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乡的农场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一年级开学的那天我迟到了一会儿。我走进教室，只看到同学们有的在跑来跑去，有的跳上了椅子，有的甚至还上了桌，场面一片混乱。
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奇。我望着这些同学心想：我应该加入他们吗？模仿他们的行为有意义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又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试着想通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片刻之后，老师来了。她非常生气。她可不希望新学年就这样开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并让学生安静下来，她把我树成了纠正错误的榜样。“看人家阿维表现得多好，”她对全班同学说道，“你们就不能学学他吗？”
但在当时，我的安静并不是出于美德。我并没有认定静静站着等候老师到来是正确的做法，只是没有想明白加入这场混乱有没有意义。
我本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师，但最后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惜。我的同学们原本可以从我身上学到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我自己最终掌握了，也一直在试着把它教给我的学生。它不是关于你应不应该随大流，而是关于你应该在行动之前花点时间把事情想通。
深思熟虑中包含了因不确定而生出的谦卑。我不仅自己在生活中抱持这种态度，也培养哈佛的学生如此，并将其灌输给两个女儿。毕竟这也是我父母灌输给我的观念。
我是在以色列贝特哈南（Beit Hanan）的农场上长大的，那是一个位于特拉维夫以南约15英里的村子。这个农业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建成后不久就吸引了178个居民。但是到了2018年，它的居民人数也只增加到548人。在我小的时候，果园和温室都是我们村的特色，里面种了各种水果、蔬菜和鲜花。我们的村子属于莫沙夫（moshav），是一种特殊的村庄。和集体耕种土地的基布兹（kibbutz）不同，莫沙夫由独立的家庭构成，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农场。
我家的农场以大片美洲山核桃树闻名，我父亲是以色列美洲山核桃种植业的领头人，不过我们也种橙子和葡萄柚。在我小的时候，那些可以长到100多英尺的美洲山核桃树高耸在我的头顶，柑橘树则不然，它们的果实在成熟时会发出独特而强烈的香气，但高度很少超过10英尺，很容易攀爬。
照料果树并维护必要的机械设备是我父亲大卫的全职工作，他能熟练地解决各种问题。实际上，我对他的记忆大都是通过各种物件维系的：他维修的拖拉机，果园里他照料的树木，还有他在家里和农场各处修理的电器。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晰，那是在1969年夏天，他爬上我们房顶调整天线，为的是确保我们的电视能接收到“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的画面。
但是无论我父亲多么能干，农场这么大的工作范围意味着有大量日常杂务需要由我和两个姐姐承担。我们负责养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每天下午去拾鸡蛋，还有许多个夜晚我会打着手电去追捕逃出鸡笼的毛茸茸的小鸡。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就是我人生的最初20年左右，以色列一直是个风雨飘摇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难民的涌入使以色列的人口增加了约1/3，由原本的200万增长到了300万出头。许多人来自欧洲，大屠杀给他们带来的阴影从来不曾散去。不仅如此，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也铁了心要与以色列为敌，以色列则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土。冲突一场接着一场：1956年的西奈战争之后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接着又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虽然在我童年时以色列复国才几十年，但这毕竟是一个浸淫在近代史和古代史中的国家。当时的以色列人和现在一样，知道自己的国家要继续生存的话，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自己的选择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贝特哈南村也好，我家的农场也罢，都是孩子成长的绝佳场所。那里的自由氛围激发了我早期的写作灵感，我收集了自己的笔记，摞在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甚至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里我都一直有一个信念：如果我那无拘无束的思想让我陷入麻烦，我总是可以回到童年的那片农场，继续快乐地生活。
