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经部丛书编刻史上的地位
丛书是汇集多种著作按一定体例编辑而成的套书。在图书容易散佚的古代，将古籍汇集刻入丛书，是使之能够得到保存并流传的有效方法。
从经部丛书编刻的角度看，《通志堂经解》刊刻以前，经部丛书重要者仅《十三经注疏》及《五经四书》。《十三经注疏》主要汇集汉唐人的经学成果，《五经四书》所收则是宋元人的经学成果。其他如宋苏轼、苏辙撰，明焦竑辑，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毕氏刊《两苏经解》；明邓元锡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序刊《五经绎》；明陈禹谟撰，明万历间刊《经言枝指》；明乔中和撰，明崇祯间刊《跻新堂集》；明来集之撰，清顺治九年（1652）萧山来氏倘湖小筑刊《来子谈经》等，所收仅个人经说，皆不成规模，流布亦不广，与《十三经注疏》《五经四书》《通志堂经解》之影响不能相提并论。故《通志堂经解》是《十三经注疏》之后的第一大经部丛书。
同时《通志堂经解》又是清代具有开启意义的首部大型经部丛书。清代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丛书编刻发达，其中包括大量的经部丛书。而作为清代最早一部大型经部丛书的《通志堂经解》，无疑具有启发与示范作用。受其直接影响者，为《诒经堂续经解》与《经苑》。《诒经堂续经解》为清嘉庆间张金吾所辑，所谓“续经解”，指的即是续《通志堂经解》。《诒经堂续经解》共辑《通志堂经解》所未收的宋元经说八十七种。李兆洛有《〈诒经堂续经解〉序》云：“国朝纳兰氏《通志堂经解》之刻，所以辅微扶衰，引掖来学甚厚，传之百余年矣。金吾张君以遗编堕简尚不尽于此，乃发其家所藏书，自唐以下，复得如干种，写定为《诒经堂续经解》，都千二百有余卷，将以此授之剞劂焉。”注63然由于此编卷帙浩繁，后张金吾家道中落，未能付刻，最终稿本亦毁于日本战火。《经苑》则是清道光年间钱仪吉所辑，苏源生《书先师钱星湖先生事》云：“康熙中，昆山徐健庵尚书刊宋元诸儒说经之书百四十种为《通志堂经解》，采摭至广。先生以其未备，复集同人之资，刊宋司马光《温公易说》六卷、张根《吴园易解》九卷、杨万里《诚斋易传》二十卷……共二十五种，名曰《经苑》。缺者补之，讹者正之。日夕丹铅，躬自雠校，自道光乙巳起，庚戌竣事。此外，尚有宋陈经《尚书详解》五十卷、傅寅《禹贡说断》四卷、苏辙《诗经传》二十卷……皆已写清本，未及授梓，而先生卒矣。”注64据文中所述，钱氏辑《经苑》以补《通志堂经解》未备之意甚明。此编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三十年（1850）刊二十五种，又有十六种因钱氏卒世未刊。所刊二十五种今传世甚多，所收以宋人经说为主，间有唐元明人著作。
《通志堂经解》及其续补者《诒经堂续经解》《经苑》，所收以宋元学者经说为主，略及唐明人著作。而清初至乾嘉时期学者的经学研究成果则主要收录于《皇清经解》一编中。《皇清经解》为清道光初阮元督广时募集学者所辑刻，收清儒经解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种计一千四百卷，后咸丰年间补刻时又有所增加。卷首有道光九年（1829）夏修恕序，序中有云：“自《十三经注疏》成，而唐宋解经诸家大义多括于其中。此后李鼎祚书及宋元以来经解，则有康熙时通志堂之刻。我大清开国以来，御纂诸经，为之启发。由此经学昌明，逸于前代。有证注疏之疏失者，有发注疏所未发者，亦有与古今人各执一说以待后人折中者。国初如顾亭林、阎百诗、毛西河诸家之书，已收入《四库全书》。乾隆以来，惠定宇、戴东原等书亦已久行宇内。唯未能如通志堂总汇成书，久之恐有散佚。道光初，宫保总督阮公立学海堂于岭南以课士。士之愿学者苦不能备观各书，于是宫保尽出所藏，选其应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注65序中两及通志堂，其仿《通志堂经解》“总汇成书”之法以存清人经学文献之意甚明。《皇清经解》之后又有光绪十四年（1888）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之刻，主要收嘉庆以后清代学者经说一百一十一家二百零九种一千四百三十卷，体例与《皇清经解》同，时间上亦与之相继。
从时间上看，《通志堂经解》刊刻在《皇清经解》之前，于其有启发之功；从内容上看，《通志堂经解》以收宋元经解为主，兼及唐明，并多罕传秘籍，较《皇清经解》及《续编》只收清代经解范围更广，时间更早，故其搜罗、保存之功更大；从规模上看，《通志堂经解》所收经解种数虽不如《皇清经解》及《续编》为多，但在总卷数及总字数上皆超过后二者，即其实际规模更大。所以综合而论，称《通志堂经解》是《十三经注疏》之外最为重要的一部经部丛书应不为过。
要而言之，《十三经注疏》主要汇集汉代至唐代学者的注疏，反映汉学的研究成果；《通志堂经解》主要汇集宋元两代学者的经说，反映宋学的研究成果；《皇清经解》及《续编》则汇集清代学者的经说，反映清学的研究成果。而《通志堂经解》正处于这一经学史丛编序列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出现，打破了经部丛刻中《十三经注疏》一枝独秀的格局，开启了清代整理编刻经部丛书的繁荣局面。同治年间，巴陵钟谦钧在两广盐运使任内，于粤东书局先后重刻了《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又辑刻《古经解汇函》二十三种、《小学汇函》十四种。其《重刊〈通志堂经解〉序》云：“谦钧既刊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复念《注疏》之后，经学巨编，惟《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二书。近者《皇清经解》刻板残缺，劳文毅公补刻，复成完书，行于海内矣。而《通志堂经解》，自乾隆中奉旨补刊之后，至今传本渐稀。此编承《注疏》之后，在《皇清经解》之前，宋元人之经学，略备于此，不可不重刊也。”注66可见，《古经解汇函》《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正是钟氏眼中经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丛编，而《通志堂经解》位处中间，承前启后，地位至关重要。
另，经部丛书而外，乾隆间所修《四库全书》，作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丛书，也颇受《通志堂经解》的影响。清以前历代朝廷修书，多以大型类书为主，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等。而清代则重视纂修丛书，并大量从往代类书中辑古逸书，以求恢复古籍原貌。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时代越往后，古籍散佚越多，而存者亦因辗转传抄刊刻，添改删削，致很多典籍本貌渐不可睹。而乾嘉考据学又最重原典，故他们修丛书、辑佚书以求保存原典、恢复原貌。此外，通过纂修《四库全书》，荟萃古今文献，使世人知除《十三经注疏》《五经四书》《二十四史》等常见典籍外，尚有大量其他古籍存在，以保存先人智慧结晶，展示国家灿烂文明。以上两点，与《通志堂经解》不满《五经大全》割裂、抄袭前人旧作而保存原书，荟萃宋元经解以提供经学研究的新资料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另外，《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经部书大量采用《通志堂经解》本作为底本，《四库提要》屡次言及《通志堂经解》，这些都可见出《通志堂经解》对《四库全书》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