，雅典的权力结构与苏萨宫廷不会有什么两样。
“他们由谁人统治？”她问，“军队由谁人控制？”答复肯定会引来狂热的雅典听众的阵阵掌声：“他们说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或附庸。”在阿托莎看来，这意味着糟糕的无政府状态，而处于非常时期的雅典民众似乎在证实着这样的看法。“那么，”她问道，“他们又怎能抵抗外敌入侵呢？”——必然会出现的一句回问。“就是这样，”顾问告诉她，“他们竟然摧毁了大流士那支气势磅礴的大军。”
就像大多数雅典爱国者一样，埃斯库罗斯可能夸大了马拉松战役在军事上的意义，但就这场战役对雅典人心理上的影响而言，他的描述并不为过。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卫（David）击败了歌利亚（Goliath）。波斯的战争机器虽然是世界级的——自从亚述帝国崩溃之后，就再未出现过如此强大的军队——但并非天下无敌：这个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在马拉松战役结束十年之后，当希腊面临着一次规模大到使此前的马拉松登陆战就像是小规模边境冲突的入侵之时，关于胜利的记忆仍然能激励着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们继续战斗。只要稍微理性思考一下，这样的顽抗就完全是疯狂之举。那些认为自己是目光长远的现实主义者的人——包括德尔斐神庙的祭司、希腊北部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的几乎所有领袖——就像1940年的法国维希政客们那样，都认为抵抗毫无希望，而合作才是应对波斯威胁的合理答案。从逻辑上来看，他们的看法非常正确。但是，人类精神最终并不是靠逻辑理性——地米斯托克利和丘吉尔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战胜可怕命运而赢得伟大胜利的。光凭理性，远远不够。
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正当波斯征服者居鲁士席卷爱奥尼亚的前夜，米利都的福西里德（Phocylides of Miletus）写道：“一个有序生活在高地上的小城邦要强于一个愚蠢的尼尼微。”尽管爱奥尼亚陷落了，而米利都与入侵者签订了协议——爱奥尼亚诸城里仅有的一个，但从长远来看，福西里德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当我们研究希波战争时，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绝对真理。近年来，由于东方学者和考古学家的杰出工作，我们对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波斯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已有认知。今天，我们必须带着更深的洞察力和更少的先入偏见去评价大流士、薛西斯和他们的文明，头脑开放如希罗多德这样的探询者可能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偏见。我们的图景不应再是希腊见证人的那种排外的诋毁：我们现在应该警惕的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过度热情。
那些天生倾向于权威主义的人可能会喜欢阿契美尼德帝国，而正是他们喜欢它的理由使希腊人坚持反对它：一元化（并不总能保持效率）的政府管理、神权专制主义、缺乏政治反对派（只有偶尔爆发的血腥宫廷政变）、总督们对行省的散漫管理（只要他们的臣民不制造麻烦而且定期缴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甚至曾说，假如希腊人输掉希波战争，对他们会更好：强制推行的统一与和平很可能会使他们不再将精力分散在无休无止的荒唐混战（和注定失败的地方本位主义）上，从而就不会等到将来被一股脑纳入奥古斯都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
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的是，政治与思想自由以及宪政国家——无论单独来看是多么低效和腐败——的全部概念都取决于一件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希腊人决定起来抵抗东方式的王权专制主义，并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现代欧洲并没有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什么遗产。我们可以羡慕他们那威风凛凛但令人感到压抑的建筑，并带着某种敬畏感凝视——从匍匐在地的视角看——波斯波利斯的觐见大厅（apadana）及其炫目的浮雕。可是，对我们而言，制造这些东西的文明却像阿兹特克文明一样陌生，原因也相差无几。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波斯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它对人类的一项永恒贡献就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与迦太基类似，它的文化基本处于静止状态，主要致力于维持现有的神权统治，敌视任何形式的创造和创新。①
与这种一元化制度相比，希腊人的成就显得更为突出，简直就是无法解释的奇迹。民主政制在梭伦时代之后的城邦中诞生，并在希波战争以及随后的五十年内发展至顶峰，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事实远非如此。自由的科学研究、自由的政治辩论、一年一任的行政官员、由多数票决定的决策制度——所有这些事物都迥然相异于希腊人不得不交往的任何一个主流文明的全部思维模式。无论如何产生，无论出于何种自私动机或者其他有争议的动机，只要考虑到这样的背景，他们的成就就会显得更加杰出。
很难让这一关键时刻承载过多的意义，特别是考虑到接下来的故事细节远非鼓舞人心。有一个希腊丘吉尔，就有一打的希腊拉瓦尔（Laval）②。每一次战争，我们都能看到怯懦、自私以及各邦之间和那些城邦内部各派之间所发生的叛国投敌、首鼠两端和政治恶斗。敌对性宣传和蓄意性抹黑司空见惯，甚至连希罗多德都无法避免这种嫌疑。即便是最辉煌和最广为人知的行动，在近距离的观察之下，也经常会显露出其背后的复杂动机。然而，正如品达（底比斯人，而非雅典人）所说，当“雅典人的子孙为自由奠定了完美的基石”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玷污那项惊人成就的光辉。
人们经常这样说：“波斯帝国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征服创建起来的，只有亚历山大和穆罕默德死后第一代阿拉伯人的征服才能比肩这样的速度。”它也以完整的领土被同一个王族统治了200多年，这超过了亚历山大帝国和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帝国。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近东地区被若干小型帝国所占据：阿斯提亚吉（Astyages）在埃克巴坦那统治的米底，还有巴比伦尼亚、克洛伊索斯（Croesus）统治的吕底亚。在这时，帕尔萨的居民还是内陆部落民，他们都是强悍的战士，但在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没人听说过他们，他们也很可能没有权势。③然而，仅仅25年后，这片弹丸之地（今天的法尔斯，以当代的设拉子为中心）就控制了一个甚至超过鼎盛时期的亚述的庞大帝国：到那时为止，波斯帝国是古代世界曾经存在过的最大规模的单一行政复合体。说到底，这项成就应该归功于一个人。
公元前559年，冈比西斯之子居鲁士（这是希罗多德的希腊语转译，更准确的名字是Kambujiwa之子Kurash）继承了安善的王位，这是位于苏萨东北方向的一个米底附庸国。居鲁士王族肇始于阿契美尼斯，他们在帕尔萨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已经有些年代；但是，居鲁士本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也被上天赐予了实现这些野心的军事政治才能。他将帕尔萨各部统一在了自己的领导之下，创建了一个新的阿契美尼德王族都城，即帕萨尔加德；他与那波尼都签署了非常有利的盟约，后者在巴比伦已经篡夺了尼布甲尼撒的王位。完成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就发动了推翻阿斯提亚吉的叛乱，后者就像很多虚弱的国王一样，既暴虐又不受欢迎。
阿斯提亚吉派去攻打居鲁士的第一支部队集体投降了波斯人——这次投降主要受他们的将领哈尔帕哥斯（Harpagus）的教唆，因为阿斯提亚吉此前曾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处死了他的儿子。然后，米底国王只好亲自上阵。他的部队在帕萨尔加德城外倒戈，将他交给了居鲁士。这是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乘胜攻占了米底都城埃克巴坦那，该城给他带来了无可计数的战利品。从现在开始，米底失去了独立，实际上成为新兴的波斯帝国的第一个总督辖区（satrapy）。为了获得进一步扩张的安全基地，居鲁士并未对米底采取惩戒措施，出于各种考虑和目的，他给予了米底人与波斯人平等的地位。后来还有很多米底贵族在居鲁士及其后继者麾下出任高级文武官员，哈尔帕哥斯只是最早的一位：讽刺的是，当我们泛泛地谈到“波斯人”的时候，希罗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却总是将他们称作“米底人”。
通过征服阿斯提亚吉，居鲁士也相应地对米底的所有附属卫星国提出了统治要求：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这些都是过去的亚述帝国的一些残余部分。当然，他在这些地区与那波尼都发生了直接冲突，后者梦想至少要恢复一部分古巴比伦帝国的光辉。但是，居鲁士绝对不愿意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让给潜在的敌人，相反，他的终极目标是吞并巴比伦本身。当然，也有过一些围绕尸体盘旋的秃鹫——包括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他在公元前547年渡过哈律斯河向东方进军，希冀能够获得一些边远省份。他的这次行动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鼓励，后者用典型的含混说法向他透露，如果他渡过哈律斯河，将会摧毁一个大帝国。他照做了；但是，最后毁灭的却是他自己。由于害怕居鲁士军队和骆驼队的气味，他的战马纷纷逃跑。公元前546年，经过两星期的围攻之后，吕底亚都城陷落，克洛伊索斯很可能用自焚的方式自杀，以保全自己最后的尊严。关于他的结局，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阿波罗通过显现神迹，将他从火焰中救了出来——这看起来更像是事件发生之后，德尔斐祭司们为了自我开脱而编造出来的宣传之语。
居鲁士自己仅仅冷酷而简洁地记载道：“他向吕底亚进军。他杀死了它的国王（？）。他劫掠了它。他在这里安置了驻军。”这种过程将会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在很多地方重复发生。从公元前546年到前539年，居鲁士全面扫荡了希腊爱奥尼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沿海城市：只有半开化的卢库人（吕西亚人）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他那似乎不可战胜的军队。在同一时期，他也征服了整个伊朗高原，并越过里海，渗透到远至撒马尔罕和药杀河（今天的锡尔河，从天山山脉流入咸海）。最后，他吞并了巴比伦。那波尼都曾经不够明智地与克洛伊索斯私下订立过同盟，但是这是否对他的最终命运产生了影响还有待商榷。当他的宫廷转移到阿拉伯半岛之后，他的儿子伯沙撒留下来统治巴比伦。作为一名古代宗教的业余爱好者，那波尼都故意冒犯了马尔都克（Bel-Marduk）神庙祭司集团的强大势力：他的首都开始出现了不满情绪和叛变阴谋。几乎不需要什么犹太先知来为伯沙撒解释墙上之字的含义④。公元前539年10月29日，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居鲁士仪式性地进入了巴比伦城，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在第二年被任命为该城总督。
现在，居鲁士成了近东地区有史以来最庞大帝国的无可争议的主人。而且，他还是一位最狡猾和最富有经验的征服者。他认识到宽容和仁慈绝不是软弱的标志，而是可以带来丰厚红利的资本：通过聪明的安抚性宣传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胜于残酷的屠杀行为。在巴比伦，没有出现大屠杀或驱逐，而当地神灵也得到了慎重的对待——作为这种行为的回报，居鲁士很自然地宣称他已经得到了当地神灵的支持。“当我和蔼地进入巴比伦的时候，”他宣布道，“马尔都克，伟大的上主，使高贵的巴比伦人支持了我，我则认真地支持和保护了他的崇奉仪式。我的大军平静地进入巴比伦。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全境，我都禁止军队欺凌当地人民。”然而，对现代读者来说，居鲁士最著名的宽容行为可能是他颁布了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法令（公元前537年）。只要有可能，他就会相信安抚少数群体的好处。这么做成本很低，却会带来丰厚的红利。