我们常常认为生活就是你去过地方的总和，但这是一个错觉。生活应该是事件的总和，这些事件是选择的结果，而那些选择只有部分是我们自己做的。
生活当然也有其连续性。比如我现在从事的科学，就通过一条直线连接到了我的童年。那真是一段纯真的时光，我思考生命中的宏大问题，享受自然之美，流连于贝特哈南的果园和近邻之间，毫不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声望。
把我带到贝特哈南的那根因果链条最初始于我祖父阿尔贝特·洛布（Albert Loeb，在希伯来语中，我们两个同名）逃离纳粹德国的决定。我的祖父比许多人都清醒，他预见到大难或将临头以及局势的快速变化。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种局势就预示了犹太人的选择范围将会越来越窄。一旦他选错了路，迎来悲惨结局的危险就会不断增加。
阿尔贝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对他对我都是一件幸事。他在1936年离开德国，搬到刚建成不久的贝特哈南村。村子里虽然没有几个居民，并且和别处一样，也在遭受风起云涌的战争浪潮的冲击，但这个农业社区是一处比较安全的港湾。他到村里住下不久，我的祖母罗莎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也跟着搬去了，其中一个正是我的父亲，当年他11岁。从德国迁居到这个犹太社会之后，我父亲的名字就从格奥尔格改成了大卫。
我母亲萨拉也是从远方搬到贝特哈南村的。她出生在哈斯科沃（Haskovo），也在那里长大。哈斯科沃位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附近。因为地理上的巧合，她成了一个保加利亚人而非德国人，因此和家人在战时保住了性命。保加利亚虽然与纳粹结盟，但仍保留了自己的国家主权，所以在希特勒不断要求将犹太人引渡到德国时具有一定的拒绝能力。当死亡集中营的流言传开时，保加利亚的东正教会对引渡提出抗议，保加利亚国王也下定决心拒绝德国的要求。有一点需要说明：国王对外宣称这是因为保加利亚需要犹太人作为劳动力，但是从结果上说，他确实保护了保加利亚的许多犹太人。我的母亲因此享受了一段比较正常的童年。她先是在一所法国修道院学校念书，后来又去索非亚上了大学。不过到了1948年，战后欧洲一片破败，苏联也不断向西扩张，她退学并跟着父母移民到了以色列这个新兴国家。
贝特哈南最初的创立者就来自保加利亚，所以萨拉一家最后搬到这里并不奇怪。然而这个农村与她离开的国际都市、放弃的大学学业截然不同，不过新家也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搬到这里后不久，萨拉就结识了我父亲。他们恋爱、结婚，还生了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姐姐莎莎娜（Shashana）和阿列拉（Ariela），还有生于1962年的我。
在婚后的最初几年里，我母亲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家庭和社区。她成了村里有名的面包师，我的衣柜也证明了她编织毛衣的才能，但即便是在贝特哈南这个相对闭塞的地方，她仍没有放弃精神生活。我说的不只是她对学术有着那种钻研式的兴趣，还有她将自己的才智运用到现实中去的渴望。因为这一点，也因为她的正直品格，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信任她的公正判断，其中既包括贝特哈南的领导，也包括来我们农场寻求她意见的访客。我这个做儿子的更是每一天都在受她的教益。她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我的人生道路、我的选择和兴趣的关心。就像园丁浇水养育一株植物，她在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时也是专心致志又一丝不苟。
她还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当我长到十几岁时，她回到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习，接着还去念了研究生，拿到了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学业并没有令她与我们疏远，正相反，在她的鼓励之下，我去旁听了她读本科时修的哲学课，还因为她的敦促，我读完了她书单上的许多书。
是母亲让我爱上了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我曾梦想以思考为生。每到周末，我便会抓起一本哲学著作，多半是跟存在主义有关的作品，包含存在主义者直接创作或是受他们启发而写的小说，然后驾驶拖拉机，开到山丘间的一处僻静场所，一连读上几小时。
在自家农场度过那些平安快乐的日子之后，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人类真在太空中找到了一个宜居星球，要到那里建立地球文明的前哨，那么最初到那里定居的人，他们的外表和行为很可能和贝特哈南的村民很像。人类历史表明，一个文明在建立前哨时，首要的需求基本是相同的。
可以肯定，他们会把精力放在种植粮食和互相帮助的集体活动上，从最年长的成员到最年轻的成员都是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得足智多谋、多才多艺，要会修理和操作机械，要会种植庄稼，还要会教育后辈。我相信他们会有精神生活，即使身处遥远的外星。我还猜想，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别人也会对这些孩子产生对我那样的期待：必须服务社会。
