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搜集图书馆的损毁资料

一、汇集新闻界的调查报道

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代表的图书馆界较为重视社会各界关于战时图书馆损毁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尽量搜集，转载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供图书馆界参考。

《会报》转载的第一篇关于战时图书馆损毁的调查报告是新闻界所从事的调查报告，由夏颂明采写。夏颂明，当时供职于《重庆时事新报》。抗战全面爆发后，鉴于中国图书馆损毁严重，但却没有比较确切的数据，于是展开了图书馆损毁情况调查。根据夏的调查统计，全面抗战一年来中国图书馆所受的损失如下：

图书馆损失状况。南京特别市53所，上海特别市173所，江苏300所，浙江377所，安徽111所，北平96所，天津26所，河北176所（冀东22县系一年前所失，故未计入），青岛12所，山东276所，威海卫5所，山西127所，河南392所，察哈尔13所（察北6县系一年前所失，故未计入），绥远19所，南京中央图书馆及各机关图书馆曾搬出一小部分书来。228

夏颂明对中国图书馆的总体损失进行了估算。他认为，以藏书数量而论，南京53所图书馆，除去10所不详外，其余43所共藏1 712 238册，平均每馆约藏4万册。上面所列为中国一年来损失的图书馆，计共2 156所。即使每馆藏书平均数仅及南京每馆藏书平均数的十分之一——4 000册计算，2 156所图书馆损失的图书即达8 664 000之巨。

夏颂明在给出调查数据的同时，有两点说明。一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和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四库全书》已经全部运出，南京方面全馆图书悉数迁出的只有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此次各学校图书馆随校迁出的以清华大学迁出图书的数量最大，其他学校有的一本都没带出来。夏颂明表示，在上面调查统计的图书馆损失中并没有减去它们的数字。因为迁出的馆数既然很少，而馆中的书完全迁出的又仅一所，数量很小，所以不必减去。二是上海租界的图书馆，和敌人没有到达的各省各县，其图书馆也没有除去。事实上，这些图书馆也必然在停顿状态之中，其命运不可卜知。而且敌军所到之处多为交通便利的地方，图书馆设立最多的也正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所以即便将敌人没到达的各县的图书馆减去，数字降低也很有限。何况此处所计算的损失数量，并没有加入私人藏书楼损失，故可以将应减去的数字，作为私人藏书楼损失的假设的数字，大致可以保持平衡。

夏颂明调查统计的参考数据是重庆青年会蟾秋图书馆所藏的《全国机关公团名录》一书的第12卷。这一卷专门记录全国各个图书馆的状况。该书系1937年4月出版，早于卢沟桥事变仅3个月，所以可以视为抗战前夜较为准确的记载，但该书未列入东四省及冀东22县、察北6县的图书馆，所举图书馆共3 744所，而现在损失竟达2 156所之多，从这一点上，已足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摧毁文化机关不遗余力，是世界文化的罪人！

夏颂明的损毁调查是有缺陷的。第一，调查对象方面。夏颂明的图书馆及图书损失调查限于公立图书馆，不包括私立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调查对象的选取是合理的。按照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图书馆规程》的规定，图书馆每年需要上交工作报告，即年报，其内容之一即为藏书的数量。据此，公立图书馆的藏书数量易于统计。不过，夏没有采取这种理想的统计模式，而是以南京平均每馆数量的十分之一来计算。这种概略式计算方式只能从总体上得出一个推测性数字，而无法得出科学而确切的数目。这是其调查统计的一大缺陷。第二，中国私立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也不能忽略。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尤其在江浙一带，私立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向来量大惊人。“一·二八”事变前的东方图书馆藏书46万余册，且质量较优，可以与当时国内最大的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媲美。江浙地区的私人藏书也是量大质高，闻名遐迩，特别是有许多珍本秘籍，甚至不是一般省立公共图书馆所能比拟。从这个角度看，夏颂明的调查数字欠缺不少。此外，有的调查显然没有经过核实，例如他说清华大学迁移时，其图书馆迁出书籍最多，也是含糊不清的。清华大学究竟迁出多少？当时迁出书籍较多的大学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200多箱）等，数量非常庞大。夏究竟以什么为依据说清华大学图书馆迁出书籍最多？

夏的调查无论在调查技术还是调查对象方面，都存在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调查的开创性意义：1.夏的调查是关于图书馆损毁的最早调查。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也着手进行图书馆的损毁调查工作，但结果最早公布出来的，却是夏的调查结论。夏颂明的调查报告在1938年11月被转载，教育部的调查报告在1938年底公布，而中华图书馆协会一直在不断地公布损毁调查，但没有确切的损毁数据。2.夏的调查是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新闻从业者激于民族义愤，追求新闻效应，因而注重时效性，重在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这种新闻调查对一般民众而言，价值也在于此。当然，因追求新闻价值而忽视调查技术，缺点也在所难免。3.夏的调查是独立调查。独立调查，不受政府机关或团体影响，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过，因为不够专业，也有可能存在不太科学等问题。尽管如此，《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转载夏的损毁调查，足以表明其价值。该调查也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准备向日本索赔的依据之一。

《会报》大篇幅转载上海媒体关于江浙私家藏书遭劫情形的报道。1938年5月2日，《文汇报》对上海的图书馆损失有深度报道。报道称：日本对文化机关的轰炸摧毁，报纸记载已经比较详细，但典籍被劫夺，却少有记载。如姚石子先生，收藏中国典籍极为丰富。松江沦陷后，典籍全部为日本人运去。在江浙方面，平湖为藏书中心区，一家藏书，往往价值数十万、百万，此番也全未迁出，在被占后，全部被运走。苏常一带，私家藏书损失，更不能计。报道援引了逃难到上海的人的话：沿途时有帆船，满载典籍，向上海驶来。报道甚至指出了日本劫夺典籍的原因：中国绝不肯赔款，将以物质抵偿。

