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中国茶何以成日本道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作物，原产于中国。起初是作药用，故写作“荼”，在古文献中，“茶”字的出现是中唐以后的事。不过，饮茶的历史应该更早。据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对“茶”字的考证，“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饮在中国历史既长，范围亦广，最早的茶具出现于东晋、南朝。据说，在浙江瓯窑窑址出土的碎片中，便有茶具的碎片，且“釉色青绿泛黄，玻化程度高”（学者孙机语），说明即使在中国文明的早期，饮茶也已然超越了一般的生活，而成为一种文化。
对茶文化最初的系统梳理，是唐人陆羽于公元775年定稿的《茶经》，以三卷十门的篇章，确立了茶的法度和标准，堪称茶事的百科全书，陆羽也被后世茶人尊为茶圣。1906年，冈仓天心在波士顿用英语出版的《茶之书》（The Book of Tea）也被视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至今仍以各种文字不断再版，但“缺乏《茶经》的简洁之美，终究无法与《茶经》相媲美”（日本学者熊仓功夫语）。两部茶书，相隔1 1 00多年，中间刚好是一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和日本茶道发展史。
日本最早的饮茶记录见于平安时代初期（弘仁六年）的《日本后记》，其中有对梵释寺永忠和尚为嵯峨天皇献茶的记事：“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永忠曾作为遣唐使，在长安生活过三四十年。后来，嵯峨天皇还写过“不厌捣香茗”的诗句（《凌云集》），其所描绘的场景并不拘于饮茶，还涉及制茶工艺。当时，出于运输、携带的方便，制茶时须先将茶叶捣碎后做成饼状，然后晾干成团茶。除了永忠，最澄、空海等有过遣唐经历的名僧，也都留下过各自的品茗体验谈。
另据日本历史学者东野治之的文化考古：
茶在日本普及的早期标志，是小孔绿釉陶灶的出现，这在茶道中成为“风炉”，是饮茶时煮水的工具。八世纪下半叶，唐朝的陆羽在《茶经》中就记载过风炉。（东野治之《遣唐使》，新星出版社，2020年1 1月第一版，178页）
可以说，被称为“弘仁茶风”的平安朝茶文化，基本上是“唐风”的“拿来”，以风炉为代表，天目茶碗、青瓷壶、白瓷水注、茶叶筒等等，茶器是清一色的“唐物”，茶会也只设在大内中，作为一种宫廷文化，与一般民众无关。所以，扶桑茶事，在“嵯峨帝之后，遂告终绝”（黄遵宪语）。
接下来，是近三个世纪的沉寂期，直到明庵荣西和尚从南宋带回茶种，饮茶之风遂再起。不过这一次，“高大上”的唐风退潮，代之以后来被定义为“侘（wabi）寂（sabi）”的和（国）风。这场国风浩荡，长驱直下，拂过之处，雾散云开，文化景观为之一变。其中之显例，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主导的东山文化，不仅酝酿出如银阁寺那样美轮美奂的视觉奇迹，而且孕育了有“茶汤鼻祖”之称的一代茶人村田珠光，诚可谓“东山再起”。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波茶文化的兴起，恰好与禅宗舶来轨迹重合，而荣西本人就是将临济一派接入日本的始祖，其倡导茶禅的建仁寺，是临济宗的总本山，也是京都最古老的禅寺。
茶与禅，有如一体两面，彼此交融，难以分割。千利休有个弟子叫山上宗二，喜欢记录老师在茶会上说的话，后刊行过一册手记《山上宗二记》。据说，禅语“一期一会”最初便出自其手记。书中还写道：“因茶道出自禅宗，所以茶人都要修禅，珠光、绍鸥皆如此。”事实上，以茶悟道的观念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珠光的老师一休宗纯和尚，所谓“茶事以禅道为宗”。冈仓天心说：“所有伟大的茶人，都是禅宗的追随者，都努力把禅的精神引入现实生活。因此，和茶道仪式的其他器物一样，茶室也反映着诸多禅宗教义。”铃木大拙也曾注意到禅与茶道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追求事物的纯化，摒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
这一点，在禅，体现为以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终极本真；而在茶道，则表现为一种生活艺术，即把在茶室吃茶这种类型化的享乐方式，扩大到日常生活中。茶道之美，原始、单纯而洗练。人们置身于茅草屋檐下，在虽然狭小逼仄，但在空间结构和陈设上却极富禅意的蜗居中盘坐，不为别的，只为接近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理想。（《禅与日本文化》，岩波书店1964年版，笔者译）