我原本打算做一名哲学家，去研究那些亘古以来人类一直在苦苦思索的基本问题，但这个计划因为以色列对所有年届18岁的公民征兵而延后了。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要入伍效力。由于在中学时表现出了物理方面的潜能，我入选了塔皮奥特部队（Talpiot）。这是一个新的项目，每年选出24名新兵从事与国防相关的研究，同时对他们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我的学术抱负只得搁置一旁了。我年少时对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著作的研读，并不符合分配给我的这个新角色。专心学习物理学是我从军那几年最接近智力创造的活动。
虽然穿的是以色列空军制服，但我们被引入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每一个分支。我们接受了基础步兵训练，学习了炮兵和工兵的格斗课程，还学习了如何驾驶坦克，如何负载机关枪通宵行军，以及如何从飞机上跳伞。还好我体格够结实，身体上的磨炼虽然严格，但尚可忍受。这些训练之外，我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如饥似渴地开展学术研究。
塔皮奥特部队要求我们学习物理学和数学，我感觉它们听起来和哲学足够接近，况且不管在大学学什么，似乎都比背一把步枪费力蹚泥潭有意思多了。我抓住这个机会，竭尽全力向政府证明他们没看错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意识到哲学虽然问出了最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无法解答。我发现科学或许能帮我更好地寻找答案。
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军事训练，到了该工作的时候了。按照规定，我应该参加一个能立刻投入实际应用的工业或军事项目。但我追求的是一条更具创造性的道路，一条在智力和研究难度上都更有挑战的道路。我访问了一处不在军方的研究目标清单上的设施，然后制订了一份跳脱传统框架的研究计划。当时我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既有学业上的也有军事训练上的，塔皮奥特的高层批准了我的计划。他们先让我试行三个月，然后让我在余下的五年服役期，即1983年至1988年继续从事研究。
我的研究很快发展出了新的方向，其中一些方向军方觉得很有意思。通过激动人心的科学创新，我为一个新计划搭建了理论（后来还申请了专利），使用放电来推进投射物，使其比传统的化学推进剂所能达到的投射速度还快。这个项目后来扩大了规模，雇用了24位科学家，也成为第一个从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DI）拿到资助的国际项目。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总统里根在1983年宣布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导弹防御概念。
那时候冷战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这场美国和苏联之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西方和东方之间的竞赛似乎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固定戏码。两大阵营都建立了巨大的核武器库，足以摧毁对方好几次。由《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成员构思、旨在向人类警示人造灾难可能性的“末日时钟”，几乎总是设在午夜前7分钟。
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场大竞赛的一部分。它设想用激光和其他先进武器摧毁敌方进犯的弹道导弹。虽然计划在1993年被取消，但它对促进冷战结束、加快苏联垮台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这项研究也构成了我博士论文的骨架，我在24岁那年完成了该论文。我的专业是等离子体物理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是四种基本物态中最常见的一种：等离子体。恒星、闪电和某些电视屏幕都是由它构成的。你可能好奇我的论文题目，它是《利用等离子体中的电磁相互作用将粒子加速到高能状态并使相干辐射放大》（“Particle Acceleration to High Energies and Amplification of Coherent Radiation by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s in Plasmas”），当然比本书的书名难记多了。
