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中医药理看纠纷解决

中国传统的医学药理，对非诉解决纠纷也有启迪意义。

中医认为最重要的是“治未病”，即防患于未然之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的预防、疾病早期的发现与治疗来实现人体“阴”与“阳”的平衡。中医药理反映了国人对于“病缘何而起”和“如何治病救人”的观点。

中医认为，“人体内各器官组织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从而保持着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当这种动态平衡因某种原因遭到破坏而不能立即调整得到恢复时，人体就会发生疾病”[6]。

与西医主张直接切除病变体、使用抗生素杀死病菌的治病原理不同的是，中医更注重事物本身的平衡，认为人体内部平衡及与外部交流的平衡被破坏导致疾病的产生。

中医认为，未病防病是根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阴阳调和，因时因地因人，是为医家治病救人之法。”[7]几千年来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价值的儒家思想认为，诉讼是人性贪恶的表现，主张通过个人“德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升，家庭的和谐（父严、母慈、兄友、弟恭），统治者对于子民的爱护（施仁政），社会成员间的和睦相处（睦邻、谦让、互助）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敬老、悯幼、助残、恤贫），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体若阴阳调和，病从何而起？人际和谐，讼从何而生？

几年前参访我国台湾地区地方法院，与一位退休的老法官聊天，他说法官是一份很辛苦的职业，这位法界先进提到一件事，即他儿子考大学选择专业时，父亲建议其选择法学院，然而他儿子宁愿选择医学院，因为学法律太辛苦了，小时常见父亲在书房中挑灯夜书地写判决，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不愿意延续这种状态。闻言时，说者及听者均嘘唏，一般社会认知医生是辛苦职业，殊不知在法官儿子看来，“治疗国之病”比“治疗人之病”的工作更为辛苦。老法官退休前写过无数判决，退休后却致力于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研究，从纠纷解决入手，研究纠纷之所以发生的根源、高发点、风险点，探索解决方案。其义理，如多年外科手术医生，转研究“病之缘起”，其意为“防病于未发之时，治病于欲发之时”。

病未发在于体健身强，风邪无隙入侵；即使偶有病，病在肌肤时，即引起警觉，早期治疗。即使病起，治疗的关键在于寻本，即找出病源、病根和病灶，标本兼治。“百病之起者，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8]

治疗的方法在于审证本因，恢复平衡，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用药则讲究“君臣佐使”四者间的配合：君为主药，臣为辅药，佐为活化剂，使为传递介质（生物工程中称为载体）。四者各司其职，称为复方中药，缺一味或比例不对则药效下降甚至出现毒性。

这一理念表现在纠纷解决方式上，即为中国式ADR。基层组织的自我管理、矛盾初期的排查以及第三方调解的积极介入，都是“治未病”的医理。

同时，对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建立多防线、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多管齐下，根据冲突的性质和层次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为社会纠纷解决的“主药”，诉讼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手段，是为“辅药”，而社会自治和自律能力的提高，法律意识的提升，社会保障、优抚救济等社会减震器的建立，是为“佐使之药”。复方之下，正本清源，扶正祛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