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面抗战。所谓全面抗战，一是社会各界参与抗战，抗战主体呈现多样性特征；二是社会各界积极抗战，抗战主体展现出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全面抗战不仅仅是中国政府武力自卫，对抗日本入侵，中国社会各界也都采取措施，协助政府，从事抗战救国。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够坚持数年，进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是全面抗战政策的结果。然而，关于抗战的研究，一直以来多集中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抗战方面，中国社会各界所从事的非军事领域抗战救国涉及不多。这一研究现状与全面抗战史观不甚洽合。重视中国社会各界的非军事领域抗战救国研究，不仅不会削弱国共两党军事抗战的价值，反而会丰富抗战研究，促进抗战研究全面发展。中国图书馆界的抗战救国活动，就是中国社会各界非军事救国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图书馆界在抗战时期极为活跃。对外，中华图书馆协会、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等机构先后向欧美各国征集图书，以补充因日本侵略而造成的书籍缺失；袁同礼代表中国文化界先后出访印度、美国等国，以加强沟通与交流；图书馆界代表受国民政府委派，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设，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对内，图书馆界转移善本书籍，收集沦陷区珍贵文献，促进西部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筹划战后图书馆事业复兴等。图书馆界以独特的方式沟通中外，传承文化，服务社会。

战时中国图书馆界，以支持全面抗战为前提，以图书馆工作为本位，有鲜明的文化救国特色。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根源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暴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暴行由来已久。东方图书馆46万余册图书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一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文化暴行变本加厉，截至1938年底，中国遭损毁的书籍达千万册以上。图书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产物，超越国界。日本摧毁中国藏书，不仅是中国的文化损失，也是人类社会的文化损失。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不只是传承中国文化，也为保卫世界文化而奋斗。因此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影响深远。

本书探讨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中国图书馆界，指的是以中国图书馆事业为职志的文教人员，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代表，以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为依托。一会三馆，成为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的核心构成部分。战时，指的是1937～1945年之间的八年抗战时期，部分内容自1931年“九一八”开始，战后也有极小部分涉及。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无法完全割裂。中国图书馆界的文化救国，因日本的文化暴行而起，以民族复兴为己任。

学者关于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研究起步较晚。1965年，袁同礼逝世。海外各界缅怀文化先贤，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战时图书馆界进入学者视野。1966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了袁同礼逝世周年纪念专刊。1979年，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了《袁同礼传记资料》，丰富了对战时图书馆界的研究。国家图书馆于2012年编辑出版了《袁同礼纪念文集》，促进了袁同礼研究。程焕文所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于1997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高度赞扬沈祖荣生死与共的图书馆精神。台湾学者对蒋复璁战时收购文献的活动特别重视，沈津、陈福康等对郑振铎在战时收购珍贵文献活动进行了详细考证和严密论证。

李致忠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对战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争取国际援助、征辑抗战史料、征集西南文献等活动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整理。台湾地区的学者则对战时中央图书馆的活动有不少研究。国外学者也有相关研究。日本学者鞆谷纯一对“新民会”收缴抗日书籍有系统的研究，日本学者大场利康对“国立奉天图书馆”的研究十分深入。

与战时图书馆界关联的研究，集中在图书馆损毁方面。严文郁、谢灼华、孟国祥等对战时国立、公共、大学等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损毁状况进行了研究，徐雁专注于战时私家藏书的损毁状况，严绍、赵建民等从日本档案文献中证实日本掠夺中国文物典籍的文化暴行。自1938年至今，战时图书馆损毁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焦点所在。

已有关于战时图书馆界的研究为本书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些研究成果较为零星、分散，难以反映图书馆界文化救国的整体面貌，也没有展现出中国图书馆界的主体能动性。本书将以一会三馆为中心，系统地整理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的救国思想与举措，概括其救国特征及本质，进而推动抗战研究朝纵深方面发展。

战时中国图书馆界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主要通过中华图书馆协会协调实现。中华图书馆协会创设于1925年，是在北京图书馆协会、上海图书馆协会等地区图书馆协会组织协调下创立，是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唯一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注册登记，是有法人代表的合法的文化社团，集中了中国图书馆界的精英人物。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基本会员为个人会员与机关会员。机关会员为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涵盖两大国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各省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私立图书馆等。个人会员均为图书馆界的精英人物，包括袁同礼、蒋复璁、沈祖荣、杜定友、李小缘、陈训慈等。协会法人代表在民国时期一直是袁同礼。袁同礼长期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呕心沥血，为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独立的。首先为经费独立。协会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交纳的会费，并不仰仗政府或其他财团，因而推动图书馆事业时，自主性较强，不受干涉。当然，图书馆事业是一项公共事业，也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尤其需要政府的支持，因而协会在恪守独立原则的同时，也尽量与政府保持一致，促进政府文教政策的实施，实现图书馆事业和政府文教政策共同发展的局面。

