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负）罪感

意义与情感格局

没有负罪感，就不会有文明。如果对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有所怀疑，就请试想一下，世界上人人都没有负罪感，会是怎样的情形，将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如此设想时，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就瞬间明确了起来。如果有人为非作歹，无论是伤了人，还是害了命，都不能引起他内心的罪感，他就不会放下屠刀，而是会继续胡作非为。早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人类还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阶段，那时的人们以暴抗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罪感心理的意义在于，它形成了一套制动系统，可以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和不公正现象的反复出现。对孩子不管不顾，对伴侣拳打脚踢，在单位里手脚不干不净，出于报复对前任痛下杀手……对大多数人来说，脑海中一浮现这样的念头就会唤起负罪感，更不要说付诸行动。负罪感帮助他们克制那些冲动，以免发展成行为，这也进一步实现了人类的群居。

除此以外，总有些小事件会让你感到有所亏欠。这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某人受朋友的指点，申请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他很感谢朋友的建议，会说“这件事上你对我有恩”“这事我欠你一个情”。再有，比如某人给朋友送了一份圣诞节礼物，却没有收到只言片语的感谢，他不由得恼火，并为没有得到对方的感谢而烦恼：“来道个谢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人情债我可给你记下了。”再比如，××生日那天收到女同事送他的礼物，感到非常羞愧，因为他忘记了她的生日（尽管“礼物”和“亏欠”本不应该绑在一起）。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中，我们经常会不同程度地亏欠别人一些东西。

这种“罪”感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并不是因为你违反了法律或打破了禁忌。显然，人类共存的规则之一是，在付出与收获之间得拿捏住趋于平衡的分寸。如果这个过程是强制性或索取而来的，就会让人难过，从而伤害人们之间的感情，关系甚至可能就此破裂。当然，只收取礼物而不给予任何等价的回报，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味地索取而不懂得付出，会让人变得自私自利，要知道利己主义者是很难拥有友谊和爱的，除非这段情谊混合着别有用心的掌控和奉承——可那样一来，它也不再纯粹了。

因此，负罪感可能出现在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认知障碍中。出于某个原因的感恩戴德通常是一种愉悦的感觉，但个别情况下也会伴随着绝望的感觉。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更多的付出换取好感、亲近和爱情的人，或将之当成通往爱与幸福的唯一途径的人，只要忘记过一次别人的生日，就会感觉“大错”已铸，从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另一种负罪感来源于无法解释的危险事件。

一座城市在地震中毁于一旦——这必定是对市民们罪行的惩罚；一个孩子得知父母离异，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只能归结于自己——这一定是他太淘气、不整理房间，他根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对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癌症晚期，不治身亡。虽然姐姐一直陪伴并照顾她，却恰好在妹妹病发身亡时去了医院的咖啡馆休息。妹妹的死令姐姐自责不已，她认定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妹妹，才导致她不幸离世的。

对于不符合人们期望的事件，人们如果在事发后无法理解，感到窒息而苦闷，就会一直寻找原因。最终他们要么会在别人身上找到原因，要么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这会给他们带来痛苦而持久的负罪感。

迷茫与困顿

没有任何人愿意与负罪感为伍。尽管有时不得不向其妥协，但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可以没有丝毫的负罪感，可生活哪有那么容易。在你减轻内疚感之前，如果你觉得有负罪感，请再先仔细研究一下它，因为其中恐怕还藏着更多的惊喜在等着你。

没有罪行的负罪感

有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你一定犯有不可原谅的罪过。不少罪犯，无论男女，在行凶后没有一丁点儿的罪恶感；而清清白白的普通人，不曾犯下任何罪行，反倒背负着罪恶感。区分犯罪作恶与负罪感之间的区别，关系重大。

F太太一天到晚都觉得有负罪感。当我们问她为什么一直都在自责，究竟有什么罪过时，她的反应很迷茫：“我真的不清楚。我生长在一个严格的宗教家庭中，罪恶如影随形，甚至吃饭的时候它就和我们同桌。家里人一直告诉我，说上帝能看到一切并惩罚一切。我一直有罪，也一直觉得自己有罪。”罪恶感凝固了家里的气氛，至于这罪恶感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不是宽容、慈爱的上帝，而是严惩不贷、不予宽恕的上帝），还是出于父亲或母亲的大家长式的家庭暴政，已经无关紧要了。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盘旋在家中的罪恶感控制了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在压迫他们。

