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甫定，排比材料

初步安排了论文结构以后，你的论文有了初步标题，有了大概的提纲，勉强分好了层次，也进行了文献的阅读和梳理。有的同学还会把文献打印出来，用荧光笔涂了各种颜色。对着一片红红绿绿，觉得自己已经“万事俱备”了。那么，在这之后怎么着手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第一项工作：“排比材料”。

排比材料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文献梳理过程中的积累。围绕一个选题在进行文献阅读和写作准备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做标记乃至摘抄。排比材料的时候，就先把可能会引用和参考的素材录入电脑。有必要直接引用的，就摘抄下来，可供参考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一两句话记录下来。如果我们在文献梳理过程中，一篇一篇地做了这种积累记录的工作，等到梳理完了，你可能就已经有一个几万字的文档了。其实，素材摘抄的过程也是论文构思的过程。你的初步观点、大体框架乃至具体的写作策略，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这个文档，既是梳理的成果，也是思考的记录。第二个步骤是填充。比如，你已经梳理了30篇论文、10本书，你可以开始对照初步拟定的几个一级标题，把梳理过的文献往论文的大体框架里填。确定框架后再回顾先前梳理的材料，你就会开始思考文献材料和论文各部分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段话在哪一部分可能被引用。这样，你之前看过的文献和材料都可以被归入各个一级标题下面去。这意味着，各种素材、资料和观点，开始融入你自己的分析框架了。

按照这种方法去整理，或许你的论文还没开始写，就已经有好几万字了。而这样做最大的意义是，你的论文已经在进展中了。你有了思考框架，而且也有了与之相应的材料。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写作《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时的思路。

当时我准备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写“权力分工的祛魅”问题。我认为分权这个问题背后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那就要思考如何对意识形态色彩祛魅。我写的第一句话是：“权力分立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国家反自由，所以要通过权力分立来让国家变弱。”这是我思考问题的时候形成的一点认识，我就把它先写进去。

下面我开始列举了这么几本书：《我们的敌人——国家》《控制国家》《国家职能的变迁》《政治哲学》。还有一些是我直接把书里面的话摘抄下来了，比如有一本书叫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面有这么一段，“汲取性制度：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创造的财富。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我就把这段话摘抄进来了。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最后这五本书都没有出现在我论文的注释中，为什么？因为我最后发现，它们离我的论文其实是比较远的。列举这些书只是我的思考痕迹，我把这些痕迹先填进去。

填到这，再往下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社会主义国家的议行合一原则是为了与分权原则分庭抗礼，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我想说的是，西方的分权观是个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观念，中国的权力结构观意识形态性也很强，这就构成了我的思考框架。

之后，我再继续做我的摘抄。比如，清华大学聂鑫老师翻译的阿克曼关于分权的著作，在第11页写道：“对美国人来讲，努力将分权制衡的体制发展到最好是一回事，高举美国模式，而将其作为全世界自由民主的指路明灯则是另一回事。”这是美国人自己对于分权问题的反思，他们也认为三权分立绝不是普世的。我觉得这样的观点会帮助我去做“分权问题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

还有，我的同事王旭老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当代国家则多数已不再能维持绝对理想的权力分立模式，而是呈现出不同机构参与同一权力过程，互相影响的状态。”虽然我最后没有引用这句话，但我觉得他还是帮助到了我。这一观点为什么没被引用？有些大家都会说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引用了，但可能正是大家都公认的观点在当时启发了我。这在你的思考痕迹中是可见的。

至此，我向大家完整展示了这个整理思路的过程，我把自己为写这篇文章看的书、文献进行了摘抄，并把它归入框架中。大家可以想象，我在论文最初的框架完成以后，会形成一个篇幅不算小的文档，里面有我的框架以及摘抄的素材。这其实是我所有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我在具体写作的时候会另开一个文档，而把这个原始文档保留下来，因为它能帮助我思考和整理这些素材。

