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损毁调查

一、协会的调查准备

作为图书馆界唯一的全国性专业协会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十分重视图书馆损毁情况的调查。1938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复刊。其复刊启事表示，希望会员“如有关于图书馆战时之工作，行政之兴革，被难之状况，文物之损失，以及个人在学术上之工作，各馆复兴之计划”236等，及时刊载《会报》，以便于消息传播。其中第四项就是文物损毁。实际上，在抗战军兴之初，袁同礼就致函各战区各图书馆，希望各图书馆能提供图书馆损失情形及照片。

《会报》复刊第1期付印后，各地图书馆被焚毁的消息陆续公布，协会随即委托相关人员，就近调查。同时发布通启，调查各地图书馆实际被毁情况：“倭寇侵略，城郭为墟，文化机关，被毁尤甚。同人等谊切同舟，弥增愤恨！本会自移滇办公以来，对于全国图书馆摧毁惨状，曾作国际之宣传，俾得同情之助，早日复兴。惟是开来继往，经纬万端，非群策群力，无由达此宏愿。兹为征求事实，俾作宣传根据起见，特制就表格，请予填注。”237

协会调查图书馆损毁状况，以做国际宣传，并为复兴基础，是图书馆界的共同需求。早在1937年11月份，陈训慈就致函袁同礼，询问国际宣传事宜。12月，袁同礼复函，表示协会已经去电英、法、美、比、瑞各国学术团体，现在“正征集各地图书文化被损毁之照片”，托陈在浙江留意238。显然，即使战况激烈，协会与各大图书馆之间依然保持着沟通，以共同应付民族危机。

为了征求全国图书馆被毁事实及照片，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38年4月在全国14个地方设立了通讯处，分别是武昌的文华公书林、成都的金大图书馆、城固的西北联大图书馆、广州的岭南大学图书馆、福州的省立图书馆、昆明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上海的震旦大学图书馆、长沙的湖大图书馆、重庆的中央图书馆、鸡公山的河大图书馆、桂林的广西省政府图书馆、贵阳的省立图书馆、永康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香港的北平图书馆香港通讯处。这些通讯处分布在全国各地，或处于战区，或毗邻战区，或在大后方，对图书馆的损毁调查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照片一项，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示日本文化侵略的残暴。这是这次损毁调查的主要特点。

不仅发布通启，协会根据战争进展，还具体致函各受害机关，进行切实调查。1938年初，敌机轰炸了广西梧州，广西大学理工学院及梧州高级中学均遭投弹，损失严重。协会为明了两校被毁实况，当即去函调查：“敝会现在调查全国教育文化机关被毁状况，俾作国际之宣传，拟请贵校将被毁情形，详细见告，并盼以此项照片及记载此事之日报，一并检寄。”239之前，汕头也遭轰炸，协会同样也单独去函，了解情况。协会的调查得到了被毁坏机关的大力支持。广西大学复函：“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十二时三十分，敌机空袭梧州，在梧州本校校区内共投弹16枚，本校理工学院第一学生宿舍炸塌三楼及二楼，第二学生宿舍炸塌三楼二楼及地面房间一部分，其余门窗被震坏者颇多，留校学生之衣物书籍损失亦巨。饭厅正中中一弹，掀去瓦面，穴地成巨孔。”至为详细，是控诉日本摧残中国文教机关的明确证据。汕头市政府复函：“嘱寄敝市公立图书馆被炸影片，俾作国际宣传等由……查该馆于本年七月一日被敌机轰炸，东座中弹，全部倒塌，损失图书杂志八千余册，报纸四百余本，其他器物悉数被毁，总计损失约值国币一万七千余元，而市立第四小学中弹三枚，全校荡然，损失尤属不资……相应检同炸后影片二张，函送查收，并希广为宣传，用张暴敌残酷为荷。”240

协会的调查工作得到了会员的积极支持。《会报》上不断登载的损毁消息，就是最好的证明。实际上，各大图书馆确实在努力配合协会的调查工作。如，陈训慈1937年12月收到袁同礼请求协助图书馆调查损毁的函件后，随即复函，告知浙江馆藏迁移情形，并对南浔嘉业楼传闻珍籍被敌劫掠，也一并述及。1938年2月初，陈训慈函浙江省党部：“函省党部索抗敌图片，……为抗敌照片五十张编缮说明。”241可以说，正是在各图书馆的积极配合下，协会的损毁调查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

