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孙大雨教授，祖籍浙江诸暨，1905年1月21日诞生在上海南市昼锦路上的祖宅，1997年1月5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92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孙廷翰，字问清，为清朝末科翰林。

1918—1922年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读书期间，他曾积极参加“六·三”爱国运动，并主办过校园刊物《学生呼》。十五岁时，在1920年5月15日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处女作新诗《海船》，接着在1922年8月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水》，同年《小说月报》十三卷第五期上又发表《滴滴的流泉》小诗三十三首。这些少年时代的习作，无疑是他文学生涯的开端。

1922年他在上海考区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取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当时的清华学校为美国老罗斯福政府通过退还庚子赔款余额而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修完高等科三年就取得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进入清华就读后，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不久就加入以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琇为骨干的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清华文学社。1922年10月27日闻一多致梁实秋信中提及：“我们加入了两位新会友——郑君骏全和孙君铭传”，记述了此事。孙铭传是他当时的学名，直到1930年留美学成归国后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才正式更名为孙大雨，且沿用终生。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那时在清华校园里文学活动十分活跃，而文学社内的大部分成员钟情于诗歌，故社内活动主要围绕诗歌进行。正如孙大雨晚年回顾所言：“1922年夏考入清华学校后，我兴趣朝诗歌方面发展……我向往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我与诗》，《新民晚报》1988.2.21）这期间，孙大雨积极参与文学社的活动，并在《清华周刊·文艺副刊》上发表新诗《秋夜》、《荷花池畔》、《舞蹈会上》，连载长篇论文《郭沫若——“女神”与“星空”》以及《十四行诗和连锁韵》，探讨“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成就与不足，并开始注意到创建新诗格律之必要。

此时他别号子潜，在文学社内，还有朱湘称子沅，饶孟侃称子离，杨世恩称子惠。闻一多首称他们为诗坛的“清华四子”。

他在研读了西方诗歌理论和西方诗歌名篇之后，结合当时国内新诗创作的现状，感到随着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才应运而生的新诗，为反叛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倡行自由体新诗诚可理解，但若一味放弃格律——当然其时新生的白话新诗尚未找到它应有的格律——似有自由化泛滥的倾向，除了分行这一形式，新诗与白话散文似乎缺乏明确的标志性区别。他觉得新诗也应有它自己的格律。他在1992年第五期《文艺争鸣》上发表的《格律体新诗的起源》一文中追忆说：“初期写相当数量的新诗、出诗集的如胡适、康白情、俞平伯、郭沫若等，都注意到要挣脱文言文旧诗五言、七言、乐府等传统格律的束缚，但并没有怎样注意到要建立新诗所应有的自己的格律。以胡适为例，他曾对我坚决表示过新诗不应当有什么格律，他认为那种想观摩近、现代英、法、德文诗歌文学的格律机构，作为参考，以建立我们自己的汉语白话文新诗的格律，就是误入歧途，‘缠外国小脚’。但我……却不以他的这一主张为然……我感觉到要用以华北为首的广大地区的口语或‘白话’来写作我们的新诗，当然要挣脱文言文的句法结构及惯用的辞采，而且还应当博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思维、快意、感受、悬念、企盼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凝练成一个个语辞单位，加以广泛应用，以充实我们的表现力。并且应该，也完全可以借鉴外国诗歌文学的格律机构，作为参考，以创建我国白话新诗的格律。”1925年在清华毕业后，按当时学校新规定，可留在国内游历一年，以熟悉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就在那年夏天，到浙江海上普陀山佛寺圆通庵客舍里去住了两个来月，在清静的氛围中想寻找出一个新诗所未曾有而应当建立的格律制度，结果被他找到了。接着便付诸实践，写了一首意大利体十四行诗《爱》，发表在1926年4月10日的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上，公开实践了他以语辞音组的进行造成诗歌节奏的具体行动。此时他已有意识地运用二、三个汉字成一个单位，积五个单位成一诗行；但当时尚未将这样的单位定名为“音组”，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翻译莎剧《黎琊王》（King Lear）时，为区别于英文诗行中的“音步”，他将其定名为“音组”。《爱》这首十四行诗，可谓孙大雨有意识运用“音组”结构撰写的第一首严谨的格律体新诗，自此以后，他用这种格式创作或翻译了约三万行的格律诗行。

