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量词

研究汉语量词的断代史，首先需弄清什么是量词。（在这里谈的是名量词，动量词详见第八章）吕叔湘先生（1979：42）说：“量词和数词也许是词类中问题最少的两类。”确实，与现代汉语里动词与介词、形容词与副词等词类彼此纠结难分的情形相比，量词界限清晰，句法功能明确，不易跟其他词类相混1。但另一方面，如果谈到汉语量词的本质属性和主要功能是什么？包括哪些种类？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量词的范围、性质和作用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只有个体量词才是量词，作用是表示事物的种类、性质，应该把它和计量单位词（或称度量衡单位名词、度量词等）乃至集合量词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种意见认为量词的主要作用是计量表示人或事物的单位，其他作用（如有时具修辞色彩、跟所量名词的特征有某些关联等）是次要的、后起的；量词包括个体、集合及通用量词，也包括计量单位词、货币单位量词、临时量词、不定量词等，虽然各个小类产生有先后，性质也有差异，但它们都属于统一的量词系统，共同点是主要的。

第一种意见的产生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除汉藏系语言外，世界多种语言虽都有计量单位词，也有取自容器名之类的临时量词，但是基本没有个体量词。所以从这些语言的视角观察，汉语的个体量词显得很特别：对计量而言它似乎是多余的东西，不像度量衡单位那样可表精确的数量；它又是丰富多彩的，带有某种形象性，因之被判定为完全不同的词类。较早的例如日本人宫胁贤之助，认为“连结于数词之后表示事物种类性质的那种词叫作陪伴词”2。20世纪中后期兴起了跨语言研究的语言类型学，有人更把汉语量词纳入了“分类词”系统，称之为“数—分类词”。如Tai.J.H认为“量词将某类名词的明显概念特色显示出来……这些特色永远与这类名词所指定的东西结合着。而MW（引者按：即measure word，指计量单位词，或称单位词）并不作分类，但是把一个名词所指的东西的量显示出来”。3张赪出版于2012年的《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一书虽然沿用了“名量词”的术语，但她所指的外延只包括个体量词，并认为其实质即类型学所称的“分类词”。与此相类的说法是“量词的功能就是范畴化”（宗守云2014）。法国学者贝罗贝（1998：99）也著文强调必须严格区分量词（classifier，CL）及单位词，不过他承认“很可能量词的主要功能是量化，次要功能是指出性质或分类”。在这一点上，他与第一种意见有区别。

前辈学者刘世儒先生（1965：5）也曾持这类看法，他把通常所说的个体量词称为“陪伴词”，说“这是纯然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的数量没有关系”。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4此外还有一些有趣的说法，如Erbaugh.M认为：“汉语中同音词的不断增多触发了量词的需要。量词标记的作用是给予中心名词双重标记，通过给中心名词分类增加它的信息量，从而与其他同音词区分开来。”5

不少学者持第二种意见。当然，“量词”的定名也是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的，早期的语法著作对于它能否独立于名词另成一类也有不同看法，并曾使用过多种不同名称。举其要者：《马氏文通》用“别称”（属于“肖事物之形”的“静字”，是其中用于“言数”的“滋静”一类），张世禄《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6用“数量词”或“陪伴词”，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用“单位名词”（归为名词的一个小类），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用“单位指称”（简称“单位词”），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以“数位词”“次数词”分别指名量词和动量词，又以“范词”指名量词里的个体量词，等等。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后增订为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将“量词”正式列为一个词类。此后曾用过其他名称的学者都采用了“量词”之说，如王力为《汉语知识讲话》丛书所写的《词类》一书、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他们也都承认量词主要就是表数量的单位名称，至此这些大家的意见遂趋于一致。7

关于量词的分类，中国各种权威的语法著作虽略有区别，称说也不尽相同，但都承认包括计量单位词在内的各种量词具有共同的语法性质。身居海外又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将量词分为9类，第一类是个体量词，考虑到它有一定的表类功能，故又称之为“类词”，似乎与classifier相应，但他仍将其他小类（如集合量词、临时量词、标准量词即计量单位词等）与之并列，共同归入量词的大类，说明他认为它们的共性是主要的。

