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保护语言资源的内涵与举措_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8）-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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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保护语言资源的内涵与举措

树立语言资源观，科学保护我国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对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是新世纪以来我国语言政策的重要发展和进步。

2007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规划》（简称《规划》）首次提出要对语言开展保护，指出“将语言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加以保护和利用，支持濒危语言的保存抢救和弱势方言保护工作，探索将语言文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有效途径”。《规划》标志着语言资源观在我国语言规划领域的正式确立，同时初步提出了我国的语言保护政策：对濒危语言要保存抢救，对弱势方言要保护，要将语言文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之后，2010年颁布的《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针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做了类似的表述。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为我国的语言保护工作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政策依据，同时与《规划》相比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是保护对象不限于濒危语言、弱势方言以及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或方言，而是各民族语言文字，在语言资源观下，实际应当包括我国所有的语言文字；二是对语言保护提出了“科学”的要求，指出要“科学保护”。由此引发的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保护”？“语言保护”和“科学（语言）保护”有无区别？“科学”是指什么？

我国关于语言保护的研究大致于21世纪初伴随着濒危语言和语言活力研究的兴起就出现了，但对语言保护概念内涵的探讨始于曹志耘（2009）；在2011年《决定》颁布之前，还有瞿霭堂（2010）等。2011年《决定》颁布之后，方小兵（2013）、戴红亮（2014）等关注到了《决定》关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定，不过只是将其作为语言保护的政策依据，主要还是探讨了“语言保护”的概念建构问题，未涉及对“科学”二字的解读。目前可见的对“科学保护”进行内涵解读的，主要是周庆生（2016）。

关于“语言保护”，学界的核心关切是：语言保护是指对语言的“调查记录、保存展示”，还是指促进语言的“活力保持、存续发展”？曹志耘（2009）、瞿霭堂（2010）、戴红亮（2014）都认为，前者只是“语言保存”，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保护”；方小兵（2013）认为，二者都可称为语言保护，前者是“消极保护”，后者是“积极保护”。我们认为，语言保存（消极保护）本质上是手段方法的问题，侧重技术、需要专家参与（戴红亮2014），而不涉及政策问题；但语言保护（积极保护）要促进语言的活力保持和存续发展，就要推动被保护语言的应用与习得，这就涉及社会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关系协调问题，是重大的语言政策问题，或者说是语言政策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进一步认为，这正是《规定》对语言保护提出“科学”要求的根本原因。

关于“科学保护”，周庆生（2016）认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焦点在如何解读“科学”一词。狭义科学保护多指实施两个语言保护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和濒危语言抢救与保护工程）；广义科学保护是指“专家学者对‘科学’的解读相对宽泛，有的提出，‘语言生活观’‘语言保护规划’和‘语言保护方法’要科学，有的则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观或多视角观做指导来保护语言”。显然，这些也是围绕关于语言保护的核心关切：狭义科学保护是指“调查记录、保存展示”性质的语言保存；广义科学保护是指旨在“活力保持、存续发展”的语言保护，因为涉及语言发展客观规律和语言关系协调问题，所以专家学者们提出要树立科学的语言观、语言生活观、语言规划观。

据此，围绕语言保护的已有研究可以分为“语言保存”和“语言保护”两大部分。根据周庆生（2016）的分类，在“科学保护语言资源”视角下，前者是“狭义科学保护”，后者是“广义科学保护”。

——语言保存（狭义科学保护）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针对语言的调查记录与保存展示，围绕两大工程展开。（1）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该工程的主管部门是国家语委，启动于2015年，前身是2008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数据库建设项目，旨在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记录保存语言，建立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主要任务是对全国1500个调查点上的语言、方言及口传文化进行调查、记录、建档、研究、保存、展示。相关研究中，田立新（2015）、曹志耘（2015）、王莉宁（2015）分别阐释了工程的缘起、意义、定位、目标、任务与实施策略和方法；之后，出现了一批围绕工程实施、针对特定语言或方言调查建档工作的实证性案例研究。此外，就语言的保存展示而言，张晓明（2015）建议建设语言博物馆，何伟等（2016）提出了“语言地标”的互联网语言资源建设办法。（2）濒危语言抢救与保护工程。该工程于2012年在《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主管部门是国家民委，需要解决濒危语言身份认定、语言濒危标准、濒危语言保护的执行标准、濒危语言调查保护操作规范、濒危语言多媒体数据库开发等科学保护语言的规范与标准问题。2012年以来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值得关注的有黄行（2014）、李锦芳（2015）、范俊军（2016a，2016b）等。

