茗为酪奴轻蔑语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隋文帝以帝王之尊，以一己之力，在不经意间改变了茶为酪奴的历史地位。

唐代初期，医学家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记载：“（茗叶）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其中的“蒸”“捣”二字，不经意间点明了，在唐代初期，茶的制作方式还是蒸青工艺。鲜叶经过蒸青后，为什么需要捣碎呢？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诞生茶的揉捻技术，蒸过的叶片若不经捣碎，茶叶的内含物质便无法快速有效地浸出。茶叶制作的蒸青工艺，首次见于唐初的文献记载，这就意味着在唐代初期，蒸青绿茶已经无可争议地出现了。由此可以推论，在唐代以前，绿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那么，在唐代之前的茶，大概属于哪一类呢？一个既无杀青工艺，又没经过揉捻的茶，归结为原始的白茶类，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在晋代以前，茶叶只是作为食物或药物的一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但是，茶与饮茶的审美尚未建立。“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晋代杜育，在《荈赋》中对茶汤审美的觉悟，深刻影响了唐代的陆羽。张孟阳的“芳荼冠六清”，以及王子尚的“此甘露也，何言荼茗？”能够表明晋代以降，文人雅士对茶的审美感觉渐渐萌芽。

从早期屈指可数的零落文献中，基本可以判断，从秦汉时期到晋代前后，人们的饮茶方式不外乎存在如下几种：首先，是添加了葱姜等辅料，或是添加了淀粉类烹煮的茶粥，后世演化为擂茶的一种；其次，是用茶之鲜叶或晒干的茶叶煎煮出的羹汤；最后，是在茶汤里添加了橘子、茱萸等水果或其他果实的可供咀嚼的果子茶。清代乾隆皇帝喜欢的三清茶，即是果子茶的一种。在晋代文献中，有两处记载过“茶果”，一是《晋中兴书》：“安即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二是《晋书》：“每宴饮，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唐代曲阳窑白釉执壶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

唐代白釉碗

中国的饮茶习俗，在秦统一巴蜀之后，随着与外界交流的日益密切，渐渐地沿着长江向东、向南渗透、扩散。三国魏初，就有“荆巴间采叶作饼”的记载。《吴志·韦曜传》写道：“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孙皓是东吴的末代皇帝，也是孙权的孙子。他密赐韦曜以代酒的茶荈，据考证，正是浙江湖州所产的温山御荈。南朝刘宋时，山谦之的《吴兴记》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乌程，即是古湖州。而御荈，则是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贡茶之一。巧合的是，孙皓在继位之前曾是乌程侯。这也是南宋杜耒“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出处。东吴时，秦菁的《秦子》曾记载：“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西晋的《荆州土地记》记载：其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武陵即今常德市。加之《桐君录》记载：“西阳、武昌、庐江、晋陵皆好茗。”此时的庐江为安徽舒城，晋陵是江苏常州，这能够充分说明，在三国前后，茶饮从巴蜀地区，已经传播到荆楚大地，继而影响到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南北朝时，我国仍处于南北割据的局面。两晋前后，江南存在着客来敬茶的礼俗。到了南朝，茶已成为祭祀祖先的祭品之一。南齐世祖武皇帝的遗诏称：“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北朝士人侮辱南朝降将陈庆之的“菰稗为饭，茗饮作浆”，从侧面也反证了南朝上下存在着普遍饮茶的习俗。

南朝的皇族萧正德，叛逃北魏，北魏宗室元义以茶待之，“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曰：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这说明，在长江以北，饮茶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饮茶方式已经很明确地传到了北地。“水厄”一词最早诞生于东晋，与司徒王蒙有关。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晋司徒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候蒙，必云：‘今日有水厄。’”自此，水厄便成了茶的贬称。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记载：“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刘缟仰慕的王肃，于公元494年，背叛南梁归顺北魏，“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耳”一句，也是出自王肃之口。无论是彭城王口中的“苍头水厄”，还是北魏洛阳文人戏称的“漏卮”，抑或是孝文帝口中的“茗不堪，与酪为奴”，都带有着深深的轻蔑和贬义，这能够充分说明，虽然在南北朝时期，南方饮茶已非常普遍和流行，茶饮也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了北方，但是，在北方的朝贵宴会上，饮茶仍难登大雅之堂。尽管如此，这也为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饮茶发端，打开了一扇窗户，奠定了良好的传播基础。

六朝时期的四系罐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最后一个朝代，是由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隋朝，定都长安，设洛阳为陪都。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中国东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尤其是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交流，为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北魏时，南朝人士若在首都洛阳饮茶，一定会遭到豪门贵胄的嘲笑或戏弄的。孝文帝作为北魏的皇帝，虽不排斥饮茶，但却在强调茗为酪奴。

隋代白釉莲瓣纹蒜头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洛阳伽蓝记》记载：“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为什么到了唐代，饮茶之风会在突然之间弥漫朝野了呢？如陆羽的《茶经》所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唐代的两都，是指长安和洛阳，与隋都重合。这个划时代的重要推动人物，就是隋文帝杨坚。据明代陈仁锡的《潜确类书》记载：隋文帝患脑疼不止，“后遇一僧曰：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帝服之有效，由是人竞采啜。”隋文帝由此与茶结缘，走上了饮茶之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隋文帝以帝王之尊，以一己之力，在不经意间改变了茶为酪奴的历史地位。当饮茶在北方不再受到歧视，必然会有效推动茶在北方由上而下的快速传播。虽然在隋文帝之前，南朝齐武皇帝爱茶尊茶，也曾有遗诏告诫：“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但是，南齐偏于南国一隅，力量过于弱小，其对茶饮地位的推动力和示范作用，是无法与一统中国的隋文帝相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