我们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各类量词的基本功能是用于计数称量，这个认识对操汉语的人群来说是没有疑问、古今皆然的。古人虽不具备现代语法学的观念，没有使用“量词”之称，但他们在叙述时也能说明其作用，在语言实践中能正确地归类和使用。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首创“量词”之名，就是着重在“量”字，他后来又申明这是在“唐代各家经注中的说法里提出来的”8。其实早在东汉，郑玄为《礼记·檀弓》“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之句作注，就指出：“个，谓所包遣奠牲体之数也。”晋郭璞为《方言》“箇，枚也”作注，也说“谓枚数也”。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为“识其枚数”（襄公二十一年）一句作疏说：“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二枚也。”9清王念孙说： “《仪礼》‘俎释三个’郑注云‘个，犹枚也’，今俗言物数有若干个者，此读然。”（《广雅疏证》卷五）可见，关于“枚、个”这样的通用量词，历代注家一致认为是用以计数的。有时，诗人解释自己的诗作时也会涉及同类的内容，如柳宗元《游黄溪记》诗“有鱼数百尾”句后自注：“楚越之人数鱼以尾不以头。”在语言实践中，古人还常用一种“×数”的格式，在“×”的位置上出现的往往是量词，如《后汉书·西域传·车师》：“于是……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唐五代至宋初诗文中“量词＋数”之例如：

（1）相公问：“汝念得多小（少）卷数？”远公对曰：“贱奴念得一部十二卷……”（敦校259）

（2）远法师问：“据何知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答：“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神会语录，近代57）

（3）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白居易诗，《全唐诗》4705）10

（4）昨以拙诗十首寄西川杜相公，相公亦以新作十首惠然报示，首数虽等，工拙不伦……（白居易诗题，5059）

（5）多少般数人，百计求名利。（寒山诗，9073）

（6）天下几种人，论时色数有。（同上，9074）

（7）更一门，尽是高楼，不计间数。（玄132）

（8）疾势既困，忽有壮士数人，揎拳露肘，就床拽起，以布囊笼头，拽行不知里数……（同上105）

另外还有一例：“而汴之库厩，钱以贯数者尚余百万……”（韩集507）其中的“数”是动词（今音shǔ），但同样清楚表明量词“贯”的计量功能。

当然，计数的方式会因统计对象的多寡、形态、价值等特点而有所区别，唐颜师古对此曾有精彩论述。他在《汉书注》中释《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说：“狐貂贵，故计其数；羊羔贱，故称其量。”按今人的概念，“皮”是个体量词，“石”是计量单位词。犹如今人购物常问“论什么卖？”，像水果，名贵的论个儿，大路货论斤。一个“论”字后边跟着的就是不同的量词。郭先珍在《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前言》中也说：“（汉语）凡计量必用量词。‘腰围二尺七’表精确量，‘腰围两抱粗’表模糊量，‘一只碗、一对碗、一摞碗’表个体量、部分量、集合量。社会生活中需要怎样表量，就会相应产生怎样的量词。”从理论上说，计量单位词依度量衡的标准来计量，多数临时量词借容器来计量，个体量词通过把有形或无固定形态的事物个化的方式来计量，等等。种类固不同，“计数称量”的基本功能却是一样的。汉藏语系的语言发展也可证明这一点。覃国生在《略论壮傣语支的量词》一文中指出，“只、个、把、张、双、担、庹、拃、口、掬……”等量词在各壮傣语支的语言中来自共同的祖语，“这些量词都从自然单位中产生，量的值是近似值，充分体现人类早期对‘量’观念的初始认识”。（见李锦芳等2005：247）因此，我们主张把量词统一译作measure word。

第二，再看古人的语言实践。《马氏文通》称量词为“别称”，它引用《史记·货殖列传》的两段材料，说其中“记物品之别称”“先后参差，足可取法”，今录其一段如下：

通都大邑，酤一岁千酿，醯酱千　，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栆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其大率也。

以上凡划黑线者均为“名＋数＋量”结构，共27组，出现量词19个：有标准计量单位词“钧、石、千、斗”，货币单位量词“贯”，临时量词“、甔、车、钟、荅”，个体量词“乘、两、匹、皮、具、个、枚”11，集合量词“双”，还有比较特殊的“足”（属于后来淘汰的称量法，代表个体的一部分，“牛千足”即250头）。太史公使用这些量词“先后参差”，错杂排列，而他对它们是一视同仁的。

再看一则近代的材料。《红楼梦》第105回记有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的物件清单：

