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山时代”到“东山时代”

室町时代是日本茶道史上的重要转型期

在阐述日本茶道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这一话题时，除了要梳理中国饮茶文化在镰仓时代再次东传日本的基本线索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需要加以关注：一个是与饮茶相关的“唐物”文化；另一个是禅宗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精神资源在茶道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室町时代（1336—1573）是日本茶道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在近两个半世纪内，在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和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所带来的物质文化积累和美学精神的指引下，有日本特色的茶道文化才开始成形。

“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都是在室町幕府将军主导下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对以后日本文化的展开影响至为深远，金阁寺和银阁寺分别代表这两种文化的极致。足利幕府将军家族以禅宗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各种新型文化艺术的赞助者，正是在他们的庇护下，能乐、连歌、水墨画、园林、茶道等领域的艺术获得空前发展。文化史上通常也用“北山时代”和“东山时代”来指代这两个时期的文化体征。

和镰仓时代相比，这一时期以足利义满和足利义政等几代室町幕府将军为主导的日本茶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饮茶习俗走出寺院，由药用功能向娱乐性、游艺性演变，斗茶之风在各个阶层间盛行，既有在贩夫走卒间大行其道的“云脚茶”和“汗淋茶”，也有在上层武士和公卿贵族间流行的“书院茶”。

二是受惠于日明间频繁的勘合贸易，新兴武士阶级成为“唐物”的拥有者。“唐物数寄”的兴盛、“茶具足”的完备和建筑上被称为“书院座敷”的茶室的出现都成为孕育日本茶道的物质基础。

三是禅宗文化盛行，禅宗思想和形式渗透到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对各种艺术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中禅宗对饮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受到禅宗的点化，饮茶文化出现飞跃性质变：首先是茶汤随着走向艺能化而形成体系；其次是饮茶被赋予禅宗法嗣的意义，成为禅的化身。由此出发，后世作为一种融艺术审美与宗教修行为一体的“和、敬、清、寂”茶道才开始确立。

足利义满与北山文化

在日本历史上，室町幕府是继镰仓幕府之后的第二个武家政权，因统治中枢位于京都的室町花小路而得名。室町时代从1336年首任将军足利尊氏开始到1573年末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驱逐出京都宣告灭亡，存续时间近240年。

足利义满不但集武将与政治家于一身，而且在日本文化史上也是一个功勋卓越的艺术巨匠。虽是武家出身，但是雅好文化艺术，对艺术有着非凡的品位。他以强大的幕府至尊的权势和在与明朝勘合贸易中获得的巨大财富为支撑，对能乐、和歌、连歌、茶道、花道等艺能加以庇护和奖励。在他的倡导之下，以禅宗为底蕴的五山文学和水墨画迎来兴盛，在日后大放异彩的日本戏曲艺术——能乐也在他的扶持下开花，在一系列文化领域都结出累累硕果，史称“北山文化”。

所谓北山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源自室町时代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以京都北山的金阁寺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它是在当时既有的日本文化基础之上以京都北山金阁寺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综合文化形态，包括建筑、园林、禅宗、文学、美术、戏剧、陶艺、漆器工艺等多个领域。

金阁寺一名鹿苑寺，原是镰仓时代朝廷公卿贵族西园寺公经建在京都北山的私家园林别墅。镰仓幕府灭亡，室町幕府取而代之。1394年，第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把征夷大将军的职位让八岁的儿子义持继承，自己退隐皈依佛门。他以河内领地通过置换，获得原属鹿苑寺的宅地，并在原地上建造了山庄，三年后落成，是为“北山殿”。

