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同学聚会

——人大律师学院筹备工作侧记

黄海星[1]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正值我们人大法律系78级毕业生离开母校28周年的日子，十多位老同学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聚在了一起。聚会的地点是我找的，位于北四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院内的一家内部餐厅。这个餐厅我也是头一次去，虽不出名，但环境非常雅致。说好晚上6点半大家要聚齐，但有四五位同学在举办过1990年亚运会和2008奥运会的硕大的体育中心院子里迷路了，晕头转向围着英东游泳馆和体育场走了好几圈也找不到餐厅的门。那时还不时兴移动导航，找地方要靠询问，联系人要靠手机，为了能接上同学，我在餐厅门口进进出出了五六回，等同学全都凑齐，包间电视的《新闻联播》都播到国际简讯了。让各位同学千辛万苦找到这家餐厅，其实并不完全是为了吃饭和联络感情，当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大家来协商，只是刚好凑在了饭点。虽说大家都围着一个大圆桌，但年纪最大的老邱、老韩、北新和老蔡几位照例坐在了主宾的位置上，而开场白则是由德高望重的邱贵生同学来做。记得从沈阳让孩子开车送来的老邱是这样讲的：各位同学，今天请大家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是要讨论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人大法律系78级同学在毕业28年之后要共同创办的一项事业。与以往不同的是，到场的同学们个个目光如炬、表情庄重，没有人盯着已经上桌的饭菜，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老邱的身上。随后他简要地介绍了正在筹备中的人大律师学院，他说徐建、黄士林、刘瑞起、徐孟洲、王洪涛、黄海星和王耀华等多位同学已经为这件事忙活了几个月，碰了十几次头、吃了好几餐饭，还先后拜访了包括法学院、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现在办学的方向已经明确，学校和法学院这边也有了积极的回复，如果律师学院筹备顺利，今年春季就能获批和开班，届时它既是国内重点高校创办的第一所律师学院，也是人大复校后毕业生为母校筹建的第一所二级学院，更是人大法律系78级同学在职场奋斗近30年后的一次集体创业和再出发，意义非常重大！老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当年在沈阳做过检察长和企业董事长，为人沉稳、从不喜形于色，但是他的这个开场白语气坚定、富有煽动力，让人印象深刻。

开场白之后是徐建同学的发言，他阅历丰富，是同学中不多的入学前把工农商学兵都经历过一遍的人，毕业后他从人人羡慕的央行去了深圳市司法局，从官办所律师、副局长、司法部驻港公司副总经理做到了深圳律师协会的会长，此时担任着一家律所的主任。因为有从政经验，履历又丰富，这位我心中的二哥说起话来从来都是激情澎湃、中气很足。徐建说这些年自己无论是做什么，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律师这个老本行，让他有深切感受的是对于中国十多万名律师而言，没有一个学校是专门培养律师的，目前还都是手工作坊、师父带徒弟的模式，这样做既浪费了师父的宝贵经验，做徒弟的也学不好。作为一个执业近30年的律师，他认为律师的素质教育和专业培训不可或缺。对于如何办学，他强调与法学院重点讲理论要有所不同，律师学院的重点应该放在讲实务上，将来除了请人大法学院的教授做校内导师，国内一大批顶尖律师都可以成为律师学院的校外导师。这位随后担任律师学院第一任院长的资深律师，在学院创办之初频繁往返于深圳和北京，亲力亲为地为前几届的学员授课传业，利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初衷。十年下来，律师学院教务提供的数据让我非常振奋：人大律师学院先后培训了全国各地的律师23000余人次，这些陆续开办的各种主题的培训班、研讨班和论坛涵盖刑事辩护、民事诉讼、公司法务、资本市场、知识产权、房地产等各个领域。除此之外，律师学院培养了238名律师方向的法律硕士，这些培训过的学员和毕业的研究生很多都已是各地执业律师中的佼佼者。

老韩的本名叫韩玉胜，在读书期间他就被全班同学叫成了老韩，究其原因一是入学时年龄比较大，二是长相显得老成和严肃。老韩毕业后一直留在法律系和后来的法学院任教，是国内著名的刑法学专家，曾担任过法律系的副主任。他详细介绍了几个月来从发起倡议、联系同学、论证方案、与法学院和校领导进行沟通的情况。老韩说尽管困难重重，但创办律师学院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今天把参与律师学院筹备的同学都请到这里来，就是要拍板定案，解决何时办、如何办及经费从哪里来的问题。律师学院成立之后他做了律师学院的副院长并连任至今，成为律师学院和法学院之间、律师学院和学校各职能部门之间联络和沟通的桥梁。可以这样说，在律师学院成立之初，徐建院长是在前面高举高打、冲锋陷阵，韩玉胜副院长则是支前模范，同时还承担着打扫战场的职能。