G先生也是在负罪感中长大的孩子。他的存在就是他的“罪过”。他不断听母亲一遍又一遍地提起：“都是因为怀了你，我才跟你父亲在一起……”这种指责把罪恶感深深埋在了G先生心里，他就像站在一个愧疚旋涡的中心，始终被负罪感包围着。他也是没有罪行而有负罪感的受害者，这种负罪感来自外在的指摘，无形无际，慢慢沉积在他心里，直到他自己都觉得理应如此愧疚。这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至少是由于他母亲的说法和态度，令他心中产生了印象，并且已经深深地镌刻进了他的脑海里：他的出现，他的存在，导致了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就是令母亲不得不忍受这段婚姻，并因此心力交瘁。

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负罪感。这种负罪和愧疚并不是基于个人的某项行为，而是源于自己的出生。“自打你出生起，我就一直在生病”“因为你，我的人生被毁了”这样的说法会让孩子产生一生都“甩不掉”的负罪感，即使成年以后也无法挣脱。他们能怎么办？他们无从改变，他们的内心找不到任何一块地方，可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站在那儿重新绽放自己的人生。出生就是错误，这让他们手足无措。所以长期、磨人的不安，是这种出生即错误的外化表现。因此而备受折磨的人，往往会勇于不断尝试以求突破，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让自己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不先解决掉他们对自己的出生所抱有的负罪感，那些改变是不会成功的。这类人群需要通过与其他人产生新的生活体验，由别人来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你能来到这个世上真好，这个世界欢迎你。”

幸存者的负罪感

还有一种无罪过的负罪感来自创伤性经历。许多幸存者，比如遭受过性侵的受害者都会产生负罪感，与之相对的，施暴者反而并不对此感到内疚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这句话要对受害者说不止一遍，十遍、百遍也不为过，尤其是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要让他们逐渐地对自己的负罪感产生怀疑，认真对待，甚至在自责的细节上，我们也要不惜采取偏袒受害者一方的态度，加强他们的无罪感。特别是在他们独自一人面对了恐怖的一切，却受到指责，甚至在事后不断遭到责备时。

通常，经历了肢体上和心理上双重暴力的幸存者的内心，格外容易被无罪过的负罪感攫取和占据。它也被称为 “幸存者的负罪感”，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幸免于难而产生的内疚感。一位在泰国海啸中幸存下来的人说，他经常被内疚感所困扰，因为只有自己一人独活而其他人全部罹难，除了拼尽全力死里逃生之外，他谁也救不了。劫后余生的记忆被打上了负罪感的烙印，他们为家人不幸遇难自己却活了下来而感到内疚。基于自己多年来与灾难幸存者合作的工作经历，尼德兰（Niederland）第一次谈到了“幸存者的罪恶感”：“其中对幸存者接下来的命运和整个悲剧最苦涩的讽刺恐怕在于，在一切非人的折磨之后，罪恶感在受害者的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而放过了施暴者。”（尼德兰，1966，第468页）。 这一点在许多集中营的幸存者身上也得到了证实，例如，埃利·维瑟尔①、露丝·克鲁格②和普里莫·莱维③，他们一生都在不断地用这个问题折磨着自己：“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幸免于难的受害者会产生负罪感，是因为他们试图去理解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想找到无法解释的恐惧背后的原因，而这种尝试是徒劳的，会使他们进一步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从而推断是自己的某种应对不当导致了悲剧。这种应对策略有助于度过初期痛不欲生的阶段，但长久地看，可能会发展成终身的折磨，这种负担使劫后的生活“毫无意义”地变得沉重，甚至有导致受害人自杀的可能。

无法解释的负罪感

“每当我过得好一点，就会梦见战争，”男人喃喃道，“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我会在梦中憋气，或者呼吸太浅，这会惊醒我的妻子，她甚至无法判断我还有没有呼吸。我显得那么瑟瑟缩缩、躲躲藏藏，让她感到害怕。从那以后我渐渐地开始意识到每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有时候我醒来还会想起梦中的战争场面。一般都是在斯大林格勒④：被困在碉堡里、巷战中，炮火连连，中弹负伤，走投无路……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和太太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我们在市中心逛了街，去看了博物馆，晚上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可是到了晚上，我又被吓了一跳。我再次梦见……我惊醒过来，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再度惊醒。梦里全是战争，一次又一次。”