1926年8月下旬，时年21岁的孙大雨乘麦金莱（Mckinley）总统号邮轮赴美留学。在许多天海上枯燥乏味的旅程中，面对碧海蓝天，白云飞逝，他文思泉涌，情不自禁写下诗篇《海上歌》。这首诗后来寄回国内，发表在1928年10月10日的《新月》月刊第二期上。台湾诗人舒兰（戴书训）在1980年出版的《北伐前后的新诗作家和作品》书中，在“孙大雨”一节评论《海上歌》这首诗情景“很旷达深远，不失新诗中清新脱俗的情趣，在诗人角色中，他的确……很成功”。

去美国后，他先期到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的达德穆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插班读三年级，主修英文文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他勤奋苦读，二年以后，到1928年毕业时获高级荣誉称号（Magna Cum Laude）。之后，又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研究生院进修，继续攻读英文文学。

在此期间，1928年他写下诗篇《纽约城》，全诗不用一个标点，一气呵成，它以客观、物化的场景生动地展现了一幅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草图；这首诗原载于1928年2月10日的北京《晨报副刊·晨星》第三期，发表后引起诗坛注目。朱自清给予这首诗很高评价，称“这首诗正可当‘现代史诗’的一个雏形看”。

1930年，孙大雨回到国内，由徐志摩介绍，去武汉大学外文系（其时陈西滢任外文系主任）任教。在回国任教的最初几年中，他陆续发表新诗《一支芦笛》（《新月》月刊三卷十期，1930.8.10）；《诀绝》、《回答》、《老话》（《诗刊》创刊号，1931.1.20）。徐志摩评论道：“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唐弢特别推崇《诀绝》这首诗，他说：“我爱闻一多的《奇迹》，孙大雨的《诀绝》”；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同年12月2日出版的第四期新月《诗刊》为悼念徐志摩的专刊，孙大雨所作《招魂》这首悼诗载于卷首。出完第四期后《诗刊》即无疾而终。以后他又发表了《惋惜》（《北平晨报·北晨学园》1932.5.27）等诗篇。此外，他着手计划撰写千行长诗《自己的写照》，分别于1931年4月第二期《诗刊》、1931年10月第三期《诗刊》和1935年11月8日天津《大公报》副刊陆续发表了近四百行，后来因时过境迁而未能完稿。这首长诗一经发表，徐志摩倍加推崇：“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陈梦家也评价：“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朱光潜说：“有一派新诗作者，在每行规定顿数，孙大雨《自己的写照》便是好例。”中国台湾诗人痖弦撰文认为这首诗“确是中国早期新诗坛一座未完工的巨大纪念碑……他以纽约城的形形色色，用粗犷的笔触，批判地勾绘出现代人错综意识的图像，为中国新诗后来的现代化倾向，作了最早的预言”。并说：“在那个时代里，不仅是新月派，就连文学研究会诸子及创造社的诗人群，也很少有如此阔大雄奇的手笔。仅以这首诗的艺术手法来论，个人甚至认为即使徐志摩、王独清等人也无法与之抗衡。”（中国台湾《创世纪》三十期，1972.9）除抗战时期在山城重庆他还写过四首十四行组诗《遥寄》（载《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二与第四期，1943）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另外四首十四行组诗《狱中商乃诗四首》外，未再有新诗创作。由于世事变易和兴趣的转变，他转而醉心于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