刘春田、徐孟洲和韩玉胜一样都是人大法学院的著名教授和博导，刘、徐二人在知识产权和财税法领域还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发言中他们建议充分调动同学和校友的积极性，在培训师资、讲好律师实务的同时，组织人力尽快编撰一批高水平的教材，从而填补一些律师职业教育中存在的空白。据我所知，在律师学院成立之后，先后聘请近50位国内外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担任校外导师，已经出版、成书的教材包括“基础律师实务”和“高端业务实录”两个系列共计27册，接下来还会陆续推出10余册“律师操典”教材，不难想像这是一个要靠时间换空间积累的系统工程，但是对中国的律师教育可谓功德无量。

与前几位同学的发言相比，黄士林和刘瑞起两位同学的发言重点放在了资金筹措、机构搭建、理事会的职能、与法学院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换句话说，都是一些实操性的问题。这两位家在天津的同学毕业之后，一个去了劳动部，一个去了最高人民法院，后来又先后跑到深圳下海做了执业律师，两个人此时都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在广东和深圳律师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黄士林同学当时担任着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大黄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我们同学发起成立的律师学院虽然是人民大学主管的一个二级学院，但它不是官办的，没有人出钱买单，属于完全要借助校友的力量来办学，人大法学院会是律师学院业务的指导单位，将来律师学院还会成立一个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在律师学院成立之后，黄士林成为副理事长并一直担任至今，此为后话。刘瑞起的发言直指要害，他说在过年之前把参与筹备的同学都叫到一起，除了对律师学院的运作方案进行再一次论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办学经费从哪里来的问题。因为前面大黄讲了我们不是官办和“吃皇粮”的二级学院，学校和法学院都不会承担办学的经费和风险，所有的启动资金都要仰仗在座的人大法律系78级同学自行筹措，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大家来认捐，看看每位同学能够拿出多少钱。言简意赅、讲求实际的刘瑞起后来做了律师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住家也从深圳搬到了北京，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人大律师学院再续辉煌，不仅经营走出了困境，还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

现在回想，这次聚会既是决定人大律师学院能否成立、何时成立的一次“遵义会议”，又是让与会同学拍板认筹的一次“鸿门宴”。尽管在此之前大家也在各种场合商议过，但是今天则是从务虚到务实、从动嘴到掏钱，在这样一个决定律师学院命运的重要场合，如果谁想当个逃兵都会有一点不好意思……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德高望重的邱贵生、志在必得的徐建、沉稳坚毅的黄士林和举重若轻的刘瑞起成了带头大哥，他们四个人表示会分别从个人的积蓄里拿出90万元，在他们的感召之下，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学也做出了表示，拿出的费用从10万元到50万元不等。正所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这笔宝贵的启动经费，律师学院的方案就有可能胎死腹中，至今还锁在徐建和刘瑞起的律所办公室抽屉里。这次聚会讨论气氛热烈，时间持续到了近11点，看到一帮老同学意犹未尽、谈兴正浓，厨师和服务员熬不住都下了班，偌大的餐厅里就只剩下我们这个包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我当时坐在靠门口的位置，先是要不断出去找人和接人，然后是点菜和催菜，到了最后是去给餐厅经理和服务员解释和道歉，同学中一些精彩的发言听得并不是很完整。记得王耀华、薛庆予、任湘清、刘白驹、万春、何悦、蔡晓鹏、王洪涛、李争平和洪道德等多位同学都从培训的重点、导师的遴选、课程的设置、课件的录制、教材的出版、与法学院和各地律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果说人大律师学院在风风雨雨中能够坚持自己的特色走过不平凡的十年，这次同学人数最多、拍板定案和决定出资的聚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同学们当晚没有能就如何办学和出资达成一个共识，很难想象会有此后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和精诚合作。

最后我想借用曾经让香港歌手陈奕迅走红的一首《十年》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因为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1]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实务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法制电视节目委员会秘书长，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记者，社会与法频道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