赤金首饰共一百二十三件……珍珠十三挂，淡金盘二件，金碗二对，金抢碗二个，金匙四十把，银大碗八十个，银盘二十个，三镶金象牙筋二把，镀金执壶四把，镀金折盂三对，茶托二件，银碟七十六件，银酒杯三十六个。黑狐皮十八张……，黄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块，洋呢三十度……豆鼠皮四方，天鹅绒一卷……元狐帽沿十副……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棉夹单纱绢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带头九副……上用蟒缎迎手靠背三分，宫妆衣裙八套，脂玉圈带一条，黄缎十二卷。潮银五千二百两，赤金五十两，钱七千吊。

以上清单中出现的词组全部为“名＋数＋量”结构，其中出现量词共18个，内有标准计量单位词“两、度”12，货币单位词“吊”，非标准计量单位词“把、捆、卷”，个体量词“件、把、张、块、方、条”，集合量词“挂、对、副、分、套”，通用量词“个”。删节号处是我们为精简引文省去的使用相同量词的同类物件。可以看出清单完全是依物品类别排序的，现代校点者在每类物品后加一句号，至于各类量词则错杂使用，并未区别对待。

这些材料说明，不同时代的汉语文本把个体量词和其他量词视为同类，都是用于计数称量的。从汉语的视角观察汉语量词，结论是很清楚的。13

第三，对几种具体说法的辨析。

（一）个体量词是否能指示它所搭配名词的性质并为之分类呢？持这种主张的中外学者多未对此作过详尽论说。我们以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朱德熙先生（1982：48）在《语法讲义》中说得很明白：“名词和跟它相配的个体量词之间有的时候在意义上有某种联系，例如细而长的东西论‘枝’（一枝粉笔，一枝枪），有延展平面的东西论‘张’（一张床，一张纸），小而圆的东西论‘颗’（一颗珠子，一颗丸药），有把儿的东西论‘把’（一把刀，一把斧子）。但这只是少数情况。一般说来，什么名词用什么量词是约定俗成的……”

每一类词都可按不同标准来分类。在《语法讲义》中朱先生确曾把名词按照它与量词的关系来分类（41—42页），但那只是为了说明哪一大类的名词可否加量词、适于用个体量词还是集合量词等。本书的第二章把个体量词分为24组，第三章把集合量词分为7组，也是按照大体称量哪类事物来划分的。这是因为随着词汇数量的发展，各类词语都更加多样化。如名词，在表达同一概念时可能出现许多互有细微差别的同义词。同样，量词也从甲骨文时代仅有的几个不断增加，计量不同事物时为求生动往往选择了不同单词，使量词跟着词汇同步发展，日益丰富，至本期数量已很可观。所以我们仅仅是为了便于叙述，将名量词按其经常称量的事物分成若干组，并叙述其与名词搭配的理据。但以上事实并不能证明量词的本质特征是为名词分类的。

首先，新兴量词起初多有一定理据，但使用的时间长了，理据也会渐次模糊。如“枚”和“箇”，原本分别具有木片及竹枚义，但作为通用量词这些实义很早就被使用者遗忘（详见第四章）。而通用量词的存在，在逻辑上就与分类词之说是矛盾的。至于其他量词，很多并非只适用于某一类东西，往往可以称量多种事物。现举一些隋唐五代之例：如“口”既可量人，又可量动物，还可量无生命的器物；“事”既可量抽象事物，又可量衣服等具体事物；“曲”既可量歌曲、乐曲，又可量江河、溪水，还可量山、屏风；“章”既可量诗文，又可量图章、木材等。本书将每词列入它较常称量的一类，如“口”列入量“人”的组内，并同时详述其量动物、器物的功能。事实上，单纯跟同一种事物配合使用的量词屈指可数，如“粒”量球形的东西，“茧”量土，“脔”量肉，“拳”量石，“聚”量灰，“蹄”量马，“尾”量鱼之类，大致不多于10个。而且其中有的早已处于衰落中，像“脔”及“蹄”（四蹄为一马，“马百蹄”即25匹）。另一方面，同一事物也可用不同量词来称量，如羊、狼等既可用“口”，也可用“头”称量；松柏杨桃桑等乔木既可用“株”，也可用“树、本”称量；信笺、文书既可用“纸”，也可用“幅、番、角”称量；在诗歌中，由于修辞等因素，同一事物搭配的量词，据不完全的统计有的竟可达到近30个（详见第九章第九节）。还有一种现象值得一提，即每位写作者在使用量词时可能有不同的习惯或偏好。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该书喜用量词“头”，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跟“头”搭配的哺乳动物有象、驼、马、牛、鹿、驴、狼、狒狒、猫、犬、獭，水生动物有鱼、虾、蟹、螺、蛤、，鸟类有“细鸟”、鸽，还有飞虫和传说中的龙，而这些动物在同时代的其他文献里除了用“头”之外，已经可以分别用“只、条、尾、枚、个”等来称量了。而且同书里也不乏以“只”称鸽（154页）、以“条”称蛇（168页）、以“枚”称象（158页）之例，说明作者使用量词有一定的任意性（详见第二章第一节）。既然如此，怎样靠量词为事物分类呢？