虽说是足利义满的私家山庄，但无论规模和豪奢程度，“北山殿”几乎超过当时的皇居御所。尤其是舍利殿金阁寺，虽只是其中十三座建筑群之一，却因独特的设计和辉煌绚烂的外观闻名于世。这座临湖而建的三层阁楼汇集了镰仓、室町两代建筑精华的集大成之作：第一层名“法水院”，是平安时代贵族豪宅式建筑；第二层为供奉的“潮音洞”，为镰仓时代武士书院风格阁楼。这两层都是长方形的日式风格。一二层均为日式建筑；第三层为“究竟顶”，用来安置参拜弥陀佛像，是中国风的正方形禅宗佛殿建筑。最炫目的是建筑物的外装，通体金光灿烂，整座楼阁除一层外，外墙及栏杆、门窗都是在天然漆上镶贴纯金的金箔，屋顶还镶着一只中国的金凤凰，整座楼阁显得金碧辉煌、庄严富丽，金阁寺即由此得名。足利义满虽然从幕府将军宝座退下，且皈依禅门，但仍然担任京都朝廷中官位最高的太政大臣，实际地位等同于上皇（上皇是天皇退位的称呼；如退位后出家则称太上法皇），国家的权柄牢牢掌握在手中。北山殿竣工后，义满迁居来此，金阁寺实际上成了室町时代的日本处理内政外交的行政中枢。正是在足利义满的大力推动下，日本与明朝重新修好，日本成为明朝的朝贡属国。在此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勘合贸易体制，从15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延绵近一个半世纪，中日间经济文化交流迎来第三次高潮。在足利家族的垄断下，来自明朝的顶级“唐物”，绝大部分被幕府掌握，如此代代积累，子孙相承，足利将军的库府里形成一个数量庞大、品类繁多、奢华度高、来历清晰、保存完好的唐物收藏体系。单单记录其藏品的目录书，就分别有《北山殿行幸记》《室町殿行幸御饰记》《君台观左右帐记》《御饰记》四种大型文献，这项工作前后历时一百多年，经几代顶级文物鉴赏家的努力才告完成。

金阁寺不但是足利将军财富宝藏之所在，日本顶级权势的象征，而且是室町时代前期日本文化的中心。由此展开的北山文化，对日本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所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日本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个中又以茶汤文化最为典型。正是在对金阁寺唐物宝藏的鉴赏、整理和利用，以及在金阁寺举办的茶会中，孕育出后来日本茶道得以成立的几个关键要素。

首先是“唐物数寄”的兴盛。如前所叙，“唐物”一名，始于奈良时代对来自中国的舶来品的称呼，是豪华奢侈品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到日本近世，泛指自唐、宋、元、明几个时期的中国传入日本的墨迹、书画、文具、陶瓷器、漆器等艺术品和工艺品，它是整个日本茶汤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组成部分。“数寄”，一名“数奇”，源于日语中表示兴趣、喜好的“すき”，意为被物象所吸引并为此痴迷。后来“数寄”一词被移用于文学领域，如13世纪初期的和歌创作理论就有“歌数寄”的表述。随着饮茶文化的盛行，“数寄”也被用于描述茶汤之美，叫“茶数寄”。与此同时，“唐物数寄”也成了与“茶数寄”相提并论的热门词语。“唐物数寄”的意思，就是以大量奢华的中国艺术品、工艺品和器具来装点茶会，使之达到一个很高雅的审美品位。

对中国舶来品的喜好在日本由来已久。所谓“唐物庄严”，就是源自王朝时代以来在日本上流社会形成的中国物品的崇尚风潮。后来随着遣唐使制度的长久搁浅，这种风气一度减弱。镰仓时代以来，以禅宗文化的传播为中心，中日两国僧人间的往来又频繁起来，出现了自唐代后中日交流的第二次高峰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又突然加大。很多中国高僧的墨迹被当作珍宝带到日本，如圆悟克勤、大慧宗杲、无准师范等禅师的手书真迹。也有到日本传道的中国和尚留下的挥毫，如大休正念、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他们的挥毫先是被当成禅门的镇寺之宝，后来更成了茶室中最重要的元素——茶挂。除此之外，随着繁盛的勘合贸易而带来的大量宋元物质文化，如茶叶、茶具、丝绸、陶瓷、典籍、中药、蔗糖等。而对“唐物”的进口，在足利义满执政时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潮。

日本茶道中最重要的配套道具“茶具足”，也是在足利义满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茶具足”，一名“茶台子”，即是举办茶会专用的器具和设备，也就是专门用于烹茶、点茶、分茶和饮茶的器具，这些都是日本茶道礼仪程序形成中的基本物质基础。日本饮茶习俗传自中国，因此初始之际，茶器的样式种类和构成也都刻意仿造中国的做法，像茶台子，从样式和相关配套都直接仿效宋代点茶的道具组合。宋代点茶中的“茶具足”，是茶会中不可或缺的道具。一套“茶具足”，一般包括装茶粉的茶盒（或茶罐）、带有盖子的水壶、风炉、烧水铁釜、供插勺用的瓶子、竹制茶杓、金属制炭铗（名“铁筋”或“铁箸”）、放置茶碗的檀香木架、天目茶碗（建盏），还有点茶时用来打出茶泡沫的茶筅等。有了这套精密的工具，日本茶道的技艺源头——“茶具足点茶法”诞生。据日本《本朝高僧传》一书记载，日本茶道史上第一个将茶台子传到日本的是镰仓时代早期的临济宗禅师南浦绍明。1267年，他从明州径山寺归国时，特意将寺院中用来礼佛献茶用的茶具套装带回日本，最先在九州的崇福寺使用，后来南浦绍明将之带到京都紫野大德寺，经由著名禅僧梦窗疏石普及开来。茶台子的道具组合中，除了茶筅是宋代才出现的以外，其余的在陆羽的《茶经》里已经大备。从道具组合也能看出，日本从宋朝带回的茶具有很高的文化性，不但超越了药用或日常饮料的功能，还有了借助一套精妙的道具演绎出来的颇具仪式感的程序规范，体现在喝茶中讲究技艺，也就说明此时已开始上升到艺道的层面了。在“茶具足”中，来自福建的建盏，也就是日本茶道通称的“天目茶碗”，成了“唐物庄严时代”茶器的代表。

