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位词的宏观研究

表示方位的名词是各语言所共有的，并非汉语特有。汉语的方位词大都也有一些名词的句法功能，因而通常被归在名词这一大类中。但是，比较起来，汉语方位词也有鲜明的个性，既不同于一般的名词，也不同于其他语言中的方位名词。具体表现在：

1.方位词内部各个类别句法功能很不相同，其中的单音节方位词，如“上、里、下、前、后、左、右、东、南”等，使用频率很高，却很少有名词用法，有一些双音节方位词，如“之上、之下、之内、以东、以内”等也没有名词用法。这些词的主要作用是附着在名词性成分之后组成“方位短语”。另一些双音节方位词则既有名词用法，又有后附用法，如“上面有水”“屋顶上面”。

2.一些表方位的基本介词后面不能直接带非处所名词，而必须在名词后加上方位词，如：*书在口袋→书在口袋里、*从书摘录→从书上摘录、*送到老王→送到老王那儿（“这儿”“那儿”是方位性代词）。

3.很多情况下方位词并不表达真正的方位意义，仅仅因结构需要而用，特别是使用率最高的“上”和“里”，少数情况下有“定向性”，表示跟“下”和“外”相对的方位意义，多数情况下只有“泛向性”，方位意义很淡薄，如“脸上、街上、世界上、历史上”“心里、河里、家里”。此外，“下、中”有时也有泛向性。在某些语境中，改换方位词并不影响意义，如“心里=心上”“手里=手上”“地上=地下”“心上=心中”（参看吕叔湘1965）。

总之，实际语言中，许多方位词并不用于名词功能，也不一定有方位意义，而是因结构需要——变名词为方位短语——而出现的。这些方位词确实是汉语特有的词类，所构成的方位短语基本上也是汉语特有的。再深究一步，就可以发问，为什么唯独汉语少不了这种特殊的词类和特殊的短语呢？

问题的答案在汉语内部不容易找到，让我们借助于语言比较。汉语的方位词跟介词关系密切（世界上介词有两种：前置词和后置词。汉语介词属前置词）。一些基本介词要求后面接方位短语而不是纯粹的名词，这样构成的介词短语在其他用前置介词的语言中只用介词加名词表达，并没有方位词出现，如“在桌子上”（on the table）、“从他嘴里”（from his mouth）、“（走）到老王那儿”（(to go) to Lao Wang）。“在……上”“从……里”“到……那儿”合起来只相当于英语的on、from、to。反过来，其他语言中的一些介词短语，译成汉语必须加方位词，而介词倒可用可不用，甚至不用更顺口，如to sit in the chair（坐在椅子上，坐椅子上）；books in the bag（包里的书）。不难看出，汉语的一些方位词，实际上替介词分担了或独自承担了其他语言中介词的功能，其本质已不是方位名词而是后置介词，方位短语则是一种介词短语或部分性介词短语。

借助于进一步宏观研究，我们还能看到，汉语中前后置介词并存，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语法现象，而是具有语言共性和语法系统性的深刻原因的。根据已被视为经典的格林伯格语序共性（格林伯格1963/1984），世界上的语言中，主动宾型语言主要使用前置介词，而前置词语言中所有格定语位于中心词之后；主宾动型语言只使用后置介词，后置词语言中所有格定语位于中心词之前，汉语通常被认为是主动宾型语言而且使用前置词，假如果真如此，则汉语所有格定语及一切定语都位于中心词之前就不符合语言共性了。实际上汉语是一种主动宾和主宾动两型混杂的语言，从古到今，主宾动型的句子大量存在，无须多举。这种混杂，与汉语在形成发展中长期与南北不同的语言接触融合有关。作为主动宾型语言，汉语存在前置介词，作为主宾动型语言，汉语又存在后置介词并且所有格定语位于中心词之前。汉语中后附性的方位词和方位短语，正是在这样的系统背景下作为后置介词和后置介词短语而存在的（余志鸿1984）。具有后置介词作用的其实还不止方位词，后文还将谈到。

汉语因为前后置词并存，单独的前置词或后置词都不够发达，所以经常需要前后置词配合才能表达其他语言中一个介词的意义。比如，英语“in、on、under、before”等词的差别在汉语前置词中无法体现，必须借助于后置词“里、上、下、前”等才能表达，英语“at、from、to”的差别在汉语后置词中也无法体现，要靠“在、从、到”这类前置词表达。

假如局限在普通话内部仅就方位词本身来研究，而不借助于语言共性学说和语言比较，不把方位词放在整个语法系统中考察，就很难深刻认识汉语“方位词”在汉语语法中的存在价值及其在整个系统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