1931年4月，孙大雨在徐志摩主编的新目《诗刊》第二期发表了他用诗体试译的莎剧《黎琊王》（King Lear）三幕二景；同年10月又在《诗刊》第三期发表试译《罕姆莱德》（Hamlet）三幕四景，得到好评。在此基础上，1934年9月起，他正式开始翻译“莎翁登峰造极之作”《黎琊王》，1935年在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助下，继续翻译该剧，“竭尽十四个月的辛勤”，至年底译竣。可以这么说，这是我国第一部以诗译诗的莎剧译本，他在译完《黎琊王》之后，同时撰写了《论音组》这一长篇诗论，从而将他在二十年代构思并付诸实践的白话新诗的创作以及译诗所可采用的格律机构，提升为系统的新诗格律理论。《黎琊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排版后，因逢抗战乱世而未能及时付印，延迟至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才终于付梓问世。《黎琊王》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为剧本正文，下册是注释。《论音组》本拟附录于《黎琊王》书内的，然而因篇幅太长，加之其他原因，《黎琊王》问世时未能附录书中。

莎士比亚一生所写三十七部戏剧，特别是他的中、晚期作品，剧辞对白约百分之九十是一行行有格律的素体韵文诗行，所谓素体韵文（blank verse）乃指不押脚韵而有轻重音格律的五音步诗行。从这个意义上严格地说，莎剧不是寻常的话剧，而是戏剧诗或称诗剧。孙大雨的莎译则用他所创建的音组理论——所谓“音组”，是以二三个汉字为基本节奏单位而有相应变化的结构来体现的——用汉字音组对应莎剧诗行中的英文音步而移译的；莎剧每行五个英文音步，他的译文每行恰为五个汉字音组。孙大雨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自有其特色：一是他的译文是以诗译诗，而不是将就把莎翁原作的素体韵文译成了散文，应该说比较符合、接近于莎翁原作的风貌神韵；二是孙译莎剧有详尽的注释，这里边既有多年来世界各国的莎学研究成果，也有他自己的独到创见。

1930年孙大雨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青岛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等校任教。历经抗战和目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特别是闻一多、李公朴遭特务暗杀，激起他满腔义愤，他也拍案而起，积极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在白色恐怖肆虐中，他毅然加入民盟和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奋不顾身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斗争事业和迎接解放的活动中去。纵观他的一生，从1946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这三年多的时间，是他为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而勇于奋斗的时期，史实昭示，是不可抹杀的。他的复旦外文系学生梅蒸棣，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回忆说：那时在复旦，他们开展学生运动，只要有孙大雨、洪深两位教授参与，站在学生一边，他们就斗争信心倍增。原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范增夫在2013年第二期《上海滩》杂志著文说：“他在解放前思想上一直比较进步，参加过我们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并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当时‘大教联’团结了一大批上海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进步教授，如沈志远、沈体兰、沙彦楷、谈家桢，还有周谷城等。孙大雨是这些进步教授中敢于冲锋陷阵的一个。当时，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亲自刻钢板、发传单，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在高教界奔走组织，呼吁呐喊，一度还担任‘大教联’的代理主席，为民主革命时期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第二战场’做出过一定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英文好，曾经于1947年夜以继日地起草了一封二十多页的信，当时称‘备忘录’，由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呈送给美国总统驻华代表魏德迈，揭露了蒋介石独裁政权倒行逆施的种种黑幕，敦促美国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经济援助，改变对华政策。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朝野对于国民党政府盲目支持的态度，有助于中国革命事业。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他已无暇顾及著书立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初期，他除任职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外，还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与盟务和多种社会活动。五十年代初，他写有《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书，可视为《论音组》的增补篇。此书因以后的反右运动而被出版社延搁未能出版。但该书的核心部分《诗歌底格律》则在1956、1957年两期《复旦学报》上发表过。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他落入苦难的深渊。毛选五卷中钦点他的名最多，下场就可想而知了。他被复旦开除公职，并因“诽谤诬告罪”判刑六年。服刑三年后“保外就医”回家，过着无分文收入的艰难生活。即或如此，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几年中，他孜孜矻矻又翻译了《罕秣莱德》、《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五部莎剧集注本（加上1935年译的《黎琊王》，一共有六部集注本）。

