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渐融合儒道释

自西汉至魏晋时期，僧侣们虽然已经开始与道士、文人们清谈、饮茶，但是，还并没有迸发出新的火花与思想。

从秦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在寥若晨星的文献中，茶最早是以药用的面目被记载的，但这并非是说，茶的最早发现是因药用而起。如果从逻辑上判断，茶的最初应用，一定是食在药前。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最早有记：“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上文中，一共罗列了21味中药，茶以“荈诧”之名位列其中。其后，东汉华佗的《食论》记载：“苦荼久食，益意思。”我们知道，茶叶中的咖啡碱，约占茶叶干物质的2%—5%，因此味苦而被称之为苦荼。茶饮中可溶的咖啡碱，能够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它与镇静安神的茶氨酸共同作用，一阴一阳，相互抑制，可使人神思闿爽，思维活跃，故能“益意思”。正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碱，它既能令人不眠，又可使人神经兴奋，并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所以，茶饮能够借助嗜好人群的示范与影响，迅猛地在大众之间快速传播。茶的最早应用，究竟是因食用推动了茶的发展，还是因茶之药效促进了茶的传播，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但是，早期茶的饮用，一定是食、药并存的，并且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里，中药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食药同源，但在食与药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药用与食用存在着用量的悬殊而已。隋代，杨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由此可见，皓首穷经，去考证茶到底首先是为食用还是最早作为药用，几乎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也很难找到完美的答案。

云南的古茶树局部

秦汉以降，随着中国道教和神仙方术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服石之风泛滥，而嵇康作为服药的代表，将五石散视为仙药，以此来治病、修身和养生。茶在此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道教与魏晋风气的影响，其功效，也渐渐地被神化和夸大。例如南朝陶弘景的《杂录》记载：“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壶居士的《食忌》记载：“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鉴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茶在魏晋时期，与神仙、道教养生思想的深入结合，在较高的社会层面上，加速推动了茶饮自上而下的普及，使茶饮不仅仅满足于止渴、除烦、提神、悦志等生理层面的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满足了饮之可羽化成仙的精神追求与神奇愿望。另外，由于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官吏、士族皆以夸豪斗富为美，因此，饮茶在这一奢侈糜烂的特殊时代大背景下，与儒家提倡的“俭、和”等思想，便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某些融合，由此形成的清淡饮茶之风，又逐渐演化成为生活俭朴的象征，这不仅深刻影响了唐代陆羽“茶性俭”的思想形成，而且也渐渐与人的道德、品格产生了微妙关联，对后世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其深远。陆羽的《茶经》引用《晋书》有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佛教大约是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僧人饮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东晋的怀信和尚，在《释门自镜录》中写道：“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陆羽的《茶经》引《释道该说续名僧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荼。”从上述两则记载可以看出，自西汉至魏晋时期，僧侣们虽然已经开始与道士、文人们清谈、饮茶，但是，还并没有迸发出新的火花与思想，僧侣们的饮茶，仍停留在待客、养生或保健层面，在文人饮茶“益意思”、在门阀士族饮茶以示俭、在道家饮茶可成仙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到了唐代，只有当彻底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禅宗出现以后，禅与茶的思想融合，才会成为可能。

隋代白釉杯，高6.6厘米，口径9.0厘米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唐代僧人道信、弘忍，上承北魏菩提达摩由印度传来的禅法，在湖北黄梅传“东山法门”，标志着中国禅宗的正式形成。六祖慧能从弘忍受法南归，在广东韶州曹溪传法，形成所谓的“南宗”。而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与其弟子普寂等人，在以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传法，被称之为“北宗”。唐代开元年间，在山东泰山的灵岩寺，通过修禅而对北方茶的推广、普及做出重大贡献的降魔藏禅师，便是北宗派神秀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