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宋书·州郡志》与史料所见刘宋封国

王安泰

一、前言

自太康元年晋武帝平吴至永嘉五年洛阳沦陷的三十余年间，西晋短暂地平定天下，并全面性地设置、调整州郡县。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晋武帝平吴后，西晋共有19州、173郡[1]，州郡数量皆多于汉代。西晋灭亡后，继位的晋元帝增设侨州郡县，用以宣示继承晋朝正统、并安置南渡侨人。其后侨州郡县名号位置屡有增减改易，但直至隋平陈为止，侨州郡县一直存在于东晋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之内，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逝，也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2]而两晋之际疆域的缩减与侨州郡县的设置，也影响了东晋南朝封国的分布格局。

汉晋时期的封国多集中于冀、青、兖、豫、徐等地[3]，然而东晋建立之初已失去了冀、青、兖、豫等州的控制权，即便东晋广设侨州郡，侨州郡的户口数与郡县数量仍嫌不足。东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包括将王侯食邑比例由三分食一减为九分食一、将公侯伯子男爵区分为实封的“开国爵”与虚封的“五等爵”等。[4]不过东晋朝廷并未因现实状况，取消位在疆域之外的封国，直至晋宋之际，才将所有封国安置于封疆之内。

目前可见最完整的东晋南朝封国分布的数据，当属《宋书·州郡志》。《宋书·州郡志》在记录刘宋州郡县名时，以内史（郡级）、国相（县级）标示该郡县为封国。因此王鸣盛与周一良已分别指出，刘宋时期的封国多集中于江、司、荆、郢、湘等州，且与交通运输（租俸）有关。[5]然而《宋书·州郡志》记录封国的时间点为刘宋末年，无法反映整个刘宋时期的情形。因此本文将重新整理《宋书·州郡志》的封国，考察现存史料所见的封爵，将两者进行交叉比对，以探讨刘宋时期封国分布的变化大势。

二、《宋书·州郡志》所记封国

《宋书·州郡志》共四卷，《序》中言及“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其后分派，随事记列。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焉”[6]，可知《宋书·州郡志》中州郡县的内容记录大致以大明八年为准，而王国内史与公侯伯子男国相，则是以升明末年（亦即升明三年）为参考点。《宋书·州郡志》共记录二十二州、二百余郡与一千余县，统计数据请参表1“《宋书·州郡志》封国统计表”。以下依据表1与《宋书·州郡志》所记内容进行分析。

首先是天子所在的扬州，共10郡80县，当中完全没有封国。扬州作为天子所在之州，具有准“王畿”的身份，扬州的税收与人口是支撑东晋南朝中央体系的重要区域，因而不能随便授予封国。特别是对照东晋时期于扬州常置吴王、会稽王、宣城郡公封国，更凸显刘宋时期有意不在扬州设置封国，这也符合一般所认识的“王畿不封”原则。

其次是南徐、徐、南兖、兖、南豫、豫、青、冀等八州。八州共计九十余郡、四百余县，仅南豫州汝南郡有上蔡侯相，其余完全没有任何郡级与县级封国。其理由在于，这八个州大抵位于江北，是护卫建康的前线，也是重要的军事力量来源，设有不少都督区。[7]再考虑到刘宋后期失去了刘裕灭南燕所获得的三齐地区[8]，数州的州界被迫退缩、变动，统治的不稳定，恐也连带影响朝廷安置封国的意愿，因而在《宋书·州郡志》中，南徐、徐、南兖、兖、南豫、豫、青、冀等八州几乎不存在任何封国。

至于梁、秦、宁、交、越等州，则因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人口数也不足以供应诸侯俸秩。因此在这五州的六十余郡、二百余县中，仅在梁州魏兴郡下有广昌子相，其余全无郡级与县级封国。