男人摇了摇头，接着说：“但我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啊。那段时间我能读一些关于战争的东西，但关于战争片、战争年代的纪录片，我根本看不了，因为我知道看完我就又要陷入无边噩梦，甚至吓得连觉都不敢睡。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已经快60了，仍然摆脱不了这些噩梦。”

这位男士身上第二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他的负罪感。“其实我过得很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事业上也小有所成，我已经结婚了，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按理说我的生活应该很幸福。有的时候的确如此，但有时候我又感觉非常糟糕，而且我根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的画面时，我就会责怪自己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不够。当我得知孩子们遭到霸凌时，我想立马成立一个协会来保护他们，并且为自己没有早点这么做而责备自己，感到内心有愧。当我的朋友得了抑郁症时，我怨自己怎么事先没有发现什么苗头，怎么不拉他一把，让他免于身陷其中，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我一直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过错。我知道你会说这也有好的一面，它会让我积极投身到各项事务当中。此言不虚，我也乐意继续保持这种积极性，但我厌恶这种压力，这种问心有愧的感觉，这种罪恶感。当然我也责怪自己不能把这些东西丢到一边。我看书上说，我应该积极地考虑问题，应该给自己多树立正面的形象，把那些消极的东西就像扔进柜子里一样统统都收起来。我试过，但显然我的柜子上有个洞，放什么漏什么，那些良心的谴责和压力还是不断涌上我的心头。我埋怨自己做得不好，太软弱，‘连这都做不到’，但我的自责反而让情况更糟糕。”

通过交谈我们发现，这种战争体验和负罪感是交织在一起、由一个共同的源头引起的。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的父母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

“关于这一点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起过。我只知道，我父亲非常年轻的时候在一条船上，这艘船屡次遭到攻击，但他还是撑了下来。那是在波罗的海，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胜利。我母亲年轻时在萨克森工作。谢天谢地，轰炸期间她不在德累斯顿，不过她还是从远处看到了冲天的火光。但这些我都是听我姨妈讲的，我母亲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

这位男士代表了一类人，他们会在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情况下，重复不断地体验令人发指的创伤性经历，并且情况已经严重到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存的地步，让他们在精神上无法承受。怎么会这样呢？案例中的男子甚至都没有参与过战争，不了解战争，他有可能体验到置身于战争之中的恐怖吗？那会不会有人在没有经历过性暴力的情况下，也表现出与性暴力受害者相同的症状？人们会不会在没有经历过创伤性情境的情况下，极力回避一切让他们想起创伤事件的东西呢？

答案是：如果创伤性经历的受害者没有得到安慰和救助，这段伤害性的经历就会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扎根于他们的生活中，继续和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而他们往往别无选择，只能尽可能在表面上“抛去”这些恐怖的经历，但在暗中收容它们。不少人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做到表面不动声色，可他们内心的恐怖感依然存在，他们随时可能被恐惧攫取，闪回到当时的情形中。对这种创伤性经历后果的研究表明，越是对这段恐怖经历闭口不谈的人，越有可能把这种恐慌不安传递给下一代人甚至第三代（弗里克—贝尔夫妇，2010）。这导致许多创伤经历者的子女在他们自己不明原委的情况下，仍可以在创伤性经历方面与他们的父母共情。

这种共情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孩子是有知觉和有同情心的生命体，他们非常能体谅父母，会与父母处于一个类似情绪共鸣的心理区间里，并对父母感同身受。不管父母是不自知，还是有意为之，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越是父母极力隐瞒的秘密，孩子就越会试图解读以期与他们的父母产生共鸣，并通过这种方式从精神上了解到父母已经“忘记”或试图忘记的经历，以及不指望孩子了解或刻意对孩子有所隐瞒的事情。这一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以至于孩子们即使长大了，也无法将自己的痛苦症状切切实实地与具体的创伤经历联系起来，由此会更加无助。