在生命余下的八年里，居鲁士将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组织他所赢得的这个庞大而不平衡的帝国。他将其帝国划分为约20个行省，每个行省都委派一名总督，其波斯语头衔——khshathrapavan，意为“王国保护人”——被希腊人转写为satrapes，从而为我们带来一个同源词“satrap”（总督）。在这些总督辖区中，有两个涉及了希腊人：首先是以撒尔迪斯为首府的吕底亚，涵盖了爱奥尼亚沿岸的希腊人；其次是弗里吉亚，覆盖了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普罗庞蒂斯）和黑海南岸。这些总督拥有巨大的权力，特别是在庞大的东方行省。他们不仅将所有的行政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而且也是军事首脑。这种权力集中有其便捷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危险——尤其是一些有野心的总督实力过强，不满足于总督的职位，并尝试篡位。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各省的最高文职官员、高级财政官和驻军司令官都由波斯大王直接任命，并直接对他负责。更为阴险的是巡回监察官或中央代表，被称为“大王之眼”，每年都会向大王提交汇报帝国各省状况的秘密报告。
居鲁士在新都城帕萨尔加德待了很长时间，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王宫——单是它的会议厅就长达187英尺——和一座带围墙的公园，公园大门的两侧是亚述式的带翼公牛。在大门上面，他刻下了夸耀性的三语铭文：“我是居鲁士，国王，阿契美尼德人。”帕萨尔加德海拔约有6000英尺，是一块寒冷的内陆高原地区：希罗多德《历史》的结尾描述了波斯贵族提议将首都迁往更温暖地区的场面。然而，这个提议直接被居鲁士否决，他的贵族们同意选择“居住于崎岖之地并统治而不是耕作于富饶平原却受奴役”。居鲁士也在这里建造了他的坟墓，或许他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当他在公元前530年开始东征锡尔河以东的野蛮部落并在战斗中被杀的时候，王宫工程尚未完工。他的功业——单就事实本身来说，已经足够惊人——不久就变成了英雄神话，希腊作家对此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波斯人。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是一篇杰出的历史虚构作品，它说明了这种神化到公元前4世纪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公元前530年9月，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平稳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之前他曾任巴比伦总督，有所历练。我们的史料对他的描绘充满敌意，这使人们开始怀疑希罗多德，几乎可以肯定它过于夸张了。无论是他征服的埃及人，还是我们即将看到的他的最终继任者大流士，都没有理由在回顾历史时赞美他。现代研究表明，传说中他在入侵埃及之后，在一阵精神错乱中实施的那些暴行大部分是埃及祭司编造出来的，因为后者被剥夺了丰厚的神庙津贴。事实上，冈比西斯似乎非常用心，正如库里肯（Culican）所说，他“采用了埃及国王的头衔，也在埃及诸神之前表现出了谦卑之意”。很明显，他在埃及也执行了居鲁士在其他地区成功推行过的政策。但是，就算冈比西斯不是传统文献中所描绘的那种暴虐嗜酒的偏执狂，他也是一个心肠如铁且比他父亲少了很多家长式温情的暴君，因此树敌无数。除了埃及（他短暂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埃及度过），他还获得了昔兰尼、塞浦路斯和最重要的腓尼基城邦的服从。波斯就此得到了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缺乏的东西：一支强有力的海军。
大约在公元前522年3月，当冈比西斯仍在国外的时候，米底爆发了叛乱，领导者是一位自称国王弟弟的人。冈比西斯急忙离开了埃及，但却在走到叙利亚的时候，非常可疑地死了。这场叛乱被叙斯塔斯佩斯之子大流士领导的一伙人镇压，他属于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旁系分支，此前事实上曾在埃及为冈比西斯做过参谋官。后来，大流士在自我吹捧的贝希斯敦铭文中宣称，冒名篡位者不属于阿契美尼德家族，而是一位名叫高墨达（Gaumata）的玛哥斯僧。现代学者相信后者完全可能就是冈比西斯的弟弟，这场对抗的真正意蕴是米底人与波斯人的王位之争。大流士的事后回顾之说辞在很多地方都极为可疑。一个假冒者是如何将帝国中心的那些行省团结起来的？他又如何设法骗过了他那个并非亲生的母亲？而且，如果大流士的成就是为波斯赶走一位令人痛恨的篡位者，那这个任务也太过于艰难了。屠杀玛哥斯僧集团只不过引发了更多的叛乱：一年之内，大流士打了19场大规模战役，并且都取胜了。但是，到了公元前521年7月，主要战事已经结束，到前520年之前，尽管还不是太稳固，大流士已经控制了之前居鲁士统治的几乎全部领土。
这些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东地区之后数百年里的势力均衡，奇怪的是，它们却没有给希腊本土的城邦留下多少印象。关于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关系，最诡异也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难以想象的互相忽视，这种忽视包含着每个文明在看待其他文明时都会有的那种轻蔑之情。即便是像希罗多德这样对波斯充满同情的人，实际上也丝毫不了解波斯贵族的理想，尽管它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荷马笔下的英雄们所拥护的理想。伯恩的描述极好：
波斯鼎盛时期的贵族……被他们的宗教鼓励成为一个富有男子气概、热爱荣誉、身体健壮和勇猛无畏的人；他们热衷于狩猎、促进和保护农桑之事；他们鄙视商贸，不愿欠债，因为“它会使人撒谎”；他们讲究仪表风度，甚至到了拘谨的地步。
埃斯库罗斯的读者看到的波斯人与此完全不同。琐罗亚斯德传播的教义是全体人类都必须努力在世上建立神的正义秩序，这种教义对任何时代的帝国主义者来说都非常有吸引力，而大流士尤其为之吸引。从一开始，他就很鄙视希腊人，不亚于希腊人对他的鄙视，但并未持续很久。结果，按照正常估计，本应该是一场小型边境冲突的战事，却最终变成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从根基上动摇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帝国。
从希罗多德讲述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这种相互忽略的程度。居鲁士根据分而治之的策略，确认了克洛伊索斯先前与米利都签署的条约，其他爱奥尼亚城市担心出现最坏的结果，就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新近已经崛起为伯罗奔尼撒乃至全希腊的军事强国。通过两场漫长和令人痛苦的战争，他们已经——至少是暂时地——摧毁了发动叛乱的美塞尼亚农奴们的抵抗精神。斯巴达领导之下的伯罗奔尼撒城邦同盟已经建立了起来。如果有希腊国家可以拯救爱奥尼亚，肯定就是这个崇尚铁血的军事强权。但是，斯巴达是否愿意救援是另外一码事。国内常年存在的叛乱威胁使他们极不情愿将斯巴达军队派到边境地带：事实证明，当前的危机也不例外。爱奥尼亚的发言者穿着紫色（一个心理学上的失误，会给斯巴达人带来不好的感觉）衣服，发表了一篇很长但实际上非常平淡的演说。斯巴达人拒绝给予爱奥尼亚任何军事援助。
尽管如此，斯巴达人仍然派了一艘五十桨战船横渡爱琴海，去看看事态的进展。此外，“战船上最有名望的人……被派往撒尔迪斯，代表斯巴达人警告居鲁士，不要触碰任何希腊的城邦，否则他们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就像现在一样，孤立主义为自大狂提供了极好的温床。）虽然听到了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居鲁士很可能并不怎么惊慌，他问斯巴达人是什么样的民族，居然敢对他如此无礼。在得到回答之后，他对斯巴达传令官做出了回复；无论真伪，这个回复都很好地讲出了希腊人与波斯人在性情上的根本性差别。他说：“我从未害怕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合到这个地方互相发誓，却又互相欺骗。”希罗多德继续解释说，这是因为希腊人拥有市场，而波斯人没有。事实上，波斯人仍然基本上是一个领地贵族社会，而希腊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走出了这个阶段：这是这两个文化最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差别（宗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作为一名领有土地的贵族，居鲁士鄙视与希腊人有关的绝大部分事物，首先是他们对商业贸易的着迷，以及与之相伴的观点自由交流。对波斯人来说，大王即国家，其程度甚至超出了波旁王朝君主所理解的范围，而这一点在阿契美尼德家族所有铭文的样式上都得到了展现。国王形象呈现出放射的太阳光线，照亮了位于他的半影中的几位皇亲国戚和高级大臣；在外围是一片黑暗，匍匐着一群没有面目的农民。这种风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宗教上都会令希腊人感到厌恶。希腊语词语agora（市场）原来的意思就是“集会场所”，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区别。更为先进的希腊城邦很久之前就已经摆脱了世袭贵族国王及其僭主继承者的统治，并正在探索走向民主政府的道路。（雅典是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例外，在梭伦谨慎而又保守的改革之后，出现了以庇西特拉图为首的贵族独裁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居鲁士严厉斥责了这些在政体上与波斯封建制度有大量共同点的人⑤：很多顽固的多里安贵族会鼓掌赞扬他的这种情感。
征服爱奥尼亚教会了波斯官员与希腊人打交道的一些有益经验——同时使它们所造成的实际危险得以最小化。没过多久，居鲁士和他的军官们都认识到，当在战场上一对一搏斗的时候，希腊重装步兵和海军陆战兵都是非常强大的部队：从现在开始，希腊人开始以高价充当波斯人的雇佣兵。但同样明显的是（通过爱奥尼亚人的糟糕防御来判断），希腊城邦政体对任何类型的协同行动来说都算是最糟糕的基础，无论在行政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如此：在这里，铁板一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指挥结构更占优势。每一个希腊城邦里都总是有着激烈的党争，他们会被贿赂和利用，互相斗争。希腊传达神谕的祭司就像希腊的政客一样，被证明远非清廉。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居鲁士轻松而又从容地逐个吞并了爱奥尼亚城市，在各城中扶植了与波斯合作的希腊僭主——要说“卖国贼”可能太重了——代表当地的总督来管理城市。自由贸易得到支持，原本由吕底亚人授予的商业特许权大部分都保持原样。一小部分人（多数是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例如毕达哥拉斯或色诺芬尼）选择了移民而不是苟活于波斯的宗主统治之下；其余人则留下来以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局势，想方设法使自己从这样的局势中获取丰厚利益，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自从大流士于公元前522年上台之后，爱奥尼亚商人与波斯大王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同一年，萨摩斯强大的僭主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被吕底亚总督奥洛埃忒斯（Oroetes）诱往大陆并遭处决。虽然奥洛埃忒斯后来也被大流士处死，波斯人还是在萨摩斯谨慎地扶植了一位傀儡统治者。横渡爱琴海的第一块跳板已经被攻占，其他岛屿也会很快如此。在发动了一次侦察性的预备性远征之后，大流士率领一支大军借助于用船搭成的桥通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向北进军到达多瑙河，渡过多瑙河就侵入了斯基泰人的北方草原。虽然这次远征很难说算得上成功，但从现在开始（公元前513年）越来越清楚的是，波斯开始展望欧洲。大流士的将军麦加巴祖斯（Megabazus）一座接一座地攻占了色雷斯的城市。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Amyntas）献出了水和土，表示臣服。继任麦加巴祖斯担任“沿海民族大将军”（Captain-General of the men along the sea）的奥塔涅斯（Otanes）征服了发动叛乱的拜占庭和卡尔息冬，这两座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黑海流入马尔马拉海的入口处。