同样位于边境的司、雍、广、益等州，则有相当数量的封国。其中广州、益州与周围相比人口较多，广州下辖近五万户、二十万口，益州辖五万余户、近二十五万口；相较之下宁、交二州仅各辖一万户、且不记口数，越州甚至不记任何户口，都反映出广、益二州较为繁荣的状况。即便如此，广州与益州由于距离首都相对较远，交通便利度不如长江中游诸州，封国比例皆不到一成。司州、雍州的户口数亦不少，其中司州约二万户[9]，雍州有近四万户，加以司州、雍州各有涢水、沔水直通长江中游腹地，因而两州的封国比例各占二成左右，少于江、荆、郢、湘诸州，而多于广、益二州。

而《宋书·州郡志》中封国比例最高的区域，莫过于江、荆、郢、湘诸州。正如以往学者指出，江、荆、郢、湘诸州的人口较多、且经济较为富庶，又未与外接壤，可依据长江与各支流运送国秩，因此这几州的封国密集度甚高。[10]特别是在县级封国部分，最低的荆州也有三成五的比例，郢、湘二州亦超过六成，江州甚至超过八成，与其他诸州有显著的差异。

如此一来就可以根据表1与相应的示意图，将《宋书·州郡志》所记封国占郡县比例进行排比。首先是首都建康所在的扬州，由于“王畿不封”的原则，不存在任何封国。而长江中游以降的江、郢、湘等州，借由长江与洞庭湖、彭蠡湖诸支流，便于运送租秩，因而封国比例皆超过五成，江州甚至达到八成以上。而长江中游以北的荆、司、雍，亦有沔水、涢水等支流，然因接近前线，封国比例低于长江中游以南地区。更为偏远的广、益、梁、秦、宁、交、越等州，交通更为不便，封国数量与比例仅占个位数或挂零。至于青、冀、兖、豫、徐、南兖、南豫、南徐等州，则由于刘宋后期失去三齐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任何封国。

由《宋书·州郡志》反映的内容可知，影响刘宋时期封国分布的关键在于实封，为了让诸侯获取足额的国秩，朝廷必须安排人口较多、经济较富庶、交通较便利、统治较稳定的区域作为封国，遂造成封国分布不平均、且集中于江、郢、湘等州的现象。

三、史料所见刘宋封爵的地理分布

前一节分析了《宋书·州郡志》的封国分布及其缘由，不过《宋书·州郡志》的内容仅反映刘宋末年的封国分布，未能代表刘宋前期与中期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对整个刘宋时期的封国进行统计分析，详细数据请见表2“刘宋封国统计表（史料）”，以及将《宋书·州郡志》与史料记录汇总而成的表3“刘宋封国统计表（史料+《宋书·州郡志》）”。根据表2的数据，可以发现史料所见刘宋封国分布与《宋书·州郡志》有显著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曾经成为封国的区域大幅增加。

在刘宋首都建康周边有不少封国，包括临海、永嘉、新安、彭城、东海、淮阳、广陵、海陵、山阳、晋陵、历阳、南谯、庐江、晋熙等郡，不过这些封国在制度上不属于扬州。

位于扬州南部的临海、永嘉、新安三个封国，分封时间集中于大明四年（新安王刘子鸾）与大明五年（临海王刘子顼、永嘉王刘子仁）。而孝武帝在位年间，曾对扬州进行调整：

孝建元年（454），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459）罢州，以其地为王畿，以南台侍御史部诸郡，如从事之部传焉，而东扬州直云扬州。八年（464），罢王畿，复立扬州，扬州还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465），省东扬州并扬州。顺帝升明三年（479），改扬州刺史曰牧。[12]

根据引文可知，孝武帝孝建元年时，以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罢扬州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方改回扬州与东扬州，因此新安王刘子鸾、临海王刘子顼、永嘉王刘子仁的封国位于当时王畿之外的扬州（即东扬州），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扬州。亦即孝武帝设置临海、永嘉、新安三个封国时，仍有意识的将其置于王畿之外。

而在《宋书·州郡志》同样被列于扬州的淮南郡，在大明年间亦有改动。淮南郡在大明六年时省并至宣城郡、且徙置于湖；至大明八年复立淮南郡，属南豫州，因此自大明八年至泰始三年间，淮南郡为南豫州的属郡。[13]宗室刘子孟于大明七年受封淮南王，至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且未正式拜命即遭明帝赐死，而刘子孟获命淮南王的时期，正处于淮南郡属南豫州的期间，因此亦不属于扬州（当时的王畿）。[14]