——语言保护（广义科学保护）研究。相关研究早在《规划》颁布前后、《规定》颁布之前就已出现，实际上为《规定》的出台做了学术铺垫，近年来在《规定》的推动下又不断深入。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树立科学的语言观和语言规划观，如瞿霭堂（2010）、李宇明（2012）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有方小兵（2013）的研究，他认为语言保护有三个着眼点：语言资源、语言生态和语言权利；王锋（2016）指出这是三种支撑语言保护展开的新的语言观。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语言保护的政策思想基础：语言资源观强调语言的多方面功能价值，语言生态观强调语言多样性的意义及多语之间的竞争互补，语言权利观强调语言平等和社会语言生活和谐。（2）协调处理好多样性语言之间的关系，如李宇明（2008）、张日培（2009）、陈章太（2016）、郭龙生（2016）等提出的“语言功能规划”“（多语多言）并存分用”等；此外，戴庆厦（2014）指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必须处理好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的关系、语言互补和语言竞争的关系、母语和兼用语的关系。（3）采取科学的保护方法。已有研究对现代社会条件下，特别是信息化、城市化背景下，语言接触、变异、趋同的自然规律有着清醒认识，因此多视角提出了“促进被保护语言活力保持”的方略措施，如戴庆厦（2014）指出要处理好语言保护政策与增强全社会语言保护意识的关系，李宇明（2016）指出要坚持在文化视角下开展语言保护，黄行（2016）认为应采取非市场化政策并加强分类指导，曹志耘（2016）提出通过“影视典藏”实现语言保护社会化，肖自辉和彭婧（2016）强调语言资源应以产品化为途径最终达到保护的目的，叶小军（2014）、孙成德（2014）等强调保护少数民族语言需加强学校教育，孙春颖（2009）、肖建飞和刘海春（2011）、孙宏开（2011）等呼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增加语言类项目。

2017年，我国语言保护的政策和实践都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这为语言保护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也就“语言传承”提出了新的政策性要求。同时，语保工程的进度已完成2/3。

2017年，我国关于科学保护语言资源的学术探讨也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1）针对《意见》提出的“传承”要求，曹志耘（2017a）、周庆生（2017）、戴庆厦（2017a）就“语言传承”进行了初步的概念建构；曹志耘（2017a）还对“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了进一步解读。（2）在语言保存（狭义科学保护）研究方面，曹志耘（2017a）阐释了语保工程的特点与困难，戴庆厦（2017b）进一步论述了语言调查与建档工作的重要意义，袁家宏（2017）讨论了大规模语音资料库的建设问题，袁丹和詹芳琼（2017）、许鲜明等（2017）介绍了国外语保项目的经验与启示。（3）在语言保护（广义科学保护）研究方面，曹志耘（2017a）在已有研究提出的“分层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多语分用”的语言关系协调策略；更多学者围绕促进语言活力保持的方略与措施开展了深入探讨，视野更加开阔：戴庆厦（2017b）指出要针对不同活力状态的语言分类指导，曹志耘（2017b）讨论了如何面向青少年推进语言保护社会化问题，王莉宁（2017）、杨慧君（2017）就“影视典藏”与新媒体运用进行了理论探讨，庄初升（2017）进一步论证了方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并呼吁尽快将濒危语言纳入国家级“非遗”名录。（4）关于方言习得与传承，始终是语言保护领域的热点话题，李佳（2017）、赵则玲（2017）讨论了方言文化进课堂和方言教育的问题。

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1）关于“科学保护”的内涵。曹志耘（2017a）强调，“科学保护”既指记录保存，也指维护语言的活力。这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周庆生（2016）指出的“广义科学保护”研究；但从周庆生（2016）对“狭义科学保护”的界定看，我国政策文本中的“科学保护”主要是指语言保存。曹志耘（2017a）自己也指出，“就目前工作而言，‘语言资源保护’更侧重于保存”。《意见》的出台，特别是其中关于“传承”的要求，可以解读为对旨在保持语言活力的语言保护进行了政策确认，但“传承”的对象是“方言文化”，内涵是指什么有待深入探讨；同时《意见》是文化领域的文件，对语言政策领域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有待深入探讨。（2）关于语言传承，从2017年的研究情况看，在理论层面，“语言传承”和“语言保护”已经形成了内容有交叉但视角各自独立的两个概念，对“语言传承”的理论建构已现雏形（周庆生2017），期待进一步深入。（3）关于方言教育，赵则玲（2017）进行了体系性建构，以往不多见，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我们做了简要介绍。但同时我们认为，方言教育、尤其是学校的方言教育，是一个必须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李佳提出的“方言文化进课堂”，将方言与文化打包在一起，在乡土文化教育中隐性地培养方言技能，是策略而稳妥的。