当这层联系逐渐明晰起来，这位男士感到豁然开朗。他尝试着去找父母谈一谈。他的父亲已经年迈痴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母亲略作迟疑，犹豫了一番之后最终还是很高兴能卸下心头的包袱，把内心深处那些不好的经历说出来。从那以后噩梦的困扰逐渐平息了，他只是偶尔还会梦到，清醒的时候很少再受到困扰。

愧疚感源自幸存者内心对往生受害者的愧疚感，这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了。显然，这位先生的父母也曾为自己幸免于难而感到愧疚，也许是因为当初未能帮助其他人（包括他们的亲人、同志和朋友们）逃离绝境而心存歉意。至于他们是否会一生都背负着这种歉疚，尤其是那位父亲，他是否在一生中也不断陷于负疚的余震，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但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这个男人自小就困在这样一张愧疚的网中。久而久之，这也成了他自己的网，令他久困其中却不明所以。

建议与帮助

在处理内疚感方面，我们首先要给你这条最重要的建议——把罪过和负罪感区分开来。不妨问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会感到内疚？我是否确实有过错？如果你并没有不当的行为，却承受着与之不相称的负罪感，请记得：不是你的过错，就不要轻易认领这件令人沉重的包裹。请遵从基本的“投递原则”：把它退回发件人，从现在起，拒绝签收此类包裹！不过，知易行难，恐怕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他们清白无辜，也明知自己没有罪过，却无法永远、彻底地摆脱内心的愧疚感。但是只要能确认自己的愧疚感背后没有过错，就有可能让它们找到归处。你可以在内心给它们分配一个位置，允许它们存在，而非令自己整个的生活和经历蒙上阴影，给自己造成负担，甚至是压倒性的负累。

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有问心有愧，无论是重大的罪责还是小小的过错，遵循如下三个步骤，你或许可以摆脱由此而生的愧疚感。

摆脱愧疚感的三个步骤

有一种方法被我们称为积极解脱之路，只有那些伤害了别人，并给别人造成了痛苦的人，才能通过这种方式摆脱愧疚感。每个人都有过错，这些对我们的内心都有所影响。有些罪孽深重得难以承受，有些小的过失稀松平常，几乎每天都有，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伤害过别人，有些是无心的，有些是故意的，有些伤害是不自知的，也有一些是心知肚明的。无论哪种，首先，承认是第一步。其中包括，感受这一行为给别人带来的痛苦，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包括感知过去经历和与之相关的痛苦。没有感同身受的懊悔不过是空话而已，一文不值。

如果说第一步是承认自己的罪过并悔过自新，那么第二步就是与人分享。因为比起仅仅停留在脑海里的想法，说出来的东西要更真实、更诚恳。请承认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对别人有所亏欠，这种承认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承诺，表明想要补偿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平衡自己道德账户上的亏欠。

通常，私下里承认过错、表达歉意就足够了。但如果涉及公共事件，就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尽管一方面来看显得于事无补，比如惩罚罪过方也无法使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死而复生。但是，如果对罪过方迟迟不予惩罚，那么受害者及其家属，乃至后代的情感就会无所依托，这意味着社会在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人，我们不在乎。”从而使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如果犯罪者没有受到惩罚，他们的存在就会变成对受害人和生还者的惩罚。换而言之，不惩罚罪过方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惩罚受害者。

如若有罪，则务必定罪。至于应该如何处以罚款，则取决于相关的法律制度，并会视个人的责任而定。尽管具体实施的责罚和惩处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舆论层面的伤害，但对受害者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罪终会被定罪。

当2010年7月在杜伊斯堡举行的名为“爱的大游行”露天电子音乐节以许多人遇难⑤收尾时，人们都震惊了。但同样可怕的是，受害者和幸存者感觉被抛弃了，和其他数以千计的整夜惶恐、为亲人的生命安全而担心的人们一样。许多责任心强的人就像经历了一场自然灾害，置身其中却无能为力。一位26岁的幸存者事后在日报上声明：“仍然没有人对这场灾难负责，没有人公开道歉，对于遗属和受害者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见《莱茵邮报》（Rheinische Post）2010年10月30日的报道］