报道指出，因为日本对图籍的劫掠，甚至造成了死亡悲剧。报道说，杭州有一个还没有落成的东南藏书楼，系上海王绶珊所建。王氏为盐商，所藏典籍，价值百万。所藏的地方志，达三千数百种，值50万金，为中国地方志收藏第二位。王氏为了建立个人不朽地位，以十数万金单独建设藏书楼，以公诸社会。不料布置刚刚就绪，战事突起，一开始以为战事不至于蔓延到浙江，这些地方志没有搬走。直到战火逼近杭州，才开始转移重要部分到乡下。杭州失陷后，日本人侦知该楼藏地方志极多，将其存留者全部运走，随后又得知移出部分所在地，于是一网打尽。王氏居于上海。当此不幸消息传来，一愤而绝，“其柩今犹在堂也”。诸如此类的事，不在少数。《文汇报》的报道是准确的。王体仁，字绶珊，浙江绍兴人，藏书甚富，尤以方志见长。日本外交档案中记载了劫掠王氏的方志文献3 000余件。《文汇报》表示：“自去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以迄于今日，我国之损失最大而又最不能计算者，厥唯文化典籍。”229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在转载图书馆损毁方面，《会报》不惜版面，予以详细转载，这又是一例。

《会报》也有重要的漏载。如全民通讯社也进行图书馆的损毁报道。根据全民通讯社的调查结果，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公共图书馆为敌劫运者，北平约20万册，上海约40万册，天津、济南、杭州等处各约10万册。其他各处虽然没有列出来，但也不会少。私家藏书，如海盐、南浔、镇江、苏州等地，或被捆载而去，或散失无踪，同罹浩劫。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研究，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当在1 500万册以上，内含不少珍稀古籍230。全民通讯社的调查数据为学者韩启桐所注意，并被用于推测战时中国图书馆的损毁研究。这样一个重要的调查，《会报》只字未提，不无遗憾。

国内新闻界的图书损毁调查报道，角度各不相同。全民通讯社注意的是公共图书馆的损毁数量，夏颂明的调查范围则侧重于大学及公立图书馆的损毁，而《文汇报》关心的是江浙地区私家藏书的损失。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揭露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文化浩劫，是一致的。这些数据互相补充，构成了一幅中国图书馆损失的完整画面。《会报》将这些消息一一刊载，其关心图书馆损毁之情也由此可见。

《会报》用很大版面转载日本杂志关于中国书劫的报道。该报道列举了首都南京及附近各地藏书被劫状况：

南京。保管于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所之国学图书馆，其中善本，早为中国方面搬走，现所接受者，共为15万余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藏书，也已经搬出。外交部图书馆，多外交国际关系书籍，计汉籍3万余册，其他2万余册。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方志丛书等共有7万余册。内政部图书馆，大部分为风俗物产报告，闻大部分已散失。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不复存在，大概已经转移。南京的市立图书馆，已与夫子庙同毁于火。京中接受之图书，共60余万册，不及事变前之半也。

上海。市立图书馆及暨南大学，已经散失。南洋中学，于事前已搬出。大夏大学，闻多数藏于某要人之私宅地下室中。

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之书，已全部搬出。新民分馆及孤山分馆之文澜阁本，及其他善本，亦然。西湖博物馆之浙江方志等，现仍在原处。

苏州。江苏省立图书馆之善本已经搬出，其他仍存在。

镇江。绍宗国学图书楼，善本均已搬出，存留者多丛书。省立镇江图书馆，间为中国兵所烧（？）。金山寺之藏经，则完全保留。

昆山。昆山县立图书馆之藏书，事前由中国处置。（译者按：昆山图书馆有顾亭林手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稿本，至堪宝贵。）

嘉定。嘉定县立图书馆，纷乱散失。

常熟。常熟县立图书馆之藏书，中有瞿氏铁琴铜剑楼之一部分，亦由中国方面搬出。

太仓。太仓县立图书馆，为中国方面放火全烧（？）。231

日本杂志的图书损毁调查，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非常了解中国图书馆藏书数量，因而有“京中接受之图书，共60余万册，不及事变前之半也”之说。二是非常了解中国图书馆的馆藏特色及图书价值。如国民政府内政部图书馆的风俗物产报告等，对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藏书更是了如指掌。三是对中国大小图书馆一网打尽，连嘉定、太仓等县立图书馆也不放过。这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图书馆，特别是江南地区藏书十分熟悉，他们掠夺中国图书，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征诸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转移珍贵文献等情形，发现日本媒体的报道极为准确，也间接证实图书馆界转移珍贵文献的必要性。图书馆界的文化抗争，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地反抗日本文化劫掠的爱国创举。

《会报》转载的关于新闻界对战时图书损毁调查报道远不止上述几例。如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大学时，《大公报》对南开大学的损失进行了详细报道，《申报》等上海新闻界对战时上海的图书损毁也都有报道。本处节选的几例报道，是协会向各会员及图书馆爱好者传达的图书损毁信息。这些转载具有典型性，容易引起协会会员和图书馆爱好者对保存中国文献的共鸣，激发会员对日本文化暴行的公愤，也为日后索赔创造了条件。