更有甚者，为数不少的量词是跨类的。如“树”既是个体量词，又是临时量词；“竿”既是个体量词，又是非标准计量单位词；“部”既是量书籍的个体量词，又是量人群的集合量词……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最常见的是个体量词兼做临时量词或集合量词，个体兼临时量词者除上举的“树”外，还有“头、身、尊、床、架、龛、角、盏、封”等；个体兼集合量词者除“部”外还有“驮、辈、窠、部、具”等。个别的词可兼三类乃至四类，如“院”可兼个体、集合与临时量词，“床”可兼个体、集合、临时与计量单位词。“番、通、重、阵、场、顿”等甚至既可做名量词，又可做动量词，并且这些并不是异词同字，名量动量之间的意义联系十分明显。（以上详见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第九章第六节）。一个量词发展出不同类别的功能自然会有个过程，从本期的文献材料里就能窥见某些词的这种变化，如“把”从非标准计量单位词发展为个体量词，“点”从个体量词发展为不定量词。还有的量词究竟属于哪类难以判别，如量词“铺”称量佛像时，“一铺”所绘神佛可能是一位，也可能是多位；可能是一幅，也可能是多幅，很难说它是个体或集合量词，或许量词有时就不必这样区分的。本书所收个体、集合量词共199个，加上通用量词“个”与“枚”共201个，其中跨类的就有近70个，约占三分之一。本书在多数情况下把每个量词的不同属性放在同一章节；只有少数兼任名量和动量的词，因其两种功能都比较重要，用例也很多，才采用了分列在名量词和动量词讲述的方式。这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另外，本书第九章第七节还谈到了量词的“换用”，即在同一篇诗文的前后或在异文、校注中可用不同量词称量同一事物。这些都是量词使用中的常见现象。

总之量词与所量事物的关系既如上述，凭借它们为事物分类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二）个体量词有时确有一定的形象性，研究修辞的学者十分看重这一点，而且个体量词的产生过程确与修辞等因素有关，但这不是它的本质特点。汉语构词原本就颇富形象色彩，有许多名词，像植物名“映山红”、山名“鬼见愁”，我们能说它们的功能是描写而非指称吗？犹如瓷杯是喝水用的，有时侧面也绘有花鸟鱼虫，但不能说它是用来画画儿的吧？后世量词还发展出各种语法功能，如从唐五代开始，“个”逐渐发展出助词功能（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在一些现代方言中起冠词作用等，这些都是量词“个”定型后的新发展，并不能改变其初始的、基本的性质。

（三）至于说量词有区分同音词的作用，恐怕极少实例的支持，究竟有多少同音词是靠不同量词的标记区分开来的？足以形成规律吗？太田辰夫（2003：151）曾举出现代汉语里“一只表（手表）”与“一张表（图表）”，“一句话（话语）”与“一幅画（图画）”的例子，但这在现代数百个量词中极其个别，而且手表跟图表、话语跟图画在实际使用时有多少混淆的概率？汉语发展史上自古有过种种区分同音词的手段。周祖谟先生（1966）曾著专文详述“四声别义”的方法，谈到古代汉语以变换声调或声母韵母使词语分化，实质上就是区分同音词的问题。14更重要的手段是复音化。从先秦开始萌生以双音词为主的复音词，且逐渐增多，到了量词基本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恰正是复音词逐渐占有优势的时代，这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15复音化有效地解决了概念无限增加而音节数量有限的矛盾，何需借助量词来区分同音词？

当然，个体量词确实跟计量单位词、容器量词等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从单纯表意的角度看，它并非必不可少，不然为何许多种语言没有这种词类？关于这一点，将在下节谈汉语量词产生过程时详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