建盏茶碗代表宋朝人的品茶审美风尚。在唐代，中国的茶碗以河北邢窑的白瓷和越州的青瓷为主，尤以越瓷为佳，这与唐朝人追求茶汤色泽贵在青绿的趣味有关，如陆羽《茶经》就说“邢不如越”。但是到了宋代，在道教文化影响之下，人们的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幽玄的黑褐色成为备受推崇的颜色。此外，也与宋代流行“斗茶”“茗战”的风气有关。斗茶以茶盏内侧盏壁水痕出现的早晚决胜负，茶筅在茶汁中搅起的汤花呈白色，在黑釉碗衬托下，黑白分明，水痕一目了然，赵佶《大观茶论》有云：“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色采也。底必深微宽。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在这一审美趣味影响之下，原产福建建州（今南平市建阳市水吉镇）的黑釉茶碗“建盏”脱颖而出，两宋时期大为流行并取代了青瓷碗。当时生产黑釉粗瓷碗的民窑很多，福建建州陶土中含有某种矿物质，在高温烧制时会出现细小的结晶，在不同的光照中会呈现出缤纷的色彩，犹如夜空群星璀璨，是为“曜变建盏”，在斗茶成风的南宋时期极为普及。彼时前来江南学禅的日本和尚，在天目山寺庙见识了寺僧喝茶的建盏，爱不释手，大量采购回国，命名“天目茶碗”。宋代曜变天目茶碗后来成了“唐物庄严”的代名词，也是日本茶道中的顶级茶具的象征。

退隐后的足利义满经常在金阁寺举办茶会，在会场上展出他收藏的唐物珍品，用茶具足点茶，招待朝廷权贵或外国使节。据《北山殿行幸记》载，1408年阳春三月，足利义满在金阁寺为小松天皇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唐物鉴赏会，按照他的设计，这些唐物都成了茶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书画挂轴、案几、香炉、烛台、花瓶、文房四宝、铜器等；而充当茶具足的风炉、铁釜、黑釉茶入（茶粉罐子）、青瓷水指（装凉水的带盖子的水罐）、建水（用来洗涮茶具的水壶）、瓶子（用来装竹勺、茶勺）、竹勺（舀水用）、茶勺（舀茶粉）、炭盒、火箸（夹木炭的金属筷）、天目茶碗（建盏）和茶托套件、青瓷茶盏等。《北山殿行幸记》还记载了在茶会中经今上御览、御用的这批唐物和“茶具足”，足利义满全部捐赠给小松天皇。足利义满将“唐物”和“茶具足”定为举办茶会的两种最基本的配置，这一做法在日本茶道史上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意味着饮茶在室町时代初期的上层社会，已经脱离了药用或解渴的层次，提升到一个具有高雅艺术品位和程序做法的艺道的高度，也是日本茶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

在频繁举办的以唐物展示为主题的茶会基础上，茶会的空间也相应得到规范，于是出现了在室町时代初期风靡一时的“书院造”茶室，日式茶室格局得以确立。

日本古代建筑深受中国影响。奈良时代以来，日本皇族、贵族都住在名为“寝殿造”的宅邸，因以寝殿为主体建筑而得名，迄止镰仓时代早期，这种寝殿造基本上都以左右对称、整饬壮丽的中式格局。平安时代中后期“国风”抬头，建筑也渐渐向日本式样演化。镰仓时代初期，渡宋僧传来了唐五代和两宋的建筑理念，“书院造”成了武家和贵族流行的建筑格局。

