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燕乐及其在日本的遗声

我们的先辈不但创造发明了众多表现力丰富、各具特色的独奏乐器，还传承并创造了众多传统深厚、丰富多彩的乐队演奏形式，我们把这些各具特色、有一定的组织体系和典型性的音乐形态架构及有严格传承的传统演奏形式称为“乐种”。从古代到现代，乐种的概念在不断变化。比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编钟、编磬为主，加上建鼓、琴、瑟、篪、排箫等乐器组成的乐队，就是先秦盛行的“雅乐”形态。春秋之际，“礼崩乐坏”，需要大量资源，甚至造成“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大量搜刮老百姓穿衣吃饭的基本生活物资），以致国库承担不起的“钟磬乐”消亡，琴、瑟、篪、箫等乐器流入民间。张骞凿空之后，大量外域乐器、乐曲流入中原，成为上至皇帝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共同追捧的“流行音乐”。在自信包容、海纳百川的隋唐两朝，逐渐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燕乐。

图1.26 敦煌壁画《观无量寿经变》是唐朝燕乐的写照

燕乐也称“宴乐”，一般说来，泛指当时在宫廷或贵族的宴会上所演唱、演奏的音乐，其中包括独唱、独奏、合奏，大型歌舞曲及歌舞戏、杂技等。而最有影响和艺术价值的，则是被称为“大曲”的含有多种艺术形式的大型歌舞曲。大曲一般有三大段，即散板、慢板、由中板而进入急板。燕乐所用的音调以汉民族传统的“清商乐”为主，并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和外域的音调。隋初燕乐曾设七部乐，除“清商伎”是汉族南方地区的音乐外，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或外国的音乐，比如来自西域诸国的“龟兹伎”（今新疆库车）、“安国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还有来自古印度的“天竺伎”和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伎”等。隋朝大业年间，又增设“疏勒”（今新疆疏勒）和“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两部伎。唐高宗时，增设“扶南乐”（今柬埔寨）。唐太宗时，又增加“高昌乐”（今新疆吐鲁番），成为十部乐。唐玄宗时，燕乐改为以演出形式分类，即所谓“立部伎”和“坐部伎”。《新唐书·礼乐志》说：“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坐部伎”演出人员少，但艺术水平要求高，很有“室内乐”的意思。“立部伎”演出规模较大，以气势取胜。

燕乐大曲中最著名的有《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前者规模宏大，声名远播域外。《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印度的戒日王曾问玄奘：“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法师从中国来，弟子听说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不知秦王是什么人？又因为什么功德获得这样的赞扬？）日本遣唐使也曾将此曲带回日本，至今在日本仍保存有名为《秦王破阵乐》的五弦琵琶谱、琵琶谱、筝谱、筚篥谱、笛谱等多种乐谱。《霓裳羽衣曲》是燕乐大曲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它在艺术上集中了前辈艺人的丰富经验，继承并发展了燕乐大曲成熟的表现方法，同时凝聚了包括李隆基、杨玉环在内的许多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霓裳羽衣曲》共三十六段：开始是“散序”六段，是器乐的独奏和轮奏，没有舞与歌；中间部分是“中序”十八段，开始有节奏，是抒情的慢板，舞姿轻盈，优雅如仙；最后是“破”十二段，节奏急促，终止时引一长声，袅袅而息。舞者上身饰有多彩的羽毛，下身拖着有闪光花纹的白裙，完全是“仙女”的打扮。白居易、元稹等有幸目睹此乐舞的诗人，都曾将他们的感动与深刻印象凝聚在永恒的诗句中。

燕乐是大唐繁荣昌盛的象征，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音乐文化，曾给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诸国以深远的影响。安史之乱后，乐工星散，这些瑰丽的音乐之宝只能留存在伟大的中国诗人的记忆里。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不但记载了盛唐燕乐的美丽壮观给诗人心灵的震撼，也记载了燕乐衰败后诗人的唏嘘哀叹。但中国自古就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文化的传播也正如石落水中激起的涟漪一样，很多时候，中心已经平静无痕，而一圈圈扩散的涟漪外围却还在鲜明地涌动。

在日本，据称在唐朝传入的雅乐《兰陵王入阵曲》至今仍被日本艺术界和公众视为国宝，是日本国粹“能”之祖。2001年，日本申报的“能”和中国昆曲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第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汉字“能”在日语里发音如“傩”，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傩戏”“傩舞”一脉相承。“傩”的最大特点就是戴面具，而戴面具则是兰陵王的“原创”和“专利”。

兰陵王高长恭（541—573），本名高肃，字长恭，北齐宗室、名将，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作战勇猛无双，但因为貌美无威，所以每每上阵则戴一狰狞假面，称“代面”。唐朝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应是北齐将士们的创作。《资治通鉴》记载：“齐兰陵武王长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为《兰陵王入阵曲》。”说的是兰陵王高长恭虽然长得漂亮，但非常勇猛，由于邙山战役胜利而威名远扬，战士们为了歌颂他，便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

唐人段安节在其著作《乐府杂录》中说：“戏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帝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人们认为被称为“代面”的戏剧表演产生于北齐，是因为神武帝高欢虽然作战勇敢，但长相不够威武，所以打仗时戴着面具，后来百战百胜。高欢是高长恭的祖父，这祖孙俩究竟是谁因为长得太漂亮而发明了“代面”上阵已不可确考，但直到今天，日本还保留着这支乐舞。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为一人独舞，表演时头戴狰狞面具，身穿红袍，腰系金带，舞姿一如日本雅乐的特点，缓慢、庄重，仪式感远胜戏剧情节，所有的戏剧冲突都被弱化，音乐同样缓慢，甚至带一点儿凄凉。在主奏乐器筚篥的带领下，唐朝广泛流行的齐鼓、羯鼓、钲、笙似乎从敦煌壁画中走了下来，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日本保留的“唐朝雅乐”究竟与真实的唐乐有多大程度的同一性、相似性，学界尚有争论，但其中携有唐乐的基因，则不容置疑。我相信，只要没有人为的“转基因”，在崇唐崇古的日本，无论是“日本化”的唐乐还是唐乐的“影子”，也无论是唐乐的“简化版”还是升级的“2.0版”，终究是中日千百年来文化交流互鉴的典型，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