这里回顾一个做素材梳理的前提问题：这些素材从哪儿来？一篇论文的相关文献从哪儿来？

在座的同学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课程论文写作的经验吧？写论文要先去找文献，怎么找？大家都知道中国知网，今年它尤其火爆，我们本科生都知道的东西，一个博士居然不知道，而他居然还要去北大做博士后？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言归正传，我们去中国知网上找文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两种情况。同学们拿一个关键词去搜索，搜完以后可能会告诉老师两种结果，第一种情况是“没文献，没人研究过”。第二种情况是“文献太多了，有好几千篇，不知道从哪儿看起”。

文献太多无从下手和搜不出文献，都跟检索技巧有关。如果文献太多，说明你选择的关键词过于普通，需要进一步限定；而搜不出文献来则意味着，你的关键词很可能设计得有问题。有的同学写了一个很长的句子进行搜索，当然搜不出东西来。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如果一下搜出来好几千篇论文怎么办？我跟大家讲些简单的办法，首先（在知网搜索结果中）以“发表时间”排个序，然后把最新发表的文章选出来。学术界最新的文章动态大家可能不了解，因为同学们现在对于学界哪些人著名、哪些杂志好，可能都没有什么认识。但你要找最新的文章、文献，并下载两篇来看。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知道，按照学术的要求，所有的论文都应该有文献综述，都应该要参考别人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找到一个较新的文献，它可能对以往的研究已经做了一个综述。这样的话，你从这篇文献里所做的综述，就可以大体上了解这个领域之前的研究状况。

学术越规范，从新文献中去获取既有研究的准确性应该就越高。多看几篇综述，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关于这个领域的重要的文献，大家都会去引用。举个例子，你看了十篇相关的文章里面，他们都引到了刘飞老师写的关于“宪法解释”的文章，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捕获了一个重要文献。

你在知网上把刘飞老师这篇文章搜出来以后，看一下引用率，看一下下载量，其实你就可以判断，这篇文章可能确实影响力很大。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就可以顺藤摸瓜，去把很多历史上的重要的文献都摸出来。这个功夫其实很容易，大家通过一些文章的下载、阅读和对比，慢慢地就把一些重要的文献摸出来了。

在搜到重要文献之后，大家注意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就是“知所先后，不掩其功”。这个很重要，你要知道哪个文献在先，哪个文献在后。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观点是谁最早讲的，这个领域谁做了最早的基础性研究。最早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往往是奠基性的。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尤其重要。为什么尤其重要呢？因为中国现在的学术总体上还是不够规范，不够规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家互相抄袭太严重。

一篇较早的高质量文献，会被后面的人不断地抄袭，抄到最后会出现这样的笑话：有一个作者跟我讲过，他都开始怀疑某个观点是不是最早由他讲的了。他说当时是他最先写出来的，肯定就是他先讲的。但是后来大家都认可了这条观点，他的观点成了公论，研究者也就渐渐不引用、不注释他的文献了。以至于这位作者自己都开始怀疑，这个观点是不是自己最先提出的。中国确实有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在做文献梳理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把最早的文献梳理出来，这非常重要。否则你的文章写出来后，就会面临一些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反驳的质疑。

比如说，你拿一篇文章来给你的老师看，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老师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们可以辩论，但如果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有这样一个文献，你看过吗？”你发现你根本没看过，那就麻烦了，这就是硬伤。关于这个领域重要的文献、核心文献你都没有读过，这种情况下你的论文就会存在直接被否定的危险。所以要会顺藤摸瓜，核心文献不能遗漏，要“知所先后”，这都是文献梳理的基本要求。

但梳理文献时我们会面对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穷尽之难。有时候，你要想穷尽某个领域的文献是挺麻烦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论文写好了，修改完了，投稿了，甚至都发表出来了，大家反响也还不错，结果过两年发现在我那篇文章之前的文献里也有可以引用借鉴的材料，只是我自己没发现而已。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