2017年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主要如下：

一语言保护及相关术语的概念内涵

（一）语言保存与语言保护的概念内涵

语言保存是指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把语言、方言的实际面貌记录下来，并进行长期、有效的保存和展示。语言保护是指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保持语言、方言的活力，使其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避免弱势和濒危的语言、方言衰亡。不过，“保护”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保护”既包括保护，也包括保存。【曹志耘（2017a）】

（二）科学保护的概念内涵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里的“保护”就应做广义的理解，即既指维护语言的活力，也指记录保存。否则，在现阶段，“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就难以落到实处。“语言资源保护”也是如此，对于资源来说，既可以保护它使它更好地生存，例如森林资源；也可以把它收集保存起来，例如古籍或水资源。但就目前工作而言，“语言资源保护”更侧重于保存。【曹志耘（2017a）】

（三）语言传承的概念内涵

语言传承旨在研究语言的代际传递和延续，研究一种民族语言作为该民族大多数成员的母语，是如何一代一代不中断地使用下去。一种民族语言的传承畅通与否，会直接影响该语言活力和生命力的强弱。一种民族语言的“生命力都是通过该语言的适用群体代代相传而延续的。如果该民族青年家庭成员放弃使用母语，出现母语使用的代际断层，该语言的活力则难以为继”，就会出现语言濒危甚至语言消亡。【周庆生】

“语言传承”从“传承”的角度，强调怎样使语言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为人类造福，是中国语言生活发生新变化的产物，是对语言认识的升华。

……

我认为，“语言传承”是指要让现存的语言不分使用人口多少都能够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不让语言断层。【戴庆厦（2017a）】

传承就是传授、继承，是要主动延续下去。就语言来说，把上一辈的语言教给下一辈，使之代代相传，才能算是“传承”。不过，传承不是传播、推广、普及，也不是弘扬……

“保护”和“传承”的目的都是要使语言延续下去，二者区别在于，“保护”的对象更侧重于那些弱势、濒危的语言、方言，手段、措施更具有人为抢救的性质；而“传承”则是针对所有语言、方言而言，通过正常的教育、传播等方式来实现。可见，从“保存”到“保护”到“传承”，含义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

两办意见里提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传承”二字首次出现在有关语言文字的政策里，意义重大。那么“保护传承”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保护”和“传承”并用，尽管可以理解为“保护+传承”，但更好的理解应该是“保护并传承”，即保护是手段，目的是传承。因为方言文化面临消亡，所以难以自然传承，而需要采取保护措施来传承……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这里所说的传承保护的对象是“方言文化”而不是“方言”，至于“方言文化”到底是指什么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曹志耘（2017a）】

二语言保存（狭义科学保护）的意义与实践

（一）语言调查的重要意义

必须调查、了解语言国情，这是语言保护工作的基础。语言国情的认识是做好语言保护的基础，只有科学地、明晰地认识语言国情，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语言保护方案……

必须深入语言生活第一线做微观的语言保护调查。由于语言保护是过去没有做过的一项新工程，加上现代化进程中语言特点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都复杂，因而要做好语言保护就必须深入语言生活第一线做微观的语言保护的田野调查。只有亲自到语言生活第一线，与群众有较长时间的接触，才能看准语言的活力，也才能发现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上，或走马观花地到现场转一下，是不可能获取真知灼见的。【戴庆厦（2017b）】

（二）语保工程的特点

语保工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政府主导实施。语保工程是在国务院领导指示下启动实施的，具体由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语信司管理，地方语言文字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厅和语委）具体实施，国家民委和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协助。

2. 统一规范标准。语保工程坚持“统一规范”“标准先行”的原则。在正式启动之前，就在以往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适用于语保工程的一系列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这套复杂的规范标准系统对语保工程各方面、各环节的工作都做出了严格、明确的规定，保证了专业技术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杜绝了无据可依、各行其是的现象。

3. 汉民同步。长期以来，中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一直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语保工程把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纳入同一个大项目，在统一的框架下，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展工作。在汉、民两支队伍之间，也真正实现了深度而密切的交流合作。

4. 口头文化。以往的语言调查基本上都限于语言本体要素，语保工程的调查内容涉及当地概况、语音、词汇、语法、话语、口头文化、地方普通话等多个方面，其中口头文化包括歌谣、故事以及口彩、禁忌语、隐语、骂人话、顺口溜、谚语、歇后语、谜语、曲艺、戏剧、吟诵、祭祀词等条目。此外，在调查点里，还专门设立了一类语言文化调查点，重点调查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等内容。

