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墓者不再孤独（代序）

没有人比我更没有资格为《寻墓者说》写序了，理由不言自明：我不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甚至连读者也谈不上。尽管我的外国文学启蒙是在30年代以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文学巨匠的作品开始的，并且还涉猎了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但是从我进了大学以后开始能够用英文阅读西洋文学起，我对不能用原文阅读的俄罗斯文学逐渐失去了兴趣。

这其中的一半原因是当时不少译本的译文佶屈聱牙、不忍卒读。虽然我当时的英文阅读能力还没有达到自如的程度，但已经发现，阅读英国女翻译家加奈特的托尔斯泰作品英译本要比阅读中文译本流畅多了。

另外一半原因是苏联时期开始的俄罗斯文学掺杂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使一个单纯的读者实在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理解，同时也枯燥乏味，难以接受。比如在革命初期涌现的许多令人激动和兴奋的先锋派作家后来怎么都销声匿迹，不知下落，他们的作品也随之从此湮没无闻了呢？为什么我读了《铁流》、《夏伯阳》（今译《恰巴耶夫》）、《士敏土》（今译《水泥》），甚至《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作品后所获得的印象与当时流行的评价怎么也调和不起来？是我作为读者的观点错误，还是作者所企图传达的信息被官方评论所曲解了？世界上大部分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主题都不外乎人性和爱情，但是在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用美国一个评论家的通俗的话来说，这些作品的主题不再是“boy meets girl”，而是“boy meets tractor”了。对于我这个“庸俗”的读者来说，这样内容的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就不再具有吸引力。

从此，我就告别了俄罗斯文学。但是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爱好者，我仍是关心和注意曾经出过像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的。从英美方面的来源，我也约略地知道了一些造成上述令我感到不解的问题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受到传统概念的约束，总是怀疑西方来源的是不是有政治上的“偏见”，是不是可靠？在没有读到《日瓦戈医生》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自己也经历了劳动改造生活）以前，也人云亦云地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反苏”立场？

这些疑团徘徊在我心里很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大约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共同朋友那里认识了蓝英年教授。虽然我们不是同行，但一见如故，几次畅谈之后，解决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许多疑问。从此我们时常往来，交换彼此对俄罗斯文学，对它的政治环境，它的作家的浮沉的一些看法，这帮助我澄清了许多情况，也证实了我当初一些没有把握的不成熟的看法，真使我获益匪浅。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受到政治扭曲阶段的真实情况，我竭力劝说蓝英年把他所掌握的材料写出来供诸同好。但是蓝英年在书斋里做学术研究惯了，感到写文章总要言之有据，方能言之成理，因此踌躇良久，不肯贸然动笔。而我则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是一回事，可以慢慢进行。而根据现已掌握的材料，写一些感想性的随笔，又是另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更有迫切的意义，因为这可以让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一些在官样文章中所无从知晓的真实情况，对于长期受正经框框束缚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这样，在我的再三劝说之下，蓝英年才勉为其难，开始动笔写了起来，这一写就不可收拾了，许多报刊都纷纷前来约稿，使他忙得不可开交，好几次打电话来“抱怨”我给他惹了“麻烦”，使他没有时间安下心来继续做学问或者译小说。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若没有我为他惹的“麻烦”，就不会有这么多报刊慕名前来约稿，今天也不会有几家出版社竞相争取出书，这至少证明，蓝英年的这些文章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寻墓者在西伯利亚扫祭冤魂了。

因此，我对他的“抱怨”处之泰然，一点不感到抱歉，一点不后悔当初我向《读书》推荐为他辟一专栏。当蓝英年征求我对栏名的意见时，我也姑妄言之地建议他把原来的“扫墓者说”改为“寻墓者说”，因为当初惨遭迫害和流放，或瘐死狱中或一枪毙命的许多作家，他们的尸骨或者不知下落，或者墓地已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从寻找他们的葬身之地了。

也许就是这一段文字因缘，使我这个最没有资格为蓝英年这本集子写序的外行义不容辞地为他写了这篇必然会被正统派贻笑大方的不像样的序。

董乐山
1997年1月开笔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