1966年开始的“文革”浩劫，更令他备受迫害、磨难。历经二十四个日日夜夜的毁灭性抄家，将家中的珍贵书籍、字画文物、生活资料悉数掠去，扫荡殆尽。在这种境况下，在“文革”最疯狂的几年过去以后，他又译了《萝密欧与琚丽晔》、《威尼斯商人》二部简注本——因为原来赖以译作的《阜纳斯新集注本莎士比亚全集》在抄家中已被劫走，此时他只能借用其他版本的莎剧原作进行译述了。

“四人帮”所操纵的“文革”时期，实在是暗无天日。1968年4月到1970年12月的两年十个月中，他又无端被捕入狱，受尽牢狱之苦，对有高深学问的知识分子的迫害，“四人帮”这些丑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号称“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之命，根本上是在企图摧毁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妄想将万众生灵当作愚民役使。当然，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永远不可能得逞的！

1974年7月，“文革”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此时“文革”的祸害已登峰造极，国家民族蒙受了极大的灾难，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事业则除了八个所谓的“样板戏”之外，受尽摧残，万马齐喑，他个人所受到的磨难更是一言难尽。已七十高龄的他，于百无聊赖之际，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怀着满腔孤愤，开始着手从事《离骚》等一系列屈原诗作的英译。他坚信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绝不会被湮没，他憧憬祖国美好的未来，期待总有一天文艺复兴的时代会到来，届时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光辉诗篇必将焕发异彩。屈原的诗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向世界传播，这就是他当时英译屈原诗作的背景和动机。历时四年多，熬过一千多个通宵（他数十年如一日习惯夜间写作），到1978年10月，《屈原诗选英译》终于译完定稿。

十年“文革”浩劫在1976年以“四人帮”被逮捕为标志，终于结束。到八十年代，有关他的冤假错案陆续得以解决：1982年5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有关1958年判处的“诬告诽谤罪”予以撤销；198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决定书称：1968年4月28日的“所谓孙大雨反革命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一件错案……现予平反”。1984年7月30日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宣告了“关于孙大雨教授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因故他未能回复旦。时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先生多次去孙大雨家中恳谈，热诚邀请他去华东师大任教，并在报端发表了消息。以后华东师大还为他办理了离休待遇。华东师大成为他一生的最后归宿。

“文革”结束后，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期间，虽然他已跨入古稀以至耄耋之年，但在境况得到改善后，焕发了青春的他又陆续汉译了乔叟、莎士比亚、班·绛荪、弥尔顿、阜兹活斯、拜伦、雪莱、济慈等英诗名家的杰作，并英译了宋玉、司马迁、刘伶、潘岳、王羲之、陶渊明、孙过庭、贺知章、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张继、常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温庭筠、李商隐、苏轼、叶绍翁等中国古代闻名遐迩的杰出诗人和文学家的名篇佳作。

令人扼腕的是，历年来的政治运动剥夺了他数以十年计的宝贵时间，到了晚年他虽竭尽全力译著，但他的庞大的写作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身后留下了八部莎剧诗体译本（《罕秣莱德》、《奥赛罗》、《黎琊王》、《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萝密欧与琚丽晔》、《威尼斯商人》）与《英诗选译集》、《屈原诗选英译》、《英译唐诗选》、《古诗文英译集》以及《孙大雨诗文集》、《中国新诗库·孙大雨卷》、《诗·诗论》等作品。这样，他为人类的文化瑰宝——楚辞、唐诗等以及莎士比亚剧作——的译介，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人类的优秀文化是永恒不灭的，将与世长存，虽然因语言文字上的不同而隔阂，但通过精良的译介将有利于互通交流，孙大雨教授称得上是一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许多译著，并非端坐书斋中悠闲地产生出来，而是在逆境中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地写作出来的，诚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当然，这不过是无奈之言；反之，若不为历次政治运动所累，他的译著当会更多，这是毫无疑义的。