5. 实地调查。所有语言、方言一律赴调查点当地调查和采集语料，连位于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语和西藏察隅的义都语等交通条件极度困难的调查点也不例外。

6. 音像摄录。所有调查条目除了纸笔记录以外，一律采用高品质的录音和同步摄像采集音频、视频语料。语言文化调查点除了音像摄录以外，还要求对调查条目逐个拍照，实现了音、像、图、文四位一体的调查方式。【曹志耘（2017a）】

（三）语保工程面临的困难

从目前工作来说，比较大的困难和挑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语种繁多。按照中国学者比较通行的说法，中国目前有130多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情况相当复杂，不少语言的研究还很不够，可能还存在未被发现或识别的语言。

2. 方言复杂。汉语有官话、晋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赣方言、湘方言、徽方言、平话土话等十大方言，不过这是笼统而言。官话使用人口就多达8亿，内部又可分为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江淮、西南八大方言。而吴方言、闽方言使用人口也都达7000多万，内部也可分为很多种小方言土语，其中很多相互间无法通话。汉语方言的差异性甚至远远超出欧洲许多语言之间的差异。

3. 分布地域广。中国的国土面积跟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地理地形复杂，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在偏远的西部地区，交通困难，田野调查的时间和经费成本都大幅增加。

4. 消失速度快。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语言、方言以“渐变”的方式融合、消亡。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中，中国很多弱势语言、方言出现了一种“代际替换”的方式，即上一辈人说A语言或方言，到了下一辈就换成了B语言或方言，中间几乎不存在从A“渐变”到B的过程，而是呈现为一种A→B“切换”的方式。这种消失速度已远远超出现有人力所能抢救保存的限度了。

5. 力量不足。现有专业人才主要集中在一些较大的少数民族语种和东南地区汉语方言，部分语种和地区人才队伍严重不足，有的需要进行大量培训和锻炼。

6. 经费保障。对于这样一个大规模、长期性的工程，如何保证经费的持续稳定投入，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曹志耘（2017a）】

（四）大规模语音资料库的采集、处理和研究

语言资源保护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对语言资源进行存档。从纸笔调查到建立有声数据库，传统的语言资源存档对语言材料的采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比如利用汉语方言调查字表等。在这些传统的方法中，对语言资源的处理（例如语音转写和翻译等）和研究是与采集语言材料融为一体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则为语言资源保护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利用海量的语言材料对语言的真实面貌进行全景存档。在这一新的思路中，语言材料的采集、处理和研究可以是分离的，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实施并共享。这也是大规模语料库语音学的核心所在。【袁家宏】

（五）国外语保项目的经验与启示

国外濒危语言保护项目都是以目标导向来管理、运营和实施的。目标导向明确了项目自身的使命，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得项目实施也更加明晰化；手段科学包括记录科学化、保存科学化以及维护振兴科学化；规范不足导致部分项目材料内容以及形式不同质。【袁丹，詹芳琼】

比较国外濒危语言保护项目和国内的语保工程，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国外濒危语言保护项目的经验和教训，也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加快建设“语保工程”的语言资源网站。国外的濒危语言项目都建有自己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具有界面友好、内容丰富的特点，“语保工程”建立的语言资源网站也应如此。首先，网站是面向大众的，设计时应考虑到界面的友好性，“语保工程”的网站不仅仅是存储、展示语言资源的平台，更应该让大众通过网站了解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增强母语保护意识。界面便捷友好是培养大众对语言文化的兴趣、自觉自愿接受语言文化知识的第一步……其次，网站应囊括包罗万象的语言资源，除了展示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文本及音频、视频记录以外，还可以提供各种与语言相关的资源列表。

第二，推进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语言活力评估。国外濒危语言保护项目都十分强调语言活力的评估，如由谷歌公司负责开发和推动的ELP项目以“近危”“濒危”“高危”“格式”“唤醒”“生存状况未知”六个等级来标记各种语言的现状；隶属于夏威夷大学语言学系的LD&C项目也启动了“夏威夷语言学习评估项目”（HALA），运用心理语言技术来评估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活力。“语保工程”可以此次调查为契机，评估中国境内各语言和方言的语言活力，以利于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第三，挖掘公众智慧，群策群力开展保护工作……国外的濒危语言项目则不同，其子项目大多先由语言学者、语言人类学者或者对语言振兴有兴趣的社区成员撰写项目申请书提出申请，通过评审，最终给予立项资助，因而各濒危语言项目资助的子项目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五花八门，有记录保存濒危语言的项目，也有开发语言软件、语言产品，制作母语故事视频等一系列提高语言使用的项目（详见上文介绍）。“语保工程”可以将统一规范的调查项目与个体自主申报项目相结合，在完成国家规定的调查项目以外，设立一些小额资助项目，让更多的语言学者和对语言保护有兴趣的民间人士参与进来，群策群力，发挥各自的能力和特长，共同推进语言保护工程。

