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序
莎士比亚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这是一个大课题，可以写一本厚厚的研究专著。如果把考察视野缩小到新文学范围之内，那么，田汉、张采真、邓以蛰、顾仲彝、朱湘、徐志摩、曹未风、曹禺、杨晦、吴兴华、林同济等译者或大或小的贡献都应该提到。朱生豪、梁实秋和孙大雨三位的大名更是非提不可，他们三位可称20世纪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三大家，鼎足而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而孙大雨是三位中唯一坚持用韵文体翻译莎士比亚的译者。
在追溯孙大雨先生的莎译经历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子赔款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对翻译莎士比亚的大力推动，这与大雨先生投身莎士比亚翻译事业也有直接关系。胡适1930年12月23日致梁实秋信中说得很清楚：
编译事，我现已正式任事了。公超的单子已大致拟就，因须补注版本，故尚未交来。顷与Richard谈过，在上海时也与志摩谈过，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公超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此意请与一多一商。
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1)
胡适这封信真是太重要了，他提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设想，又提出是韵文体还是散文体翻译，应先行“试译”。但他提出由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通伯）和叶公超五位合作，共襄盛举，却未如人意。陈西滢马上打退堂鼓，只答允担任“校对”(2)。闻一多和叶公超后来也未参与。徐志摩倒真的作了尝试，可惜他只翻译了《罗米欧与朱丽叶》的一小部分（第二幕第二景），虽然是引人注目的韵文体，却因飞机失事而无以为继。(3)五人之中，真正把翻译莎士比亚作为毕生志业的是梁实秋。在胡适的鼓励和支持下，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位完整译出莎翁所有剧本的翻译家。(4)
然而，胡适支持的翻译莎士比亚的译者，不仅仅是梁实秋一位，还有孙大雨。胡适1931年3月21日致梁实秋信中表示，已拟定了翻译莎士比亚的十条计划，第十条就是“预备收受外来的好稿”。(5)孙大雨应该就是不属于最初所拟五位的“外来的好稿”译者，而居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徐志摩。
1931年4月，徐志摩主编的上海《诗刊》第2期发表了孙大雨的《译King Lear（Act Ⅲ，sc.2）》（即第三幕第二景）。必须指出，这是孙大雨节译的莎士比亚剧本的首次公开发表。徐志摩在该期《诗刊》的《前言》中特别对此作了说明：
孙大雨的King Lear试译一节也是有趣味的。我们想第一次认真的试译莎士比亚，此后也许借用《诗刊》地位发表一些值得研究的片段。(6)
徐志摩所说的“我们想第一次认真的试译莎士比亚”，不就是胡适所提出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计划吗？而请孙大雨用韵文体试译《黎琊王》片断，也不就是胡适设想的用韵文体试译莎士比亚的最初实施吗？与此同时，徐志摩自己也在用韵文体试译《罗米欧与朱丽叶》，只不过他生前未及发表。
徐志摩比孙大雨大八岁，但他对孙大雨一直刮目相看。早在1926年4月11日，他就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了孙大雨第一首格律谨严的十四行诗《爱》。到了1931年1月，他又在《诗刊》创刊号上以头版篇幅刊出孙大雨的三首十四行诗代表作《诀绝》《回答》和《老话》。同年4月《诗刊》第2期又以头版篇幅开始连载孙大雨的长诗《自己的写照》。由此可见，徐志摩对孙大雨的中英文诗造诣充分肯定，请孙大雨用韵文体试译莎士比亚，可谓所选得人。
1931年10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3期再次以头版的显著篇幅发表孙大雨翻译的《罕姆莱德（第三幕第四景）》，这可进一步说明徐志摩对孙大雨的格外器重，特别礼遇。在该期《诗刊》的《叙言》中，徐志摩再次对孙大雨译莎士比亚不吝赞词：