现在，波斯已经控制了穿越海峡的所有海上枢纽。希腊本土的粮食供应首次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大流士还迅速重新占领了埃及，也拥有了其广阔的麦田。如果他再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通往黑海和南俄草原的通道也会被切断。具体来说，至少在雅典，近50年来都一直面临着人口增长的压力。早在公元前594年，从阿提卡出口粮食可能就属于非法行为——阿提卡始终是一片比较贫瘠的地区。很快，雅典的粮食消耗量就远远超过了产量。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二必须从国外进口，而且这个比例随着时光流逝会越来越高。最大的两个粮食市场是在埃及和南俄罗斯，大流士现在控制了这两个地区的入口。另外，他还得到了无限供给的黄金，克里米亚的粮食巨头经常坚持用黄金支付。因而，大流士可以在开放市场上给出超过其他竞争者的价格，并将粮食价格推高到希腊人无力购买的水平。从这时开始，蛮族人的威胁就像一个令人恐惧的黑影，持续笼罩着希腊世界。
实际危险的程度显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斯大王的个人性情和政策。在这方面，大流士不太令人乐观。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打算将波斯领土扩张到欧洲，只是人们无法预知他计划扩张到多远的地方。希罗多德记载，一支波斯海军情报团受命调查海岸和港口，不仅包括希腊本土，也包括南意大利。从一开始，大流士就证明他是一位强有力的行政管理者，并对商业拥有浓厚的兴趣：波斯贵族半是钦佩半是讥讽地将他称为“小贩”，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挖掘出了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宽150英尺，深度足以通过大型商船。与此同时，他派遣一位希腊船长，卡里安达的斯库拉克斯（Scylax）去探索取道波斯湾前往印度的航线。这两个举动体现出一双紧盯有利可图的贸易地区的精明之眼。他重组了总督辖区，改善了行省交通，建立了高效的行政机构，还将巴比伦法典改作己用。他也毫不谦虚地谈到了自己的成就。“我爱正确的东西，”他宣称，“我憎恨错误的东西。”不太可能有人会反驳他。
首先，大流士启动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这些改革的好处被人们高估了。颁布标准的度量衡是非常有远见的一项政策，官方金银币的发行同样如此。但是，波斯大王对信用、贡金和帝国内部资本流动的态度就无助于提高他在经济上的名声了。用可支付的贵金属计算，来自帝国税收的总收入曾被估算为14560塔兰特（优卑亚制），这个数字——1塔兰特是57.5磅重——相当庞大：“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但购买力数倍于今天”，奥姆斯泰德（Olmstead）说。不过，这些金银没有多少被铸成钱币，也没有回到流通领域。绝大部分金银都被熔化和铸成块锭，储藏在苏萨的地窖里，从而使苏萨成为古代的诺克斯堡⑥。大流士似乎既不知道，也不在意这种政策会逐渐使帝国的金银枯竭，并毫无疑问会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后果：慢性通胀、不断上升的价格，然后，就是波斯农业在不能支付债务和无法赎回抵押品的动荡中接近崩溃。他的信用思想仅限于铸币，他也不明白以储备金形式存在的保证金为何不应该由君主垄断。
在现代社会，诸如此类的任何计划都会被认为是蠢到极点的经济政策，但是，大流士和他的继任者却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这样的政策。在古代世界，人们不懂得如何做长期财政规划。波斯大王看到的是他可以在购买心仪的商品（诸如雇佣兵或粮食）时开出超越所有竞争者的价格，可以花钱建造新的宫殿，总之，就是要保持可以救急的支付能力，足够处理任何可以预见的危机。他对金银的近乎垄断也为经济勒索行为提供了充足余地，希腊人很快就会明白这点，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似乎从未考虑这个问题，即地中海的贵金属资源最后可能会被他全部榨干；如果一只鹅不能再下金蛋（出于论证需要的比喻），总是可以找到另外一只来代替。如果大流士这么想，这可能就是他决定横渡爱琴海向西方进一步扩张波斯帝国统治的又一个原因。
波斯大王的短视和贪婪在爱奥尼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果大流士不曾受制于神权政治的那种宏大幻觉，他肯定能认识到，这些富裕的商业城市只有在他使它们觉得值得的情况下才会与他合作。反之，他却对它们征收了重税，无情剥夺了它们与黑海地区的贸易权利，并拒绝改变它们的政府制度——尽管自由希腊世界已经抛弃了僭主统治的整个概念，更不用说傀儡僭主的统治。而且，大约从公元前535年之后，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就禁止希腊船只再进入西地中海。事实上，爱奥尼亚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勒索造成的拮据。从“亚洲希腊人”以及卡里亚、吕西亚和潘菲利亚地区征收的贡金总额达到400塔兰特或240万德拉克马，这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从他们的整个海上帝国攫取的贡金总额。当众所周知的南意大利富裕城市叙巴里斯被它的邻居和竞争对手克罗同摧毁的时候（公元前511—前510年），米利都人为之削发和痛哭：他们哀悼的不仅是失去的朋友，也有失去的丰厚利润。不久之后，爱奥尼亚人对大流士新政策的愤怒情绪发展至叛乱的倾向。在公元前513年，米利都的希斯提亚欧斯（Histiaeus）和其他希腊领袖们曾在大流士的斯基泰远征行动中为他架设了多瑙河浮桥。到了公元前499年，故事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事态的不利发展却没有引起多少希腊本土城邦的注意，它们就像往常一样忙于处理地方事务，对其他一切都无暇顾及。波吕克拉底的遭遇、波斯现在控制着一支庞大的腓尼基舰队、色雷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城市被大流士的将军们击垮——这是极为不祥之兆，然而直到很久以后，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波斯的动向至多不过是为他们的国内政治斗争提供了新的维度。
在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门尼警惕地注视着宿敌阿尔戈斯，对图谋推翻庇西特拉图僭主政府的雅典流亡者集团也只是给予谨慎支持。庇西特拉图本人亡故于公元前528/527年，其两子中的一位继承了权力，并在公元前514年被刺，而另一位幸存的儿子希皮阿斯（Hippias）变成了一个惊恐万状的残忍暴君。在那些被他驱逐从而避免了更糟糕结局的流亡者中，包括一个非常有名而且善于投机取巧的贵族家族，即阿尔克迈翁家族，该家族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了下个世纪（伯里克利［Pericles］和亚西比德［Alcibiades］都与该家族有血缘关系）。就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塞西尔家族（the Cecils），阿尔克迈翁家族只对两种东西感兴趣，那就是财富和政治权力，他们冷酷地追逐着这些东西。如果他们在接管雅典政府的同时，也能赢得帮助雅典人摆脱令人憎恨的僭主政府的荣誉，那就更好了。对他们来说，流亡不是新鲜事，他们尽量利用着流亡生活，获得了德尔斐神庙的支持，德尔斐的祭司在斯巴达人求取的每一条神谕的前面都加上了“解放雅典”的劝告。
克莱奥门尼不会对阿尔克迈翁家族及其领袖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抱有什么幻想；但是，至少，他们想要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即便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正如时不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克莱奥门尼并不支持希腊人抵御波斯侵略。这意味着斯巴达的外交政策极其缺乏两种特性，即利他主义和远见卓识。事实上，在这时，斯巴达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帖撒利、埃吉纳、德尔斐、彼奥提亚——从一开始就同情波斯，后来就变身为全心全意的“合作者”（collabos）。更有甚者，当爱奥尼亚最终发动叛乱并呼吁家乡支援的时候，斯巴达就像往常一样保持了中立，宁愿派遣军队全力攻打阿尔戈斯。没有比这更自私和更短视的行为了，从这里看不出任何泛希腊的爱国精神。克莱奥门尼想赶走庇西特拉图家族，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后者与波斯之间的联系，更不是因为任何像反对僭主制这样的意识形态因素，而是因为一个强大的雅典可能会在商业和军事上对伯罗奔尼撒造成威胁。
阿尔克迈翁家族首先尝试接收内斗的失意者。他们占据了阿提卡北部帕尼萨山的一座要塞，有一部分在雅典的朋友赶来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然而，如果他们希望广大同胞会把他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他们恐怕会失望。大部分人肯定都会认为（谁又能怪这些人呢？）政权从一个以武力夺权的贵族集团转移到另一个相似集团手上对自己没多少好处。这次入侵最终失败。一年之后（公元前511年），克莱奥门尼被说服，派遣了一支规模不大的海上特遣队进入法勒隆⑦。希皮阿斯预先获知了他们的进军路线，雇佣了一支帖撒利骑兵打跑了斯巴达人，后者几乎刚下船就遭受了严重损失。
雅典敌对派系利用外国军队援助来打击对方的景象肯定使当地农民产生了某种厌恶之情。另一方面，克莱奥门尼国王肯定对这次惨败耿耿于怀，公元前510年，他又取道科林斯地峡发动了一次全面入侵。希皮阿斯躲在卫城里，防御工事严密，粮食充足；但是，他欠缺了一点运气，他的家人在边界附近被俘，他不得不投降。获得了安全保证之后，他就离开雅典去了他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西格翁庄园，不久就在那里建立了流亡政府。由于斯巴达人被认为是来“解放”雅典的，他们既不能遴选顺服自己的执政团体，也不能在当地无限期地驻扎占领军，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两难困境。他们退走之日，就是野蛮的权力斗争开始之时。
克里斯提尼是在斯巴达军队的保护下结束了流亡生活的，因此，斯巴达军队一旦撤走，通过法律途径恢复权力就非常麻烦和微妙。由提桑德之子伊萨哥拉斯（Isagoras）领导的保守派奋力——刚开始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阻止阿尔克迈翁家族掌权。他们的战斗始于检查选民登记册，使克里斯提尼的大量“新移民”支持者以刁钻的法律理由被褫夺了公民权。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从长期来看，更好的做法是获得平民的选票而不是激怒他们。一项法律得以通过，废止了在法庭上对雅典公民使用酷刑的做法，之后又颁布了其他类似法案，通过两年的努力，伊萨哥拉斯越来越掌控了局势。在这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选民们欢迎克里斯提尼以一个伟大的民主改革家的姿态归来，理由也很充分，因为这时他的脑子里尚未有任何此类想法。
然而，公元前508年，伊萨哥拉斯（顺带说一句，他是克莱奥门尼的好友）被选为首席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因此被禁止再次任职。他必须采取点儿特别行动，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借用希罗多德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他“把人民拉到他这一派来”。这可能意味着选举权的范围大为扩张。简单来说，克里斯提尼贿赂了公民团体来支持他，打算让他们通过集体投票来选他领导政府，交换条件则是他让他们第一次在政府管理中享有真正的利益。这项提案迅速在公民大会中通过；就这样，通过一种有点怪异的分娩过程（accouchement），雅典民主最终艰难地诞生了。事实证明，这个孩子吵闹、强健，但在他可以走路之前却麻烦不断；这是件好事，否则，他很难存活下来。
伊萨哥拉斯无法再控制选他担任执政官的那些人，眼看大厦将倾，他只好再次求助于斯巴达。斯巴达军队开进了雅典，克里斯提尼和阿尔克迈翁家族遭到驱逐。他们不声不响地离开，因为他们等得起。斯巴达人将700个雅典家族都列入黑名单（有名的或有激进倾向嫌疑的那些家族），试图建立一个由听话的保守派组成的傀儡委员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刚刚民主化的雅典人决定结束这种局面。一次突发的暴动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伊萨哥拉斯、斯巴达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卫城。最终，斯巴达人被允许离开，他们偷偷带走了伊萨哥拉斯；余下人等投降，他们在民众法庭上接受审判，民众法庭通过将他们判处死刑而宣示了它的民主团结。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克里斯提尼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了家乡。这一次，不再有反对派。另一方面，他肯定也履行了某些政治诺言，否则雅典会迅速陷入党争的混乱局面。