打一个比方：一个屋子里装满了开心果，主人请大家去吃开心果，但要求你把果壳剥了以后扔回去，你说你能吃完这一屋子的开心果吗？有一种说法是吃不完，为什么吃不完？因为刚开始抓起来都是有果仁的，后来有果仁的越来越少，壳越来越多。最后，你要去发现一个有果仁的开心果就变得非常难，最后还可能在某一个地方遗留着一颗，但你很有可能永远找不着它了。有时查文献也有这种情况，你要想穷尽，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讲你要尽可能地穷尽。

什么叫“尽可能地穷尽”？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在梳理文献过程中发现的那些大家都会引用的文献，你都已经看过了。其余就是写作时要注意的一个事项：梳理完了文献，要论述的时候，你要说上这么一句：“就我所见的文献之所及”，这是不可或缺的。

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作“说有容易说无难”。你说世界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是容易的，我说世界上有一瓶水，我把它找来，它就有。可是你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这就太难了。考古学就是最典型的一种“说有容易说无难”的学问，某个东西被我挖出来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但你要说有个东西不存在，这太难了。

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在梳理完各种资料之后，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去穷尽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一篇论文发表了，发表之后若干年又发现新资料了，如何利用这些新资料？你可以写再论，你可以写“补订”，把它再补上就行了。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种情况：资料梳理的脉络，这个问题对学术研究特别重要。做一项研究，一开始应该怎么去把握相关的学术脉络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可能的路径：

第一个是负责任的教科书。理想情况下，教科书应该包含这个学科最重要、最基础的一些文献，但说实话，中国教科书的质量，尤其是法学教科书的质量真的让人一言难尽。而且中国的法学教科书还有一个大毛病，在早些年特别突出：似乎教科书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可以抄过来抄过去。所以我们去挖掘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观点的来源时，就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因为你会发现各种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不知道最早是谁这么写的，这是我们学术不规范的一个结果。但理想情况下，教科书应该具备学术脉络梳理的功能。

第二个是在德国的法学传统下，有个东西叫作法律评注。刘飞老师是德国的博士，是我们留德的前辈，他应该很了解。法律评注是对法条的逐条注释，比如说对《民法典》的逐条释义。这种注释具有一种穷尽问题和穷尽资料的功能。在某一条之下，里面的相关问题是什么、相关问题的文献有哪些，在这个注释里面应有尽有。此外，他们还会专门列一个文献目录和案例目录以供参考。法律评注书在德国是法学的巅峰形态，在北大贺健老师写的文章中将之称为“教义学”的巅峰，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你只要拿到这个评注书，所有的文献、所有的案例、所有的见解，在这一本书中你都能找到。在德国的法学教育下，一个法律人从进入法学院的第一天开始，到他这一辈子干法律工作的最后一天为止，他可能随时要用到这种评注书。评注书有大型的，有小型的，小的可以买一本装包里，大的在图书馆里面随时都可以去借阅。

这种评注在德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但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现在大家正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人民大学有两位老师十几年前就做过一本物权法评注，可以说是非常早的尝试，这些年民法学界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再如，人民大学的《法学家》杂志，现在专门有一个“法律评注”栏目，基本上是民法学者在栏目中，就民法的重要条文撰写评注。其中比较公认的典范是朱庆育老师写的《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评注。民法学界这些年在做，宪法学界也开始了。前不久刚刚把这个任务给我们的一些青年老师分配下去，我们也要开始做这项工作了。未来如果做起来，大家在资料梳理上可能会容易一点儿。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东西。在中国，这种东西可能因为法学发展的水平所限，仍然没有得到推广。我们仍然没有那么容易获取这个脉络，但是在德国、美国这样的法学发达的国家，这个脉络的获取是不难的。将来同学们如果到国外去留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些书。以上是一个关于脉络梳理的问题。

回过头来，当论文进行到这里时，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梳理好了，填进了我论文的框架。这个时候选题有了，论文的框架有了，资料我也填进去了，但这仍属于初步的准备，不是直接的写作，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