其次为人事独立。协会的主要机构为理事会和监事会。其成员均由会员自由选举产生，理事长由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根据已有材料，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协会选举受到外力干涉。政府，无论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也从没有影响过协会的人事变动。1941年底到1942年初，袁同礼失联。蒋复璁承担起领导协会责任。袁同礼回来后，继续主持协会工作。期间，协会理事长一直空缺。人事独立，为协会会务展开提供了独立空间。

再次为议题独立。民国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召开过六次年会，每次年会议题都是协会拟定，会员自由讨论。这些议题都是图书馆界关心的问题，提出来讨论，以便解决。第一次年会后，协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保障学校图书馆的独立地位。第二次年会上提出保证图书馆经费的稳定与独立。协会也专门讨论过如何抵制教育行政机关对图书馆人事问题的干涉。独立的组织，自由的意志，是协会运作的灵魂。图书馆界的独立，并不表示与政府对抗。相反，图书馆事业的公益性质，促使图书馆界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协会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典型事例为协会第一次年会的召开上。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个在首都召开年会的全国性专业协会，对树立国民政府的正面形象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对协会年会也很重视，委派要员出席会议，提供资金资助。协会与政府展开了良性互动。此后，双方合作陆续展开：协会向政府提供图书馆发展建议；教育部有时将图书馆问题提交协会，希望协会提供专业建议；等等。

中国图书馆界是团结的。这种团结表现在很多方面。略举数端：

一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团结。它们是民国时期两大著名的国立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京师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是唯一的国立图书馆。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正式开始筹备，蒋复璁任筹备处主任。筹备中央图书馆，是国民党再造首都的文化建设内容。北平图书馆的地位难免不受影响。两馆之间或明或暗地存在竞争关系，其表现之一为影印《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与北平图书馆曾多次磋商影印《四库全书》，均因政局变动而无下文。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成立不久，教育部即批复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消息公布后，袁同礼等立刻提出异议。就此，全国文化界就影印《四库全书》问题展开了长时间讨论。两馆暗中较劲甚为明显。其二是战时向国外征集书籍问题。1938年，袁同礼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身份向欧美各国征集书籍，以弥补因日本文化暴行而造成的书籍缺失，反响较好。1938年底，教育部联合外交部、国民党中宣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学术机关及学术团体55个，在没有北平图书馆代表参加的情形下，召集会议，提议设立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以统一对外征集图书活动，具体征集事宜由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负责。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设在中央图书馆。所以，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实际上试图将袁同礼开创的图书征集活动合并到旗下。袁同礼以需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同意为由，委婉表示反对。结果，教育部指示中华图书馆协会负责在美国征集书籍，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负责其他国家的征集事宜（主要是英国）。袁同礼也曾向胡适抱怨教育部对北平图书馆不公。然而，两馆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竞争，正如袁同礼的爱将王重民所说，都在为国家文化事业而努力。也因为如此，在193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以及全国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两馆积极合作，共同提案，显示了图书馆界的精诚合作。

二是袁同礼与图书馆学教育家沈祖荣的团结。沈祖荣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该校毕业生为民国时期各大图书馆的中坚力量，即所谓文华图专一代。抗战期间，部分文华图专毕业生力拱校长沈祖荣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1944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年会。会上，文华图专出身的会员汪长柄、徐家麟、岳良木等提出修改协会组织法，试图以此推戴沈祖荣为理事长。沈祖荣非常生气，不愿担任理事长。在理事选举中，沈祖荣以最高票当选，远远超过其他会员。然而，在推选理事长时，沈祖荣依然推荐袁同礼担任理事长。沈祖荣维护图书馆界团结之心，昭然可见。

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图书馆员之间，或许存在竞争。中华图书馆协会却是图书馆界自愿形成的行业协会，超然于各种竞争之外，有效地协调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促进图书馆界的合作与交流，使战时图书馆界团结一致，共同救国。图书馆职业的共性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协调，使得战时图书馆界异常团结，围绕图书馆本位工作，形成了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救国模式。战时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极大地丰富了全面抗战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