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中国建立后文字改革方针的确立和调整

（一）“五四”以来的文字改革思潮，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仍有很大的影响。1951年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注33这是新中国为汉语拼音化确立的方针。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根据上述报告就形成了新中国文字改革的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的任务是实现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汉字拼音化，改用拼音文字。

（二）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对文字改革的不同声音。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汉语拼音化提出了质疑。在这里我们介绍唐兰和陈梦家的意见。

早在1949年之初，唐兰在《中国文字学》里就指出：“中国文字果真能摒弃了行用过几千年的形声文字而变为直截了当的拼音文字吗？一个民族的文字，应当和它的语言相适应，近代中国语言虽则渐渐是多音节的，究竟还是最简短的单音节双音节为主体，同音的语言又特别地多，声调的变化又如此地重要，在通俗作品里含糊些，也许还不要紧，用拼音文字所传达不出来的意思，只要读者多思索一会，或者简直马虎过去就完了。但是要写历史，要传播艰深的思想，高度的文化，我们立刻会觉得拼音文字是怎样的不适于我们的语言。” 注34唐兰在这之后发表的文章里说：“文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文字易于学习，但改革文字必须注意到中国具体环境。中国语言同音字众多，改用纯粹的拼音文字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汉字是承载着过去的历史文化，完全废除汉字更是行不通的。” 注35

陈梦家在1953年至1954年著的《殷虚卜辞综述》里说：“中国文字（汉字）发源于图象，逐渐地经过简化和人意的改作成为定形的简省的概略的象形，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它是在汉语的基础上成长而发展的。汉语是单音缀的、孤立的、分析的。作为汉字是一字一音缀的，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句子中可以用作不同的词类，一个字在一个句子中只表示一个单纯的意义。汉语决定了汉字，也决定了汉语法，即语序在句子中的重要作用。汉语也决定了中国文字长期停留在象形的形符系统上而没有走上音符文字的路。” 注36

（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人们对文字改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倪海曙在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里说：“过去说，文字不改革，不能扫盲，不能普及教育，好像文字改革与扫盲和普及教育之间有个必然的关系。现在又说文字不改革，不能实现现代化，也肯定了文字改革与现代化之间有个必然的关系。但是这样说，是不是太笼统了？是不是缺乏分析？人家可以反驳你：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文盲也很多，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文盲也并不少，例如土耳其。可见这是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问题，与文字改革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有关系的是效率的高低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也一样。有些国家，文字没有改革，例如日本、南朝鲜（韩国——引者注），也现代化了。而有些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例如蒙古、印尼、越南等，却还没有现代化。文字改革与实行现代化的关系，恐怕也是效率上的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片面地说汉字坏，人家不服气的；片面地说拼音文字好，人家也不服气的。汉字有它的优点，拼音文字也有它的缺点。一定要全面地来看，有分析、有比较地来说，才符合实际。”注37倪海曙的意见难能可贵，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至于倪先生说的文字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似亦可商。

（四）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对文字改革方针做了调整。1986年1月6日至13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并贯彻中央提出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关于汉字的前途，会议重申周恩来1958年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里的观点。“我们认为，周总理的这段话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们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

会议没有重申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对此胡乔木在闭幕式上的讲话里做了解释。他说：“有些同志可能会想到或者感觉到，在这次会议上有些东西没有能够得到肯定，甚至于还好像失掉了什么东西。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和文字改革的工作者，我可以真诚地向大家说明：我们没有失掉任何东西，相反地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老同志、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任何遗憾。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次会议并没有妨碍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各种实验工作的继续进行，也不影响各方面实际工作的开展。相反，它是要求我们加强研究工作、实验工作和在人民群众里进行更多的宣传、推广、实践工作的。” 注38我们认为1986年对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调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