本期的编者又得特别致谢孙大雨先生，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他的“声容并茂”的《自己的写照》的续稿，并且又慷慨的放弃他在别处可换得的颇大的稿费，让给我们刊载他的第二次莎士比亚试译，这工作所耗费的钟点几乎与译文的行数相等。这精神是可贵的，且不说他的译笔的矫健与了解的透彻。我们敢说这是我们翻译西洋名著最郑重的一个尝试；有了他的贡献，我们对于翻译莎士比亚的巨大的事业，应得辨认出一个新的起点。(7)
孙大雨这两次试译《黎琊王》和《罕秣莱德》片段，(8)是他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开始，初露锋芒，比梁实秋出版所译莎士比亚剧本早了整整五年，(9)自有其别样的意义。经过这两次试译，孙大雨最后确定先用韵文体全译“莎氏的登峰造极之作”(10)《黎琊王》，这从他后来写的《译莎剧〈黎琊王〉序》中可以得到证实。孙大雨回忆道：
我最早蓄意译这篇豪强的大手笔远在十年前的春天。当时试译了第三幕第二景的九十多行，唯对于五音步素体韵文尚没有多大的把握，要成书问世也就绝未想到（如今所用的第三幕第二景当然不是那试笔）。七年前机会来到，竭尽了十四个月的辛勤，才得完成这一场心爱的苦功。(11)
孙大雨这篇译序落款时间为1941年10月26日，“十年前的春天”正好是1931年春，与《诗刊》第2期发表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处女作《译King Lear》（节译）时间上完全吻合。而“七年前”“竭尽十四个月辛勤”译完《黎琊王》全剧，应是1934—1935年间。(12)这有一个有力的旁证。1936年1月上海《宇宙风》第8期刊出“二十四年我的爱读书”，孙大雨给出的答案如下：
1. Shakespeare: King Lear
2. Marcel Proust: Th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3．庄子
4．楚辞
这就告诉我们，在整个1935年，孙大雨应都在钻研《黎琊王》并加以翻译。这一年，他还用功阅读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逝水年华》英译本，以及两部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庄子》和《楚辞》，(13)足见其文学视野之宽广，涵盖古今中外。
孙大雨苦心孤诣翻译的《黎琊王》（上下卷），后又经过“两度校改修订”，(14)至1941年10月才最终完成译稿，和译序、注解以及附录一并交付商务印书馆。1943年7月，《译莎剧〈黎琊王〉序》在重庆《民族文学》第1卷第1期先行发表。但由于全面抗战战事的影响，整部《黎琊王》迟至1948年11月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孙大雨在写于1947年12月15日的译序“附言”中，特别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董事会的胡适之、任叔永两位表示了感谢。
徐志摩关于莎剧翻译的“一个新的起点”的预言没有落空，《黎琊王》译本的问世，不仅是孙大雨翻译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完整的成果，也是莎士比亚作品汉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第一部用白话韵文体翻译的莎士比亚诗剧中译本，正如梁实秋后来所承认的：“孙大雨还译过莎士比亚的《黎琊王》，用诗体译的，很见功。”(15)
此后，孙大雨对莎剧的翻译因政治风暴而被迫中断多时，直到1960年代初，他才重执译笔，译出了《罕秣莱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罕秣莱德》集注本则迟至二十六年之后的1991年5月，换言之，与他最初试译《罕姆莱德》已相隔了整整六十年！不幸中之大幸的是，他的另外四部莎剧即《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集注本译稿也劫后幸存，加上后来他老骥伏枥，新译出了《萝密欧与琚丽晔》《威尼斯商人》两部简注本，均于1990年代陆续问世。这八部孙译莎剧都是韵文体，体现了孙译莎士比亚的鲜明特色，也在中译莎剧的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并对后来的莎剧翻译者提供了启示。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与其他一些莎剧译者不同，孙大雨不仅有莎剧翻译实践，还有自成一说的翻译理论，而这理论与他的新诗格律说即他始终主张的“音组”理论是一致的。孙大雨那篇五万余字的长文《论音组》，副题就是“莎译导言之一”，本拟置于《黎琊王》译本之首，(16)而他晚年回忆，他最早“公开实践了我以语辞音组的进行造成诗歌节奏的具体行动”，就是“一首意大利式的商乃诗（十四行诗）《爱》”，至于在理论上“作出‘音组’（字音小组）那个定名乃是以后的事，我记得是于1930年在徐志摩所编新月《诗刊》第2期发表莎译《黎琊王》一节译文的说明里”。(17)但是，查《诗刊》第2期上《黎琊王》译文前后并无这则说明，反而出人意料的，在《诗刊》第3期《罕姆莱德》译文末尾有段《跋》讨论了这个问题。可见时隔多年，孙大雨把《〈罕姆莱德〉跋》误记成《黎琊王》的“说明”了。这段《〈罕姆莱德〉跋》从未收入孙大雨的集子，是他的一则集外文，应可算一个小小的发现，(18)照录如下：