在上述四郡之外，晋陵属南徐州，彭城、东海、淮阳属徐州，广陵、海陵、山阳属南兖州，历阳、南谯、庐江、晋熙属南豫州，皆与刘宋扬州无涉。另一方面，在首都建康周边的郡级封国虽多，却几乎不存在任何县级封国，这反映了刘宋皇帝（特别是孝武帝）在“王畿不封”的前提下，出于“宗子维城”等象征性的目的，安置封国时并未刻意回避建康周围，甚至以新设东扬州、削减扬州范围的方式，将许多宗室封国置于扬州周边。

在扬州北方的青、冀、兖、豫、徐、南兖、南豫、南徐等州，仍有不少封国。这几州封国的数量与比例远不及长江中游以南诸州，也低于荆、司、雍等州，然而已非《宋书·州郡志》所呈现的空白景象。与扬州类似，这几州存在不少宗室郡级封国，郡级封国总数（14）甚至超过县级封国总数（11），可知刘宋时期青、徐等州封国数量曾出现从有至无的变化，其理由除了三齐地区的沦陷，刘宋中期以降皇帝与宗室关系的紧张，也应是朝廷不再以建康周边为封国的重要因素。

江、郢、湘等州曾经作为封国的比例较《宋书·州郡志》所记更高，如江州封国仅史料所见已达七成五，若与《宋书·州郡志》相加更达到九成，而郢州、湘州也有五成以上的比例。原本封国数量较少的荆州、雍州、司州、广州，比例也有相应提升。至于交通不便的梁、秦、益、宁、交、越等州依然不见郡级封国，仅益州、交州有少数县级封国。

根据表3整理，郡级与县级的封国比例皆是百分之二十上下，也就是平均每五个郡县就有一个曾经成为封国。其中江州比例甚至超过九成，湘州与郢州也超过七成五，身为王畿的扬州（前述东扬州时期除外）与偏远的梁、秦、益、宁、交、越等州则几乎全无封国，可知刘宋朝廷在安排封国位置时，应也考虑封国位置的象征性（如王畿不封）、国秩数量与运送问题等，因而出现相对集中的现象。

四、刘宋封国的空间分布变化

由上两节的讨论可知，刘宋中期以前郡级封国分布尚称平均，县级封国分布也相对较广；刘宋后期封国集中于长江中游及其支流，建康周边全无封国。以下即对此变化进行分析。

东晋建国之初，接收许多从西晋朝廷南渡的宗室与大臣，正如西晋末年著名的五马渡江典故所云：

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后中原大乱，宗藩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东，而元帝嗣统矣。[15]

琅邪王司马睿等五名宗室一同渡江，其后司马睿即位称帝，其余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四王的封地已非东晋所能控制的区域[16]，东晋朝廷仍保留其原本封号，名义上的封国并未移动。实际上不只此四王，包括章武王司马滔（太兴二年）、河间王司马钦（咸和五年）、高密王司马俊（咸和四年）、乃至高阳王司马文深（隆安元年）等，都是东晋朝廷为了兴灭继绝，而让宗室出嗣封国位于黄河以北的原西晋诸王爵位。其余还有不少宗室封国位于淮水两侧，甚至扬州核心的吴郡与会稽郡，亦是东晋常设的封国。由于两晋之际时局的混乱，以及为了安置大量的南渡官员、侨民，东晋朝廷恐无暇径行改封。加上东晋初年的君臣或仍抱持恢复中原的期望，在新授予宗室与大臣爵位时，未回避沦陷诸州，也未将扬州当作“王畿不封”的区域。

到了晋宋之际，距司马睿南渡已近百年，即便刘裕攻克洛阳、甚至一度收复长安，但时人已认识到南北对峙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刘宋建国之际，趁着废除东晋封爵的机会，调整了封国的安排，将所有封国皆设于刘宋疆域内。刘宋宗室诸王的封国，无一例外全位于刘宋疆域内，公侯伯子男的封国基本也都置于一般郡县或有实土的侨郡县。