第四，注重规范，严控质量……国外濒危语言项目一方面内容和形式丰富，另一方面普遍存在规范不足或缺失现象。这导致公布的材料内容不同质、形式不统一、质量良莠不齐，这就对后续语言资源开发利用造成了很大困扰。近年来，大数据分析已成为一种趋势，但正如一些专业人士指出的那样，大数据处理的关键就是解决数据质量问题，规避数据错误、保证数据质量，这样才能真正从大数据应用中获得利益……“语保工程”应吸取国外濒危语言项目这一教训，规范先行，对调查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确保质量，才能保证后续的语言资源开发应用的成功。【袁丹，詹芳琼】

欧美濒危语言研究对中国语保工作的主要启示如下：

1. 精准识别、确认、记录和建立濒危语言档案对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语言大国。中国的语言经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调查研究，主线清晰。但时至今日，中国具体有多少种语言？哪些是方言，哪些是土语？哪些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或土语处于衰退状态？哪些显露濒危特征？哪些正在走向消亡的边缘？哪些因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教育发展的不同，语言使用现状、濒危程度存在哪些差异？中国的“一族多语、一语多族”之间的语言关系如何？众多状况尚不精准掌握，从而导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的针对性不是很强，指向性不是很准，语料采录不是很精。因此，加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调查，摸清人口数量、语言分布、濒危程度已迫在眉睫。这有助于各级政府、语言学工作者精准有序地保护语言资源，提高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效率……

2. 保证语料的高质量是语保工程的生命线。语言保护重在留存真实可靠的语言资料。因此，坚持语保工作的高标准和语保成果的高质量是语保工程的重点任务。保证语料质量涉及课题管理、实施的各个方面。除了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之外，课题的各级管理和子课题执行人员坚守学术诚信、认真负责地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3.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要与语保人才需要紧密结合……从目前的情况看，学科建设、技术培训、团队建设、人才培养与项目实施尚不匹配，专业人才十分匮乏。此外，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作应跟进国外理念，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发展成熟的软件应该学习采用。在语料标注中，如果使用 ELAN软件，可省时省力，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语料质量，同时也能促进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

4.有声语言以生理电信号（脑电、声门阻抗信号等）和物理视频（图像）音频（声波）信号方式存储，除保留发声、基频、振幅、音高、韵律等生理、物理信息之外，还承载着独特的社会文化信息……这就要求语言保护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语音，同时包括语言使用的习惯、特点、场景，如手势动作、习惯表情、生活情景等。因此对语言的采录，不应一味地追求“标准”的发音和姿态，而应在保证部分高质量语音和规范语言的同时，不排除自然语言的运用，保留语言使用的习惯、场景，对特殊事物介绍时的展示和有些口头传统的吟诵等，亦即除了“标准”的语言外，还应该包括活态的语言。

5.语言是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面镜子……因此，所典藏的语言应留存其自身特点，而不能用同一个过于生硬的框架去套。此外语言作为一个表达系统具有自足性和完整性，在汉语极大地影响民族语言的当今时代，很多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已经成为表达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成分。如果将汉语借词排除在外，无疑将影响一种语言系统的完整性。对一些结构差异大的语言、语言活力程度不同的语言，调查时需要区别对待。【许鲜明，陈勰，白碧波】

三语言保护（广义科学保护）的方略与措施

（一）多语分用的语言关系协调策略

我十分赞同多语主义的思想，为了使多语主义思想更好地与中国的语言国情相结合，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更行之有效，我觉得可以把多语主义的特征定义为“多语分用”。

“多语分用”的内涵，首先是接受多语共同存在的现实，承认多语共同存在的权利，这就是“多语”。其次，是要明确各语言、各方言根据自己的身份，在这个“多语体”内占据相应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这就是“分用”。拿大家最关注的普通话和方言来说，在同时存在着普通话和各种方言的“多语体”内，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中国全民通用语，是官方语言，适用于正式场合，而方言是区域性的，是民间语言，适用于非正式场合……其实普通话和方言所处的层面、扮演的角色、起的作用都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既然是互补的，按理说应该和谐共处、并行不悖才是，为何要搞得这么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分用”的观念。

