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和致谢

当出版商邀请我写一本《萨拉米斯之年》的时候，无论是他们，还是我，可能都想不到最后会写成一本希波战争通史。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不先研究马拉松战役，不可能理解萨拉米斯战役或普拉提亚战役，而不了解公元前6世纪希腊和波斯的历史，也不可能理解马拉松战役。尽管如此，雅典执政官纪年的公元前480/479年——温泉关战役、阿尔特米西乌姆战役、萨拉米斯战役的发生之年——占据了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薛西斯在入侵之前准备了很长时间，而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莱战役均发生在这一年结束之后。如果在欧洲历史上真的有一个转折点，它就在这风雷激荡、重头戏连连的一年里；在这一年，借用一句在那时很流行的话来说，全希腊都站在了剃刀边缘。没有理由不再研究一次波斯大王的远征，尤其考虑到它在现代历史学家们之中仍在持续引发着很激烈的争论。

在这一领域耕耘的重要学者有很多，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古德文（Goodwin）、格伦迪（Grundy）、霍韦特（Hauvette）、豪（How）、克洛玛尔（Kromayer）、拉巴尔贝（Labarbe）、麦坎（Macan）、芒罗（Munro）、普里切特、威尔斯（这只是一小部分），这些专家的论著从各个方面都使追随他们研究进程的人的任务变得简单多了。近来出版的两本书，伯恩（A. G. Burn）的《波斯与希腊人》（Persia and Greeks）和希格内特的《薛西斯对希腊的侵略》（Xerxes’ Invasion of Greece）都对希波战争进行了全面研究，这两本书在我自己的整个调研过程中从始到终跟着我一起旅行；没有它们其中的任何一本，本书的质量都会大打折扣，写作上也会更艰难。伯恩先生的晓畅易懂，对战略和地形细节的精通与希格内特先生敏锐的（而且经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轻蔑意味）批判眼光——更别说他令人羡慕地熟悉这一主题在过去半个世纪出版的所有学术性文献——形成了完美互补。若要衡量这两本仍在继续启发和刺激着读者们的书对我的教益，最好就是看看我不同意他们的发现（实际上，这是经常发生的，他们之间也经常不一致）的地方。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就是《特洛伊曾法令》（Troezen Decree）的真伪问题。当伯恩和希格内特出版他们的著作之时（分别是在1962年和1963年），关于这块新发现铭文（参见下文第135页以下）的争议仍处在白热化状态。到了现在，我想，尘埃落定，可以给出一个相对理性和持中的评价了。我原计划要专门写一篇附录，谈一谈从该法令与希罗多德之间的分歧中产生的历史问题。然而，关于该铭文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多得惊人的文献，需要应用一下奥卡姆的剃刀原则（Ockham’s Razor）——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ss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现在看来，如果我想就这个棘手问题写一点儿有用的东西，最好放到正文里。否则的话，我也不能在詹姆森（Jameson）、贝尔夫（Berve）、梅里特（Meritt）、刘易斯、沙赫梅尔（Schachermeyr）、特罗伊（Treu）、卡唐戴拉（Cataudella）、福尔那拉（Fornara）等人的大量论著中再添加一点儿有意义的东西。

对于这样一本书的写作，长住希腊也给我带来了非常特殊的优势和洞察力。在今天，如果有人宣称关于现代希腊政治的知识无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希腊历史，那他就太大胆了。首先，身处历史发生的原地，地理上的亲近感无处不在，过去不断地闯入现在，就像雅典沥青路上到处凸起的大块岩石一样，打击着我们人类的自负。通过一年四季的亲自勘查，我对本书提到的大部分地点和全部重要战场都了如指掌。我在萨拉米斯的所有港湾和入口都航行过，也独自走过温泉关和普拉提亚山上的羊肠小路。对我来说，马拉松不会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历史标签或地形图，也是周末休息时游泳和野餐的地方。一旦写到这些地方，我就能立即在脑海中看见它们；熟悉可能不会培养出熟视无睹，但确实会抑制浪漫的（或者学术性的）想象力。作为一种可怕的警示，人们还能记得，芒罗和伯里（Bury）如何根据他们的研究竟然很可笑地让希腊舰队停靠在萨拉米斯的一些非常崎岖不平的岩石上面。1

我很感激尤金·范德普尔（Eugene Vanderpool）教授的大量帮助和建议，尤其是在几次长距离徒步考察阿提卡山区地形期间。设立在雅典的美国古典研究院执委会和英国考古学院，允许我自由使用它们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梦寐以求的条件，我必须再次对它们表达最热烈的谢意。两所学院的图书馆员，菲利皮德斯夫人（Mrs Philippides）和拉布内特夫人（Mrs Rabnett）总是给予我超出她们工作职责的帮助和建议。美国古典研究院的约瑟夫·肖先生（Mr Joseph Shaw）以无比的慷慨之情让我使用了尚未出版的普拉提亚和温泉关调查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要隔空构建出两个地区足够详细的地图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任务，像普拉提亚的地图，实际上不可能构建得出来（关于温泉关的地图，我也自由地参考了皮埃尔·麦卡伊［Pierre MacKay］的优秀调查成果，该成果发表在《美国考古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上面）。在雅典教课时，我也从与我的学生们的讨论中获益良多，尤其要感谢伊丽莎白·柯内布莉小姐（Miss Elizabeth Knebli），她花费了不少精力为我获取一些罕见论文的图片版。我还要对乔治和伊斯墨涅·菲拉科托普洛斯（George and Ismene Phylactopoulos）表示诚挚谢意，他们帮助我解决了至关重要的交通问题。艾略特教授阅读了本书更早和非常不同于现在的部分草稿，但他不为本书最终版本表达的观点负责任。伯恩先生（Mr A. R. Burn）也不为此负责，尽管他阅读了我的整部打印稿，帮我改掉了很多错误，我亏欠他的要加倍计算。然而，我亏欠最多的是我的出版商，他们的远见和慷慨使我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本书和另外几本已经构思很长时间的书的创作之中，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些书永远不可能与读者们见面。

彼得·格林
　墨提姆那
　1969年8月

注释

1由N. G. L. Hammond, JHS 76 (1956) 42, n. 37和Burn, PG, p. 456, n. 12首先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