总而言之，孙大雨一生的文学活动无不与诗紧密相关联，他所探索、创建的新诗“音组”理论及其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始终贯穿于他毕生的文学活动之中，他可谓一位格律体新诗的坚定倡导者和毕生实践人。

《黎琊王》出版后，时隔近三十年，梁实秋撰文《“新月”与新诗》说：“这时候（注：指徐志摩创办新月《诗刊》时期）还有一位孙大雨，他写诗气魄很大，态度也不苟且，他给《诗刊》写诗，好像还写过一首很长很长的诗（注：当指孙大雨所写《自己的写照》这首长诗），这该是第一次长诗的出现。孙大雨还译过莎士比亚的《黎琊王》，用诗体译的，很见功（力）。”（中国台湾《联合报》，1976.8.10）

自1991年孙译《罕秣莱德》初版后，翌年北京《读书》杂志即有书评：“再读到名著名译的《罕秣莱德》，更感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活动，是如何艰辛……翻译全集，需要非凡的勇气，翻译其中的名剧，又何尝不如此，《罕秣莱德》的这一中译，怎样熔铸了译者的心血，只看三幕一场中那一套举世闻名的独白（注：指‘To be or not to be’一段），译者如何竭尽考索、推敲之力，以求正确转达原著精神，就可知大略了。实际上对每一疑难及易生歧见之处，译者都作了不厌其详的注释，不妨说，这既是一部翻译作品，也是一种现身说法的‘译艺谭’。”确乎如此，这段独白共三十三行，译者的注释却有八条达五千多字。

在1997年出版的《古诗文英译集》的序言中，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写道：“当代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孙大雨教授……读过他译作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最初从事莎士比亚翻译工作。他译的莎翁剧作汉译本，句斟字酌，用诗体来译原诗，这是过去很少有人尝试过的。‘十年磨一剑’，译本一出，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推荐到第二届全国图书评奖会上去（注：所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荣获1995年9月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由此可见，他的英语水平之高。他完完全全可以说是真正精通中英两国文字的学者，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翻译家。”又说：“还有一点，因为孙大雨教授本身是诗人……这一点是非诗人的翻译家难以做到的。”季羡林教授这样一位大家的评论，诚为中肯可信之言。

复旦大学资深英文教授丰华瞻在1998年4月8日的《中华读书周报》上发表题为《孙大雨先生的屈原诗英译》的文章，副题为“将中国诗歌译成英语，对宣扬我国文化起不小的作用”。丰教授坦言：“与唐诗、宋词相比，屈原的作品显得古雅，……将这些作品译成英语，并不容易。孙先生有深厚的国学底子，所以能挑起这副重担。……翻译时用的英语也要‘古雅化’，这一点，孙先生是做到了的。……我觉得孙先生译此书，是煞费苦心的。现在孙先生已离我们而去，我们读这本书，应深切体会这位老学者的苦心而珍惜之。”又说：“我国文学如果不译成外文，外国人就无法从事比较研究。在文学之中，诗歌是比较难译的。因此译诗非常重要，我们应重视译诗这项工作。”

尽管如此，孙大雨教授对自己的译作则有如下看法：“评价自己的作品很难……我的莎译用音组来从事……我自信要比较接近于莎氏原作的风貌。但也毋庸讳言，译文距理想的实现还有距离，一方面缘于无法制胜的英汉两种文字相差奇远的阻碍，另一方面则许因译者的能力确有所不逮，虽然译者已尽了心力。”确实，文学翻译难，译诗更难，要想把译作做到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实在是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

华东师大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他年轻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常造访孙大雨先生，彼此多有交集，他也曾较早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述孙大雨的文章，持论公允深刻。作为忘年交的后辈，他此次又一再蒙受邀请，盛情难却，而终于欣然命笔，为本校学术前辈的译文集书写序言，这未尝不是件佳话美事。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实有赖于与孙大雨译作出版有几十年渊源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大力关心支持，该社编审冯涛先生付出许多辛劳，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忱！

孙近仁

201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