……

“多语分用”的本质是在“多语体”内构建一种分层分类的多语共存体系，使各语言、各方言之间形成主体和多样、高层和低层、正规和随意的多元互补关系，大家各司其职、各行其道，甚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空前复杂多变的历史时刻，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在对世界当今形势和未来发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多语分用”为特征的“多语体”完全契合“命运共同体”包容、共存、共赢的理念，必将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曹志耘（2017a）】

对于功能衰退或濒危的语言，记录一定数量的词汇和句子、话语材料是必要的，也是基础工作，但这些材料还不足以对衰退或濒危的语言起到根本性的保护，还应在语言教育、文化传承、传媒应用上采取措施增强其活力。语言的保护，关键在于保护它的使用。【戴庆厦（2017b）】

无论是采用纪录片、专题片、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电视、宣传片和公益广告、语料视频，还是采用其他声光电相关的手段，也无论是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还是建立中国民族语言地理信息系统，以服务于文化、科研、教育等社会需求，恐怕都无法改变语言文字在自然的接触、变异、规范、发展等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语言生态。我们所能够做的，唯有创造需求、赋予价值、保持活力、代际传承，使有人愿说、能说，有人愿用、能用，有人愿做、能做，从而达到语言、方言的可持续发展。【郭龙生】

（二）分层目标与分类指导

语言保护的目的：一是使功能衰退的语言得以恢复语言功能；二是使濒危的语言得以保存其语言事实的记录；三是使功能健全的语言得以增强功能。语言保护工程要区别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才能落实到实处。【戴庆厦（2017b）】

多民族国家中的不同语言，由于使用人口、历史状况等存在不同的特点，其语言功能也会存在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层次。语言保护必须根据具体语言的特点，开出不同的药方对症下药。强势语言的语言保护，要在语言规范、语言普及上，进一步提高其功能；而对于弱势语言，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其使用范围；对于濒危语言，除了抢救记录外，还要想法保留其“火种”。【戴庆厦（2017b）】

（三）语言保护社会化方略

语保工程积极倡导社会化理念，努力践行跨越鸿沟，主动为社会、为地方服务，举办了一系列宣传推广、志愿公益活动，例如“南山会讲”、“故乡·说”创作大赛、“足荣杯”方言微电影大赛、语保志愿者高校代言人等，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曹志耘（2017a）】

语言的使用者是社会大众，保护也好，传承也好，说到底都得靠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同时，从记录、保存的角度来说，在当今濒危语言、弱势方言迅速衰亡的形势下，仅靠几十名、上百名专家学者通过传统调查记录的方法来抢救保存，则无疑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跑赢这场比赛。因此，跨越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这条鸿沟，去触发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引发社会大众的保护行动，就成了我们的必然选择，它远比实际调查工作重要得多，也紧迫得多。

……

语言的使用者是社会大众，语言保护的主体也应当是社会大众，而其中的青少年是关键人群。只有把青少年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激发出来，让青少年成为传承弘扬优秀语言文化的主力军，语保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需要针对社会大众，特别是要聚焦青少年，寻找影响当今中国青少年的最有效的方式。基于上述认识，提出四种跨越鸿沟的主要方式。一是明星。二是网络视频。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迅速崛起，网络视频成为当今最具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式，要跨越鸿沟，直达年轻人的心灵，网络视频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有效的路径。三是社会活动。年轻人喜欢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也乐于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他们身上具有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如果能把语言保护的理念、方法有机地融入到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去，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文化艺术产品。文化艺术产品是指各种形式的方言文化产品、艺术作品，包括方言APP、游戏、旅游文化产品，等等。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文化艺术产品的范围，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那些新潮时尚、生动有趣、具有现代科技特点、适合网络传播的产品上。如果能够创造和提供这种类型的方言文化艺术产品，完全有可能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同时，动画片对小朋友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如果能够创作出表现方言文化的优秀动画片，那么它的作用将胜过所有的家长和老师，在少年儿童中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曹志耘（2017b）】

汉语方言学者除了通过各种媒体和其他途径进行大力宣传，一般只能在濒危汉语方言的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方面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濒危汉语方言的保护，说到底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并非方言学者所能独立担当。方言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能提供学理支撑，而各级政府要通过程序把各地的濒危汉语方言按照轻重缓急列入各级非遗名录，这样才能使得保护工作有章可循，走上科学有序的正轨。濒危语言也好，濒危汉语方言也好，其抢救性、存活式保护具有特殊性，不可能像一般的非遗项目通过鼓励、资助代表性传承人而使之得到传承，而需要全社会迅速凝聚共识，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努力探讨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庄初升】