我用的是牛津大学图书局W. J. Craig的版本，因为手头没有集注本（Variorum Shakespeare），不曾仔细参考；以后有机会翻译全剧，当重校一遍。我的方法不是直译，也不象意译，可以说是“气译”：原作的气质要是中国文字里能相当的保持，我总是尽我的心力为它保持。Literal meaning稍微出入些，我以为用诗行翻译诗行是可以允许的。举两个例：原文“Would from a paddock, from a bat a gib……”，我译成“……那样一只懒蛤蟆，一只偷油的蝙蝠，一只野公猫。”又原文：“call you his mouse”，我译为“称你作他的小猫小狗”。我希望抛砖能够引玉。
在这段《跋》里，孙大雨不仅交代了他试译《罕姆莱德》所使用的英文版本，更重要的是，首次对他试译莎士比亚诗剧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作了说明。虽然《跋》里没有直接出现“音组”这样的提法，但应可视为孙大雨“音组”理论的滥觞，所谓“气译”也即“原作的气质在中国文字里能相当的保持”，可以理解为把英文诗中的“音步”转换成中文诗里的“音组”；所谓“用诗行翻译诗行是可以允许的”，再往前推一步，也就是主张用中译诗中的“音组”来对应莎剧诗行中的“音步”。因此，应可这样认定，孙大雨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尝试用格律韵文来翻译莎士比亚的素体韵文诗剧。到了《论音组》《译莎剧〈黎琊王〉序》等文中，孙大雨正式提出“音组”说，对“韵文为有音组的文字”和莎剧翻译中“音组的形成”及其特点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则是他的翻译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从《论音组》开始，经过《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直到晚年的《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几个问题》《莎士比亚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等一系列论文，孙大雨不断论证、深化和完善自己的“音组”说，从而在理论上与他的八部莎剧翻译相互辉映。
综上所述，不妨用孙大雨自己深入浅出的阐释对他翻译莎士比亚最了不起的贡献作个小结：
莎剧原作每行五个音步，我的译文每行也正好是五个音组。总之，我认为：既然莎剧原文大体上是用有格律的素体韵文写的戏剧诗或诗剧，那么，译成中文也应当呈现他的本来面目，译成毫无韵文格律的话剧是不合式的，因为原文韵文行的节奏，语言流的有规律的波动，若变成散文的话剧，或莫名其妙的分行的散文的话剧，便丧失掉了原作的韵文节奏，面目全非了。(19)
我与孙大雨先生可算是忘年交。自1980年代中期也即他老人家调入华东师大之后，为研究“新月派”，我常去拜访这位硕果仅存的“新月派”诗人。记得他那时已搬进华山路吴兴路口的“高知楼”小区，与王元化先生、赵清阁先生等同住一幢楼。大雨先生虽已年过八秩，仍每晚勤奋工作，次日上午休息。所以我一般是下午三时以后到访。每次见面，往往开始时我问他答，后来就是他说我听了。他臧否人物，从来不留情面，但每当谈起胡适和徐志摩，他都会激动，连声称赞他们是好人。
记得台湾学者秦贤次兄和吴兴文兄拜访大雨先生，都是我引领的，后者当时任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由此促成了大雨先生的莎译剧本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北京刘福春兄编现代诗人手稿集，(20)也是我去请大雨先生抄录了十四行诗《诀绝》的前几句。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我编选梁实秋早期新诗和小说集，(21)大雨先生不顾九十高龄，应我之请撰写了《暮年回首——我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交往》作为代序，使我衷心感铭。他对自己屡遭迫害，以至未能译出更多的莎剧，一直深以为憾，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如果我译完全部莎剧，就不让实秋这位同道专美于前了！但我想，即便只译出八部，大雨先生也已彪炳莎士比亚翻译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推出八卷本《孙大雨译文集》，这是对大雨先生英译中、中译英丰硕成果的新的大检阅。改革开放以后，获得平反的大雨先生在施平先生安排下，调入华东师大外文系，得以潜心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现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他的搜集完备的译文集，以这部大书的问世纪念这位杰出的翻译家诞辰115周年，真是再合适不过，也实在是嘉惠学林的大好事。我当然拍手称好，乐观其成。