克里斯提尼做了更多的事情。一旦权力在手，他证明自己是一个目光远大的行政官员（包括对阿提卡部落制度的彻底改革），他的各项改革措施重塑了接下来几个世纪的雅典政治生活。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存在着巨大争议，更不用说他对立法长期效果的设想。他的目标肯定是要粉碎雅典的那些豪门贵族对政权的控制；同时，他还要用各种手段来保持自身的权力。他对平民（demos）的态度很质朴也很传统：他已经奖励了他们的支持，那么，就像任何一位贵族护主一样，他现在期待着他们的感激。只用了数十年，这批平民就完全改变了雅典的命运，我相信，这是克里斯提尼没有预见到，也不是他想要的局面。然而，在近东政治生活的语境中，他把这些改革进行到底这一事实就已经足够非同寻常了；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雅典民众发现他们的集体认同和力量是如此强大。希罗多德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5.78）
希罗多德借流亡的斯巴达国王德玛拉图斯（Demaratus）之口说出的辩护之辞中有一种对比，很有趣，后者现在是薛西斯的谋士：
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不差，在集合到一起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了。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7.104.5）
这些意识形态方面（或民族神话）的对比非常微妙，给了人们很多思考空间。自由在堕落为无政府状态之前能走多远，或者权威在变成专制主义之前又可以走多远呢？只要关心公元前5世纪另外50年的历史，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不乐观：希罗多德明智地在他选择的那个地方结束了他的《历史》。雅典可能还会继续取得更为炫目的成就，但它永远也无法再拥有之前的那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和奉献精神了。在紧接着由克里斯提尼改革催生出来的汹涌自信中，一个粗暴地欺压自由雅典人的斯巴达国王已经被驱逐，尽管他拼尽了全力。没过多少年，这种新精神就使雅典不得不面对并战胜一支强大的侵略军，至少在人数上，这支军队的规模超过了雅典能征召的任何军队。最终，雅典以地方利益为本位的政治确实也在赢得希波战争的过程中（起码在心理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元前5世纪的宣传试图将这个新生的民主制雅典描述为一个从一开始就坚定反波斯的国家。事实上，克里斯提尼政府立即向大流士的弟弟，撒尔迪斯的总督阿塔弗尼斯（Artaphernes）派遣了使团，目标是获得波斯大王的承认和盟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少选择，希皮阿斯正在西格翁声索自己的权力。当克里斯提尼的使团前来求见阿塔弗尼斯的时候，后者表现得足够配合，但他打击了雅典人的自命不凡。首先，他询问雅典人是谁，居住在何处；然后，他要求使节们献出土和水，以示归顺。这使使节们在回国之后遭到了严厉斥责——尽管没人指望大流士会以更优惠的条件给予雅典支持，而且整起事件都强烈表明政府保全了面子。
另一方面，单单对雅典人出使大流士之事的怀疑就足以引发斯巴达人的严重警惕。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克莱奥门尼和德玛拉图斯集结了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从科林斯地峡出征：他们宣称的目标是要在雅典重建一个由伊萨哥拉斯领导的安全的保守派政府。（据说，克莱奥门尼与伊萨哥拉斯的妻子有染，但这听起来更像是典型的阿尔克迈翁家族的诽谤。）雅典人准备应对又一次危机的到来，但奇怪的是，这次危机并没有变成现实。接近厄琉西斯的时候，科林斯盟友改变了心意，转头回家。克莱奥门尼与德玛拉图斯爆发了争吵，整支远征军解体：这个结局似乎颇为诡异，好像有一些雅典人在最后一刻给他们送去了巨额贿金。三四年之后（公元前504年）， 这个完全独立的雅典政府使斯巴达人如此焦虑，以致他们实际上暗示要支持被放逐的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希皮阿斯返回雅典。他们这种只顾自己的政策大转向超出了伯罗奔尼撒盟友们的接受能力，后者立即否决了这项提议。斯巴达人过去坚定地宣传自己的反僭主立场，而现在人们也期望他们能坚持他们所宣扬的这个原则。克莱奥门尼对雅典之所求无非也就是一个平和而顺从的政府，或者任何此类可以控制的政府；结果，他所得到的是激烈的道德抨击，被迫公开引退。
斯巴达的困境在约公元前500年时得到了部分解决，就在那时，一直幸灾乐祸保持中立的大流士决定承认希皮阿斯的流亡政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至少就目前而言，雅典和斯巴达就算不是处于同一阵营，但都是站在波斯的对立面。一年之后，爱奥尼亚长期以来酝酿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演变成了一场暴烈的叛乱。归顺大流士的希腊“僭主”有一部分被以私刑处死，而另外一部分则在一夜之间就泰然自若地变成了叛乱将领。在公元前499—前498年的冬天，他们的领袖，即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造访了雅典和斯巴达，试图鼓动它们支持他的叛乱。回应称不上热烈。克莱奥门尼拒绝出兵：他的孤立主义思想使他的目光超不出阿尔戈斯。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不干涉，不单纯表现出了纯粹的自私，也使叛乱注定失败。如果拥有来自希腊本土的海军支援，爱奥尼亚至少可以守住它的三大海军基地——莱斯沃斯、希俄斯和萨摩斯。它们的联合舰队甚至会有足够的实力彻底阻止大流士侵略欧洲。
在雅典，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表现略好。在逃过了斯巴达入侵之后，雅典人和阿塔弗尼斯一样坚决。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希皮阿斯回来的。用这样的方式违抗波斯大王，他们正在面临巨大的危险，他们也知道这一点。首先，爱奥尼亚的叛乱看起来像是神的赠礼：偷大羊或偷小羊都一样，反正会被判绞刑。阿里斯塔哥拉斯在雅典公民大会的演说是典型的反波斯宣传，到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亚历山大时代，这种宣传仍然很有力。他说：波斯人都是极端低能的士兵；这个国家满是战利品；整场战争将轻易获胜。他的听众的反应非常复杂。一些人希望派出全部舰队，想要全身心投入。其他人想要以斯巴达为榜样，保持中立。最后，一支小舰队被派往爱奥尼亚，但是仅有20艘战船：或许这就是他们可以集结的所有战船，但更有可能的是出现了最致命的现象——民主性的妥协。“派出去的这些船只，”希罗多德说，“就成了后来希腊人和异邦人的纠纷的开始。”
到了现在，应该很清楚的是，纠纷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了；但是雅典在第一次远征军中扮演的角色肯定促成了它。希腊联合舰队驶向以弗所，从这里出发，叛乱者们的陆军向撒尔迪斯进军。他们迅速地攻占了城市，但卫城仍然在坚守。然而，他们劫掠城市的希望破灭了。城内的大部分房屋都是用芦苇建成的，即便是那些用砖建成的房屋，房顶也是芦苇秆。一位士兵将一幢房屋点着，整座城市就像火绒一样燃烧了起来。波斯大军气势汹汹地打了过来，爱奥尼亚人慌忙撤退。波斯人在以弗所的海岸边追上并击败了他们，使他们遭到了惨痛损失。雅典人目睹了战事进展，也急忙将舰队撤回了雅典，并拒绝进一步参与这场叛乱。但是，为时已晚。对波斯大王来说，撒尔迪斯被焚毁是奇耻大辱，他不能忘记，也无法原谅。
据说他刚一听到这话并不把爱奥尼亚人放在心上，因为他确信他们所有人都不能因叛变行动而免于惩罚，而只是问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当人们告诉他之后，他便要人们把弓给他拿来，他放一支箭在弓上并把它射到天上去，在把这支箭射到上空去的时候他祈求说：“哦，宙斯，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吧！”自是而后，每到他用饭的时候，他都要他的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5.105）
大流士对叛乱结果的自信与乐观并非没有道理。爱奥尼亚人开始获得一些小胜之后，庞大的波斯战争机器开始运作起来。到公元前495年，大部分抵抗都已被镇压。公元前494年，在米利都对面海湾中的拉德岛附近发生的一场海战中，拥有353艘战船的爱奥尼亚舰队遭遇了惨败。米利都陷落之后受到了蹂躏。男人大部分被杀，妇女儿童则被变卖为奴。城市南部区域全部被夷为平地。这时，大流士可以说他已经报了撒尔迪斯被焚毁之仇，但这只不过是他更多的报复行动的序幕。次年春天，波斯舰队结束了扫荡行动。希俄斯、莱斯沃斯、特尼多斯和色雷斯的刻索尼塞相继沦陷。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东岸的城市也再次被波斯攻占，其中包括爱奥尼亚人曾经短暂控制过的拜占庭和卡尔息冬。从各城镇大火中散发出来的烟雾席卷了整个海峡。难民逃向四面八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去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少男少女们被送到了波斯宫廷做宦官和后妃。爱奥尼亚叛乱结束了，由此，入侵希腊本土成为无法避免的后果。
在这次灾难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受害者是一位高深莫测的雅典贵族米太雅德（Miltiades）。大约在公元前555年，他的叔父被庇西特拉图——雅典僭主，希皮阿斯之父——派去统治色雷斯的刻索尼塞半岛，该半岛构成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他在这里建立了一种家族政权，其仁慈但独裁的统治很像沙捞越的布鲁克王朝（White Rajah），该政权的功能显然是为了保护雅典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地区的利益。米太雅德本人在公元前514年左右成为家族领袖。我至少可以说，他的立场非常模棱两可，在他统治期间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他到底是偏向波斯、希皮阿斯、爱奥尼亚人，还是雅典政府，几乎无法判断。在公元前514—前513年，他宣称，当大流士的波斯大军在斯基泰地区被截断之后，他要求毁掉多瑙河上的浮桥。但是，浮桥保存了下来，重要的是，米太雅德也幸存了下来。公元前511年，他在被斯基泰人赶出刻索尼塞半岛之后，就想方设法要在爱奥尼亚叛乱期间恢复自己的权力，然而叛乱失败，他只能变成避难者。波斯大王出价悬赏他的项上人头，但他惊险地逃过了波斯舰队的追捕。他那在后面战船上的儿子就没有如此幸运——至少从希腊人的立场看是这样，因为他得到了波斯人的仁慈对待，最终“投靠了波斯人”。
顺理成章地，米太雅德前往雅典，他的到来（公元前493年夏）肯定在雅典政界引起了一些尴尬。他属于雅典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即菲莱家族，因此，必须小心对待。另一方面，在雅典的新式民主派眼里，他是那种最令人厌恶的人——僭主。更糟糕的是，他在刻索尼塞半岛的职务来自庇西特拉图和希皮阿斯的任命。然而，他的支持者可以争辩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关于波斯的渊博知识对雅典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一些人说，此人劣迹斑斑，控告他。另外一些人则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指挥官，任命他做将军吧。没有人比新任的首席执政官更密切地观察了这场争论或更谨慎地权衡了利弊。来自弗莱里德莫的尼奥克利斯之子地米斯托克利，在31岁的时候——刚刚超过最低任职年龄——被选为雅典最高行政长官。
奇怪的是，我们对地米斯托克利的早期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希罗多德在写到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爆发前才提到他，“这时有一个不久之前才显露头角而成为一流人物的雅典人，他的名字叫作地米斯托克利，人们称他为尼奥克利斯的儿子”。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6.34）提到他曾担任执政官一职，⑧而我们从普鲁塔克（Arist. 5.3）那里也了解到他曾经在马拉松战斗过，尽管很可能只是普通一兵，但表现优异。我们很可能要指责为希罗多德提供资料的贵族——尤其是阿尔克迈翁家族——故意隐瞒地米斯托克利的早期经历，以及希罗多德本人在整部《历史》中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蓄意诋毁。他对希波战争的记载过于精彩和有名，任何人都难以忘记；但是，至少，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他就会表现出倾向性。希罗多德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强调地米斯托克利是多么自私、多么贪婪、多么不正直的一个人。就像所有的优秀宣传一样，这幅画面包含了很多真实的东西；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修昔底德的权威总结来给出更大度和更可靠的评价。