“书院”在唐代指的是政府的书库或文书保管室之类，宋朝私学大昌，书院成为讲习儒家学术的学塾，最有名的如岳麓书院。但这一词语传入日本后被赋予了其他的功能和内涵：房屋中放置文房四宝的地方被凸显了，成为集书斋和会客厅为一体的空间，称“书院座敷”。“座敷”在日语中是铺设了榻榻米的会客室，不设座椅，主客均席地而坐，一改平安时代地面铺设木板的做法。房间设有敷着白纸的“障子”（格子拉门），由厚纸或布匹糊成的“袄”（推拉门）。这种书院座敷在镰仓时代后期出现雏形，在室町时代初期得以完善，其契机就是在“唐物”风靡日本上流社会的背景下为装饰摆放“唐物”而诞生的，刚开始流行于以室町幕府将军为首的上流社会，后来普及于民间。居间中最富日本特色的，还有一个叫“床之间”的部分。这是稍微高出榻榻米的略微向外突出的部分，墙壁凹进去，是为张挂书画而设；下面长条状空间成为摆放香炉、花瓶和工艺品的地方，“床之间”成为和室中最富有艺术氛围的空间。今天日本和室居间的基本样式，就是那时定下的，而开创者就是足利义满。

足利义满曾在位于京都的“花御所”将军府邸边上另设一处建筑，供社交娱乐之用，类似私人会所，里面供着他精心收藏的“唐物”，作为茶室一个有机的艺术部分，此为“书院座敷”之起源。义满退隐后，移居北山殿，金阁寺成了日本最高规格的书院座敷茶会中心，也成了当时日本上流社会仿造的茶室样板。足利义满之后历代室町幕府将军都仿照金阁寺的做法在宅邸里另设书院，专门用来陈列悬挂展示他们收集的唐物和举办茶会。书院宽敞阔绰，一般规格为6间（12张榻榻米，约24平方米）或8间（约32平方米）；内外装潢富丽堂皇，是典型的豪奢茶室。

滥觞于足利义满北山文化时代的“唐物数寄”“茶具足”和“书院造”茶空间，成了有日本特色的茶道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经过历代将军的继承和发扬，到了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时期趋于成熟。

足利义政与东山文化

大致上看，在江户幕府时代以前，古代日本传统文化主要由王朝贵族文化、武士时代（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武家文化以及自镰仓时代以来以禅宗为核心的佛教文化构成。这三种文化在室町时代的晚期开始走向高度的融合，而融合点就在足利义政执政时期形成的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

足利义满殁后，继任者对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都有所继承、补充和发扬，其间也因时事的变迁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发生某些变迁。到了90年后第八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政（1436—1490）执政时期，在“北山文化”基础上又衍生出另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就是文化史上通称的“东山文化”。

“东山文化”一名来源于雅好文艺，对禅宗别有情怀的足利义政在京都东山山麓建造自己私人别墅“东山殿”。足利义政是义满的孙子，在雄才伟略上根本无法与祖父相提并论，不过在雅好斯文和艺术才情上颇得义满遗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486年竣工的“东山殿”是一组建筑群，其中有银阁寺（一名慈照寺）是作为书院茶室建造的，却是通体素色，不见银亮，显得简素雅致。与金碧辉煌的金阁寺相比，银阁寺代表另一种洗尽铅华复归简素、枯淡和幽玄的美学旨趣，简单来说，就是弱化张扬高调的武家色彩，更多地融入禅宗文化，代表了室町时代晚期的美学风尚。

和祖父的“北山殿”金阁寺一样，足利义政的“东山殿”银阁寺，也是当时一个艺术文化中心。在崇尚艺术方面，足利义政青出于蓝，走得比他的祖父还远，也是一个爱艺术甚于爱江山的君主。足利义满之后，几代将军权势一代不如一代，足利家族收藏的“唐物”或散，或失，或零乱，亟待重新整理、鉴别、定级和登录，为此，足利义政专门雇用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几十个艺术家做他的文化顾问。其中精于鉴定文物、美术品的艺术家能阿弥、艺阿弥父子，专门为他收集鉴定管理“唐物”和进行茶会艺术指导，是将军府上“同朋众”中的佼佼者。

所谓“同朋”，是室町时代为将军或大名服务的艺术家、茶匠等艺能人士的称呼，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名字后有“阿弥”的称号，是从佛教“南无阿弥陀佛”中取得的艺名，表明他们的身份介于出家人与俗人之间，警醒自己必须以修道的觉悟投入到艺道的修炼中去。因此古时日本从事艺能人士，如茶师、能乐演员、连歌师、俳谐家等，大都要经过受戒、修禅，大都出家人装扮拥有法名等，即是源于这一传统。能阿弥原是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第七代将军足利义胜的艺术顾问，后来继续被足利义政重用，负责将军府上的艺术事务。能阿弥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精通连歌、插花、水墨画等，是个全能型的艺术家，但他最擅长的领域主要是对唐物的鉴赏。