要改变目前自上而下的基本态势，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流态势，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保护和抢救语言资源。改变目前以政府主导为主的格局，引导社会力量介入语言资源保护，毕竟“政府+学者”模式所能做的，比起语言的汪洋大海，还是很小的一部分。要提倡三个“并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学术保护与社会保护并行，语言研究与语言应用并行。【甘于恩，陈李茂】

（四）影视典藏与新媒体运用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最大特色在于社会化的理念和工作模式。在“社会化”理念的引领下，“影视典藏”的语言资源保护方法便是一种更优化的语言资源采集展示方式，其主要指主题为“方言”“方言文化”的影视片，包括语言结构及其口传文化的使用实态、语言生活、语言态度、语言艺术、语言民俗等；要重点挖掘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影视记录、展示、保存并保护当前方言和方言文化的实态，搜集活态的语言资源音像素材，并通过影视作品唤起社会大众的文化自信，从而达到语言资源保护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影视典藏的主要类型是纪录片。纪录片是一种以真实题材为表现对象的影像形式，根据其表现手法、功能和受众群体，可分为“语料型”和“文化型”两大类。【王莉宁】

新媒体可利用网络媒体技术突破时空限制，重新联结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原始方言社群，比如建立虚拟空间的方言社群，为方言学习和使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方言社群的内部自然有交流需求，而方言正是交流的工具。新媒体可以带来方言文化传播的新形式，如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节目、虚拟社群、APP等。这些形式往往将声音、图片、图像结合，最能使人感同身受，最能引起心理共鸣，加上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新媒体传播的方言文化信息进行个性化的筛选，会更有参与感、更加平等、更有乐趣，效率也更高。新媒体还可实现双向互动传播，当代人，尤其是青少年，大都非常乐于通过网络向外界分享自己的点点滴滴，新媒体可以成为守护方言文化的一种方式，人们可根据家乡的方言文化进行各种创作，如拍摄方言文化照片和视频、传唱方言歌曲、制作方言文化海报等。这也符合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的习惯和心理。新媒体已成为现代人获取资讯、进行交易、实现社交和娱乐等活动的首要渠道，我们可用这种大众最常使用的方式来促进方言文化传承。新媒体传播和接收信息方便、快捷、贴身，可用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联结世界。因此，使用新媒体向人们传承方言文化，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在广度、深度、有效性、多样性、互动性包括成本上均具有其他手段无法取代的优势。【杨慧君】

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拓展语言资源保护的广度和深度。媒体的影响力巨大。传统学者善于治学，但如何面对、如何利用媒体，则需要补课。媒体在语言资源保护上有三大作用。一是宣传的作用，以往通常将语言当作交际工具，但对语言作为资源的属性认识还不足，地方媒体宣传语保工程的力度还不够，如何引导媒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有关方面和学者应该加以注意。二是传播信息的作用，其中又分传播方言普及信息和方言专业信息，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方言普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三是技术支援的作用。方言一般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要记录和传承，必须运用现代手段，需要对有声语言数据进行采录，这里面便涉及许多技术问题。例如可以利用新媒体进行方言的调查与核实，也可以利用某些新形态（如微信公众号）传播方言文化的知识和信息。【甘于恩，陈李茂】

（五）将语言（方言）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方面，口头传统及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位列第一，可见其地位非常重要。朝戈金认为：“口头传统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定义，广义的口头传统是指人类用声音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特指在传统社会的语言艺术，像歌谣，故事，史诗，叙事诗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口头传统在性质上应该是狭义的，即包括歌谣、故事、史诗、叙事诗，等等。实际上，语言本体中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和惯用语等，也都属于语言艺术，无疑应该列入狭义的口头传统。这些口头传统直接以语言作为载体，两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表演艺术方面特别是传统音乐、传统戏剧和曲艺等，也都以具体的某一语言或方言作为媒介，因此也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等往往也离不开语言。总之，语言的非遗属性非常特殊，它既是口头传统和不少表演艺术的载体，其本体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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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绝大部分活态的语言都或多或少存在口头传统和以语言为载体的表演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语言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到现代汉语，所有方言也都有自己的口头传统和口头表演艺术，它们既是宝贵的语言资源，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总之，任何汉语方言都有相应的口头传统和表演艺术，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理论上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庄初升】