教育部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损毁调查高度肯定，特令协会继续注意调查。协会为此再次致函全国图书馆，并附表格，希望调查能得到各图书馆的支持：“本会前奉教育部令，嘱对于各地图书馆被敌轰炸与劫掠情形及各馆工作概况，注意调查，按期呈报备查在案。除被炸毁之图书馆，随时由本会派人调查具保外，兹特函请贵馆自二十九年一月起，将贵馆工作概况，每两月择要报告本会一次，俾能汇集此项资料，按期呈报教育部备案，藉资稽考，事关图书馆事业之改进与发展”，随函附了调查内容的表格设计。报告书格式：第一次报告应附：1.沿革2.职员录3.经费来源及预算。每月报告仅列以下各项：1.新增设备及职员；2.购书统计（新书、期刊、日报分别统计之，期刊、日报仅记总数，重要入藏或捐赠书籍，可另附详章）；3.增书及交换统计（同上）；4.编目统计（按中西文分别统计）；5.阅览统计；6.出版物种数及内容（凡铅印油印者均附样本）；7.最近计划；8.其他改进事项。242

中华图书馆协会承担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部分调查工作。国民政府为调查自1931年“九一八”以后因敌人侵略直接或间接所受的损失，向敌人要求赔偿起见，特地设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公私各项事业所受损失，其中教育文化事业所受损失为重要一项，关于图书馆的损失，由中华图书馆协会继续调查，以备日后向敌人要求赔偿243。

要求日本赔偿，一直是中国图书馆界的愿望。“一·二八”事变后，陈训慈强烈谴责日本的文化暴行，倡议文化复兴，提出文化复兴的第一条措施即为“加害文化者之抵偿”。他征之公法，按之往事，提出：“日本赔偿为当然之要求。”陈训慈说，1907年《海牙公约》规定交战国损毁敌人之方法，应有限制，“以不造成对方无关军事之非必要损失为要点”。《海牙公约》第四章更有详细的规定。日本此次进攻上海，系“不宣而战”，应不适用战事之办法，但战时公法于保障文化事业，也有切实之规定，这是征之公法。如果征之事实，则一战中德军损害鲁文大学，战争结束后比利时得到了同样赔偿。《凡尔赛和约》第247条规定：“在三个月内，德国担保以同量同质之古籍、稿本、书籍、地图，与其他贵重物品，供给鲁文大学，由赔偿委员会转交，以偿还大战时德军所焚毁鲁文图书馆之损失。其详细办法，由赔偿委员会决定之。”这项规定得到了迅速执行。陈训慈表示，迄今鲁文图书馆虽不能复见其原有之珍本，但已恢复其藏书之美丰。德国学者对这一规定，即使近年来那些主张修改条约者，也都没有异议。陈的解释是：“良以非战事必要而有损文物之行为，为世界文化之公敌，不论胜负，应负赔偿之全责。”有人或许说，德国此时为战败国，所以不能不受赔偿之处置。陈训慈表示：“殊不知赔偿为一事，何时赔偿亦别为一事。吾人理直气壮，必尽力以争，求其及早为一切损失之赔偿。纵以实力之不济，不能遽科日本以德国同样之罚则，然此项公正之办法，不能不大声疾呼，引据成例，以提出于世界，使成为世界之公论。必使有一日，移东京图书馆所藏书之一部分，以抵偿我淞沪文化上之损失也。”244

中华图书馆协会重视图书馆损毁调查，原因很多，主要有四：一是向欧美大国宣传的需要。文化是全人类的财富，超越国界、民族等界限。日军摧残中国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也是对世界文化的摧残，当然要受到世界各国文化界的谴责。协会在揭露日本的文化暴行上积极主动，发挥了国民政府不能发挥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也激起了强烈反响。二是确立战时图书馆工作的需要。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后，图书馆的工作也随之一变。而战时工作的基础，首先要调查图书馆被毁情形。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战时工作目标。三是战后向日本索取赔偿的需要。形势发展显示，日本发动的疯狂战争已经走向没落，接近失败。为了求得赔偿，中国图书馆界必须事先有所准备，追回被日本劫夺的图书文献，同时要求适当的赔偿。协会在战争期间调查所得材料在战后得到了重视。四是战后图书馆事业复兴的需要。抗战爆发后，虽然中国处于劣势，节节败退，但图书馆界认为这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失败是暂时的。为了民族复兴大业，他们未雨绸缪，需要调查图书馆损毁情形，以为将来的复兴事业奠定基础。这些设想后来一一实现。

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战时图书馆损毁进行了细致调查，为了叙述方便，现将调查分苏沪浙地区、平津地区、粤港地区和其他地区四个区域，逐一列举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