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调解观

一、“无讼思想”溯源

《论语·子罕》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的一段对话，孔子说：“无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无讼乎！”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诉讼并不是个好东西，如果让我来教化民众的话，我必定使他们明白无讼的道理”。

据史书记载，孔子于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其职责为“使率其属而掌其邦禁，以佐王刑邦国”，也就是执掌一个国家的法律，地位等同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但作为一国的首席大法官，却对诉讼如此反感，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孔子的思想中，他认为，国家建立基本的法律制度是必需的，但治理天下并不能只靠严刑峻法来吓唬百姓。“仁政”的关键在于个人“德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升，家庭的和谐（父严、母慈、兄友、弟恭），统治者对于子民的爱护（爱民如子施仁政），社会成员间的和睦相处（睦邻、谦让、互助）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敬老、悯幼、助残、恤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大同社会）中，纠纷的产生自然降低到最小的概率，即使有纠纷发生，也可以通过礼让协商或“德高望重者居中调裁”的方式得到解决。

通过梳理孔子无讼思想产生的根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子反对诉讼的一个原因，是认为纠纷的产生在于利益分配的冲突，而冲突的根源在于“人皆希望于己利益最大化”的自私本性。为逐利，人可以“无礼、忘义、少廉、寡耻”。当诉讼成为“争利”的一种手段时，职业法律代理人的介入（中国古代的讼师），挑动冲突各方将纠纷诉诸公堂，“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中批判讼师邓析语），“好治怪说，玩琦辞，其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中国传统的《周易》中解卦：讼则终凶，其将诉讼视为惹祸上身的凶险行为。

当然，就现代法理学理论而言，孔子对于法治的批评也有其不妥之处：法律是社会规范的最低标准，而道德是较高标准，“人皆尧舜”的大同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但其发展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超越现实而直接进入理想状态。就“如防小人不防君子”，如家设门锁，是因为有小偷存在。只要有小偷存在，门锁和刑罚就必须存在一样。

儒家的“和合思想”却为纠纷的调解提供了一种东方智慧与哲学思辨。在看待“差异”与“冲突”中，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当和而不同”，即以平常心看待差异。对于不同意见，是“包容”它，而不是“消灭”它，“求同而存异”也。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讲究“诚信”，认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主张“信”，认为“人无信，不可其可”；主张“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成为礼教大国，“和为贵”的思想[4]成为处理各种关系的指导思想：朝堂之上，主张“政通人和”；家庭伦理中，主张“家和万事兴”；邻里关系间，主张“睦邻”“守望相助”；商业贸易上，主张“和气生财”；民族关系上，以“和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解决冲突；军事上，主张“内和而外威”；纠纷解决方面，主张“无讼是求”。总而言之，“和合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纠纷解决的态度归结为一句话：“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找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