所有参与决策，令数十万人从唯一的地下通道进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发声：“有些事情出了可怕的差错，我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在法律上要如何定责，还有待商榷，但毫无疑问，我们在道义上是有罪的。出现了这样的后果，一定有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一定有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我们为此感到愧疚。我们对发生在眼前的苦难深感震惊、错愕和痛心。我们非常抱歉。”有了这样的声明，有了这样的态度，受害者就不会再感觉被抛弃，而是会在创伤和无助中受到鼓励。道歉必须从认罪开始，其他的一切都要从认罪开始。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三步是尽一切人力可能，维持道德账户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责任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行或责任。他们必须做些什么，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受害者并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然而要平衡道德账户绝非易事，一旦亏空，往往就无法弥补，因为事情本身已经发生并且无可挽回，而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可能身份未知，下落不明，甚至有意躲避。可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名曾经的皮条客现在正努力帮助他在柏林—纽克伦的亚洲格斗俱乐部里的儿童和年轻人，并劝阻他们，以免像自己一样，踏上不人道（甚至犯罪）的道路。目前，他已经脚踏实地走上了积极道歉的道路。感受只是开始，最终的行动才算数。

内心平静之路

“我在与我充满战争负罪感的良心做斗争。它令我无休无眠，简直不给我留活路。我的内心始终有战争在咆哮，它毁了我的爱情。”一位女士话音刚落，另一位立刻补充道：“但我终归还是想得到内心的平静。”实际上，即使把本节的标题定为“战争与和平”也是恰当的，因为许多人感到自己生活在一种战争之中，这种战争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他们每每想摆脱这种内疚感，就会处于压抑和焦虑之中，内心极端动荡。

战争也在人与人之间肆虐，因为内疚感可以成为社会交往中的武器，是对伤害和失望进行支付的一种货币。这些战争状态下的痛苦越大，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就越大。处理好内疚就是踏上和平的道路。

人们所说的“和平”与“内心平静”包含了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这个视角排除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没有战争、冲突和动荡，没有栖栖惶惶，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内心的煎熬、愤怒或恐慌。这些和平“杀手”可能有着各自不同的来源，通常情况下都基于愧疚、负罪的心理背景。

但内心的平静并不仅仅意味着和平“杀手”的缺席。内心的平静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个人情感世界的基本状态，也是心理安全和宁静的外在表达。根据我们的经验，内心的平静往往等同于内心的安宁，但愿你通过我们的解释能够明白，强烈而持久的愧疚感、负罪感会让人多么不安。

内心平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源于一个人的自信，也就是信赖内心的自我评价。那些与自己“和平相处”，能依靠自己内心做出评价的人，行事必定有他们的准则，这些准则可以像指南针一样，指导他们的每一个决定，并且能把握好其中的尺度。但是，没有罪责的负罪感和没有过错的愧疚感，干扰了这一措施。

这让很多人对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并使他们不安。人们常说“良田多不如心田好”，瞒天昧地、泯灭良知是无益的。唯有心地善良才能得到休憩和恢复，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内心的平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获得，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更多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

与内心的平静格格不入的是压力。“我现在必须终结愧疚，创造内心的平静！”越是像这样给自己压力，就越会与心平气和渐行渐远。内心的平静无法“承载”这种压力，要给它减负，才能获得宁静——或者说要达到内心的平静最需要的，就是放下压力。好奇心、感兴趣、有热情——所有这些都可以与内心的平静兼容。内心的平静也可以在朝气蓬勃的活动中展开，而不仅仅是在吊床上。但“我必须如何如何”的句式，则代表着内心平静的终结者——压力。

这种压力并不罕见。它往往源于对终极和平的渴望，以及对疑虑的终结、与不稳定性的了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遇到的另一个“必须”句式就是：“你必须与自己和解。”和解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在政治上，我们赞赏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为弥合几十年冲突的创伤而倡导的和解进程。并且这里的和解也不是简单地发布和解宣言，而是成立了真相委员会，由受害者和肇事者公开事件，并让肇事者承认罪行。当然，这样的程式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情况，还有待观察。我们无法想象盖世太保的首长和创建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会成为真相委员会的一员；像大屠杀这样的罪行不配得到和解的待遇。和解只能由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走上道歉之路的人达成。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治疗工作中遇到的纠结于和解的人，正是那些承受着无罪行的负罪感的人；并且，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例通过告诉自己“你必须与现实和解”而达成和解、获得内心平静的先例，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反而会徒增不少压力。许多人都必须经历漫长的自我剖析，通过与罪行和罪感展开深刻而长期的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