正因了这种“禅茶一味”“禅茶并举”的禅门茶风，才形成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千利休、古田织部、小堀远州、片桐石州等茶人荟萃、代有人才的局面。当初，千利休把珠光的“谨敬清寂”改为“和敬清寂”，一字之易，凸显了茶道冲淡平夷的气质。至此，茶汤才从寺院茶、书院茶，发展到侘茶、草庵茶，茶器也从曾几何时象征“唐物庄严”的天目茶碗，“下凡”到胎土粗粝、上釉不匀的“糙货”，甚至改用看上去更不上档次的朝鲜陶碗。但在茶人心目中，那才是金不换的荞麦茶碗，堪称草庵茶室版侘茶的标配。
最是那个草庵茶室，令中国人感到困惑不已：茶室的“门”只有七十厘米见方，客人须匍匐爬行方可入室。如此待客之道，在国人看来无异于侮辱，可日人却认为，茶室作为超凡脱俗的世界，那道“窄门”恰恰是与现实的隔离，有如鸟居对异空间的分割。非如此，便不可体味侘茶之意趣。
这种与“唐物”之美“反弹琵琶”式的美学，极大影响了日本的艺术，也是茶道为什么居于东洋艺术核心地位的答案。日本造园享誉世界，但全国没有一处名园，不是茶人的建造。千利休亲手打造的窘迫寒素的草庵（“待庵”），是日本近代建筑的原型。小堀远州出生于世袭的建筑职人世家，他自己既是大名，又是幕府建设工程主管，当然，还是一名趣味高冷的茶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意义上的通才，日本的达·芬奇。其参与设计、建造的名城、名园，从大坂城、名古屋城、熊本城，到京都御所和二条城中的名园、桂离宫……简直不胜枚举。日本制陶史上著名的“远州七窑”，也是按他的制作标准来烧制。
茶在中国，经历了茶寮文化和茶馆文化，但基本未脱世俗的性格。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南宋有句谚语，“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道出了茶的日常性。国人以务实的眼光看待茶，没人大惊小怪。茶来自中国，而茶道则成于日本。个中区分真是耐人寻味。对此，周朝晖认为：
在中国，茶是日常饮料，是从日常生活提升的文化；而日本则直接从中国拿来茶文化，这种文化是与禅宗文化一起捆绑带入的，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文化起点，也就容易成为“道”。
天心说茶，却不拘于茶，但其所谓“茶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是“超越饮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东西，是关于人生的宗教”，却是关于茶道的最精准定义，不可易一字。
《日本茶道一千年》是一部大书，既是去专业化的茶道史，也不失为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文化史。作者善于讲故事，各种掌故传说，信手拈来，从容不迫，左右逢源。文字深入浅出，富于灵动感，且不乏洞见。如谈到日本文化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在江户时代，锁国体制下日本内外和平稳定，国内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太平盛世”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却偏偏孕育了最具残酷性的武士道；而战国时代却在征伐杀戮、血腥风雨一百多年的乱世中，催生了最风雅的闲寂、最具和平主义色彩的茶道艺术。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极尽侘寂风雅之道的艺术之花，竟然在铜臭味十足的商业城市大阪堺港傲然开放，最终使之得以确立的师徒两代茶人武野绍鸥和千利休，以及当时一流的茶人群体，也都是出身于锱铢必较的商人之家……
他发现，“这类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预示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已经悄然出现”，时代变了，权力在易手：
原先由贵族、僧侣、武士阶级把持的文化特权，已经转移到由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主流的町人手中，他们成为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主导者，茶道因之自上而下广泛传播，并在民间深深扎根。
诸如此类的“见”，看似平常，却赋予文字以“识”的魅力，借用时下的网络流行语，叫“上了价值”。除此之外，对以往如神祇一般的“天下茶人”千利休的性格，包括最后被丰臣秀吉设局的那场致命茶席背后各种角力关系的描绘，亦颇有新意，对理解千利休不无祛魅之功。
刘 柠
2022年3月2日
于望京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