地米斯托克利出生于公元前525年或前524年。他的母亲是外邦人（色雷斯人、卡里亚人或阿卡那尼亚人，记载并不一致），但他的父亲尼奥克利斯则来自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即吕科米德家族。那种认为尼奥克利斯只是一位没有家庭背景的新贵（novus homo）的抹黑传统可能只是根据随意的词源追溯——他的名字意思是“新近出名的”——形成的，也有可能他真的来自某个已经与吕科米德家族联姻的富有暴发户家庭。流言中肯定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因为地米斯托克利——从他的肖像判断——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一个饲养马匹的雅典绅士，而且正如下文所展示，他很少表现得像一个绅士。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他的轶事都描绘出了同一种形象。它们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朴素、直率、务实但在战略和政治斗争上拥有惊人天赋的人。他野心勃勃，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而且与他的贵族政敌们相比，他更为熟悉商业贸易事务，而这些贵族政敌认为商贸活动配不上他们的身份。
奥斯提亚胸像1刻画出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而且很切合我们其他史料所传达的神韵。一批著名学者和艺术史家现在都坚持认为这座胸像源自一件创作于地米斯托克利晚年——约公元前460年——的原始肖像，我也认同这样的看法。直到近来，人们还公认，直到下个世纪，还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逼真”的肖像存在。现在，这种看法正在经受着相当大的修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米斯托克利胸像引起的。大圆脑袋和朴素立面反映的是早期的立体概念，下面则是像拳击手一般的粗壮脖子；显得坚毅而又敏感的嘴巴在垂下来的胡子下面展露出带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坚硬而卷曲的头发紧紧贴着头皮——上述所有特征都刻画出同样的性格。在这里，我们拥有了一幅天生领袖的肖像，正如吉塞拉·里希特（Gisela Richter）所说：“一个目光远大、无所畏惧但刚愎自用的人，他是危急时刻的救世主，但却无法应对和平时代。”他那宽阔的额头和斗犬般的下巴说明他身上肯定不会有任何教条化或程式化的东西，这些面部特征必然意味着一种丘吉尔似的作风。实际上，在所有现代政治家当中，丘吉尔是一个政治生涯上在很多方面都与地米斯托克利相似的人，用巧合似乎很难解释这件事。两人都有一种不受欢迎的天赋——当他们那些更聪明的同代人错了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两人也都有一种令人眼花缭乱却颇受猜忌的表演才能，正是这种才能可以拯救国家于危亡。两人都是在他们所战胜的危机结束之际立即选举失败，被迫下台。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领导之下，雅典人也度过了他们最精彩的岁月。
像当时所有人一样，地米斯托克利肯定也警惕地注意到了波斯大王对欧洲土地不断增长的兴趣。然而，与大多数贵族群体成员（即便在民主政体下，这些人仍然会经常被选举出来担任高级官职）不同，⑨他对这意味着什么有着更清晰的看法。大流士不仅打算最终征服欧洲的希腊人，而且也打算预先通过第五纵队⑩的渗透来削弱希腊城邦，更糟糕的是，他还打算对最易被经济压力破坏的地方直接施加经济压力。在公元前494—前493年的爱奥尼亚叛乱失败之后，波斯大王看起来很可能会阻击雅典人和爱奥尼亚人在黑海运粮通道上的运输船队。自从公元前514/513年的斯基泰远征之后，这种可能性就一定让雅典普通民众越来越恐慌。公元前493年之后，这种危机就变成赤裸裸的事实了。如果是入侵，人们可以拿着刀剑长矛去迎战。饥荒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很明显，未来将会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客就是能确保雅典人的日常食品供应的那个人。
但是，哪里能找到粮食呢？在这里，考古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雅典最大规模的单项进口商品是小麦。我们还知道，雅典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精制陶器。在一个著名的小麦种植区，完全可以认为当地出土的雅典陶片就代表着雅典人用陶器支付进口粮食。在某一特定地层中的陶片越多，雅典在那一阶段进口的粮食就越多。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在埃及、色雷斯、南俄罗斯、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全部是波斯控制区——的雅典陶片数量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这恰恰是我们从大流士的限制政策中可以预见的结果。不过，当我们的目光转向地中海西部的时候，事情就是另外一番光景。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和亚得里亚海北部（波河流域），雅典陶片数量出现了极大增长，在公元前450年到前430年间达到了最高值。这些地区都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小麦产区：毫无疑问，雅典人在这里找到了替代性市场。事实上，到公元前490年，雅典商人已经与地中海西部建立起了更大规模的贸易关系，超越了他们过去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曾经达到的水平。
在爱奥尼亚叛乱结束后，这条粮食供应线不再只是一条政府放任不管的经济线路，它很快也具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现在它是雅典的生命线，其状况不能完全掌握在商人手中。某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无疑已经看到，从现在开始，至少在波斯的威胁被消除之前，与地中海西部的贸易必须被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事务来对待，而不能仅仅由私人来负责。就算我们没有看到可以证明地米斯托克利对西西里岛和大希腊（Magna Graecia）⑪地区拥有强烈兴趣的材料，⑫也几乎可以毫不迟疑地将那位政治家认定为他。我们能想象出他与朋友们在比雷埃夫斯的小酒馆里畅谈的情景，这些都是矜持的贵族们不屑于去的地方。在这里，商船船长将与来自西西里的掮客们进行漫长而谨慎的盘问，小心翼翼地行贿，交易将在觥筹交错中被安排好。在此期间，与其说他是一名政客，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忙碌的进出口代理商。然而，他完成的工作却在希波战争期间拯救了雅典，毫不亚于他在萨拉米斯取得的更著名的胜利。
就这样，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商人政客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他叫得出每一位公民的名字——这是职业政客的典型手腕。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与在大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握手；他从不错失每一次接触有用之人或与之交谈的机会。借用一种有表现力的现代说法，他很懂得如何经营自己的个人形象。他说服了一位有名的音乐家在他的家里演奏，主要是为了吸引人们前来拜访。除了这些活动，他还是一名私人律师：在一个如此好讼的社会里，任何一位优秀的法庭代理人都会收入不菲。这种职业也是进入政坛的流行方式（和现在一样）。地米斯托克利不仅学会了说服性的演说，这一点后来对他在政坛上站稳脚跟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他从他替之脱罪的那些有影响力的客户中交到了一些有用的朋友。
尼奥克利斯知道从政的危险，并试图告诫他的儿子放弃这种危险的野心。他说，做一个商人或经营一块地产肯定会更安全。有一天，他和地米斯托克利正在法勒隆的海滩上散步，在比雷埃夫斯港建成之前，这片海滩是雅典战船下水和上岸的地方。尼奥克利斯注意到了被丢弃在海滩上的几艘已经腐烂了的三列桨战船的残骸。“看吧，我的孩子，”他说，“当领袖不再有用的时候，雅典民众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后来，地米斯托克利应该很容易想起这些话，但现在他还是青年，雄心满怀，听不进这些经验之谈。哪个急躁的改革者又曾经听进去过呢？另外，他的雄心壮志也到了实现的时候。对贵族顽固分子来说，他可能是一剂毒药，但是平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可靠、朴实和让人放心的品质。随着爱奥尼亚的沦陷，波斯大王的复仇怒火马上就要烧到阿提卡，他们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袖。或许——这句话肯定也出现在了雅典政客圈里——这位跃跃欲试的来自弗莱里德莫的青年能应付这种局面？所以，在公元前493年春天，地米斯托克利被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不久，当波斯威胁日益严重之时，他的心里出现了比与地中海西部的贸易更为紧迫的事情。
哪怕雅典人团结起来，抵抗波斯大王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是，在雅典，团结仍然不可求。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那些善于投机者——只想与波斯人暗通款曲。与所有时代的那些卑鄙的通敌者一样（维希法国的政客们是一个很合适的现代例子），阿尔克迈翁家族视自己为目光远大的现实主义者。或许，如果雅典人同意接回希皮阿斯，雅典就可能避免被波斯军队占领的耻辱，但这也是他们所能盼望的最好结果。他们认为大流士君临希腊是不可避免的。想要对抗波斯的战争机器纯粹是找死。然而，面对这样的冷静思虑，那些平凡、正直、憨直的人——既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聪明到能够预先知道他们会被打败的农夫和工匠，也包括那些仍然将荣誉置于利益计算之上的人——却不为所动。这些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阵线，他们也（无疑是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鼓动下）大力宣传着这样的立场。
在公元前493年的早春时节，剧作家普律尼科斯（Phrynichus）上演了一部名为《米利都的陷落》（The Capture of Miletus）的作品，该剧生动地描绘了爱奥尼亚叛乱的失败。（在雅典，将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神话搬上剧场舞台演出，这可能是首次。）效果非常显著：普律尼科斯看到他的观众流下了悲伤的泪水，表露出了爱国的热情。雅典的亲波斯派迅速做出反应，通过求助于审查机构，使该剧被禁演。普律尼科斯本人被处以1000德拉克马的罚金，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三年的薪水。然而，向大流士屈服的想法无论显得多么合理，已经迅速失去了民意基础。证据就是地米斯托克利本人在春季的当选，他的选票就来自主张对波斯强硬的阵营。到夏至的时候，带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心情，米太雅德回到了雅典。地米斯托克利与他只在一个问题上有共同语言，那就是战斗的决心，但目前有这一点就足够。米太雅德与大流士和希皮阿斯都有过接触。因为他最近20年来一直居住在刻索尼塞半岛或其附近的地方，在此期间，他已经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地指挥官——很明显，这正是雅典在公元前493年时所需要的人。如果真的与波斯发生冲突，谁能应付这样的战事？那些针对他的控告都立即被撤下（很可能是由地米斯托克利亲自出面撤下的），没过多久——希罗多德说，“通过民众投票”——他就被选举为所属部落的将军。有时候，平民们做出的选择比他们知道的更好。