对一些人来说，与伤害过他们的人和解是不可能的，这甚至堪比对自己施暴。对某些罪行报以不宽容的态度是恰当的，至少在主观上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决定的权利，我们尊重这一点。如果不可能与事件和肇事者和解，就需要采取其他步骤与自己和解，以便找到内心的平静。那么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往往会出现第三种状态：停火。我们的意思是暂停与行为人和肇事者的对抗，理清状况，迈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我们这样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在内疚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与自己休战。“我无法与自己和解。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是不可原谅的。但我不会再和自己作对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完全归于平静和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但它使解脱成为可能，从而为朝着这一方向走得更远奠定了基础。

这里不妨再啰唆一遍，我们发现，通往内心平静之路的第一步是仔细观察一个人内在的内疚感。通过我们的观察，绝大多数人的负罪感都属于没有罪行的内疚感。大多数与我们一起做过这件事的人都经历过没有内疚的内疚感。这并不代表他们全都清白无罪，但罪责往往不在他们负罪感最强烈的那个领域。根据这些没有罪责的内疚感的各自的表达方式和来源，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它们。

控诉书

如果你从小就在指责声中长大，从小就像“被告”一样被指控并想与之抗争，那么想要处理这个问题，第一步就是认清童年和现在生活之间的联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足以给人们的感觉带来持久的改变。生活在被告人的角色中，况且并非是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而是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里，久而久之自然会使人感到无能为力。为了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能做和想做的尺度，需要一个摆脱这种无力感的方法。

有类似经历的人往往会退缩，因为他们不想变得像那些让他们痛苦的人一样。一方面是伤害性和贬损性的权力行使，另一方面是合法的抵抗和自主，他们要学会并区分两者的不同。 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来自其他人（比如治疗师、朋友或其他可靠的人）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敢于迈出这一步。那些虽然无罪但仍像被告一样生活的人，即使已经成年，也需要找回他们在童年时期缺失的辩护。在这一环节，这位“辩护人”往往非常重要，应该是一个可能未必绝对公正，甚至带有偏见，但仍致力于真实性的人，他一方面为发生的事情作证，另一方面相信以往受害事件的真实性。

为了帮助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出无力感，并敢于有尊严地站起来，我们将介绍一种“起诉法”（弗里克—贝尔，2009，自101页起）。我们建议你起草一份起诉书。把之前射向你的箭调转过来——它们曾在你清白无辜毫无防备的时候让你羞愧不堪，不负责任地、毫无防备地射向你，现在请用它们来指向那些控诉你有罪的人吧。

想象一下，身为检察官的你同时也是指控人。你要写一份起诉书，在其中尽可能具体地指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对你所做的一切。重要的是，要在这份起诉书上签上你的名字，并请一位你信任，同时也信任你的人作为证人共同签名。你由无辜的被告转变成检察官，随着指控的进行，你的一部分痛苦和绝望也被解除了。一贯被指责的被告成了指控者，尽管内心的指责和愧疚感并没有完全消失——毕竟，长久以来它们在这些一贯被指摘的“被告人”身上享有一种习惯性的权利——但它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决定性的地位，而这有助于实现内心和外在的和平，也就是自己的生活和与他人的共存。在这种共存中，内疚感有其一席之地，这对履行其责任的任务是很有意义的。

①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也作艾利泽·“艾利”·魏瑟尔（Eliezer “Elie” Wiesel，1928年9月30日—2016年7月2日），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聚集区。他的身份有作家、教师、活跃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第一部作品《夜》（Night）描述了他一家人在纳粹集中营的遭遇，影响力和《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齐名。——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露丝·克鲁格（Ruth Klüger），又名苏珊娜·罗丝·克鲁格（Susanne Ruth Klüger），（1931年10月30日—2020年10月6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一位奥美文学家、作家以及大屠杀幸存者。

③普里莫·莱维（Peimo Levi，1919年7月31日—1987年4月11日），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小说家。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也是20世纪最引人关注的公共喉舌。其著作《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和《休战》（La tregua）描述了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后者不仅被选入意大利语文教材，还于1997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劫后余生》。

④即今天的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⑤2010年7月24日，德国杜伊斯堡举行的“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上发生了踩踏事件，并造成了恐慌，经确认有19人死亡，342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女性，另有两名中国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