我自知才学不逮，不是为大雨先生译文集作序的理想人选。但孙近仁先生力邀，却之不恭，只能把他翻译莎士比亚尤其是翻译《黎琊王》的经过略加梳理如上，以表示我对大雨先生的敬重和深切怀念。
陈子善
庚子清明后一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注释
(1) 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附录《胡适致梁实秋信》，《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52页。
(2) 同上，第153页。
(3) 徐志摩译：《罗米欧与朱丽叶》，《新月》1932年1月第4卷第1号，又刊《诗刊》1932年7月第4期，均在徐志摩殁后作为“遗稿”发表。
(4)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第149页。
(5) 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附录《胡适致梁实秋信》，《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第153页。
(6) 徐志摩：《〈诗刊〉前言》，《徐志摩全集》第4卷（散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03页。
(7) 徐志摩：《〈诗刊〉叙言》，《徐志摩全集》第4卷（散文），第425—426页。
(8) 《黎琊王》和《罕秣莱德》是孙大雨对莎士比亚这两部名剧译名的定译，本文沿用。
(9) 梁实秋所译首批莎士比亚剧本两种：《威尼斯商人》和《马克白》，1936年6月同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10) 孙大雨：《译莎剧〈黎琊王〉序》，《民族文学》1943年7月第1卷第1期。
(11) 同上。
(12) 孙大雨晚年回忆道：“我开始尝试用音组这一格式对应莎剧诗行中的音步，作了莎剧翻译的实践，那是在1934年9月。我首先翻译了莎氏著名悲剧《黎琊王》（King Lear），至1935年译竣。”孙大雨：《莎剧琐谈》，《孙大雨诗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9页。
(13) 孙大雨后来有《屈原诗选英译》行世。
(14) 孙大雨：《莎译琐谈》，《孙大雨诗文集》，第259页。
(15) 梁实秋：《略谈〈新月〉与新诗》，台北《联合报》副刊1976年8月10日。转引自《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第122页。
(16) 孙大雨的《论音组》本拟作为《黎琊王》译本的“导言”，应在1935年《黎琊王》译本初稿完成前后即已动笔，最晚在译稿1941年10月定稿时已完成。但因“太长而须独立成书”，又因战乱延宕，以至迟迟无法问世。第一部分文稿清样改革开放后才发现，另一部分文稿清样在大雨先生逝世后又从其遗物中发现，现已合璧收入《诗·诗论》，2014年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初版。
(17) 孙大雨：《格律体新诗的起源》，《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转引自《孙大雨诗文集》，第317—318页。
(18) 30年前，拙作《硕果仅存的“新月”诗人孙大雨》（刊台北《文讯》1990年3月号）就已引用过《〈罕姆莱德〉跋》，但未能把此《跋》与孙大雨的“音组”说联系起来考察。
(19) 孙大雨：《暮年回首——我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交往》，《雅舍小说和诗——梁实秋早期作品（1921—1925）》，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0) 刘福春编：《新诗名家手稿》，北京：线装书局，1997年。
(21) 陈子善编：《雅舍小说和诗——梁实秋早期作品（1921—1925）》，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