虽然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我并不确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会怎么走。我并未和等离子体物理学敲定终身。回到贝特哈南的想法也始终吸引着我。我的心底还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想要来个大转向，回归哲学。然而这根由选择构成的链条——只有部分是我自己决定的——使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始于我在服役期间的一次公共汽车之行。当时坐在我身边的是物理学家阿里·齐格勒（Arie Zigler），他恰好提到，在研究生心目中名望最高的工作单位是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IAS）。后来我去华盛顿同星球大战计划的工作人员会过面，又到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参加过一次等离子体物理学会议，这两次我都遇见了“等离子体物理学的教皇”马歇尔·罗森布卢特（Marshall Rosenbluth）。我知道他之前的学术家园正是高等研究院，于是向他请教了详情。他当即表示支持我去那里做短期访问。我听了备受鼓舞，立刻打电话给高等研究院的行政主任米歇尔·塞奇（Michelle Sage），问她我能否下周就去访问。她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是随便谁都能访问的。请给我发一份你的简历，我看了之后再通知你能不能来。”
我没有被吓退，发了一份清单过去，上面列出了我的十一篇出版物，并在几天后又给她打了电话。这一次她答应在我离开美国之前给我安排一次访问。等我在约定的那天早晨早早到达她的办公室后，她对我说：“现在只有一位教员有空，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我带你去见他吧。”
我激动坏了。我记得在量子电动力学的课本上见过戴森的大名。我刚和戴森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定他就说道：“哦，你是以色列来的。你认识约翰·巴赫考尔（John Bahcall）吗？他很喜欢以色列人。”他一定发现了我脸上困惑的表情，于是又解释说：“他的妻子内塔（Neta）就是以色列人。”我坦言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个男人，更别说他的妻子内塔了。
原来约翰·巴赫考尔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此后不久我就和他吃了午饭。饭后他邀请我再到普林斯顿去访问一个月。我后来才知道，他利用我们吃饭之前的那段时间做了一次海外调查，找到了以色列最著名的几位科学家，包括尤瓦尔·内埃曼（Yuval Ne’eman），询问他们对我的看法。不管他们对他说了什么，总之到我的第二次访问快结束时，约翰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为我提供了一笔久负盛名的五年奖学金，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得改学天体物理学。
我当然答应了。
当第一次有人鼓励我将职业生涯奉献给天体物理学时，我连太阳为什么发光都不知道。得知巴赫考尔的专业领域是名为中微子的弱相互作用粒子如何在太阳中心形成时，我对这一领域的无知就越发显得尴尬了。到那时为止，我关注的还都是地球上的等离子体以及它们在地球上的应用。
我要说明一点，巴赫考尔知道我从前的研究方向，但他仍然向我发出了邀请。他敢于冒这个风险，我当时就觉得他与众不同，现在似乎更是如此。（现在的学术圈已经不同往日，我觉得人们不太可能再给一个年轻学者提供这样的机会。）无论之前还是现在，我都很感激他。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并且打定主意要证明，巴赫考尔对我的直觉，还有这一路帮助过我的那些杰出科学家的直觉是正确的。
虽然我必须学习这个领域的基本词汇以写出原创论文，但这个领域于我而言并不陌生。等离子体是物质在高温下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原子分裂成一片由带正电的离子（失去了部分电子的原子）和带负电的自由电子构成的汪洋。虽说今天宇宙中（包括恒星内部）大多数的普通物质都处于等离子体状态，但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在实验室的环境下进行的，和宇宙中的情形相当不同。我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天体物理学领域开辟了第一个重要的研究前沿：宇宙中的原子物质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转化成等离子体的。这也由此开启了我对早期宇宙[1]的痴迷，也就是所谓的“宇宙黎明”（cosmic dawn），它已经具备了恒星诞生的条件。
在高等研究院待了三年之后，我在同事们的鼓励下申请了初级教职，其中一个职位在哈佛大学天文学系，我是他们的第二人选。哈佛天文学系很少给初级教员提供终身教职，所以有的候选人会在接受职位之前犹豫，排在我前面的第一人选就犹豫了。
而我欣然接受了这一职位。现在回想，当时我做这个决定时想得非常清楚。我知道，即使他们不提供终身教职，我也始终可以回到父亲的农场，或者回归我的学术初恋——哲学。
我在1993年来到哈佛。三年后，我拿到了终身教职。
从那以后，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约翰·巴赫考尔不但相信我可以应对从等离子体物理学到天体物理学的转变，而且将我看成了和他志趣相投的人，甚至可能把我看成了年轻时的他自己。巴赫考尔刚进大学时也想学习哲学，但他很快意识到物理学和天文学是通向宇宙最基本真理的更直接的道路。
我在告别约翰和高等研究院之后不久也产生了类似的感悟。当我1993年接受哈佛大学的初级教职时，我明白想在职业生涯上大转向，重归哲学已经太迟了。更重要的是，我渐渐相信自己和天体物理学的这桩“包办婚姻”其实让我找回了旧爱——它只是换了一套衣裳。