与此同时，波斯大王正在筹备入侵希腊的消息也传来了。显然，不能再耽搁了，保卫雅典的工作必须立即着手准备。地米斯托克利提出——正如我们在下文所见，他的看法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有丝毫改变——最佳的方案是放弃雅典城，在比雷埃夫斯修筑防御工事，然后把一切都押在一支强大的海军上。不出所料，这种政策遭到了整个贵族保守集团的反对。无论从战略角度考虑有多么无可指摘，放弃雅典和阿提卡必然都会侵犯大地主的利益，也会伤害那些持有传统荣誉观的人，这些人认为他们有责任保卫火塘、家园和祖先们的祭坛。地米斯托克利面对的是偏见和传统的全部压力。除非遇到最为紧急的状况，没有人会支持这样的动议，尤其是考虑到它的直接后果是阿提卡所有农田和房屋会被毁的时候。而且，地米斯托克利的主要支持者来自很受鄙视的“水手群氓”（sailor rabble）；当他的海军计划最终得以通过的时候——在雅典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中——人们说“他已经夺走雅典人的长矛和盾牌，逼迫他们屈身坐在长凳上划桨”。在公元前493—前492年，他的海军发展计划被否决了，但是，公民大会仍然投票赞成修筑比雷埃夫斯的要塞，并支持其发展成为雅典的新港口。将港口扩大三倍的工程立即启动，后来花了16年仍未竣工。单说要塞本身，就是一项极大的工程，由方石砌成的坚固城墙上面可以并排通过两辆马车。地米斯托克利的目标是将比雷埃夫斯建成一座坚固的要塞，只凭少量驻军便可固守，这样就能使更多的强健战士得以解放出来，加入舰队。到了伯里克利时代，比雷埃夫斯不仅是雅典的主要军械库，也是爱琴海最大的商业港口。
不久，形势就更加明朗了，看来雅典需要全力以赴地准备防御作战。在公元前492年春天，大流士派他的女婿马尔多纽斯（Mardonius）率领一支庞大的海陆军出征：必须报撒尔迪斯被焚毁之仇。马尔多纽斯是一位精明能干、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也非常清楚，爱奥尼亚叛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波斯人通过希腊僭主进行统治。在部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之前，他废黜了爱奥尼亚的那些已经恢复权力的傀儡独裁者，然后用一系列傀儡民主政府做了替代品。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既平息了希腊的舆论，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因为他是这样的专断，名义上的政府形式区别毫无意义，对他来说，最后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在到达希腊以后，后方再爆发一场叛乱。命运女神露出了嘲讽的笑容，给予他反手一击，打击了他的自信。在马其顿边界地带，他的营地遭到了一个迄今为止从未听说过的长发色雷斯人部落的袭击，他本人也受了伤。大约同时，波斯舰队也在环绕阿托斯山航行的时候遇到了大风暴：很多船只被吹到了岸上而损坏。马尔多纽斯只好识趣地将剩余的部队撤了回来，返回了波斯。回到波斯以后，他暂时被解除了指挥权。
第二年（公元前491年）春天，大流士决定试探一下希腊各邦的士气。当他的船坞加班加点地建造新战船和运马船的时候，他派遣使者遍访爱琴海诸岛和希腊本土，要求它们献出象征屈服的水和土。雅典和斯巴达拒绝了他的要求。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在雅典，他们［波斯使者］像普通罪犯那样被扔进了深坑，而在斯巴达，他们被推入了井里，还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为大王索要水和土，就从里面找吧”。但是，包括埃吉纳在内的所有岛屿，还有希腊本土上的很多城邦，尤其是北部城邦，都不声不响地屈服了。色雷斯人被要求推倒自己的城墙。他们照做了。从帖撒利到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北部地区都落入了大流士的掌控之下，他觉得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元前490年初，一支新的海军和陆军集结于塔尔苏斯附近，紧靠塞浦路斯岛对面的奇里乞亚海岸，然后启航，向西前往爱奥尼亚。大流士用他的侄子阿塔弗尼斯和一位名叫达提斯（Datis）的米底贵族取代了马尔多纽斯。“他们得到的命令，”希罗多德说道，“是征服雅典和埃勒特里亚［曾参与了爱奥尼亚叛乱的一座优卑亚城邦］，将它们的公民变成奴隶，然后将奴隶带到大王面前。”流亡中的希皮阿斯也在波斯的战船上面，他满心希望——尽管现在他已年近80岁——能够杀回雅典重做僭主。
波斯舰队从爱奥尼亚向西横渡爱琴海，穿过了基克拉泽斯群岛。这样可以避免第二次在阿托斯山附近遭遇船难。纳克索斯岛虽然十年前得以幸免，但这次被波斯人攻陷，并遭到蹂躏。提洛岛的居民听到消息之后逃走了。达提斯深知宣传的效果，他给希腊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他永远不会伤害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降生的岛屿。他还在阿波罗的祭坛中大肆烧香，以作为敬献（这种宗教宽容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际上，德尔斐神谕所随后就变成了波斯的宣传工具）。他离开没多久，提洛岛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这件事可能减损了他想要的效果——人们说，这启示着未来的灾祸——但他的姿态无疑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波斯舰队一个岛屿接着一个岛屿地向前推进，一路征发部队，抓捕儿童做人质。在优卑亚岛最南端的卡律斯托斯，他们遇到了断然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开始围攻该城，纵火焚烧周边乡村的庄稼。达提斯和阿塔弗尼斯本来就拥有一支至少有2.5万人的战斗部队，到现在为止，包括桨手和被强制征来的士兵，他们的总人数超过了8万人。为了运输这些部队，他们征用了大约400艘商船和最少有200艘三列桨战船的护航舰队。2可以理解，卡律斯托斯人屈服了。
埃勒特里亚则是四分五裂，一片混乱。一部分人想出城迎战波斯人。一部分人想将城市丢给波斯人，跑到山上去，然后（像他们的现代后裔一样）通过游击队活动来袭扰敌人。还有一部分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达提斯出卖城市，以得到波斯的黄金。4000名雅典殖民者从邻近的卡尔基斯赶来援助形势危急的埃勒特里亚。该城的一位领袖告知他们正在发生的事，并建议他们趁着形势尚好时离开。他们退到雅典，在那里，作为重装步兵的他们很快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埃勒特里亚坚持抵抗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被内部的叛徒出卖了。按照大流士的命令，波斯人焚毁了城中所有的神庙，以报撒尔迪斯被焚毁之仇。希罗多德说，数日之后“波斯舰队就杀向阿提卡，船上的每一个波斯人都兴高采烈，他们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对雅典施以同样的报复”。希罗多德的话语中带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嘲讽之意。波斯人的下一个目的地是马拉松平原，位于雅典东北方大约24英里远的地方，就在埃勒特里亚的对岸。
建议波斯人从马拉松登陆的人正是老迈的希皮阿斯。达提斯需要空间来使用骑兵，而马拉松的地形正合适——该地是位于山岭与大海之间的长条状平原，而且取道伊梅托斯山与彭特利库斯山之间的通道可以轻松抵达雅典。平原东北角是一片沼泽，而树丛和灌木丛则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平原上。更有利的是，这里还有一片非常适合战船和马匹登陆的优质沙滩（今天这里沿线分布着沙丘和日本金松）。侵略者的舰队在海湾东北角位于沼泽与狭长的狗尾岬（Cynosura）之间的海滩停靠。在此处，达提斯面向陆地的一侧拥有天然屏障，也有从海上撤退的优良路线，还有可以喂马的优质草场。波斯大营可能设在特里科林托斯，与现在一样，那里有一口极好的山泉可以提供充足的饮水。从两侧，只有通过沿着海岸和斯塔罗科拉基山的背风处的两条狭窄通道才能接近这个位置（参见第44页的地图）。达提斯和阿塔弗尼斯在拂晓时分登陆之后，立即夺取了通往北部的拉姆诺斯的道路。骑兵巡逻队搜索着平原各处。波斯人的阵地占据着极为有利的地势。
彭特利库斯山的山顶上冒出了火光，告诉雅典人敌军已经登陆。一位跑得很快的人受命带着这一消息前往斯巴达。雅典危在旦夕，急需更多军队的支援。这个人名叫菲迪皮德斯（Pheidippides），他在天色未明的时候从雅典出发，第二天晚上抵达斯巴达，跑了大约140英里的烂路。（他后来发誓自己在路边见到了潘神。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他由于过度劳累和缺乏睡眠而产生了幻觉。）斯巴达人很同情雅典，但遗憾的是，他们到月圆之后才能出兵，也就是8月11日到12日以后。否则就会破坏一项很可能与向阿波罗献祭的卡尼亚节有关的宗教禁忌。现在是8月5日。3再过10天就不能指望增援了。毫无疑问，斯巴达人的虔诚是真诚的，他们是老派的传统主义者：若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支持的话，我们没有权利去指控他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伪善地利用宗教理由。然而，不可否认，这种禁忌与他们的实际计划相吻合的频率有多高，是令人好奇的。他们在边境集结了一支远征军，准备按照月亮或战争局势的指示行动。与此同时，斯巴达政府使自己避免了做出承诺。
埃勒特里亚陷落的消息传开后，雅典公民大会中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辩论。一部分人主张团结起来筑垒坚守。而另一部分人，特别是米太雅德，坚持应该出动公民兵迎战。大军围城将会切断他们与斯巴达援军的联系（著名的长墙尚未修建），会增加城内出现叛变分子的风险。在这个节骨眼，除了阴谋分子自己，没有人能辨别谁可能会与希皮阿斯和波斯人有牵连；但是，雅典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亲波斯政治集团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主战的那些人忽视这一点是很危险的。当波斯人在马拉松登陆的消息传到雅典后，米太雅德的政策赢得了胜利。他清楚地指出，他们唯一的希望——尤其是面对骑兵部队的时候——用现代术语来说就在于“保卫滩头阵地”：也就是说，要阻止敌军成扇形展开和进入内陆。公民大会批准了一个著名的决议：“带上辎重，出击”。据说米太雅德是这一决议的提案人，很有可能就是如此。
这样，阿提卡的约1万名重装步兵就沿着最快的道路前往马拉松了；他们沿着海岸⑬前进，穿过伊梅托斯山与彭特利库斯山之间的通道，驴子为他们驮着口粮，奴隶为他们扛着护身铠甲。他们的总司令军事执政官（polemarchos）是阿菲德纳的卡利马科斯，而米太雅德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为他们赢得战役的战略与战术计划的制定者，并因此赢得了英名，此时却只是十位部落将军之一；他的同僚中包括被称为“公正者”的阿里斯蒂德（Aristeides）——地米斯托克利的主要政敌。马拉松平原的南口位于阿格里厄利基山与大海之间，雅典人抵达之后，就紧挨着一处已被献给赫拉克勒斯的小树林占据阵地，此处离布莱西萨沼泽不远。4这样，通过在这里列阵，他们就堵住了波斯人进军雅典的通道。作为防御达提斯的骑兵的手段，他们砍倒了很多树木，将其成排地横在平原上面，树枝朝向敌人。就在此时，出乎他们的意料，一支大约在600到1000人之间的普拉提亚军队赶来增援。普拉提亚是彼奥提亚的一座小城，位于阿提卡的北面，是雅典的老盟友。该城所有可用的人都决定要来帮助雅典抵抗“蛮族”。
然而，一连数日（8月7日至11日），什么都没有发生：两支军队相隔两三英里远，相对而坐，没有挪动一步。实际上，双方都有极好的理由来玩这样的静坐战。雅典人既没有弓箭手也没有骑兵，不想在开放的平原上交战，在这样的平地上，达提斯的部队将会给他们造成严重杀伤。而且，他们仍然希望斯巴达的援兵可以及时赶来。4天之后就是月圆，斯巴达军队就会前来支援他们。雅典人静待坚持的时间越长，他们获胜的机会就越大。
对波斯人来说，同样也有不愿立即发动进攻的心理动机。如果说雅典人不敢面对波斯骑兵，达提斯和阿塔弗尼斯也不愿驱赶他们的弱小步兵去攻打已经列阵完毕的希腊重装步兵。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希皮阿斯与雅典城内的一群人已经建立了联系，后者承诺向波斯侵略者打开城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克迈翁家族是这群墙头草一样的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者。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这些共谋者就会在彭特利库斯山上用盾牌反光发信号。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几乎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下面的事实重建主要基于一些较晚的和非常可疑的史料。