尽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都明确地把语言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近几十年国际社会也一直在强调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的关系，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更多人还是倾向于把语言看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而不是看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这与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思维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复杂社会属性有关。如前所述，尽管在时空上语言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毋庸置疑，这在国际国内都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要列入代表作（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第23条b款iv点说：“语言就其本身形态而言，不宜作为申报主体。”这个说法形成了一种消极作用。近些年来把语言、方言列入非遗名录的呼声不断，如全国人大代表徐源远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和发展”的建议。又如福州方言被列入福州市级名录，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名录，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

如果说一般的语言因为数量众多、生态健康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一一列入名录，那么濒危语言则应该另当别论，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濒危语言，例如满语、土家语、畲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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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有关濒危语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认识，完全适用于濒危汉语方言，当前各种濒危汉语方言亟待列入各级非遗名录，使保护工作有章可循。【庄初升】

四方言习得与传承

（一）语言生态背景下的方言教育

我们认为要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方言的社会功能以及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需要引入教育机制，从家庭、社会、学校等层面对国民实施方言教育……本文所指的方言教育，是指运用家庭、社会、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培养受众方言能力，使方言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而不是把“方言”作为教学用语开展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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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教育机制，倡导方言教育，运用教育理念，发挥方言教育应有的功能，引导人们多层面地了解母语方言的价值及其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对于促进普通话和方言平衡健康发展，提高全民语言素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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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方言教育内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引导家长充分发挥家庭在方言习得中的作用，做好口耳相传方言工作。二是学校教育，传授方言学知识，阐明方言的价值和功能以及与普通话的关系，合理依托语文教学，引导方言与普通话和谐共处，倡导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三是社会教育，遵循国家政策导向，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语言观，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创设学方言的氛围，逐步养成说方言的习惯；通过社会力量适时举办方言培训班，帮助人们学说本地方言。【赵则玲】

（二）方言文化进课堂与校园普方关系和谐

综观当前东南沿海地区的各项实践，“方言文化进课堂”的基本形式大体可分为偏重交际性的活动与偏重文化性的活动两大类，前者以方言本身的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主要形式如日常会话、诵读课文以及即兴演讲等，这类教学形式分布比较广泛，几乎在各个开展地区都存在。适当教授方言知识和日常表达是必要的，但不能喧宾夺主，用方言教学去取代文化教学，因为使用方言进行交际并不属于课堂教学应该承担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使用方言诵读现代文或进行即兴演讲时，由于语料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师生双方的注意力就更容易聚焦到方言本身，如字音是否“标准”、遣词造句是否“地道”、是否受普通话影响等等。受自身发展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制约，绝大多数汉语方言都无法精确、顺畅地表达现代科技术语和政治社会概念，只能将普通话词汇变为方言发音来表达现代名物，这种处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并不大，反而有可能加重学生负担，因此可减少相应活动的比例。

“方言文化进课堂”应多在传统文化上下功夫，围绕传统文化去开展形式生动、内容多样的活动，将对方言的情感寓于传统文化教学之中，这类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1）童谣说唱。参与对象以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为主……一些有条件的幼儿园和小学还将“说童谣”升级为“唱童谣”“演童谣”，集文学、方言、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在传承方言文化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美育。（2）方言讲古。进入小学高年级，随着少年儿童智力水平的不断发展，教学材料可逐步由简短的童谣过渡到篇幅较长、情节也较为复杂的民间故事。（3）戏曲曲艺欣赏……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地方戏曲曲艺多采用当地方言进行表演，长期的口耳相传已使方言成为戏曲曲艺形式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可将二者的传承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4）文化读本选修。说唱、表演等形式固然是方言文化传承最为直接的方式，但有时也会受到课时、场地等客观条件以及少年儿童性格差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受益面上有所制约，这时校本教材的优势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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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方言文化进课堂”活动不仅事关校园普方关系的和谐，也牵动着其他领域的普方关系，更深刻影响着普方关系的未来走向。正如李宇明所指出的那样，“教育领域的语言竞争最为激烈”，“当前教育的各领域、各层级、各地区都存在语言竞争”。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基本精神，既有所作为，通过多种形式让年轻一代继承和发展方言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有所不为，一方面不去削弱国家通用语作为学校基本教育教学用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去干涉校园私域用语。【李佳】

来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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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庆厦.中国的语言传承工作能够为世界提供参考［J］.语言战略研究，2017a （3）：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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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许鲜明，陈勰，白碧波.欧美濒危语言研究及其对中国语保工作的启示［J］.语言学研究，2017（1）：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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