我渐渐意识到，天文学研究的都是以往被限制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内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许多大哉问——“宇宙是如何起源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我还发现，凝视浩瀚太空、思索万物之始终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一过的？”。
往往这答案就在眼前，我们只需要鼓起勇气接受它。1997年12月，我在访问特拉维夫时经人介绍去见了奥弗里特·利维亚坦。我对她一见钟情，这份爱改变了一切。虽然在地理上相隔遥远，我们却任由这份友情不断加深。我之前从未遇见过像她这样的人，而且相信今后也不会再遇见了。
在我看到奥陌陌存在的证据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接受摆到你面前的证据，并怀着好奇、谦卑和决心去追寻它们可以改变一切，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皆是如此——前提是你要对数据中包含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心态。幸运的是，直到生命中的这一刻，我始终如此。
两年之后我和奥弗里特结婚了。和我一样，她也终于在哈佛的轨道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了学校新生研讨课项目的主任。我们住在波士顿附近的一栋老房子——其建成时间就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前，在那里养育了两个女儿。这根因果链条的开端是我祖父在1939年做出的离开德国的决定，接着是我父母在贝特哈南的相识，最终是我和奥弗里特在列克星敦养育了克莉尔和洛特姆。这让我明白，哲学、神学和科学之间仅隔着细细的一条线。看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我意识到我们生命中最平凡的行为中包含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科学的喜爱略微超过了哲学。哲学家将许多时间用于内心的思考，科学家则致力于和世界对话。你向自然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从实验中仔细聆听回答。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足够坦诚，那会是一段令人谦卑的有用体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它形式上的优雅——这个理论是在1905年至1915年间通过一系列论文的发表得以建立的，但是它被人接受还要等到1919年，当时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秘书、天文学家阿瑟·埃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用观测证实了相对论的预言：太阳的重力确实会使光线发生弯曲。在科学家看来，理论和数据碰撞之后留下的东西才是美的。
虽然对于年轻时着迷的存在主义问题，我的研究手法已经和萨特或加缪迥然不同，但我相信，当年那个开着拖拉机去贝特哈南的山丘间读书的少年，一定会对现在这个结果满意。他也一定会欣赏那一连串的机会和选择：从一次相亲开始，最后成就了列克星敦的一个家庭。
但现在我还理解了我们家族故事中的另一个道理，那是我年轻时所无法理解的。近些年，当我研究进入太阳系的星际访客时，我一直将这个道理牢记在心。
有时候，几乎是出于偶然，某个极其稀有又特殊的东西会出现在你的人生道路上。看清那个东西，你的人生就会发生改变。
我相信，我的这条非同寻常的人生之路早已让我准备好和奥陌陌相遇。从科学的角度看，我的经历教会了我自由和多元是多么重要——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要自由，选择合作伙伴时要多元。
天文学家与其他研究者进行对话是极有益的，包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当然还有哲学家。不过我也发现，在学术界，跨学科研究的命运往往有如被冲上海岸的稀有贝壳：要是没有人把它们拾起来妥帖保存的话，它们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遭受侵蚀，直到被无情的海浪拍打成无法辨认的沙砾。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好几次我都可能被引上其他不那么幸运的道路。我在工作中认识了许多学者，他们的资历不逊于我，却没有享受到我这样的机会。只要对学术界的教员做一番诚实的调查，就会发现许多人的成就是被他们得到和失去的机会决定的。几乎所有行业都是如此。
我知道自己曾因别人提供的机会受益，所以我也尽力帮助年轻人发挥他们的潜能，尽管这意味着要挑战正统观念，有时甚至要挑战那些危害更大的正统做法。为达成这个使命，我努力在教学和研究中对世界保持一种在别人看来或许有些孩子气的态度。如果真有人那么想，我也不会生气。以我的经验来看，孩子比许多成人更加忠于自己内心的方向，也不像他们那样做作。一个人越是年轻，就越是不太可能钳制自己的思想来模仿周围其他人的行为。
对科学的这种态度让我敞开心扉，接受一些更远大（有人或许会说是更加冒险）的可能，这些可能性本来就蕴含于我所研究的课题之中。比方说，我觉得望远镜在2017年10月观测到的那个在空中翻滚的星际物体奥陌陌，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天体。
注释：
[1]通常指大爆炸宇宙论中复合期以前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