在刘宋前期与中期，封国较平均地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周边与长江支流，尤以江、湘、郢三州为多。自孝武帝开始诛戮宗室，至刘宋后期宗室的数量已大幅减少[17]；加上失去三齐地区，青、徐、兖、豫等州都有所变动，因而《宋书·州郡志》所记的郡级封国仅余11国，且郡级与县级封国更集中于长江中游，江淮之间几乎全无封国。

刘宋后期封国向西集中，也影响了刘宋末年萧道成设置的齐国。萧道成于升明三年先后获得齐公、齐王的封爵，其中齐公封国共十郡，包括“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齐王封国共二十郡，在齐公十郡的基础上增加“豫州之南梁、陈郡、颍川、陈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郡、广陵、海陵、南沛十郡”。[18]萧道成获得齐公、齐王的时间点，与《宋书·州郡志》记载“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焉”基本相合，且这二十郡大抵都位于首都建康周边与江淮之间，正好补足《宋书·州郡志》的空白区域。然而萧道成齐国集中于首都周边与《宋书·州郡志》扬州周边无封国两者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刘宋移转封国的契机，是刘宋后期各皇帝整肃宗室，原本获封于扬州周边的宗室或遭诛灭国除、或遭改封，使封国的政治版图产生了空白。随着刘宋后期宗室人数的锐减，朝廷逐步将宗室改封或新封于远离扬州的区域。在明帝年间，扬州周边已不再出现新的宗室封国，直至宋末皆然。另一方面，萧道成的封国并未涵盖整个《宋书·州郡志》长江下游的空白部分。萧道成的齐公、齐王封国，虽然涵盖十郡、二十郡，但实际上齐国设置时间甚短，萧道成于升明三年三月甲寅受封齐公、四月癸酉受封齐王，同月甲午即受刘宋禅让，亦即萧道成的齐国总计仅四十日左右，政治性宣示远大于实际的意义，主要为萧道成取代刘宋的过渡设置。且《宋书·州郡志》的“青州齐郡”条，并未记为“齐郡内史”或“齐国内史”，整个州郡志亦未标注萧道成齐国的范围，也凸显萧道成齐国的特殊性。[19]由此可知，刘宋末年朝廷册命萧道成时，选择了当时未为封国、又距离首都较近的诸郡为国，而非为了建立齐国清空首都周边的封国。

五、小结

《宋书·州郡志》所记封国共11个郡级封国、174个县级封国，在全体郡县中的比重甚低。且封国在各州所占的比例极不平均，江州比例超过八成，湘、郢二州超过六成，荆州三成五，雍州、司州二成左右，其余诸州几乎全无封国。刘宋封国集中于长江中游及其支流，便于诸侯运送国秩。

现有史料所见刘宋封国共58个郡级封国，远多于《宋书·州郡志》的内容；175个县级封国与《宋书·州郡志》大抵相同，扣除重复封国后共有230个，也占刘宋郡县整体近二成的比例。史料中的刘宋封国分布相对较为平均，特别是江北的冀、青、兖、豫、徐等州与扬州南部，曾存在许多封国，其余诸州也出现不少《宋书·州郡志》未记载的封国；然而偏远的秦、梁、宁、交、越等州，封国数量依然稀少，显见交通便利与否确实是影响刘宋设置封国的重要因素。

刘宋封国分布经历过两次比较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刘宋建立之初，趁势废除东晋原有封国，仅保留刘宋功臣的爵位，刘宋朝廷遂得以将封国全部转移到疆域之内，境外的遥领封国基本消失。第二次是自刘宋孝武帝始，历任皇帝陆续诛杀宗室，以致刘宋后期郡级封国大幅减少；加上新失三齐地区，江淮之间政区变动较大，封国遂向西集中。刘宋末年萧道成的齐国，位于《宋书·州郡志》的封国空白区域，也间接显示刘宋封国西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