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激活：乡土社会自治秩序的重构

那么，秋菊该怎么办？

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了调解这一东方经验的身影。秋菊到乡里派出所找到李公安反映情况，李公安推起自行车到秋菊所在的村庄，找到村长做了思想工作，于是村长同意赔偿医药费。但是，在支付款项时发生了第二次冲突，当着秋菊的面，村长将钱撒到了地上，要让秋菊弯下腰去捡，并声称“捡一次钱弯一次腰”，这种羞辱性举动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秋菊没有捡钱，而是转身和小姑子进了城。

从这中间，我们也看到李公安调解方法的简单，一是没能从根本上化解纠纷，二是若李公安组织一次会面调解，讲几句场面话并让村长当场支付医药款，矛盾或许就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同时，从影片中我们也发现了乡村调解力量的薄弱。在古代，大部分的民事纠纷和一些轻微民事案件当事人并没有“衙门见官去”，而是依靠宗族、乡绅之类的调解主体主持调解。在中国近代转型之后，乡土社会传统的治理结构已经逐渐瓦解，新的治理结构如执政党在基层的支部组织、经过基层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等成为新的组织架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第8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该法第9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推选产生……”

当然，在实践中，如何激活乡土社会传统的纠纷解决资源，是一个问题。在厦门的翔安区，有一个叫小嶝的小岛，岛上有居民2800多人，属典型的聚族而居的闽南传统社区。由于受海洋潮水影响，落潮时吃水稍大的船即无法靠岸，岛上居民与外界的交往十分不便。以往，村民到大嶝法庭起诉打官司，开庭前，法庭庭长就委托一些德望较高的村民代为通知、送达、了解纠纷发生的缘起，后来也请他们帮助调解个别案件，发现成功率很高，许多案件没开庭就解决了，而且是纠纷实质解决、矛盾源头化解，在省去村民诉讼烦劳的同时也节约了公共司法资源。最重要的是，岛上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纠纷的妥善解决，避免了两造当事人的对抗情绪，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2]后来，法院在岛上设立“好厝边会所”[3]，会所除了是调解员工作室外，也是当地村里老人的休息场所，村民间有了纠纷，都可以到这里进行调解，包括一些轻微的人身伤害案件。在这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调解文化中“吃讲茶”的身影，所不同的是，“吃讲茶”是完全的民间自助，没有任何公权力的成分，而“好厝边会所”则是公权指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自律、纠纷自我解决的工作机制。“好厝边会所”中配置一些由法院帮助订阅的法律类报纸，居民闲暇时可阅读，法官、当地派出所民警不定期上岛巡访、了解社情民意、掌握情况、指导调解工作，会所同时也成为工作联系的平台、枢纽点和送法下乡的桥头堡、中转站。平日，即使法官未上岛，遇有事件，特邀调解员也可通过电话请求法律指导，这种指导，不限于纠纷解决，有时村民碰到难事、大事、需要决断的事，只要不与法院审判职能存在可能的职业伦理冲突，法官都会以岛民朋友的身份，热心地给予法律方面的中立第三方意见建议，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

于是，对于秋菊打官司，我们就可以想象出这样一个场景：万庆来回到家中，愤愤难平，秋菊将村长告到了李公安处，李公安想了想，就打电话给王家村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要他们协助调解，调解委员王三喜是村中的长辈，为人颇为公道，村长王善堂见他也得喊一声“三叔”，王三喜接了李公安的电话，就瞅了晌午的时间，到了村长家，王善堂见了赶紧将他让上炕桌，叫媳妇热了壶酒上来，三杯下腹，王三喜悠悠地开了口：“善堂啊，你好歹是个干部，庆来嘴是混了点，可你一下子往人家命根子上踢，想把他变太监不成？难怪人家媳妇跟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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