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冲突的发生

村长与秋菊的男人万庆来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原因很简单，两个男人因琐事发生了口角，在吵架中，万庆来仗着嘴快，哪壶不开提哪壶，嘲笑村长的老婆生了多个女儿却生不出“带把儿”儿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男轻女封建观念深厚的村庄，这一直是村长心中的隐痛，老婆“一撇腿一个女娃，却生不出一个带把的”，心中隐痛被挑出，村长飞起一腿，恰巧踢在秋菊男人命根子上。

电影反映的是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乡村的生活图景，在那个时代，村长这一职务并没有普遍地遭人恨。再者，冲突与职务关联度不大，在乡土社会，一个有脾性的男人，受到如此言语羞辱，发生肢体冲突很正常。对这场纠纷，秋菊并不认为自己的丈夫占理，她说：骂人不对，但打人更不对。再说，再怎么也不能往那地方踢。在秋菊的潜意识中，她认为在那种状态下，村长打人似乎还可容忍，往命根子上踢，则有着“断人子嗣”的阴狠，断送的可能是秋菊夫家生娃传宗接代的希望。

怎么办？在传统乡土社会，冲突发生后怎么解决？一种可能是忍气吞声。“惹不起，躲得起”，实力不济时，受人欺负，只能打落门牙和血吞。

另一种可能是秋菊的夫家是大姓，兄弟族人多，于是纠集了一群人到村长家讨说法，不给说法就开打，在威吓下，村长妥协，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及营养费。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是传统的私力救济，有着不可控的结果。笔者曾在一个乡村法院工作4年，在一起简单的相邻权纠纷中，村民采用全武行的方式解决纠纷，结果是多起伤害案件的发生，并导致村庄两姓村民的严重对立。

但是，在基层民主自治的架构下，村长不仅意味着是村庄的能人，更意味着他对村民有着更强大的号召力，且大部分存在血缘或亲缘关系。所以，秋菊夫家并不采用亲族上门问罪的方式解决纠纷，也说明了纠纷背景下的力量对比。

纠纷解决的第二种模式是村长的自省与自责。也就是村长在踢伤人之后，对自己的鲁莽行为深感自责，而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比如上门看望、主动道歉并支付医药费，纠纷亦可解决。但村长却坚决不肯道歉，原因之一是万庆来的破嘴伤到了自己痛处，当然也有将秋菊家不放在眼中的意味。

于是，纠纷已无法在村庄层面得到解决，秋菊决定求助公权力维权，即公力救济。

秋菊求助公力救济的过程也是颇曲折的。从公安调解到行政诉讼，到最后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国家公权对秋菊的诉求予以回应，村长被公安局带走了，并可能受到刑事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