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么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协作与资源优化配置是生产力提升的不二法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多元化的落脚点在解纷主体多元、程序多元、方式多元，在程序衔接与各主体间的分工配合、协力合作，司法推动、引领、保障与工作机制的复合设计构成制度的整体合力。

综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于纠纷解决主体的多元化，在于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在于解决程序的多元化与相互衔接。

纠纷解决，最直接的方式是沟通。人与人间许多冲突的产生源于误解，所以，有效沟通是解决纠纷最直接的方式。比如邻居家的空调外机冷凝水的管子破了，半夜滴水吵得人睡不着觉，在小区散步时碰到了，顺便说一下，一般就能很快地解决。

沟通包括抱怨或投诉。比如住在高楼层的邻居在浇花时总是往下洒水，而没注意到楼下住户正在晒被子或衣服，楼下的业主于是在楼梯口贴了一张告示，敬告楼上住户注意不文明行为，虽然没有面对面，没有指名道姓，也是一种沟通。

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人或许记得这样的场景，张婶家的鸡被人给偷了，于是，张婶在村口骂大街，问候偷鸡的人祖宗十八代，并诅咒不归还就不得好死之类，当天晚上，鸡被悄悄地送了回来。或许是跑错了家被人给关了起来，或许是对方觉得为了一只鸡受此毒咒不合算，但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带有泥土气息的沟通模式。

投诉更好理解，小时皮的孩子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嬉闹时把人给打了，刚到家，发现他家的大人带着孩子正投诉呢，母亲怒气冲冲，拎了一根竹篾冲出来要做一顿“竹笋炒肉丝”，孩子唯一的选择就是拔腿就跑，在外流连到晚饭后华灯已收树梢，哥哥出来寻人，偷偷问母亲气消否？

沟通是双向的，谈判也是双向的，二者的区别在于，沟通一般是单向的权利义务，而谈判则一般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双方要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需要博弈，需要实力作为谈判的资本或筹码，需要一定的仪式或过程。

古代战争，正式开打前互遣来使，提出和平的谈判或传达让对方投降的要求。无论要求多么不合理，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惯例和传统，斩使者除让人觉得缺乏气度外，也意味着双方只剩下“死磕到底”一条路了。西方古代开战前，两军对峙，阵前谈判也是有规矩的，骑士以长杆系一白色飘带作为标识，谈判者马上对话，一言不合即告谈判失败，谈判者各归本阵后，方能开始列阵厮杀。

谈判是一种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商业伙伴，合作时需要谈判，安排好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纠纷发生，就善后、责任归属、损害赔偿、利益补偿进行谈判，达成合意纠纷即获解决；无法达成合意，则需要第三方解决力量的介入，或调解，或仲裁，或诉讼。

第三方斡旋是纠纷解决外部力量的介入，也意味着纠纷双方或各方无法通过沟通、对话、谈判私密性地解决纠纷，而只能邀请或委托当事人之外的力量介入解决纠纷。调解或调停都是第三方斡旋，调停在国际法或国际政治、内国政治中经常使用。例如，1946年国共内战正式爆发前，美国政府派出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率军事调停组进行调停；朝鲜战争中，在东西方阵营间积极居间调停的，居然是刚独立不久的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玉碎途中的日本梦想通过苏联主持调停，体面休战，但迎头一棒的是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通告。

于纠纷解决而言，调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其调解主体而言，有立足于基层的、公益性的、不收费的人民调解；有行政机关为主导的行政调解；有诉讼过程中的司法调解；有以行业为区分的行业调解；有突出调解员专业属性的专家调解、律师调解；有收费的商事调解等。

其中，人民调解制度最具中国特色。这种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纠纷解决模式，最早发端于革命根据地。与农会建设、群众政治动员相配套，通过调解形式实现纠纷的自我解决，与基层群众组织的建设相配套，进而形成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因为它的草根性、全民性、基层性、便捷有效性，且符合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传统文化，被誉为“纠纷解决的东方经验”或“东方一枝花”。

行政调解主要依托行政机关进行，例如早期交通事故纠纷的行政调解前置，消费者权益维护与工商局12315热线平台。公民长期对国家行政机关的信任与依赖，使得行政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大有可为。

商事调解在中国是个方兴未艾的事物。在经济发达地区，商事调解的概念已经逐渐被纠纷当事人所接受。人们愿意付费，是因为物有所值。商事调解应当收费，在于商事调解不同于其他公益性调解，其对调解员的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而只有收费，才能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调解员队伍。商事调解的当事人愿意付费，是因为调解所促成的纠纷解决，能为其解决困扰，减少损失，获得补偿，其收益当然大于付费。调解收费标准，在市场竞争与政府指导二者间平衡。

仲裁是一种准司法权，权利源于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人事争议仲裁、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或当事人约定（商事、海事仲裁），仲裁有着民间性、专业性、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自主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规则、适用的法律）等诸多特性。

诉讼则是请求国家司法权的救济或裁决。一般认为，诉讼是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手段，若非法律明确规定（如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身权确认等），一般的民事纠纷若非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穷尽，不建议优先选择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选择。除考虑到诉讼的程序繁复、成本高昂外，有限的司法资源应当经济适当地用在较疑难、复杂、对社会发展有示范意义的法律问题的解决上，方为公共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

在西方的纠纷解决理论体系中，将诉讼外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统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在中国大陆，学者在理论引进时译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考虑到在当前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诉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司法对于纠纷解决体系，起到推进、引领和保障的功能，调解贯穿于纠纷解决的全过程。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财产、证据保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可通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执行阶段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阻却裁决的既判力或执行力；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可申请司法确认，给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可委托调解员进行调解，或邀请中立第三方参与调解等。

可见，各纠纷解决的途径，并不是互不关联、并联的平行线，而是一个互相衔接、相互配合的整体，主体可以协同，可以合力、协力，程序相互镶嵌，纠纷解决需求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中流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针对痛点，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