能阿弥对茶道的一大贡献，是确立了“东山御物”。他将足利家世代相传的“唐物”，经过鉴定分类定级，分为上、中、下三等，选出上等品中的上品和中等品中的上品，将其命名为“东山御物”，足利义政将军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但直到他去世时这项工作还没完成。一直到第九代将军义尚时期，才整理出记录唐物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东山御物”目录书《君台观左右帐记》。其中所登录的绘画作品，就有王维、李公麟、李安忠、赵佶、梁楷、牧溪等160多名唐、宋、元时期一流画家的精品。此外，还有不胜枚举的香盆、烛台、香炉、花瓶、茶碗、茶叶罐、茶壶等各种茶具。经过苦心经营，在足利义政这代，幕府将军府上收藏的唐物数量和品质都达到空前的程度。“东山御物”有一部分流传至今，收藏在日本国内各大美术馆和美国波士顿等地的博物馆里，其中大多是价值连城的珍稀古董。

能阿弥对茶道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确立了书院茶会的规范。足利义满时代大行其道的书院造建筑代表了绚丽、豪奢与高雅纯正的贵族品位。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审美意识也在发生变化，到足利义政时已经向清淡简素发展了。足利义政开创的东山文化，在“书院座敷”茶室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审美特点。现今在银阁寺的东求堂有一附属建筑名曰“同仁斋”，建于“东山殿”落成的同年，是按照足利义政的趣味打造的茶室，掩映在周边四时流动的季节美景中，清雅幽玄。但格局趋向内缩，居间只有四张半的榻榻米（约9平方米），内饰也极为简单，除了榻榻米，只有一个储物架，一张书案矮桌，上面摆放着珍稀唐物，这种书院造茶室已经接近后来的草庵茶室的内部空间格局，足利义政经常在同仁斋举办小规模的茶席。这种建筑格局对后世茶道影响深远，构成了日本茶道得以展开的基本空间。

与足利义满将军时期相比，近百年后的足利义政时期，以唐物为展示主题，以“茶具足”为基本工具，以书院造茶室为场所的茶会已经成为从将军、权贵到中上层武士之家的基本品茶方式。足利义政将军本人就是书院茶的最大倡导者，据载，他经常在东山殿的银阁寺举办各种茶会，即便是历时十年之久、席卷日本本州西部的“应仁之乱”中，银阁寺的茶会都不曾停办过。茶会常常由他本人主持，能阿弥充当助手和顾问，还有一群专司在茶会上点茶的侍从，称为“茶汤侍奉官”。在文献上留下名字的“茶汤侍奉官”就有智阿弥、玉阿弥、千阿弥、平阿弥等人，有一种说法，这群茶汤侍奉官中的千阿弥就是后来日本茶道巨匠千利休的祖父。

孕育茶道鼻祖的时代

足利义政主导的东山文化，对日本茶道发展史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它成了孕育有日本文化特色的茶汤之道的温床，被后世尊为“茶汤鼻祖”的村田珠光就是直接受到东山文化熏陶的一代茶人。

珠光早年在故乡奈良南部的称名寺出家，后因故被迫脱离僧籍，四处飘零。后来到茶风鼎盛的京都谋生，靠在各种茶会担任判者获取酬金，后来转而从事获利极丰的茶具买卖发家致富，得以在京都立足。又因精通名物鉴定，进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后来得到在足利义政府上担任首席艺术顾问的能阿弥的知遇，不仅有机会接触将军府上大量唐物极品，还和能阿弥学习插花和文物鉴别法，一度成为足利义政银阁寺书院茶室的座上宾。受惠于因缘际会，珠光有机会进入当时日本茶文化中心的最顶端，见识了别样风景，成为汇集了整个室町时代文化精华的艺术家。

能阿弥是对珠光茶道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从茶道系谱上看，珠光是能阿弥的传人。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君台观左右帐记》的后注中写有“此卷由能阿弥相传于珠光”的字迹，署名人村田宗珠，是珠光的养子兼家业继承人。另外，也是由于能阿弥的中介作用，珠光得以结识京都大德寺一代高禅一休宗纯，并和他参禅，获得开悟，日本茶道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不过，这是另一篇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