如果盾牌反光意味着叛徒已经做好打开雅典城门的准备，波斯人的反应肯定是直接向雅典城进军。我们可以预测，波斯人将会派遣主力舰队开往苏尼翁海角，然后在法勒隆湾登陆。骑兵部队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将会加入这支攻击部队，充当攻打雅典的矛头。雅典城门将被从里面打开。当然，与此同时，雅典的公民兵仍旧在马拉松与阿塔弗尼斯的牵制部队对峙着。（如果他们试图撤退，后方马上就会在混乱中受到波斯人的攻击，从而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状况下投入战斗。）一旦雅典城陷落，达提斯的部队就会沿着雅典军队走过的沿海道路前进，从而彻底切断他们的退路。卡利马科斯将会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域面对数量远多于己方的敌人，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直到这个陷阱出现之前，位于马拉松的波斯部队大可按兵不动，除非雅典人发动攻击或试图撤退。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既没有斯巴达军队到达的迹象，山顶上也没出现盾牌的反光。希罗多德说，就下一步行动举行的投票，雅典的部落将军们陷入了5：6的僵局。一方认为，面对这样的强敌和如此艰难的战斗，雅典人没有获胜的可能。他们的人数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没有骑兵和弓箭手，而波斯人有大量骑兵和弓箭手；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撤回雅典固守。米太雅德和他的朋友们在以决定出兵马拉松结束的辩论中已经驳斥过这样的观点。如果将军们就该问题再进行一次辩论，显然，米太雅德还会有同样多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对峙中，撤退意味着自杀。不需要多少劝说，卡利马科斯知道他该站到哪一边。他很可能有了预感；可能他已经从间谍或者逃兵那里对达提斯的计划有所知晓。⑭
达提斯和阿塔弗尼斯肯定知晓有关斯巴达援兵及其延误的所谓原因的一切。等到月圆之后，再继续等待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到了8月11日，他们仍然没有看到雅典城内的亲波斯党传来的信号。波斯的将军们必须做决定了；看起来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碰碰运气，不顾一切地继续按照既定计划行事。按照该计划，达提斯将在8月11—12日晚间在夜幕的掩护下起航前往法勒隆湾，他将带走骑兵部队的主力：并非全部，因为阿塔弗尼斯的牵制部队至少也象征性地需要一些骑兵。从安全角度来考虑，这支部队必须在人数上压倒雅典人，同时还不能削弱承担攻击任务的部队：1.5万人似乎是一个相对可信的数字。即便如此，无论是达提斯，还是阿塔弗尼斯，都认为他们的敌人不会在缺少骑兵和弓箭手的情况下冒险发动进攻：当雅典人真的发动进攻之后，波斯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可怜的家伙肯定是发了疯。
波斯人本希望能够从雅典方的背叛中获利，但实际上是雅典人从波斯方的背叛中获了利。在阿塔弗尼斯的部队里服役的一些爱奥尼亚侦察兵发现达提斯的特遣部队已经不在了，就在黎明前偷偷来到雅典人的阵地，带来后来变成著名谚语的那句“骑兵不在了”的情报。（这算是叛变行为还是泛希腊的爱国主义行为？这种行为在希腊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很难分清二者的界线。）米太雅德一听到该消息，立即就认识到这是雅典人可能赢得胜利的唯一机会。即便有很强的顺风襄助，达提斯的舰队要到达法勒隆也至少需要八九个小时，更有可能是12个小时。在傍晚之前，他不可能派出他的步兵和骑兵。阿塔弗尼斯现在尽管还有弓箭手部队，但只有很少的骑兵。出于安全起见，他还在距离雅典阵地不超过1英里远的地方重新部署了他的部队。如果雅典人能够让他出战并击败他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及时返回雅典去对付达提斯。即便如此，这场战斗也将是——正如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在另一场战役中说过的——一场极其险恶的赌局。战后的疲惫之师几乎很难在不到七八个小时的时间里行军24英里⑮。最迟在上午9点之前，他们就必须上路。卡利马科斯同意米太雅德的意见，作为雅典军的总司令，他决定冒险一战。此时约为凌晨5点半。
现在，雅典军队开始排列成战斗队形。卡利马科斯亲自指挥右翼，他将自己所属部落的方阵都部署在这一边。左翼是普拉提亚人。莱昂提斯（Leontid）部落和安提俄基斯（Antiochid）部落的方阵位于中央，而余下的雅典部落方阵则部署在他们的两侧。最艰苦的战斗发生于中央。（地米斯托克利来自莱昂提斯部落，阿里斯蒂德来自安提俄基斯部落，因此，他们二人均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如果卡利马科斯就像往常一样将他的部队排成8排纵深，波斯人就会轻而易举地迂回包围他们。他们的正面有1250名步兵，如果人与人之间保持1码的距离，并不算很宽，一旦雅典人离开自己的阵地，来到开阔的平原上，他们就将会变得加倍脆弱。（自公元前490年以来，海岸线已经后退了很多，但即便在那时，这块平原的宽度也足以构成巨大的危险。）因此，卡利马科斯与米太雅德果断变阵。他们故意将中央阵线变薄，将战士之间的距离扩大，而阵形纵深削减到最多3到4排。至于他们最强大的攻击部队则都部署到两翼。这时，米太雅德对波斯军队习惯的细致了解展现出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他肯定猜到，阿塔弗尼斯与其他波斯将领没什么两样，都会将主力部队部署在中央，而把强征来的部队安置在两翼。冒险让——实际上是引诱——波斯人突破中央阵线实际上是一个故意冒的险。如果卡利马科斯和普拉提亚人可以迅速击溃阿塔弗尼斯的两翼，然后再回头增援他们的孱弱中军，战役就很有把握拿下了。
就这样，在8月份（极有可能是在12日）的一个清晨，希腊人与波斯人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平原上爆发了激战。此时大约是6点钟，太阳刚刚跃出海面，从优卑亚群山上面露出了头。青铜盔甲闪闪发光，大地上回荡着杂乱的脚步声。然后，尖利的号角声响起，雅典方阵开始前进，他们抓紧长矛，矛尖向前，移动迅速：这是一群必须迎敌的男人。没有叫喊声，没有战歌声，他们需要拼尽全力地奔跑。等待着他们的是排列成一条横线的阿塔弗尼斯部队，就像是从科特罗尼山到海岸之间的一道静止不动的路障，弓箭手在正面，骑兵——剩下的所有骑兵——位于两翼。当希腊人进入波斯弓箭手的射程（大概150码的距离）以内的时候，他们就散成两部分，以图尽快穿过致命箭雨的攻击范围，直接冲到波斯人面前。
波斯人的阵形正如米太雅德所预测的那样。阿塔弗尼斯最优秀的部队——得到东部边疆地区部落精英战士增援的波斯禁卫军——被部署在中央。来自帝国附庸国的那些不太可靠的部队被他置于次要的两翼。在这些部队中，就有被征来的爱奥尼亚人：希腊人被安排来攻打希腊人，（昨晚发生的事情表明）他们很可能对此不太高兴。雅典人有若干优势，足以补偿他们在数量上的劣势。希腊人的纪律、战术、武器以及盔甲都远胜于波斯人。这是一场长矛对标枪、短剑对匕首或短弯刀、青铜胸甲对棉制短袄、青铜蒙皮盾对柳条盾的战斗。雅典人拥有第一流的战略谋划；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帝国的臣民，而是为维护自由而战的自由人。
可以预料，在中央部的战斗中，波斯人占尽优势。雅典的重装步兵浴血奋战，在汗水和喘气声中不断后退——一位幸存者告诉希罗多德说他们是“朝着美索该亚（Mesogeia）后退”：他的意思并非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朝着“内陆”，而差不多是沿着他们前来马拉松穿过的、朝向阿提卡南部方向的沿岸道路。（阿提卡南部居民仍然称此地为“美索该亚”。）这里是波斯攻势被击退的地方，也是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蒂德站在各自部落军团的第一排英勇战斗的地方。与此同时，在两翼，希腊大获全胜。很多波斯人逃进了大沼泽，溺水身亡：他们的阵亡总数达到了令人吃惊的6400人之多，在这里，他们遭受了最严重的伤亡。（后来，雅典人在沼泽边缘竖立了一根白色的大理石柱，以纪念这次一边倒的大屠杀：石柱的残片仍然保存在原地。）另外一部分溃退下来的波斯士兵则沿着沼泽与海岸之间的道路退却，他们逃向停泊在狗尾岬背风处的己方战船。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希腊军队的战术纪律再次证明了其价值。溃退和乘胜追击的军队都是极难被控制的。但是，不管是雅典人，还是普拉提亚人，一旦胜局已定，就按照计划不再追击敌人。“占得上风以后，”希罗多德说道，“他们就放任被击败的波斯人逃命，然后，将两翼部队并到一起，开始向已经突破了希腊中央阵线的波斯人围拢。”这种复杂的阵形变换背后是无与伦比的战术技巧。波斯的突出部陷入重围，被围困在坟丘附近，而这里正是后来埋葬“马拉松战士们”的地方。两翼的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转过身来，向着来时的路快速奔跑。他们并未追击逃跑的波斯人（尽管这必定是很诱人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牺牲他们在整场战斗中一直处境艰难的中央方阵。反之，他们像一把钳子一样从两侧包围了战场中心，使雅典人的阵线得到了极大的增援，最终，他们迫使阿塔弗尼斯的攻势停顿下来。然后，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波斯人全线崩溃。他们争先恐后地逃向海边，沿着海滩不断退却，他们的战船已经起锚，随时准备起航。
雅典人紧追不舍，不断将掉队的波斯战士砍倒在沙滩上，直到海水被鲜血染红，还召唤他们的随军杂役带来火把去烧掉波斯人的船只。雅典人的伤亡少得令人吃惊，据记载仅阵亡192人，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战斗的这个阶段阵亡的。军事执政官卡利马科斯阵亡，他所属部落的将军与他一同阵亡；当他们到达狗尾岬之时，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兄弟库尼基洛斯“抓住一艘战船的船尾不放，结果被砍断双手，就这样丢了性命”。正是由于波斯中央阵线的顽强抵抗，阿塔弗尼斯才得以让他的大部分残存部队登上了船，从而挽救了他的一大部分海军。他仅仅被雅典人俘获了7艘船，其余船只都回到了海上。恰在此时，他们已经翘首以盼了很久的信号（迟到总比不到好）终于在马拉松平原旁边的山头上闪烁了起来。波斯人起程前往苏尼翁和法勒隆，无疑希望能够看到雅典已经被达提斯占领或者至少能赶在雅典军队之前到达。这时大约为上午9点钟，也可能更早：战斗和追击总共耗费了大约3个小时。
仿佛做得还不够一般，雅典人又一次取得了近乎奇迹的成就。阿里斯蒂德与安提俄基斯部落的部队被留下看守战俘和战利品。其余部队立即起程赶回雅典，人们都自顾自地奔跑：“人们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发足狂奔”，这是希罗多德的话，人们也完全可以相信这一点。当他们抵达雅典之后，就在城市以南的库诺撒盖斯排成防御阵形，朝向法勒隆和大海。他们可能是在下午4点后到达的那里，达提斯的舰队在不到一个小时后就驶入了法勒隆湾。然而，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差在很多方面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局。马拉松战士们——冷酷，坚韧，身上满是尘土、汗水和干涸的血迹——的现身不仅使达提斯惊愕万分，而且，显然，他们的意外出现也吓住了阿尔克迈翁家族和亲波斯党。雅典的很多人肯定都马上默默地改变了立场，现在，达提斯不会从城内得到任何帮助。
他的舰队暂时抛锚停下，大概一直等到阿塔弗尼斯与他的残兵败将都重新加入了大部队。接着，波斯远征军就全部开拔，耻辱地撤回了亚洲，丢下了6400具尸体和数目不明的战俘。卡利马科斯曾经代表城邦宣誓，每杀死一个敌人，他们就会向阿尔忒弥斯女神献上一个孩童。雅典人不得不分期偿还这笔债务，他们每年献上500个孩童。至少在目前，希腊人摆脱了蛮族人的威胁。
战斗结束后，紧接着是庆祝宴会、镌刻石碑、宣传功绩，为故事添油加醋：阵亡战士的遗体尚未安葬，马拉松之役就已经变成了传奇。人们都说，巨人战士和古代的英雄们都站在雅典的方阵中参加了战斗。波斯人遗弃的盔甲和各种战利品都作为供品流入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的神庙。雕像被竖了起来，感谢神灵相助的颂歌也被创作了出来。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人也通过坟丘——最初高于50英尺——得到了隆重纪念，这里仍然代表着他们最后的安息之地。波斯阵亡者则没有得到更体面的处理。他们的遗体被摞到一起，然后推进了一条大沟；希腊旅行作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没有找到标志着他们的安息之处的墓碑。一直到19世纪，德国的军事调查员才“在美索斯波里提撒教堂（Mesosporitissa Chapel）地区发现了一大堆杂乱的人骨，这些骨头一直散布到沼泽附近”：沼泽无言地见证了最后沾满泥巴的恐怖屠杀。
实际上，马拉松之役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它仅仅推迟了报复的日期。另一方面，这场亘古未有的胜仗极大地提高了雅典人的士气。它表明训练有素的希腊军队有能力在陆地上击败波斯人，这是爱奥尼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从心理上来看，有关此役的传说变得几乎比实际的战斗更重要了。它很快就变成各种类型的保守派和守旧派的战斗口号。“马拉松战士们”，也就是拯救雅典的重装步兵，均为拥有财产的小地主或农民，他们几乎就是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下独自击败了敌人，只有一支普拉提亚小部队援助了他们。随后的若干年里，他们开始被用来代表人们知道或记得的每一种保守派美德：为城邦无私地服役、秉持传统道德伦理、辛勤劳动、生活节俭、尊重父母、虔信诸神。他们似乎展示出——尽管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上等阶层的天生优越性。不足为奇的是，在随后的很多年里，反动派如此频繁地援引他们。
事实证明，这种贵族式势利与反海军的军事浪漫主义的混合物拥有惊人的力量和持久性。在希波战争接下来的每一个转折点，我们都会遇到它。它也并未随着薛西斯的最终惨败而消失。从埃斯库罗斯时代到柏拉图时代（阿里斯托芬在这里是一位关键证人）的文字材料都可以充分证明麦坎（Macan）的结论：“对所有雅典人来说，马拉松战役都是最重要的一次胜利。”正如另一位现代学者指出的，小地主和农民们“对于他们所见的将胜利大部分归功于平民的历史概念感到愤怒”。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是一个雅典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以海军水手做基石的政体怎么能是一个好政体呢？……我们认为是马拉松战役开启然后由普拉提亚战役完成了拯救希腊人的任务，而且，陆上战役使希腊人变得更优秀，而海上战役正好相反。”这种顽固的沙文主义式抗议雄辩地证明了“马拉松神话”的持久性，甚至在它和现实已经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很久，依然如此。
实际上，马拉松战役是旧制度的天鹅绝唱。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权力被掌握在为雅典舰队和商船划桨的“水手群氓”手中，而不是在自耕农组成的重装步兵或贵族骑兵手中。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这都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战争模式但又不限于此。有着明确阶级意识的小地主们痛恨这样的革命，他们尽其所能地诽谤那些带来这场革命的人。⑯然而，正是通过地米斯托克利及其创建的海军，雅典不仅成功应对了来自波斯的终极挑战，而且也使它的势力和成就继续发展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在谈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荣光，我们必须感谢的是地米斯托克利，而不是马拉松战士们。
根据承诺，斯巴达人在月圆的8月12日——正好是马拉松战役发生的那天——派出了一支2000人的军队。希罗多德说他们“非常担心迟到，急忙赶路，在他们离开斯巴达后的第三天就抵达了阿提卡［8月14日］。当然，他们错过了战斗；但是，他们非常渴望看一看波斯人，就去马拉松看了看尸体。他们称赞了雅典人的杰出表现，然后，就返回了斯巴达”。奇怪的是，无论斯巴达人是真诚地支援雅典人，还是故意错过了战斗，他们仍然是保证希腊人获胜的重要因素。他们出兵或者准备出兵的事实迫使达提斯和雅典的亲波斯党在尚未准备完毕的时候就采取了行动。之后的所有后果都源于这个起点。雅典的城门并未向侵略者打开。在雅典城内部，并未出现阿尔克迈翁家族或其他人发动的叛国活动。达提斯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让他的骑兵登陆，更不用说从后方攻击米太雅德了；老迈的希皮阿斯也失去了在雅典重建庇西特拉图僭政的最后一次机会。他随着波斯舰队一起离开了希腊，死在返回西格翁的途中。多年以来，高龄和沮丧已经使他油尽灯枯：他已经没有可以再留恋的东西。
注释
11939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台伯河的一个罗马港口奥斯提亚进行发掘的时候发现了这尊胸像——令人意外的是，并非发现于富人的豪宅，而是从一栋很小很平常的公寓楼的碎砖里找到的（Russell Meiggs, Roman Ostia, p. 433）——这个胸像应该会吸引那些将地米斯托克利视作雅典下层平民保护者的人们。像《特洛伊曾法令》（参见第135页以下）一样，“奥斯提亚胸像”的出土马上就制造出了数量庞大、有争议的研究性文献。所有评论者都同意这是一件罗马时代的复制品，极有可能属于安东尼王朝时期——参见R. Bianchi Bandinelli, Critica d’Arte 5 (1940) 17-25, G. Becatti, ibid. 7 (1942) 76-88。但是，它复制的对象是谁？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些人将原作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或前3世纪，因此很确定地将其归到了希腊化时期：Bandinelli, op. cit. （有保留）, B. Schweitzer, ‘Das Bildnis des Themistocles’, Antike (1941) 77-81; H. Weber, Gnomon 27 (1955) 444-50都持这样的看法，但是遭到了K. Wessel, Jahresb. d. deutsch. Arch. Inst. 74 (1959) 124-36以及其他人的反驳。然而，学者们和艺术史家们的主流看法倾向于认为奥斯提亚胸像复制于公元前5世纪的肖像原作，它所描绘的是地米斯托克利晚年的形象，很可能是在担任马格尼西亚总督的时候。参见L. Curtius,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Röm. Abt.) 57 (1942) 78-93; F. Miltner, ‘Zur Themistoklesherm’, etc. (Bibliography); Calza (Bibliography, and also Scavi di Ostia V: I Ritratti, Pt. 1, Rome 1964, pp.11-14); G. M. A. Richter, Greek Portraits, pp.16-21; Portraits of the Greeks, vol.1, pp. 97-9 and pls. 404-12 (Bibliography)。里希特女士说这尊胸像是“第一尊真实的希腊人肖像”， 笔者同意这一论断，但我也同时承认卡尔萨（Calza）的cri de Coeur (Ritratti, loc. Cit.)的合理性：“很难从这个科学迷宫走出去。”
2这些数字与希罗多德和西莫尼德斯记载的总数大体一致：现代学者们倾向于更小的数字，但是近来N. G. L. Hammond在他的论文‘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of Marathon’, JHS 88 (1968) 13-57, esp. 32-3.中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些数字的合理性。
3我遵从的是Burn, Persia and the Greeks（下文将缩写为PG）第257页提出的时间表。哈蒙德（Hammond, JHS 88 [1968] 40）近来试图将满月之日定为9月9日。我认为他的说法并不可信，波斯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7月底已经轻松抵达优卑亚岛：参见Burn, PG, p. 241。
4赫拉克莱翁（Herakleion）的位置存在很大争议：我遵从尤金·范德普尔教授的看法（AJA 70 [1966] 322-3），他不仅将其置于最高的战略位置，而且也是为支持其论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考古材料的唯一一位学者。其他意见包括阿芙罗纳河谷（Avlona Valley）和位于圣德米特里乌斯教堂下面的阿格里利基山（Mt Agrieliki）；参见Hammond JHS 88 (1968) 24-5。
①这种态度是所有近东文明的特征，甚至连埃及也是如此（尽管埃及拥有更惊人的艺术成就）。神权专制无差别地应用于近东地区；有一个法老——埃赫那吞（Akhnaton）——试图改造这样的制度，但他在这场对抗中享受胜利的时间并不比背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更长。
②二战期间的一个法国卖国者。——译者注
③Herzfeld（见参考文献）近来提出观点：帕尔萨人向东部的大规模扩张已是既成事实。他的推测很有趣（实际上，Kambujiwa听起来像印度名字），但并没有说服力。
④《旧约》中记载，在伯沙撒败亡的前夜，他的宫殿墙上有手指在写字，无人能解释这些字。但以理为他解释了这些字预示着他的灭亡。——编者注
⑤作者指斯巴达人。——译者注
⑥美国陆军的一个基地，美国国家金库所在地。——译者注
⑦雅典的一个海港。——译者注
⑧事实上，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地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483年的首席执政官，去世于公元前449年。在此期间，不仅有相隔10年的波斯对希腊的两次大规模入侵（公元前490年和前480年），而且还有雅典人对塞浦路斯和埃及的两次大规模远征（公元前459年和前449年）。传统上认为地米斯托克利活了65岁，他的去世与雅典对塞浦路斯和埃及的远征有关系。他担任执政官的年龄据记载是30岁或31岁。一位试图梳理这些事实的古代作家可能将他生命中的所有大事的时间都弄错了10年。但是，这就意味着狄奥尼修斯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考虑到他的材料来源，这不太可能），或者意味着有另外一个地米斯托克利担任了公元前493年的执政官，这难道不是过于巧合了吗？而且，这仍然无益于我们了解地米斯托克利的早期经历。
⑨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那些在雅典行使权力的人们——至少在公元前425年之前——经常来自大约6个互相通婚的家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地米斯托克利是个局外人。
⑩指希腊内奸。——译者注
⑪指亚平宁半岛南部希腊殖民城邦聚集的地区。——译者注
⑫Hdt. 8.62.2记载地米斯托克利威胁要率领雅典平民移居到塔兰托湾的西里斯（“那里属于我们已经很久了，神谕说我们必须在那里寻找一块殖民地”）；参见本书第232页，尤其是注释。他给两个女儿分别起名叙巴里斯和意大利娅（Plut. Them. 32.2）。当他踏上流亡之路的时候，他的打算是通过科西拉去西西里僭主希耶罗的宫廷（ibid. 24.4， 引自Stesimbrotus）。他与科西拉之间的联系也能提供一些启示。当他被召去为科西拉与科林斯的争端仲裁的时候，他做出了有利于科西拉的判决（ibid. 24.1），结果，科西拉人后来就认可他为城邦的恩人。他对科西拉事务的关心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根据不太可靠、时间较晚但完全倾向于地米斯托克利的科尔涅琉斯·涅波斯（Them. 2.1-3）的记载，“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是解决科西拉出现的麻烦和奥特兰托海峡的海盗，这两个问题都严重影响到了雅典与地中海西部的交往。当代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当涅波斯在这里写“科西拉”的时候，他实际上指的是“埃吉纳”；关于通过武断的文本考订来解决棘手历史问题的做法，参见下文第405页的注释13。
⑬我们有很多理由不接受哈蒙德提出的替代性路线，即通过山路从刻非西亚（Kephissià）走到弗拉那（Vraná）（Hist. Greece p. 216 with n. 2; repeated in JHS 88[1968] 36-7, with n. 107）。最明显的原因是这样一种路线将会使沿岸道路——能使骑兵轻易通过的唯一一条通往雅典的道路——彻底暴露出来，这是达提斯和阿塔弗尼斯绝对不会错过的好机会。米太雅德急进马拉松正是为了预防或阻止来自这条道路的攻击。完全忽视沿岸的道路，在山里转圈圈（骑兵无法活动），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任何一个脑子清醒的指挥官都不会先夺走雅典的防御武器，然后再像傻瓜一样使自己的门户洞开，尤其是在他领兵沿着道路返回的时候。当米太雅德的重装步兵仍然在沿着弗拉那上面的小路蹒跚前进的时候，山上的波斯警戒部队和达提斯的部队可能已经进入雅典了。关于其他批评性的反对意见，参见Burn, PG, pp. 242-3, with n. 14。
⑭雅典的10位部落将军轮流成为“当日大将军”或者权力仅次于军事执政官的副元帅。作为一种姿态，支持米太雅德的4位将军将他们的投票权都交给了他——这是民主制度让步于高级专业技能的极佳范例。
⑮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26英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人们计算的不是雅典与真正的战场而是与现代的马拉松那村（Marathóna）的距离。
⑯关于阿尔克迈翁家族在马拉松战役中叛国的可能性以及希罗多德对地米斯托克利的公然贬低，参见丹尼尔·吉利斯（Daniel Gillis）的一篇很优秀的论文“Marathon and the Alcmaeonids”, GRBYS 10(1969) 133-45，我是在这本书已经送往出版社之后才看到的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